1885年1月，尹致昊乘船离开朝鲜，再次到了日本。在日本长崎停留期间，他从美国军官史泰尔（GeneraI Stahl）那里得知史泰尔的朋友林乐知（Young J. Allen）在中国上海传教，不久前还开办了一所叫做中西书院的新式学校，教授西学及英语。尹致昊闻之心动，遂由史泰尔推荐到上海入学。另一方面，尹致昊原本打算去日本或美国留学，但囊中羞涩，于是决定先留学中国，再图后计。1月26日尹致昊抵达上海以后，进入了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中西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中学习。尹致昊到上海后虽然认真学习，但也沉湎酒色，不仅经常狎妓，更是好酒贪杯，据其日记显示，他在1885年到1886年酗酒多达63次，可见他仍保持着两班公子的奢靡习气。

尹致昊来到中国，并不是因为仰慕大清帝国，也不是向往中华文化，而是为了尽可能多的接触西方文明。在林乐知和其它传教士的影响下，尹致昊的思想在上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彻底抛弃了东方儒家思想，对其强烈批判，指出儒学是反进步潮流的“倒退主义”（Go-backism）。同时他又努力学习英语和其它西学课程，热烈追求西方新学问、新思想，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

尹致昊的转变是从批判中国人开始的，尹致昊还在朝鲜时就对清朝干预朝鲜内政十分不满，他在初到上海时给友人的一封信这样写道：

“中国就如同一栋老屋，虽然它曾经有很好的结构，但由于老屋拥有者的漫不经心，现在它的墙面已经脱落，它的栋木也已经腐朽不堪……中国非常像一个盲聋的老人，但他的舌头却很灵活。他的声音非常大，事实上，他还能制造很大噪音来恐吓邻里的孩子（比喻朝鲜）”

他还在日记中记下了对上海和中国人的印象：

“道路上到处放溺，恶臭满城。男女老少，随其等分，爪有长短。假令上等贵人爪长五寸，其次二寸五分，其次一寸五分。常不磨齿，齿屎积至二三寸之厚，色如黄金，开口丑（臭）如狗粪，以多年不洗齿为贵。昼夜工作，似颇勤业，而以其粗陋推之，其惰怠亦可见。人民甚好广张虚势，大尚浮文，俗好噪叫，不顾国体之如何，只求分钱之利。饮食之不精，令人呕吐。外国人轻侮，不啻若狗豚一般，为犹自以为中国人民，目他人为夷狄。噫！甚哉，天何不救此国人民？”

他还说中国人是无耻的、粗鲁的、自高自大的，留下许多类似记录。相反，他对欧美人士的印象相当不错，他在中西书院学习期间，与林乐知结下深厚的友谊，是林乐知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尹致昊努力学习西方文明，在中西书院首年的学习之中，尹致昊致力于学习英语和其它西学课程。由于他的成绩远远超越了其它的中国学生，以至于“支那同学生有猜嫌者，有密讥余看册对题者”，尹致昊因为他的好成绩而深得林乐知及其它教员的赏识。同时由于林乐知和其它传教士的关怀和校内基督教气氛的熏陶，尹致昊逐渐对自己的好色贪杯的生活行为有多次的反省与自责，因而伴随老师在礼拜日上教堂，听基督教的道理。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尹致昊还在1887年初为自己定下一连串戒条，如起寝条、洗手条、禁午睡条、戒酒条、谨戏条、直言条、镇怒条等。1887年4月3日，尹致昊在上海正式受洗，成为朝鲜历史上第一批基督新教信徒。

在中西书院修学的三年中，尹致昊的西化越来越厉害，他从1886年9月开始计划赴美留学。在林乐知的建议下，尹致昊于1888年离开中国，前往美国深造。他进入美国南部的范德比尔特大学留学，学习神学及各种西洋学问。1891年毕业，进入埃默里大学学习。埃默里大学是林乐知的母校，尹致昊在林乐知的斡旋下，在该校五年里学习英语神学，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算术、代数等课程，同时又与该校校长坎德勒（Warren L. Candler）主教保持亲密良好的关系。尹致昊在美国期间，积极参加各种校园活动，完全接受美国价值观，更加坚定了基督教信仰，对传教事业产生浓厚兴趣，并提出了在朝鲜建立教会的计划。在基督教思想、民主主义、科学文明的思想指导下，他对朝鲜的体制感到失望，提出了“力量的正义”和社会进化论的主张。然而尹致昊在种族歧视严重的美国社会中，又开始感到失望，“他觉得自己在美国，尤其是在南方，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因为他是个异族。这种缺乏心灵归属感的情感在他的日记中也有体现”。

1893年11月，尹致昊重返中国上海，在中西书院任教。其间短暂地与金玉均再叙友情，同时暗示他注意安全，然而很快金玉均就在上海被刺杀。1894年3月他与美国南监理会运营的女子学校毕业的中国女子马爱芳恋爱并结婚，生有2男2女。尹致昊在留学中美期间，对朝鲜政府已经绝望，曾说：“我已经不关心朝鲜独立不独立的问题了。只要现政府维持不变，那么一切免谈”。1894年7月，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在日本的武装干涉下，闵妃集团垮台，开化派组成的亲日政府建立，并开始效仿日本实行近代化改革——“甲午更张”。尹致昊的父亲尹雄烈终于获得释放，并于12月出任警务使。他写信给尹致昊，希望他回国为改革效力。于是尹致昊辞去了在中西书院的助教职务，离开中国，于1895年2月13日返回朝鲜。

尹致昊作为开化党一员，最先是一名亲日派。他对中国人印象很差，而对日本人却颇抱好感，认为日本人有礼、好客又干净，曾表示：“如果能随心所欲地选择祖国的话，我会选日本。我不想生活在恶臭弥漫的中国、种族歧视严重的美国或是地狱般的政府统治下的朝鲜。愿上帝保佑日本，这东方的伊甸园、世界的花园！”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尹致昊倾向于日本获胜，希望朝鲜能借此机会摆脱中国的影响，在日本的帮助下实现自强。因此他欣然回国，并被金弘集内阁授予内阁总理大臣秘书官兼内阁参书官，6月被任命为学部协办，7月改任外部协办。回到朝鲜以后，他才发现日本对朝鲜的轻蔑态度和粗暴干涉，开始对日本产生恶感。尤其是1895年10月8日发生乙未事变，日本浪人入宫暗杀了亲俄的闵妃，尹致昊非常震惊于日本的暴行，他虽然反对闵妃的“阴谋诡计和邪恶爱好”（intrigues and evil favorites），但对日本进行强烈谴责，同时对于亲日内阁为虎作伥的行径尤为痛恨。1895年11月，尹致昊和他的父亲尹雄烈参与了李范晋等“贞洞派”（亲俄亲美派）推翻亲日内阁的密谋，但事泄失败，是为“春生门事件”，尹致昊流亡美国公使馆。1896年2月11日，“俄馆播迁”发生，金弘集的亲日内阁垮台，贞洞派组织新政府，尹致昊恢复了官职，并转任学部协办。

1896年4月1日，尹致昊作为通译，随特使闵泳焕前赴俄国，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使命完成后，尹致昊并未立刻归国，而是访问了法国、德国，并于1897年1月回到朝鲜。经过这次旅行，尹致昊进一步坚定了用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改造朝鲜的决心。

当时，开化党人徐载弼从美国回到朝鲜，于1896年4月创办了《独立新闻》，7月组建独立协会。1897年初，尹致昊归国以后，受徐载弼的邀请加入独立协会。但尹致昊最开始对独立协会印象不佳，因为独立协会最开始是被安駉寿、李完用等政府大官控制的，其活动除了建立独立门以外很有限。尹致昊决心将独立协会改造为启迪民智、抨击时弊的爱国政治团体，立志要“在人民中唤起和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尹致昊的想法得到了徐载弼的支持。在尹致昊、徐载弼、李商在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努力下，1897年5月以后，独立协会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从8月29日开始，每周日下午都在独立馆（原慕华馆）举行讨论会，全体会员就某个热点专题进行演说和辩论，最后举行投票，以听众之多数意见来决定是非，这是尹致昊等人引入的欧美式沙龙的成果。随着讨论会的深入进行，尹致昊等独立协会民间人士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独立协会的活动也就日趋激烈。

当时，朝鲜高宗已经将国号改为“大韩帝国”，自称皇帝，俨然有自主之名，而国家的命脉却仍掌握在日俄等列强手中，尹致昊等独立协会人士深感主权丧失之现状，便从1898年初开始上书高宗，反对俄国租借绝影岛及建立“韩俄道胜银行”，声讨亲俄派官僚闵种默等人的卖国举动。与此同时，独立协会于1898年2月27日举行改选，李完用接替安駉寿任独立协会会长，尹致昊等人走上领导岗位，3月11日，尹致昊代理会长。5月，徐载弼在俄国的压力下离开韩国去美国，委托尹致昊接管《独立新闻》，尹致昊欣然应允。8月18日，独立协会开大会声讨李完用在担任外部大臣时的卖国行径，尹致昊当选正式会长。至此，尹致昊成为了独立协会名副其实的领导人。

此后，尹致昊更加积极地投入民权运动中，1898年10月15日，尹致昊要求改革皇帝的咨询机构——中枢院，将其转变为近代议会，又弹劾申箕善等人恢复孥戮刑，要求罢免守旧大臣。10月29日，尹致昊等人组织汉城（今首尔）10000多名市民和朴定阳等十多名政府高官，在钟路召开“万民共同会”（又称官民共同会），尹致昊登台演说，慷慨激昂；与会者各抒己见，商议国是，最终将各种意见归结为“献议六条”，具体鲜明地体现了独立协会外争主权、内护民权的宗旨。高宗颁布“诏敕五条”，表示同意，11月2日又颁布了中枢院新官制，尹致昊成为中枢院副议长，独立协会投票选举出了半数（25名）中枢院议官。独立协会的斗争似乎取得成功。

然而，11月4日发生的匿名书事件却使形势逆转，守旧派诬陷独立协会将选举朴定阳、尹致昊为正、副总统，建立民主共和国，高宗决定立即逮捕尹致昊等独立协会领导人。尹致昊为避免政府的迫害，长期躲藏在美国传教士亚扁薛罗（Appenzeller）家中。政府为笼络他，在11月23日和12月15日两度任命他为汉城府判尹，尹致昊一直疑惧不敢应。而尹致昊的想法也发生变化，他主张停止示威活动，保存实力，与独立协会激进分子和群众分道扬镳，他的领导地位也因此逐渐丧失，独立协会活动的主导权开始掌握在李承晚等激进派手中。1898年12月23日，独立协会的集会被高宗派遣的军队镇压和取缔，独立协会运动以失败告终。独立协会被镇压后，尹致昊“对自己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反思，他承认协会有过一些不明智的行动，但他为自己曾是其成员而自豪”。

尹致昊参与领导的旨在启蒙民众和争取国权的独立协会运动失败以后，独立协会会员或被捕，或亡命，但作为会长的尹致昊反而幸免，在1899年1月7日除授为德源（今朝鲜元山）监理兼德源府尹。尹致昊对皇帝下达的这一命令感到非常痛苦，因为他已经看透了韩国政府的腐败，不愿与其同流合污，而且他被外放后也无法管理徐载弼托付的《独立新闻》。有史料记载，尹致昊之所以得到任命，是因为“致昊之父尹雄烈厚赂于宫中”，而尹致昊“至是得外除，独得脱，故人多唾骂之”。尹致昊陷入挣扎之中，他向高宗皇帝请求出国，但高宗皇帝坚持要他去元山做官，并令他走海路；同时在父母的压力和外国友人的劝告下，尹致昊于3月5日抵达元山赴任，重启他的从政生涯。

尹致昊在元山做了1年多府尹以后，又于1900年6月25日调任三和（今朝鲜南浦）监理兼三和府尹。1901年7月24日再度被任命为德源监理兼德源府尹。1903年4月降职为天安郡守，1904年2月任务安监理。1904年3月12日被调回中央，升任外部协办，结束了他5年之久的地方官任期。1904年8月20日署理外部大臣。1904年8月22日，尹致昊代表大韩帝国政府与日本驻韩公使林权助签订了《外国人佣聘协定》，又称“第一次日韩协约”或“日韩新协约”。在这个条约中，规定韩国政府必须以日本人为财政顾问，日本政府推荐的其他外国人为外交顾问，财政和外交的一切事项务必按照顾问意见办理，同时与与外国缔约等外交事务必须与日本政府商议。这是一个在日本强迫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对韩国的主权造成极大损害。尹致昊尽管有所不快，但是“在内心中相信这样一份协定对于韩国和日本都是无损的”。

1905年5月25日，外部协办尹致昊被授予勋三等八卦章，7月14日受高宗皇帝之命与闵丙奭等人访问日本。9月，他又从日本出发，亲赴夏威夷考察当地韩国劳工情况。因为缺少旅费而于11月初归国。此时韩国已陷入沦亡的边缘，日本已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自此独占朝鲜半岛，并在1905年11月17日强迫韩国签订《日韩保护协约》（乙巳条约），将韩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尹致昊对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极为反对，条约签订时他对外交顾问美国人斯蒂芬说：“条约签订后日本会罢黜那些它利用过的卑鄙家伙吗？它会惩罚那些欺负韩国的日本人吗？它会在与韩国的交往中变得公正善良吗？它说它会，但我们不相信它。日本对韩国做过什么好事还有待观察，而他对韩国做的坏事却是实实在在的。因此无论谁签订这个条约都只会是为日本毫无价值的承诺而出卖国家。没有哪个正常人会这么做。”乙巳保护条约签订后，他又在1905年12月1日上疏高宗皇帝，痛陈时弊，并请求高宗“放出偾误之徒，以慰舆情；招延公正之人，亟图治安。停土木之役，屏巫卜之妖。宫房之私帑，严惩诛求；妇寺之干嘱，勿使前进。”由于对国势已彻底失望，尹致昊在不久后就辞去了官职，重新投身教育和启蒙事业。

1906年4月，尹致昊与张志渊、尹孝定等知名人士组织了“大韩自强会”，尹致昊出任会长。该会标榜扩大教育、开发产业，促使国民自立自强，并效仿原独立协会展开讨论会。5月又一次去日本，任留学生监督，10月解职。1907年8月，大韩自强会因带头游行示威，反对被高宗皇帝被日本逼迫退位而被韩国统监府下令取缔。同年尹致昊与安昌浩、梁起铎、李东辉、金九等人组建了“新民会”，尹致昊任会长，安昌浩为副会长，随后又做了安昌浩在平壤创立的大成中学校长。尹致昊此时已成为朝鲜爱国文化启蒙运动的活跃分子。

尹致昊在投身政治和教育事业的同时，也没有忘却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和传教事业。1903年，他和李商在等人参与发起“皇城基督教青年会”，任理事；1905年任副会长，这个组织延续至今，是现今韩国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前身。1907年春，尹致昊还代表韩国参加了在中国上海举办的世界基督教青年会议。1908年，尹致昊还创办了基督教监理会在韩国开城松岳山的实业学校——韩英书院，并就任院长兼理事长。韩英书院可以说是尹致昊模仿恩师林乐知的中西书院而建立的，该书院强调“敬天爱人”的基督教信条，将“实事求是”和“实业教育”作为该校办学的基本理念。尹致昊还亲自为韩英书院编写了《英语文法捷径》的教材。

1910年初，尹致昊前往美国考察基督教会。同年8月22日，日本强迫大韩帝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至此韩国灭亡，朝鲜半岛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尹致昊当时在美国，得知消息后对国家灭亡非常愤慨。归国后，他拒绝与日本合作及朝鲜总督府的邀请，隐居在开城。1911年初，发生了谋杀日本总督寺内正毅的事件，尹致昊被指控为幕后凶手而被逮捕，与之同时被捕的有105人，史称“105人事件”。不仅尹致昊卷入了这次事件，整个朝鲜基督教会也被株连，遭到日本的镇压。尹致昊于1912年10月18日宣布判处10年有期徒刑。

日本人在镇压尹致昊以后采取怀柔政策，1911年9月22日，接受日本男爵爵位的尹雄烈去世后，日本命尹致昊承袭爵位，并特别指示优待在狱中的尹致昊。1913年又改判6年有期徒刑。关于狱中生活，尹致昊讳莫如深，几乎没留下任何记录。1915年2月13日，由于日本大正天皇即位式举行，尹致昊等105人获得特赦。尹致昊出狱以后，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在出狱后不久对官媒《每日申报》表示先前一切都是误会，并说：“以后我将与日本维新士绅交际，参加对日鲜民族的幸福和日鲜两民族的同化计划”。1915年5月20日《每日申报》刊登了一则名为“尹致昊五十而觉”的消息，报道了尹致昊的一次演讲，尹致昊又强调：“我朝鲜民族惟有信靠日本，必须必须极尽努力，最终达到彼我间的区别消失为止……我甚愿为日鲜民族的幸福或在促进日鲜民族的同化这些方面尽心尽力、鞠躬尽瘁。”从此以后，尹致昊就开始与日本合作。

尹致昊晚年一直从事教育和宗教事业，他出任朝鲜基督教青年会会长，又担任延世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等学校的理事和松都高等普通学校（由韩英书院1917年改名）和延禧专门学校的校长。1919年3月1日，朝鲜爆发了反抗日本的“三一运动”，孙秉熙等朝鲜民族代表寄希望于巴黎和会及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并请求尹致昊参与这次运动，争取民族独立，但遭到尹致昊的拒绝。尹致昊列出了3个反对理由：1、朝鲜问题不可能出现在巴黎和会的议题中。2、没有任何欧美列强会为朝鲜独立而冒着与日本开战的风险。3、当一个弱小民族受制于强大民族时，对于弱小民族来说最佳的策略就是赢得强大民族的好感。其后刚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邀请他来中国上海，参加独立运动，也遭到拒绝。

在日本殖民时期，尹致昊提出了所谓“实力养成论”，主张借助日本力量大兴实业和教育以提高朝鲜民族的实力，这种论调的初衷是为了恢复国家主权，但尹致昊在实践过程中却逐渐偏向亲日，导致他彻底成为日本殖民政策的工具。1920年代以后，尹致昊参与了矫风会、朝鲜体育会、朝鲜人产业大会、启明俱乐部等一连串亲日团体。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尹致昊响应日本政府号召，积极为日本的“战时体制”服务，进行各种亲日的演说和祈祷，并为日本军工业捐款。1938年，尹致昊出任国民精神总动员朝鲜联盟常务理事。1940年，尹致昊响应日本殖民当局“创氏改名”运动，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伊东致昊（いとう ちこう）。

随后，尹致昊改变了不参与政治的教育和宗教人士形象，正式接受日本的官职，于1941年5月出任朝鲜总督府中枢院顾问。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朝鲜组织了最大的亲日团体——朝鲜临战报国团，尹致昊担任该团体的顾问。其间他不断以撰文、演说、座谈、祈祷等形式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祈祷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的胜利，鼓励朝鲜人参与日本侵略军队。尹致昊在与日本合作之路上已渐行渐远，他的晚节最终没有保存下来，成了彻头彻尾的亲日派。

1945年2月，尹致昊被选为日本贵族院朝鲜敕选议员，获得很高的地位。但此时的日本已经在盟军的打击下节节败退，即将陷入崩溃的绝境，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朝鲜半岛随之获得解放。作为日本殖民时代头面人物的尹致昊在光复以后不断遭到朝鲜人的攻击，甚至于走在路上都有人丢石头。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回南朝鲜以后，也将亲日派清算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尹致昊不堪忍受羞辱，为此专门在1945年10月20日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章为自己辩解，名为《一位老者的沉思》（An Old-man's Ruminations），文章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中，尹致昊谈了他的政治观点。他认为朝鲜前需要的是家长制统治而非民主政治，因为后者的条件尚未具备。同时，他也表达了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第二部分中，他着重论述了那些曾为日本殖民当局服务的人应当受到公正的待遇，同时批评那些自我吹嘘是“救国功臣”的做法。他认为，朝鲜过去受到日本控制，人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所以没有理由对这些人进行指责。他也强调那些曾在日本殖民当局中做事的人在朝鲜新政府中将会发挥新作用。11月上海临时政府的主要人士回国，尹致昊几次拜访金奎植，寻求赦免支持，并通过从弟李承晚的秘书尹致映交渉。

1945年12月9日上午9时左右，尹致昊亲日派谴责大会后病情恶化，最后因脑溢血在京畿道开城府松都面高丽町而去世，享年80岁。一说他是因为不愿接受南朝鲜当局对他作为亲日派的指控和审判而自杀的。尹致昊的一生贯穿了整个朝鲜近代史，他的去世，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谢幕，而他本人也足以象征那个痛苦、彷徨、扭曲的岁月。

尹致昊的父亲是尹雄烈（1840年—1911年），母亲是全州李氏（1844年—1936年）。

尹致昊先后娶了3个妻子，他的原配夫人是1879年迎娶的晋州姜氏（1868年—1886年），属于传统的包办婚姻。1894年，尹致昊在中国上海娶了中国苏州人马爱芳（1871年—1905年）为妻，这是当时东亚传统社会鲜有的自由恋爱结婚。马爱芳也是基督教徒，为其生了3子2女。1905年2月在汉城去世。

1907年，在母亲的劝告下，时年42岁的尹致昊又娶了第三任妻子、出身南浦白氏的白梅丽（1890年—1943年），他们二人年龄相差达25岁。白梅丽为其生了3子7女。

此外，他还有两个妾，一个叫白嬢（一名贞洞嬢，1884年纳于尹致昊在贞洞的住所），另一位姓名不详，在上海滞留期间改嫁他人。

尹致昊共有6子9女。儿子为：尹永善（1896年—1988年）；尹凤成（夭折）；尹光善（1898年—？，朝鲜战争间失踪）；尹璋善（1920年—2005年）；尹琦善（1921年—）；尹珽善（1928年—2008年）。

女儿为：尹凤姬（1894年—？）；尹龙姬（1903年—？）；尹文姬（1907年—？）；尹武姬（1912年—1914年）；尹恩姬（1917年—）；尹明姬（1918年—？）；尹宝姬（1923年—）；尹英姬（1926年—）；尹贞姬。

尹致昊是大韩民国第四届总统（第二共和国）尹潽善的叔父，又是韩国著名政治人物尹致映的从兄。

尹致昊留下的著作有《尹致昊日记》、《尹致昊书翰集》、《英语文法捷径》、《幼学字聚》、《可笑之声（우스운 소리）》等，还有多篇文章发表在《独立新闻》、《每日申报》上。《尹致昊日记》和《尹致昊书翰集》是研究尹致昊生平和思想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是记录朝鲜近代史的重要史料之一，具有非常高的价值。《尹致昊日记》自1883年1月1日开始，一直写到1943年。其中尹致昊在1883年1月1日到1887年11月24日用汉文撰写，1887年11月24日到1889年12月6日用韩文，1889年12月7日以后就一直用英文写日记。《尹致昊书翰集》则收录了尹致昊在1910年以前的书信和公函，包括65通私信和87通公函（公函时间仅限于1883年到1884年），书信主要是写给林乐知和坎德乐两位尹致昊的校长和恩师的，同时附录了尹致昊在1945年所写的文章《一位老者的沉思》。1968年和1971年，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先后将《尹致昊日记》和《尹致昊书翰集》作为“韩国史料丛书”系列之十九和二十刊行于世。然而，由于某些原因，1906年以后的《尹致昊日记》部分内容至今尚未公开，导致人们对他晚年生活和思想的了解有限，成为一大缺憾。

除了著书以外，尹致昊还曾将《伊索寓言》、《格列佛游记》、《赞美歌》（歌曲赞颂集，1913）等西方童话和诗歌翻译为韩文。

尹致昊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早年是开化党的重要人物之一，中年领导独立协会运动，倡导自由民权和法治思想，而后又是朝鲜爱国文化启蒙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有力推动了朝鲜近代教育启蒙事业，是朝鲜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先驱。作为基督教信仰者，他也为普世价值在朝鲜的传播作出贡献。然而最终采取与日本合作的态度，背离本民族的利益，晚节不保。总之，他是一个非常复杂且争议很大的历史人物。

21世纪以后，韩国开始大规模清算历史上的亲日派，尹致昊自然不会例外。他被定性为亲日反民族行为者。2002年韩国政府发布的亲日派708人名单、2008年民族问题研究所发表的《亲日人名辞典》及2009年公布的亲日反民族行为704人名单中，都有尹致昊列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