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语言哲学》（北京：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翻译教学：理论与实务》（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翻译基础》刘宓庆、胡卫平、赵卫：（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翻译美学理论》刘宓庆，章艳：（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之一：《文体与翻译》（2007．03）

该书共七个单元，选取了新闻报刊、论述、公文、描述及叙述、科技和应用等文体进行了英汉翻译的探讨。其中，作者指出了各个文体所包含的范畴、文体特点以及汉译要点。除了第七个单元主要是论述理论之外，其他所有六个单元都有专门的翻译方法论的探讨。该书摆脱了“以实践代替一切”、“为实践而实践”的偏向，开创了重理论带实践的探索之路，并初步形成了英汉翻译应用研究的大体的教学框架，是一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翻译著作，对提高我国高校翻译教学水平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对普及翻译知识和技能，提高翻译工作者的翻译水平和译作质量也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之二：《英汉翻译技能指引》（2006．07）

该书分八部分：第一部分“立志做个翻译大师”分析了我国翻译大师的特点，第二部分“怎样自学翻译”提出了翻译可以自学以及自学的途径，第三部分“用欣畅的汉语翻译外文——兼论翻译审美”提出了做到用“欣畅”的汉语翻译的三个原则，第四部分“译文操控的理论与实践”指出翻译培训（或自学）的中后期必须学会如何操控译文，第五部分“启发性点评练习”指出了目前我国翻译质量存在问题的原因，并对一些实例做出了点评，第六部分“英汉翻译顺译练习”进一步阐发了作者翻译研究方法论的思想，指出顺译就是“顺着原文的语序翻译”，第七部分“英汉翻译分项单句练习”和第八部分“文体篇章练习”为大量的有针对性的翻译练习。该书实用性极强，是一本学翻译的必读书。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之三：《新编当代翻译理论》（2005．11）

该书是一本适于通用的翻译理论引论，更多着眼于翻译的共性，同时也提纲挈领地触及中国翻译理论的特性。该书由其前身《当代翻译理论》改写儿成，着重加强了在作者看来属于当代翻译中最重要的几个问题：一、文化战略考量：当代中国最基本的翻译思想；二、翻译学意义理论的核心：把握“交流中的意义”；三、翻译理解理论要旨；四、作为重要的中国译论特色之一的翻译美学；五、中国翻译理论对策论核心思想：“功能带偿”；六、译文操控的取向理论；七、翻译学宏观架构和整体性整合研究的重要意义。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之四：《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2006．04）

该书以汉语为本位的，遵循“本位观照、外位参照”的原则，采取“相对可比”的态度，研究非常系统、描写非常细致。第一章探讨汉英对比研究方法论与翻译问题，第二章为汉英语法特征比较，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探讨了汉英主语、谓语和宾语之间的差异以及进行双语转换的问题。第六章是汉英短语比较。第七章对汉英句子基本特征、现代汉语基本句型进行了分析，并参照汉语句型探讨了汉英句型的对应问题。第八章是汉英语段比较，探讨汉译英中的句子组织问题。第九章语序问题；第十章被动语态。第十一章汉英时、体差异，解决翻译的时体转换问题。第十二章探讨汉英“虚拟”表示法差异。第十三章为汉英表现法比较。第十四章、第十五章为汉英词的比较与翻译，从词语结构与语义的关系来分析。第十六章为汉英思维方式比较，重点考察了支配表现法的深层因素：思维方式、思维特征和思维风格。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之五：《翻译美学导论》（修订本）（2005．08）

该书大力阐述了中华文化（侧重论述中译英）和中国美学思想。作者认为，美学对翻译理论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美学对中国翻译理论具有特殊的意义。而翻译与美学的联姻是中国翻译理论的重要特色之一。在中国人的语言观中，语言功能与审美判断是密不可分的，在这一点上有别于西方。该书的宗旨在于让学者知道：汉语是一种很感性的语言：感性强调经验、强调经验提升，学一些不着边际的理论是没有用的。是一本好的翻译美学教材或参考书。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之六：《翻译与语言哲学》（修订本）（2007．03）

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科学地根据西方语言哲学意义观对翻译意义理论等重要翻译课题的研究专著。作者从译学的本位出发借鉴西方语言哲学研究翻译，对西方语言哲学进行了细致地考察的基础上，探讨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方法论、翻译理论的哲学视角、翻译的价值论等问题，其中重点审视了翻译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翻译的意义理论、翻译思维、语言价值观和翻译以及翻译批评等问题，构建了翻译学的意义理论框架，提出了“本位观照，外位参照”的翻译研究指导准则、新的翻译观、翻译批评的基本原则以及翻译研究科学化的具体任务。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之七：《文化翻译论纲》（修订本）（2007．03）

文化翻译是刘宓庆翻译思想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属于其翻译学构架中价值论的研究范畴。作者对文化翻译系统和科学的探讨还表现在：宏观上，探讨了文化翻译理论的四大课题：语义的文化诠释、文本的文化解读、文化翻译表现论、翻译与文化心理探索等；微观上，对文化意义进行了层次性的分级，结合语言对语言文化异质性进行了探源，探讨了文化意义的获得形式。该书共分八章，包括翻译学视角中的文化、语言中的文化信息、文化翻译观念探新、文化与意义、语义的文化诠释、文本的文化解读、翻译与文化心理探索、文化翻译的表现论。该书的一独特之处作者对文化翻译研究的探讨有着深刻的哲学基础。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之八：《翻译教学：理论与实务》（2007．03）

该书不论从宏观上还是从微观上都始终贯彻了辩证法的思想。第一章“翻译与翻译教学”提出了翻译教学的基本原则、翻译教学思想、翻译教学的任务；第二章“翻译实务教学”从“作为基本功训练组成部分的翻译教学”和“作为专业技能训练的翻译教学”的两个方面论述了这两个方面翻译教学的途径和方法；第三章“翻译理论教学：初级阶段”提出了翻译理论教学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课题；第四章“翻译理论教学：中级阶段”提出了翻译学学科架构，并对文化翻译和翻译与审美进行了探讨；第五章“翻译理论教学：高级阶段”则从传统译论、释义学、符号学、传播学的角度对翻译理论教学进行了阐述。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之九：《口笔译理论研究》（2006．01）

该书的口译理论其建构和拓展主要借助于维根斯坦的语言观（即“语言游戏”论）和理论思想，以及语用学、传播学、符号学和认知科学的新发展，着眼于强化口译跨语言文化的社会传播功能。该书按照“特征描写—机制描写—实施描写—效果描写”的程序模式展开对口译理论的探讨，集中于话语结构、话语意义、话语效果和话语机制四个核心问题，采取了一种有合有分的叙述、阐发方式。该书为翻译研究，特别是口译研究开拓了新路，即翻译研究的多维化、整体化格局，正如作者写的：“20世纪的科技发展使人们看到了前所未有广阔视野。研究的跨学科性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尤其是翻译学这类综合性极强的学科，我们必须十分关注以整体观来对它加以关照，不放过任何一个学科视角对它的审视。开放性应是21世纪翻译研究的重要特色。”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之十：《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2005．11）

该书共分14章，第1章为“从不要误会严复谈起——兼论翻译思想研究”，第2章为“论中国翻译传统”，第3章为“论中国翻译理论的特色”，第4、5、6章为“翻译学呼唤新的传统观：翻译学与墨家思想；反思·超越·重构：“还形式以生命”，第7章为“西方当代译论的三个源头”，第8章为“西方当代翻译思想及流派述略”，第9章为“论西方当代译论的局限性”，第10章为“维根斯坦的意义观与翻译研究”，第11章为“翻译是一种‘语言游戏’”，第12章为“本杰明(本雅明)翻译观试析”，第13章为“论翻译的原创性”，第14章为“翻译是对原语的超越”。对中西翻译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之十一：《刘宓庆翻译散论》（王建国编，2006．07）

该书包括刘宓庆先生未发表过、最新的论文和各个时期一些学者对刘宓庆先生的翻译思想有较为相关论述的论文。书中作者回顾了他的四十年学术人生，其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对传统的研究，即80年代以前，强调传统译论，对文本重视不够。第二阶段，80年代以后主要关注文本研究，但是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取向；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研究维根斯坦，开始了以功能主义为取向的译学研究。第三阶段，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以功能主义为主兼顾结构主义的综合取向。这个时期的思想发展突出表现在：意义观的大改进，形式观的大改进和对策论核心思想的推进。

刘宓庆先生在《翻译论著全集》中探讨了现当代译学几乎所有的理论问题，其中有些著作更是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的扛鼎之作。刘宓庆前期的学说建立在传统译论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后期的理论观以维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导向，具有超前性，在国际上很受学术界的重视。可以说，他的翻译理论提高了我国的译论在世界上的地位，因为即便在翻译研究极发达的西方也几乎没有人构建出如此完整、如此合乎逻辑的理论体系。

传统译论

刘宓庆的理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继承与发扬；开拓与创新。他非常珍视我国的传统译论，将其视为瑰宝。他在《当代翻译理论·前言》中指出：“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历史悠久，如果从最初的佛经译论（公元148年始）算起，至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这期间，出现了许多杰出的译论家，他们的主张和论述，大抵出于自己的力行心得，因而言微旨奥，论断精深，予后世极深的影响，其中如玄奘（600—664）与严复（1853—1921）的翻译思想和对策性主张，至今仍有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历史意义。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是中国和世界文化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视若珍宝，矢志于阐发和开拓性继承。”

刘宓庆认为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有伟大的历史功绩，它在指导我国翻译事业中起了巨大而深远的历史作用。但它也有自身的短处和局限性。对于传统译论的不足之处，刘宓庆在《新编当代翻译理论》中做了总结和归纳：

第一，传统译论在认识论上有问题，因而范畴研究十分薄弱，使翻译理论探讨带有明显的封闭性，千余年中甚少开拓。究其根由，受封闭性观念影响很深。翻译是一门综合性、跨学科性很强的科学和艺术，翻译学属于经验科学，如果不突破封闭性观念局限，使学科有一个科学定位，其发展研究势必备受束缚。因此我们首先要面对一个观念更新的问题：必须将翻译学视为一门开放性、综合性、跨学科性很强的科学和艺术，力求在这个新观念指导下，构筑翻译学的科学构架。

第二，传统翻译基本理论命题有限，对策性较弱。古典译论家中不乏精言宏论，但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基本理论体系。这一点，毋庸争议，当然是受历史局限的影响，特别是受语言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因此，要建立和发展翻译学，我们必须首先致力于现代翻译基本理论的研究，在扎实的基础研究的基础上推出中国自己的基本理论模式，作为现代翻译学学科构架的主轴或基础。我们必须矢志于这一项“系统工程”的奠基及开拓工作，将中国的译论整合到世界现代译论之中。

第三，传统译论的研究方法必须革新。传统翻译理论在方法论上有以下薄弱点：首先，古典和

近代译论家通常囿于传统文艺评论特别是传统文艺美学的方法论影响，注重宏观描述，强调主体的迁移性“了悟”或“悟性”过程；而在微观剖析上对客体（译作及翻译过程）缺乏科学的、系统的形式论证方法。传统翻译理论在微观分析中缺乏系统科学的严密性，对许多价值概念都未确立系统科学的、始终一贯的范畴界说和符合现代逻辑学的定界分析，模糊性、印象性太强，内涵流变，难免见智见仁，而且往往流于空泛。由于缺乏科学的形式论证，因此，译论界常常陷于诠释性争论中；由于概念流变莫衷一是，论者、译者皆无所适从，致使议论缺乏对策性及理论应有的实践意义。

刘宓庆针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缺失，吸取了西方译论的长处，构建了一套新的理论框架，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翻译理论的职能和基本原则；翻译学的性质及学科架构；翻译理论的基本模式；翻译的意义理论和理解理论；翻译过程解析——语际转换的基本作用机制及译文操控理论（见《英汉翻译技能指引》，2006）；翻译思维；可译性理论探索；翻译（包括笔译和口译）的方法论理论探讨（见《口笔译理论研究》，2005）；翻译美学；翻译的风格论等等。

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方向

刘宓庆认为中国的翻译理论必须置于世界的大格局中求生存、谋发展，同时应该具有自己的特色。为建立一个这样的翻译理论体系，他提出必须恪守以下几条原则作为自己的发展方略：

一、注重中国译论的文化战略考量。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翻译界的文化战略考量以民族忧患意识为特色，20世纪中期以后则以民族复兴意识为特色，中国翻译界大量翻译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欧洲先进思想的经典著作和以哈代、狄更斯为代表的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著作。这个近代中国翻译史上鼎盛的繁荣期饱含着久经酝酿的中华民族的复兴意识，这种强烈的民族复兴意识正是20世纪最后20多年中国译论发展的思想动力。民族文化复兴的使命是中国现代和当代翻译的开拓性创新研究的力量之源。

二、强调“重描写、重意义、重功能”的基本理论取向。所谓“重描写”就是重现象观察、重事实呈现；重个性、重差异；重规范的适应性分析和操作的可行性分析，避免开列限制性规则。从整体上说，描写性理论是翻译理论的最基本的特征。所谓“重意义”，指的是重整体上的语义内容，而不仅仅是个别词句的意义。这是一层意思，另一层意思是重交流中的意义，建立功能主义的动态的意义观，即强调翻译要把握词语使用中的意义，而不是静态的、与语境脱离的孤立状态中的词语意义。汉语重意念，倾向于将语法功能意念化，因此中国的译论必须重意义而不执着于形式。而所谓的“重功能”指的是“重代偿功能”，即注重以功能来弥补、补足可译性上的缺失。这里所说的“代偿”当然不止于上面所说的意义问题，而是涉及到中国翻译理论整体性建构的基本原则。理论的功能观指从功能的视角关注：（1）语言交流，即语言的实际使用；（2）语言发展，包括历时的变异和共时的变异，研究汉语的人文历史背景和发展沿革，并研究汉语的人文流通环境及语言接触；（3）语言的外部关系，包括语言与信息理论的关系、语言与认知科学的关系，以及语言与哲学、美学的关系，等等。

三、注重整体性整合研究。翻译学具有广泛的综合性、多维性，因此翻译学的理论体系构建要求一个学科矩阵为之提供理论思想和方法上的支持。对中国翻译学而言，语言学（语言哲学）、美学、认识科学、传播学、文化学都是这个学科矩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毫无疑问，我们需要有“一盘棋”式的整体性整合研究才能使中国翻译学具有充分的科学性。

刘宓庆是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学者，强调中国人必须爱自己的祖国，爱祖国的文化。他在《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一书中写道：“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存在一个不灭的‘集体无意识’王国，一个擦不掉的文化胎记。……中国人从胎儿时期起血脉里就渗透着数以亿计的同胞代代相传的意志基因；从母体隆生以后又被放在一个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和五千年历史文化时空坐标上。这是最根本的中国人的文化自我，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中那枝不谢的花。”（见“翻译十答”，《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

刘宓庆认为“文化自我”有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决定一个人的价值观，而价值观又必然浸透在他（她）的思想感情中。价值观是一个系统，包括道德的、伦理的、宗教的、政治的、审美的，等等。它们的共性是“文化性”，因为一个人的个性总是在特定的人文环境中造就的。因此，“文化自我”决定一个人的文化价值观，这就与翻译、与翻译研究有了很密切的关系。从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翻译学要不要有“中国特色”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价值观取向问题。中国人应该构建具有自己文化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西方先进的东西，应该学习和吸收，但中国的翻译理论必须以中国的文化为核心。

翻译理论流派

2006年，刘宓庆在《流派初探》（《中国外语》，2006年第六期）一文中总结了20世纪后20多年迄于今的中国翻译实务和理论研究的成绩，提出了中国功能主义翻译流派的概念。他论证说：

从历史发展沿革、理论支持和理论依据以及实务表现的特征和规模来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宣布中国功能主义翻译流派的诞生及其积极作用，这个流派的基本主张和理论原则纲要如下：

第一， 坚持翻译的文化战略观，将翻译定位为兴邦振国和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不可或缺的战略武器；这不是口号而应该是我们的行为准则；

第二， 注重翻译基础研究和整体性整合研究，这是一个命题的两个方面，但以基础研究为第一位，以整体性整合研究为第二位，二者相济相融、相辅相成；

第三， 翻译基础研究中的主体是基础理论的发展研究，指汉外互译的意义理论、理解理论（文本理论）以及交流中的话语传播和表现理论等等；在翻译实务中强调“把握交流中的意义”；

第四， 注重汉外（不是外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树立“本位关照、外位参照”的原则，不能主次不分或主次颠倒；

第五， 必须发展翻译美学，使翻译美学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的组成部分；以欣畅的汉语作为主体的行为风格特征；

第六， 中国翻译理论的对策论核心思想是“代偿”而不是“对应”。前者关注“以交流中的意义为核心”的语言功能的充分发挥，后者关注的则是语法形态（特别是句法结构）的两相（原语与译语）对应；

第七， 具有与时俱进的世界观、全局观，学习、借鉴外国实务和理论的优长，积极进行互动交流。

以上各点构成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的重要特色，也是中国功能主义学派的重要特色。这个学派前承上千年中国译论及国学之精粹，与时俱进，吸收了语言学及当代新兴科学之精华，以发展中国翻译学为己任，组成了一个成员以千计，以万计并遍及华夏的战斗方阵，以兴邦振国及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为奋斗目标，正在埋头苦干地工作。

刘宓庆对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前景作了全面的设想和规划。他所强调的是全局性和整体性，把中国翻译理论的全部“家底”放在一个棋盘上布阵，运筹帷幄。当然，他的策略是经过缜密思考之后才提出来的，凝聚着他多年的心血，应该说是成熟的、实用的，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刘宓庆倾几十年之功研究翻译理论，并非看重于个人成就，而将中国译论整个装在胸中加以考虑，视中国译论的发展为民族复兴的标志之一。他做学问讲究质量，从不出“苟且”之作，所以他的每部著作都具有很强的科学性、逻辑性，在教学、研究等实务翻译理论的阐述上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他的研究为我国广大翻译理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模式及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