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备齐武帝时代的宿将、豫州刺史崔慧景，萧鸾起用萧衍为宁朔将军，镇守寿春。萧衍对崔慧景恩威并施，使其安心效力。

隆昌元年（494年），萧衍又被任为中书侍郎，后迁太子庶子、给事黄门侍郎，“入直殿省”。萧鸾废杀萧昭业后，拥立新安郡王萧昭文即位，自己掌握朝政大权。三个月之后，萧鸾废萧昭文，自立为帝。萧鸾登基后，萧衍因在此年的两次政变中跟随中领军萧谌参与“定策”（拥立萧鸾）之功，被封为建阳县男，食邑三百户。自此萧衍的地位日益显赫。但他本人在后来对这段经历讳莫如深，不愿他人提及自己自己是萧鸾登基的“佐命”功臣之事。

建武二年（495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率领三十万军队亲自进攻南齐，沿淮河向东攻打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萧鸾先派左卫将军崔慧景、宁朔将军裴叔业领兵迎战。听到魏军分兵攻打义阳后，又派遣萧衍和平北将军王广之领兵救援。王广之领兵进到离义阳百里之外时，听说魏军人强马壮，于是畏缩不前。萧衍则请求充当先锋，和魏军交战。王广之于是派部分军队归萧衍指挥，进兵义阳。萧衍领军连夜抄小路赶到了距离魏军营地只有几里地的贤首山，然后命士兵将旗帜插遍满山。天亮后，义阳城中的齐军看到此景，以为重兵已经赶来解围，于是士气大增，马上整军出城攻击魏军，同时顺风放火。萧衍也亲自领军夹击，摇旗擂鼓助威，齐军士气高昂，个个奋勇杀敌。魏军在齐军前后夹击下，只好突围退却。齐军最终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

战后，萧衍被任命右将军晋安王萧宝义的司马、淮陵郡太守，随后入朝任太子中庶子，领羽林监。不久后出镇石头城。

建武四年（497年）秋，北魏军再次南下，接连攻下了新野、南阳，前锋直逼雍州（今湖北襄阳）。萧鸾马上派萧衍出兵援救雍州，于十月抵达襄阳。随后萧鸾又派崔慧景总督诸军，萧衍及雍州刺史曹虎等受其节度。

建武五年（498年）三月，萧衍和崔慧景领兵与魏军作战，在雍州西北的邓城被数万魏军包围。萧衍知道城中粮草和枪械缺乏，就对崔慧景说：“我们远道征战，本来就很疲惫，需要休整，如今又遇强敌围困。如果军中知道粮草缺乏的实情，肯定会发生兵变。为防万一，我们还是趁敌人立足未稳，鼓舞士气杀出重围为上策。”崔慧景虽然心中忧虑胆怯，却强作镇静道：“北军都喜欢游动作战，他们不会夜里攻城的，不久自然会退兵的。”没想到魏军越来越多，没有退却的迹象。原来还表现得很镇静的崔慧景这时露出了胆怯的原形，没有和萧衍商议，就私自带着自己的部曲逃走，其余各部也纷纷逃散。萧衍无法控制局面，只好边战边退，一直退到樊城才站稳脚跟。

邓城战败后，萧鸾未责怪萧衍，而是让他主持雍州的防务，接替曹虎任雍州刺史。从此萧衍就有了一块固定的根据地，这为他势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他日后争夺政权的资本。

建武五年（498年）七月，在位仅五年的萧鸾病逝，由其子萧宝卷（即东昏侯）即位。萧宝卷为人暴虐，即位后诛戮重臣，收回朝权，又“委任厮小”，致使内部动乱频繁，“方镇各怀异计”。

永元二年（500年）冬，萧衍听闻萧懿被萧宝卷杀害的消息，于是召见中兵参军吕僧珍、长史王茂、别驾柳庆远、功曹史吉士瞻等幕僚，开始制定起兵攻讨萧宝卷的计划。众人非常赞同，萧衍于是大力招兵，准备和萧宝卷决战，很快招募到甲士千人，马一千匹，战船三千艘（《南史·梁本纪》作“铁马五千匹，甲士三万人”）。适逢行荆州府事的宗室萧颖胄诱杀萧宝卷派来征讨萧衍的巴西太守刘山阳，拥立南康王萧宝融举兵。萧衍拒绝部下劝己称帝的建议，与萧颖胄联合，自己在沔南立新野郡，以壮大势力。

永元三年（501年）二月，南康王自称相国，建西台，任命萧衍为征东将军。同月，萧衍出兵襄阳，移檄建邺，耀武扬威。抵达竟陵郡后，命王茂与竟陵太守曹景宗大败忠于萧宝卷的郢州（治今湖北武昌）刺史张冲，并筑汉口城以困厄郢、鲁二城。三月，萧宝融在江陵即位，即齐和帝。和帝升授萧衍为尚书左仆射，加征东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假黄钺。四月，萧衍出兵沔水，命王茂及西台将领萧颖达等围困郢城。五月，萧衍移驻汉南。七月，王茂等部率水师突袭加湖，大破萧宝卷所派的宁朔将军吴子阳、光子衿等十三部援军。郢、鲁守军被困日久，见援兵已败，遂相继投降。其中郢城因流疾横行，使城中“将佐文武男女口十余万人”竟死亡十之七八。等到城门打开后，萧衍对幸存的军民均一体抚恤。八月，萧衍继续进军江州，命部将邓元起先率部至寻阳，威慑意图首鼠两端的江州刺史陈伯之投诚。九月，和帝因萧衍“平定东夏”，于是允许他“便宜从事”。萧衍麾师沿长江而下，前锋自芜湖、姑孰直抵江宁。随后，曹景宗等大破征虏将军李居士，生擒新亭城主江道林，诸将从各处包围建康城，建康士民纷纷响应。十月，萧宝卷又派征虏将军王珍国率精兵十余万列阵于朱雀航南大路，王茂、曹景宗等以掎角之势大破其部，彻底摧毁了萧宝卷的主力。建康的新亭垒、东府城、石头城、白下垒驻军或投降或崩溃。壬午日，萧衍坐镇石头，指挥众军围攻建康宫城。同时，他派人招降京口、广陵、瓜步、破墩等地守将，分别以诸弟接替镇守。十二月丙寅日夜，王珍国等谋杀萧宝卷，将其首级送交萧衍。次日，萧衍派人封存府库图籍，然后入城。

萧衍掌权后，下令处死萧宝卷宠妃潘玉奴及其宠臣共四十一人，并授意宣德太后王宝明褫夺萧宝卷的帝号，进拜自己为中书监、大司马、录尚书、骠骑大将军、都督、扬州刺史，封爵建安郡公，食邑一万户，赐班剑四十人，其余“黄钺、侍中、征讨诸军事并如故”。百官按照东晋武陵王司马遵承制行事时的旧例，要向萧衍致敬。永元三年（501年）十二月己卯日，萧衍入驻阅武堂，下令大赦，并派使者率军“慰劳东方十二郡”。

早在中兴元年（501年），留守江陵的侍中、尚书令萧颖胄便因后方战事不利而忧虑去世。所以等到萧衍掌握大权，建立功业后，已经无人能阻挡他称帝的野心。而萧衍虽想自立为帝，却没有急于求成，只是静待时机。这时，萧衍原来的好友沈约揣摩他的心事，曾试探性地提及代齐的话题，萧衍开始不应答。过了几天，沈约又进言，萧衍说：“让我再想一想。”沈约离开后，萧衍召见范云，范云也与沈约意见相同。萧衍于是让他们负责筹划禅代事宜。此时，萧衍竟贪恋起萧宝卷宫中的妃子余氏，耽搁政务。范云知道后，劝阻不成，只得找来王茂与他一同进谏，并以将余氏转赐王茂的方式巧妙地解决了此事。事后，萧衍分别赐范云、王茂一百万钱。

中兴二年（502年）正月甲午日，和帝所遣使者抵达建康慰劳，并追赠萧衍的父祖官职。戊戌日，正式进官大司马。丁亥日，进拜都督中外诸军事，获得“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加前后部羽葆、鼓吹”的荣誉，并拥有了开置幕府，征辟僚属的权力。甲寅日，萧衍再进位为相国、扬州牧，总揽百揆，以豫州的梁郡、历阳，南徐州的义兴，扬州的淮南、宣城、吴、吴兴、会稽、新安、东阳十郡之地受封梁公，获赐九锡之礼，“加远游冠，绿綟绶”，位在诸王之上。萧衍先是推辞，后在幕僚一再劝进下，才在二月接受任命。二月以来，南兖州宣武城、建康县桐下里又相继出现“符瑞”。丙戌日，萧衍被进封为梁王，所享封邑增至二十郡（梁公时十郡，加上豫州的南谯、庐江，江州的寻阳，郢州的武昌、西阳，南徐州的南琅邪、南东海、晋陵，扬州的临海、永嘉十郡）。萧衍一番假意推辞后，于三月癸巳日接受此命。

在此前后，范云和沈约写信给萧宝融的中领军夏侯详，要他逼迫萧宝融禅位。同时，萧衍的弟弟、荆州刺史萧憺也让人传播民谣“行中水，为天子”，利用人们的迷信观念为萧衍称帝大造舆论。三月丙午日，和帝命帝佩戴十二旒冕，“建天子旌旗”，一切礼仪均按天子标准，为禅代做准备。丙辰日，和帝下诏禅位。四月壬戌，和帝下策书宣布禅位之事。但等到禅让诏书送到后，萧衍又假装谦让。于是，范云带领众臣一百一十七人，再次上书称臣，请求萧衍早日登基称帝。太史令也陈述天文符谶，证明他称帝合乎天意，萧衍这才装着勉强接受众人的请求。

天监元年四月丙寅日（502年4月30日），萧衍正式在都城的南郊祭告天地，登坛接受百官朝贺，建立梁朝，建年号天监。萧衍称帝后，先是封和帝为巴陵王。之后又派人给和帝送去生金，逼其吞金自尽（和帝则选择在大醉后被杀死）。待到其死后，对外宣传他暴病而死，按照皇帝的规格举行丧礼陵。

天监三年（504年），北魏趁司州刺史蔡道恭病逝之际，派中山王元英急攻义阳。宁朔将军马仙琕奉命救援，但被击败。八月，义阳守将蔡灵恩力竭降魏，义阳三关（武胜关、九里关、平靖关）亦被魏军攻占。

天监四年（505年），萧衍命临川王萧宏为帅，统军大举北伐。其中豫州刺史韦睿都督众军连克北魏小岘城、合肥等地。萧宏进驻洛口（今安徽怀远境），先锋昌义之先败后胜，攻克梁城（今安徽淮南田家庵附近）；太子右卫率张惠绍攻徐州（治彭城，今属江苏）不利；宿预（今江苏宿迁东南）守将蓝怀恭连败后被杀。作为统帅的萧宏怯懦愚劣，在得知魏安东将军邢峦已渡过黄河后不顾诸将反对，停军不前。后更擅自逃走，使梁军不战而溃，失亡近五万人。

自天监五年（506年）十月起，元英等率领号称百万的魏军围攻北徐州治所钟离，遭守城的昌义之顽抗。萧衍先后派曹景宗与韦睿督军二十余万救援钟离。天监六年（507年）三月，韦睿等借淮水暴涨之际，派舰队发起攻击，大破魏军，一路追击至濊水上，使沿淮河百余里间，魏军的尸骸相藉，淮水为之不流。此役中，魏军阵亡及淹死者各十余万，另有五万人被俘。梁朝取得了自宋元嘉初年“南北交战以来南朝所未有之一大捷”。

天监七年（508年）十月，魏悬瓠军主白皁生等杀其豫州刺史司马悦，举州降梁。萧衍派马仙琕等出兵救援，一度收复义阳及三关。但元英等在随后分别击溃各路梁军，梁军所复土地全部丢失。萧衍请韦睿出镇安陆，这才避免魏军的进一步进攻。

天监十年（511年）三月，朐山（今江苏连云港）民众王万寿杀东莞、琅邪二郡太守刘砜，献朐山于北魏。北魏徐州刺史卢昶派兵占据该城。四月，萧衍命马仙琕督诸军攻朐山，并给予充分的支持。梁魏双方在朐山城外对峙至十二月后，陷入缺粮绝境的朐山城守将首先投降，魏军因而溃败，遭马仙琕打击，损失惨重。《魏书·卢昶传》称“自国家经略江左，唯有中山王英败于钟离，昶于朐山失利，最为甚焉”。

天监十三年（514年），萧衍为与北魏争夺寿阳（今安徽寿县），不顾大臣劝阻，执意采纳魏降将王足的建议，命太子右卫率康绚修浮山堰。堰修成后，上游形成巨大水库，使两百公里以外的寿阳被水围困。堰底河床为沙土，而在天监十五年（516年）秋康绚被征回后，继任者不修堰，导致建成的当年八月涨水时，大堰溃决，下游受灾居民数以十万计。

普通二年（521年），义州刺史文僧明叛降北魏。七月，信武将军裴邃迅速击破魏军，收复义州。

普通五年（524年），萧衍命裴邃统帅诸军北伐。九月，裴邃抵达寿阳城外，一度攻克外城，但因援军未至，被迫撤退。随后他整军再战，拓境至郑城及汝水、颍水一带，并于寿阳大破魏将元琛、长孙稚等。

普通六年（525年）五月，裴邃卒于军中，萧衍派中护军夏侯亶接替其都督北伐诸事，随后北伐诸军暂时撤退，待到“淮堰成”再发动攻势。

普通七年（526年）七月，萧衍借“淮堰水盛”，淹没寿阳的时机，命夏侯亶等再度北伐，围困寿阳。十一月，魏扬州刺史李宪举城投降，梁朝收复了自南齐末年以来失陷的寿阳。随后，萧衍梁以寿阳为治所，重新设置南豫州。

大通元年（527年）正月，萧衍派司州刺史夏侯夔、谯州刺史湛僧智等北伐，连克平静、穆陵、阴山三关。十月，魏东豫州刺史元庆和举涡阳投降。十一月，萧衍命中护军萧渊藻镇守涡阳，并设西徐州。大通二年（528年）四月，萧衍接受魏郢州刺史元愿达的降服，并在义阳设置北司州。同年，北魏内部爆发“河阴之变”，魏宗室元显（郢州刺史）、元悦（汝南王）、元彧（临淮王）、元世俊（北青州刺史）、元志（南荆州刺史）等举州降梁。十月，萧衍应元彧之请，派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护送其回归北魏。同月，魏豫州刺史邓献举州投降。

中大通元年（529年）四月，陈庆之护送元颢，“乘虚径进”，连战皆胜，使元颢成功入主洛阳，魏帝元子攸逃往河北。六月，魏淮阴太守晋鸿以湖阳城降梁。同月，魏权臣尔朱荣攻杀元颢，洛阳失陷，陈庆之撤回。十一月，魏巴州刺史严始欣举州投降。此后，萧衍还曾试图扶持魏宗室元悦、元法僧为魏帝，因诸种原因，均遭失败。

中大通四年（532年）正月，魏南兖州刺史刘世明为人胁迫，举州降梁，萧衍改魏南兖州为谯州，仍以刘世明为刺史。次年（533年）六月，魏建义城主兰宝杀魏东徐州刺史，举下邳城降梁。

中大通六年（534年）十月，萧衍命元庆和率众北伐。元庆和听闻魏军出师，不敢前进，最终无功而返。

大同元年（535年）十一月，北梁州刺史兰钦收复汉中，并迫使魏梁州刺史元罗投降。萧衍又派陈庆之北伐，与魏将尧雄两次交战，均失利而还。

大同二年（536年），东魏将侯景入侵楚州，俘楚州刺史桓和，乘胜进抵淮上。梁武帝遣湘潭侯萧退与夏侯夔等前去增援，军至黎浆时，陈庆之已击破侯景。同年十月，萧衍再次下诏大举北伐，旋即又诏令众军班师，与魏通和停战。此后梁魏间到侯景内附之前，再未发生大规模战事。

萧衍统治南梁将近半个世纪，堪称南朝诸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在称帝前，有一定的从政经验，对齐末的腐朽统治耳闻目睹，故而在即位后，励精图治，作出了一些政策上的调整：重视统治阶级内部门阀大族与寒门素族之间的矛盾，于用人上采取调和政策；一改宋、齐皇帝御下太严而容易招致动乱的问题，竭力宽厚待人。在皇室内部，他想用骨肉恩爱来代替骨肉相残；还令臣下制定《梁律》，使之成为继《晋律》后南朝比较完备的一部刑律。

在储嗣问题上，萧衍犯了“废嫡立庶”的错误。早在称帝的同一年，他便立长子萧统为太子。萧统为人举止大方，在东宫以仁德而闻名，受朝野及百姓爱戴。在太子生母丁贵嫔死后，萧衍父子因“蜡鹅厌祷”一事，产生嫌隙。中大通三年（531年），萧统因病早逝，时年三十一岁。萧统死后，按例萧衍当立其长子萧欢为太子，但他由于之前的嫌隙，转而属意晋安王萧纲，同时认为天下初定，“不可以少主主大业”。自中大通三年（531年）四月至五月，萧衍迟疑未决。直到五月二十一日才决定封萧欢为豫章王，命其回镇。五月二十七日，萧衍正式立萧纲为太子。为补偿萧统一系，同时堵住天下人对他“废嫡立庶”行为的非议，萧衍破格将萧统的诸子都封在大郡；太子妃蔡氏的待遇不变，只是迁居金华宫，与东宫相区别。

总的来说，萧衍实行的政策大都对维护南梁政治的安定，促进经济的复苏、发展有益，但在司法实践中“急于黎庶”，引起人民的不满；“缓于权贵”，又使统治集团肆无忌惮，最后终于酿成恶果。只是在萧衍统治的前期，这些矛盾还未激化，在政治上尚能保持一个粗安的局面。到了他在位晚年，委事群幸，政事逐渐昏暗。

主词条：侯景之乱

侯景早年在北齐奠基者高欢帐下征战，屡立战功，深受高欢倚重。但他为人反复无常，且与高欢之子高澄不和。高欢死后，高澄想夺侯景的兵权，他就于太清元年（547年）正月投降西魏，但西魏宇文泰对他有戒心，并不倾心接纳，于是侯景请求以“豫、广、颍、洛、阳、西扬、东荆、北荆、襄、东豫、南兖、西兖、齐等十三州”降服梁朝。萧衍很高兴，封其为河南王、大将军，并派军接应。后来，萧衍与高澄讲和，但要以梁朝遣送侯景回东魏为条件。侯景得知后，以诛杀朝中弄权的朱异为借口，发动叛乱。叛军长驱直入，最后兵临建康、围困台城，本来萧衍已经号召各地军马驰援，但由于各路援军心志各异，在几次作战不利后就按兵不动，坐观成败，于是叛军得以继续围攻台城。而守卫城门的临贺王萧正德早已投靠了侯景，开城把叛军放入，台城沦陷。

侯景掌权后，萧衍虽在表面上受制于他，但内心极为不平。侯景想让其党羽宋子仙出任司空，萧衍说：“调和阴阳（三公职责），怎可用此物？”侯景又请让他的两位同党任便殿主帅，也被拒绝。侯景不能强迫萧衍，心里甚感忌惮，太子萧纲曾入宫觐见，流泪劝谏，萧衍却说：“谁让你来的！如果社稷有灵，还可恢复；如果不是这样，何必流泪！”侯景派手下的兵卒入直省中，有的人赶着驴马，带着弓刀，在宫廷中随意进出。萧衍询问原因，直阁将军周石珍回答：“这是侯丞相的卫兵。”萧衍听后大怒，斥责周石珍道：“是侯景，为什么管他叫丞相？”左右侍从都很害怕。自此以后，萧衍的要求也大多不能被满足，日常饮食供给也被减少。年迈的萧衍忧愤交加，从此一病不起。

太清三年五月丙辰日（549年6月12日），萧衍躺在台城皇宫净居殿，嘴里发苦，索要蜂蜜不得，在发出了两声”嗬！嗬！”（表示惊讶）的声音后，便在饥渴交加中逝世，享年八十六岁。侯景密不发丧，将其遗体暂时置于昭阳殿，到二十六天后方才被迁移到太极前殿发丧。由萧纲继位，即梁简文帝。同年十一月，萧衍被追尊谥号为武皇帝，庙号高祖。葬于修陵（今江苏丹阳陵口）。

早在入主建康时，掌权的萧衍便下令废除了东昏侯在位时的苛政。如中兴二年（502年）初，萧衍下令“减损浮费”，“御府中署，量宜罢省”，又命公开焚毁东昏侯的“淫奢异服六十二种”。

萧衍称帝之后，初期的政绩是非常显著的。他吸取了齐灭亡的教训，自己很勤于政务，而且不分春夏秋冬，总是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奏章，在冬天把手都冻裂了。

萧衍虽雅爱文士，但颇注重政事能力。他曾手敕答刘孝绰云：“美锦未可便制，簿领亦宜稍习。”在对官吏的选拔任用方面，他尽量选用良吏。首先，萧衍注意对在中央掌握重权的官员的任命，他先后重用范云、周舍和徐勉等人。这些人或者有才能，或者有德识，或者敢于直言谏诤，都是难得人才。萧衍任用他们对于改良南齐后期混乱的政局，稳定社会，恢复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他要求地方的长官一定要清廉，经常亲自召见他们，训导他们遵守为国为民之道，清正廉明。为了推行他的思想，萧衍还下诏书到全国，如果有小的县令政绩突出，可以升迁到大县里做县令。大县令有政绩就提拔到郡做太守。他的政令实行起来以后，梁朝的吏治得到显著改善。萧衍也十分清楚，当时州郡官员多非良才，但是对于贪暴官吏，一经发现都要给予严厉惩处。

东晋六朝是贵族门阀把握话事权的时代，九品中正制已不能起到选拔人才的作用，社会人才机制出现壅塞。因此在选用官吏问题上，萧衍遇到了一个如何处理士族与庶族关系的问题。要稳定、巩固统治，必须首先调和统治集团内部士族与寒门之间的矛盾。为了提高萧梁政权的影响力，萧衍便采取了拉拢高门士族的措施。让这些崇尚玄虚、不亲事务的高门士族中的不少人担任高官，维护和扩大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使这部分人成为稳定政权的支持力量。同时，也注重寒门才学之士，起用范云、徐勉、周舍、朱异等中下层士族担任机要之职。对寒门庶族，他尽量做到“惟才是务”。天监四年（505年），梁朝设置五经博士，又设立招收寒门弟子的五经馆，“修饰国学，增广生员”。学生免学费，食宿全由国家供给。生员只要能精通其中一部经书，经过考试后都可以录取进入官吏队伍。在诏令中萧衍说，哪怕是放羊的，看牛的，只要能考上，有才能，就录用他，绝对不准阻拦。此举让寒门子弟有了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性。在政府提倡鼓励之下，向学之士自四方云集。自萧衍开始，通过考试录用人才成为常设制度，这为以后隋唐时期科举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萧衍还广开言路，曾多次下诏称不论是在朝的官吏或地方的刺史以及四方士民，如果想对刑政发表意见，只要利国利民的都可以上奏。为此，他下令在门前设立两个盒子（当时叫函），一个是谤木函，一个是肺石函。如果功臣和有才之人，没有因功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良才没有被使用，都可以往肺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的百姓，想要给国家提什么批评或建议，可以往谤木函里投书。

萧衍重视刑律的制定。称帝之后，他就命令群臣制定新律法。南齐时的郎官、洛阳人蔡法度，家传律学。他家中藏有齐武帝时删定郎王植之的《集注张杜旧律》，共一千五百三十条，但未实行过，而字迹却将磨灭。萧衍于是任蔡法度为尚书删定郎，使其损益王氏旧律，编写《梁律》。天监元年（502年），以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等，参议断定，定为二十篇。天监二年（503年），《梁律》修成，又有《令》《科》各三十卷。

宋齐只沿用晋律，无所创制，至《梁律》成，才开始有了比较完备的刑律。在法律的具体执行过程中，萧衍“急于黎庶，缓于权贵”，有权贵犯罪者则想方设法为之辩解。而百姓有罪，都案之以法。有的连坐则老幼不免，一人逃亡，则全家治罪。有一位秣陵老人曾当面向萧衍指出：“陛下为法，对老百姓要求严，对于权贵却宽松，这不是长久之术。如果能改正，将是天下百姓的福分。”萧衍接受了这—批评，便下达了一些宽减刑法的诏书。但萧衍“锐意儒雅，疏简刑法”，致使公卿大臣都不重视刑狱，特别是萧衍晚年，怠于政事，又专精佛戒，对王侯子弟的犯法，则宽之又宽。以致王侯子弟更加骄横，有的竟然白日在建康大街上杀人。至中大同元年（546年）之后，禁网逐渐宽疏，百姓安之，而贵戚之家，更加目无王法，为非作歹。侯景乱梁时，便有书告城中士民，历数此种权贵盘剥以供己用的状况。

为了实现经济的发展，萧衍曾下令广辟良田。不管公私土地，务尽其地利。为了增加劳动力，招抚流亡，萧衍规定：凡天下之民，有流移到其他地方的，都可以让他们回到故地，免征课税三年；如有不愿还者，就允许他著土籍为民；凡是荒田废宅被没收为公田的，除官府已垦种的部分外，都分给贫民。同时，他下令禁止豪家占取公田。

另外，萧衍还今各地利用宫田或荒地，进行屯田。这些措施对梁朝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自刘宋迄齐梁，尚文之风日盛，然出于道德伦理和政治秩序层面的需要，重振儒学的努力未曾中断。其中，维持了近五十年承平之世的梁朝又是关键。天监之初，萧衍下诏制礼作乐，提倡儒术。他本人的儒学修养也很高。曾亲撰《春秋答问》等书，解答大臣们的疑问，示范了良好的向学风气。另据《梁书·武帝本纪》与《隋书·经籍志》的记载，萧衍一生著述上千卷，大半属于儒学，另一小部分属于佛教，道教部分几乎不名其一。萧衍所造诸书，几乎皆与儒家六经有关，他在信道宗佛的过程中，仍然在坚持阅读儒家经典。相反，其“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则只是“兼”之。

此外，萧衍亦亲自给学子讲学，以表重视。天监九年（510年），他亲临国子学讲经，并主持策试，次年（511年）亲祀明堂。天监十一年（512年），萧衍命名儒何佟之、贺瑒、严植之、明山宾等重订五礼（吉、凶、军、宾、嘉），集成一千余卷，萧衍“称制断疑”，颁行天下。此后，朝野上下“穆穆恂恂，人知礼节”，梁朝号称“文物之美，为江左二百年来所仅见”，诞生了诸如《昭明文选》在内的优秀作品。在萧衍的倡导之下，梁朝官学非常发达，为南朝官学教育的高峰。

在史学方面，萧衍不满《汉书》等断代史的写法，认为那是割断了历史，因而主持编撰了六百卷的《通史》，并“躬制赞序”。此书开南北史之先河，被认为“此一时代中史学之盛，于焉可见”。萧衍对此书也颇为自负，曾对萧子显说：“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可惜《通史》到宋朝时即已失传。

萧衍认为“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大同初年陶弘景去世，大同五年（539年）有道士袁矜以妖言煽惑叛乱，这些都有可能促使萧衍在晚年倾向佛教。

普通八年（527年）三月八日，萧衍亲自第一次前往同泰寺舍身出家，三日后返回，大赦天下，改年号大通；大通三年（529年）九月十五日，第二次至同泰寺举行“四部无遮大会”，脱下帝袍，换上僧衣，舍身出家，九月十六日讲解《大般涅槃经》，二十五日由群臣捐钱一亿，向“三宝”祷告，请求赎回“皇帝菩萨”，二十七日萧衍还俗；大同十二年（546年）四月十日，萧衍第三次出家，这次群臣用两亿钱将其赎回；太清元年（547年），三月三日萧衍又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资一亿钱赎回。此后陈武帝、陈后主等皆曾舍身佛寺。

萧衍援引《楞伽经》《涅槃经》等如来藏系经典“食肉者断大慈种”之说，主张全面素食。从此，汉传佛教形成吃素的传统。萧衍不近女色，不吃荤，不仅他这样做，还要求全国效仿：“以后祭祀宗庙，不准再用猪牛羊，要用蔬菜代替。”他吃素，要神灵也吃素。这个命令下达之后，大臣议论纷纷。最后，萧衍允许用面捏成牛羊的形状祭祀。萧衍不仅几次入寺做和尚，还精心研究佛教理论。在萧衍的支持下，梁代佛教达到了南朝佛教的最盛期。萧衍之后，简文帝和元帝也都奉佛。

天监十三年（514年），萧衍为与北魏争夺寿阳（今安徽寿县），命太子右卫率康绚统率二十万民夫、士兵前往淮河筑浮山堰。该堰南起浮山（《太平寰宇记》称之为临淮山，今安徽五河东分界处）、北抵巉石山（五河东30里，横跨淮口，南对浮山），于天监十五年（516年）四月修成。

浮山堰主体为土坝，两岸同时填土进筑，中间用大量铁器垫底，并用巨石大木截流。坝高20丈（约合48m），顶宽45丈，底宽140丈，长9里，坝上可种植杞柳、修筑军垒。坝旁曾开有两条溢洪道，以分流水势，是中国水库建设史上记载最早的溢洪道。

梁朝建立后，延续南北对峙局面，与北方的北魏及北魏分裂后的东魏、西魏政权长期保持敌对状态。双方多次进行战争，互有胜负。自大同二年（536年）后，梁魏间停止了大规模的战事，彼此遣使通和。

位于北魏北方柔然汗国长期与魏敌对。梁朝建国之后，柔然亦多次遣使向梁朝“朝贡”赠礼往来。据《南史》统计，柔然共有6次来使：天监十四年（515年）、天监十五年（516年）、大通二年（528年）、中大通元年（529年）、大同四年（538年）及大同七年（541年）。

6世纪初，势力强盛的中亚强国嚈哒（中国史书称滑国）东进控制塔里木盆地西部，经过西域南北道与北魏与梁朝开展交往。《南史》记载，嚈哒曾于普通元年（520年）、普通七年（526年）、大同元年（535年）及大同七年（541年）分别遣使赠礼。

中大通五年（533年），萨珊波斯派遣使者来赠送礼物。大同元年（535年）夏四月庚子，波斯国遣使朝贡。

此外，梁朝与西域各国亦有往来：天监二年（503年），龟兹遣使朝贡。天监九年（510年）、天监十三年（514年）及天监十八年（519年），于阗3次遣使朝贡。普通三年（522年），白题国遣使朝贡。中大同元年（546年），朅盘陀国遣使“献方物”。

萧衍在位时，辽东、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等国多次来朝，梁朝方面也按照惯例对其国王进行册封：

此外，梁朝方面也曾在天监元年（502年）四月单方面拜“镇东大将军”、倭国王武进为征东将军。

萧衍在位期间，东南亚诸国频繁遣使入梁进贡，双方交流不断扩大：

天监二年（503年）七月，“中天竺国”遣使朝贡。次年（504年）九月，“北天竺国”遣使朝贡。大通元年（505年），师子国（今斯里兰卡）遣使朝贡。

在学术上，萧衍以经学、史学的研究为卓著。在经学方面，他曾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二百余卷，可惜大都没有流传下来。天监十一年（512年），又与名儒共同制成五礼，共一千余卷，八千零十九条，颁布施行。此外，萧衍最大的著述是《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五经义注讲疏》等共二百卷，赞、序、诏、诰、铭、诔、箴、颂、笺，奏等文共一百二十卷。

萧衍又倾注大量精力研究佛学，著有《涅萃》《大品》《净名》《三慧》等数百卷佛学著作。对道教学说，他也颇有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把儒家的“礼”、道家的“无”和佛教的涅槃、“因果报应”揉合在一起，创立了“三教同源说”，在中国古代佛教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萧衍的诗赋文才，也有过人之处。齐武帝永明年间（485年－493年），诗坛创作风气大盛，很多文人学士都聚集在竟陵王萧子良的周围，各逞其能，施展他们的诗歌创作才华。在这些文人学士中，比较著名的有八位，如谢脁、沈约、任昉、范云等人，时人称之为“竟陵八友”。萧衍也是“竟陵八友”中的一位。他的很多诗歌都是在这一时期写的。建梁称帝后，他素性不减，经常招聚文人学士，以赋诗为乐。他的文学创作，推动了梁代文学风气的兴盛。

萧衍现存诗歌有80多首，按其内容、题材可大致分为四类：言情诗、谈禅悟道诗、宴游赠答诗、咏物诗。

萧衍的言情诗集中在新乐府辞中，又称拟乐府诗，数量几乎占了其全部诗作的一半。他在镇守襄阳时，就非常喜好当地的民歌，其许多拟乐府诗，如《芳树》《有所思》《临高台》等，便是在此时创作出来的。即使在称帝以后，萧衍对乐府诗的兴趣也仍然不减当年。在天监十一年（512年），他亲自动手改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可见其爱好沉迷的程度。

和乐府民歌一样，萧衍的乐府拟作也是情歌，主要以女性为咏唱对象。他的大多数诗作都是描摹女子对爱情的殷盼，为离别相思所苦的情态，感情缠绵，风格绮丽，语言平易，具有浓郁的江南民歌风味。如在《子夜四时歌·冬歌》中说“一年漏将尽，万里人未归。君志固有在，妾驱乃无依”，《襄阳蹋铜蹄歌》中说“草树非一香，花叶百种色。寄语故情人，知我心相忆”等。现代诗人郑振铎认为：“萧衍新乐府辞最为娇艳可爱。”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萧衍的七言诗。萧衍有10余首乐府诗是用七言歌行的体裁写的，如《河中之水歌》《江南弄》《东飞伯劳歌》等。其中以《东飞伯劳歌》最为著名：“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谁家女儿对门居，开颜法艳照里闾。南窗北牗挂明光，幄帷绮帐脂粉香。女儿年几十五六，窈窕无双颜如玉。三春已暮花从风，空留可怜与谁同。”七言体诗歌的创作始于魏文帝曹丕，宋、齐时代也间有此类作品问世，但影响不大。到了萧衍，七言诗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他的七言体诗平、仄韵互换，抑扬起伏，颇具独创性。其后仿效者四起，其子萧纲（梁简文帝）、萧绎（梁元帝），大臣沈约、吴均等，都有七言诗的创作。到陈朝时，七言诗的句式、结构更趋完美，韵律也更加和谐多姿。后来，唐朝的李白、杜甫、高适等人创造性地运用这一诗体写出了许多气势磅礴的诗篇，七言体诗更为发展。萧衍等人的开拓之功是不容抹煞的。

萧衍的谈禅悟道诗的数量仅次于其乐府诗。他早年信道，晚年崇佛，他所撰写的谈禅悟道诗是其道佛思想的自我写照。这些诗，如同宗教哲学箴言，十分乏味，艺术价值不大。

萧衍的第三类诗是宴游赠答诗，内容较前两类诗复杂。这里有表现宗教哲理、宣扬佛教思想、规劝臣下信奉佛教之作，如《游钟山大爱敬寺》《觉新意赠江革》等；有巡幸记游、描绘景物之作，如《首夏泛天池诗》《登北顾楼》《天安寺疏圃堂》等；有送别诗，如《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等。这类诗中不乏上乘之作，如《首夏泛天池诗》说：“舟楫互客与，藻苹相推移。碧池红菡萏，白沙青涟漪；新波拂旧石，残花落故枝；叶软风易出，草密路难披。薄游朱明节，泛漾天渊池。”该诗画面景物鲜明，色彩绚丽多彩，读来颇有韵味。”再如《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说：“兰华时未晏，举袂徒离忧，……誊言无歇绪，深情附还流。”写友人将别时深沉真挚的眷恋之情，也是赠别诗中较好的作品。

萧衍的第四类诗是咏物诗，如《咏舞诗》《咏烛诗》《咏笔诗》等。这类诗虽穷力追新，但内容浅薄，可足称道者甚少。他的《赠逸民十一》，以树木异心、飞鸟殊音、游鱼浮沉、山高水深难以知晓的某些不可思议之处，来说明世间事物的本质、规律实在是难以寻求。

萧衍的诗歌从题材、内容、风格诸方面来说，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齐梁诗歌“嘲风月，弄花草”（唐人白居易语），“风云气少，儿女情多”的特点。这当然与他即位前漫长优裕的贵族生活环境不无关系。他虽然是一个开国创业之君，但即位前已官居高位，养尊处优，并未受过太多的打击；其灭齐建梁，也只经历过一年多的时间，而且非常顺利。所以，萧衍的诗歌中多“儿女情语”“神仙道气”，少“风云之气”，少言志述怀、积极进取之作，也就不奇怪了。

萧衍对文学活动所设的种种规钷限制和对数典隶事之风的注重，深刻地影响了梁代文学创作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在他的影响和提倡下，梁朝文化事业的发展达到了东晋以来最繁荣的阶段。《南史》作者李延寿评价说：“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这句话颇能反映当时的实际。

萧衍对音乐也颇有研究，他创制了许多新歌。《隋书·音乐志》上说：萧衍“既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如“鼓吹，宋、齐并用汉曲，又充廷用十六曲”，萧衍“乃去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时也。更创新歌，以述功德”。

萧衍创制了不少颂扬佛教的歌曲，如“制《善哉》《大乐》《大欢》《大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砖》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

萧衍重视礼乐。他素善钟律，曾创制准音器四具，名曰“通”。每通三弦，以推月气。又制十二笛和十二律相应。每律各配编钟、编磬，丰富了中国传统器乐的表现能力。

萧衍很喜欢绘画，尤善画花鸟与走兽。著名画家张僧繇善于写貌，颇受萧衍赏识。当时，萧衍诸子多出镇外州，萧衍常常想念他们，便命张僧繇前往各州郡去画诸子之像，悬于居室之中，萧衍见图如见其子，思念顿减。萧衍信佛，在位时建造了很多佛院寺塔，也都命张僧繇作画。

萧衍在书法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对书法的技巧，对王羲之、王献之书法艺术的特点和成就，都提出了些独特的看法。

萧衍留下了《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答陶隐居论书》（《与梁武帝论书启》）、《古今书人优劣评》四部书法理论著作。前两篇见于唐张彦远《法书要录》，《草书状》见于南宋陈思《书苑菁华》，《古今书人优劣评》见于宋《淳化阁帖》，内容多与袁昂《古今书评》有相同之处，疑为在此基础上增删而成。

《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是萧衍最重要的一篇书论。萧衍从“法”的角度概括学书普遍原则。他学习钟繇书法后，总结出了书法十二意，即“平、直、均、密、锋、力、轻、决、补、损、巧、称”，其内容涉及用笔、结构、章法等诸多方面，比前代著作更为全面具体。同时，萧衍反对自东晋末年到南朝宋、齐时期对王献之的过度崇拜，明确提出：“子敬之不迨逸少（王献之之父王羲之），犹逸少之不迨元常。”此外，萧衍把张芝、钟繇的书法摆在“二王”之上，改变了宋齐以来认为“二王”高于众书家的看法。

萧衍也像蔡邕和卫夫人一样，重视用笔与取势，强调书法用笔中对立因素的统一。他在《答陶隐居论书》中认为“纯骨无肉，纯肉无力”，应该“肥瘦相和，骨力相称”。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中和之美。

萧衍自评：“世论者以朕方之汤、武，然朕不得以比汤、武，汤、武亦不得以比朕。汤、武是圣人，朕是凡人，此不得以比汤、武。但汤武君臣义未绝，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臣义已绝，然后扫定独夫，为天下除患。以是二途，故不得相比。”

南齐王融：“宰制天下，必在此人。”

南齐开国功臣王俭：“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

北魏郭祚认为萧衍修浮山堰的举动“擅断川渎，役苦人劳，危亡已兆”。

北魏大臣源子恭：“萧衍虽复崎岖江左，窃号一隅，至于处物，未甚悖礼。”

东魏权臣高欢：“江东复有一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隋代姚察在《梁书》中称：

齐季告终，君临昏虐，天弃神怒，众叛亲离。高祖英武睿哲，义起樊、邓，仗旗建号，濡足救焚，总苍兕之师，翼龙豹之阵，云骧雷骇，剪暴夷凶，万邦乐推，三灵改卜。于是御凤历，握龙图，辟四门，弘招贤之路，纳十乱，引谅直之<矢见>。兴文学，修郊祀，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加以天祥地瑞，无绝岁时。征赋所及之乡，文轨傍通之地，南超万里，西拓五千。其中瑰财重宝，千夫百族，莫不充牣王府，蹶角阙庭。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及乎耄年，委事群幸。然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服冕乘轩，由其掌握，是以朝经混乱，赏罚无章。“小人道长”，抑此之谓也。贾谊有云“可为恸哭者矣”。遂使滔天羯寇，承间掩袭，鹫羽流王屋，金契辱乘舆，涂炭黎元，黍离宫室。呜呼！天道何其酷焉。虽历数斯穷，盖亦人事然也。

唐代魏徵在《梁书》中首先称赞说：

高祖固天攸纵，聪明稽古，道亚生知，学为博物，允文允武，多艺多才。爰自诸生，不羁之度，属昏凶肆虐，天伦及祸，紏合义旅，将雪家冤，曰：纣可伐，不期而会，龙跃樊汉，电击湘郢，剪离德如振槁，取独夫如拾遗，其雄才大略，固不可得而称矣！既悬白旗之首，方应皇天之眷。而布泽施仁，悦近来远，开荡荡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学，盛饰礼容，鼓扇玄风，阐扬儒业，介胄仁义，折冲樽俎，声振寰区，泽周遐裔，干戈载戢，凡数十年，济济焉！洋洋焉！魏晋以来，未有若斯之盛也。

但他随后又指出：

然不能息末敦本，斫雕为朴，慕名好事，崇尚浮华，抑扬孔、墨，流连释、老。或经夜不寝，或终日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饰智以惊愚。且心未遗荣，虚厕苍头之伍；高谈脱屣，终恋黄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饮食男女，至于轩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欲，眷恋轩冕，得其所难而滞于所易，可谓神有所不达，智有所不通矣。逮夫精华稍竭，凤德已衰，惑于听受，权在奸佞，储后百辟，莫得尽言。险躁之心，暮年愈甚。见利而动，愎谏违卜，开门揖盗，弃好即仇，衅起萧墙，祸成戎羯，身殒非命，灾被亿兆，衣冠敝锋镝之下，老幼粉戎马之足。瞻彼《黍离》，痛深周庙；永言《麦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为危，既成而败，颠覆之速，书契所未闻也。

唐太宗李世民：

唐代虞世南《帝王略论》：“梁武帝夷凶剪暴，克成帝业，南面君临，五十余载，盖有文、武之道焉。至于留心释典，桑门比行，以万乘之君，为匹夫之善，薰莸不验（一作“薰羞不染），危亡已及。”

唐代朱敬则《梁武帝论》：“梁高祖聪明文思，宽厚通博，生而神异，动多奇怪，此天表也。永元之初，群贤受命，竭怀辅正，尽力康衢。细隙未开，纤尘不动，而雄图英算，孤识独见。”

唐代李延寿所修《南史》：“梁武帝时逢昏虐，家遭冤祸。既地居势胜，乘机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汤、武之师，终济唐、虞之业。岂曰人谋，亦惟天命。及据图录，多历岁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然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戒者乎！”

唐代韩愈《论佛骨表》：“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舍身为寺家奴，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

唐代李德裕《梁武论》：“世人疑梁武建佛刹三百余所，而国破家亡，残祸甚酷，以为释氏之力，不能拯其颠危。余以为不然也。……而梁武所建佛刹，未尝自损一毫，或出自有司，或厚敛氓俗。竭经国之费，破生人之产，劳役不止，杼柚其空，闰位偏方，不堪其弊，以此徼福，不其悖哉！此梁武所以不免也。”

唐代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梁武帝明智勇武，创为梁国者，舍身为僧奴，至国灭饿死不闻悟，况下辈固惑之。”

宋代欧阳修：“梁萧氏兴于江左，实有功在民，厥终无大恶。”

宋代苏辙：“老、佛之道，与吾道同，而欲绝之；老、佛之教，与吾教异，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兴区区一隅，招延缁素，译经谈妙，至者凡数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继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尝见，至舍身为奴隶，郊庙之祭，不荐毛血，父子皆陷于侯景，而国随以亡。议者观秦、梁之败，则以佛法为不足赖矣。”

宋代程颐《道山清话》：“梁武帝英伟之姿，化家为国，史称其生知淳孝，笃学勤政，诚有之。终其身无他过，止缘好佛一事，家破国亡，身自馁死，子孙皆为侯景杀戮俱尽。可不深戒！”

元人郝经《论南北朝形势》：“梁武帝以妖梦之故，思中原牧伯之朝，卒自贻侯景之祸。只为揭其本根，而以之召乱。”

宋末元初陈普：

明末清初王夫之《读通鉴论》：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昔梁武帝亦创业英雄，后至耄年，为侯景所逼，遂有台城之祸。”

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创业之君兼擅才学，……至萧梁父子间，尤为独擅千古。武帝少而笃学，洞达儒玄，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天性睿敏，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兼长释义，……历观古帝王艺能博学，罕或有焉。”

清末民初蔡东藩在《南北史演义》多次提及萧衍，对其评价以负面为主：

民国吕思勉《中国通史》：“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其早年政治颇清明……然梁武性好佛法，晚年刑政殊废弛。又因太子统早卒，不立嫡孙而立次子简文帝为太子，心不自安，使统诸子出刺大郡，又使自己的儿子出刺诸郡，以与之相参。彼此乖离，已经酝酿着一个不安的形势。”

现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

现代钱穆：“独有一萧衍老翁，俭过汉文，勤如王莽，可谓南朝一令主。而他的思想意境，到底超不出并世名士的范围。自身既皈依佛乘，一面又优假士大夫，结果上下在清谈玄想中误了国事。”

现代何兹全《中国通史》：“梁武帝在南朝各帝中，算得上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

现代陈致平《中华通史》：“（萧衍在位）这四十八年中，大体说来，国家承平，政治安定。在那黑暗的南朝，这是一段黄金时代，史称‘梁武中兴’。但是梁武帝四十八年的政局，并非全盛，武帝即位之初在天监年间，励精图治，国势蒸蒸日上，史称‘天监之治’。及至武帝晚年，忽然迷信佛法，政事废弛，国家乃由盛而衰，终致酿成了赫然的侯景之乱。”

现代阎步克：“梁朝政权，江左最盛……不过梁武帝既扶植宗室，也优容甲族；既任用寒士，也保障旧门；既有意于军功事功，又耽迷于制礼作乐、玄佛文史。他力图调合各种相互矛盾的因素，但未能造就一支新兴政治势力，其繁荣只是非驴非马、破绽百出的‘繁荣’。侯景之乱中，梁朝的外繁荣而内腐朽就充分暴露了。”

据《梁书》记载，萧衍“生而有奇异”，出生时两胯之间骈骨（二骨相连），头顶有隆起之状，并在右手有一个“武”字。又据说他早年的住所常有“云气”环绕，旁人经过，都会肃然而立。

宋代书画家米芾说他看过梁代画家张僧繇画的《梁武帝翻经像》，提到萧衍的形象是戴着白纱帽，“反唇露齿”（翻着嘴唇，露出牙齿）。

萧衍小名“练儿”。萧衍笃信佛教，练儿出自佛经，是梵语音译，全称“阿练若”或“阿兰若”，译成汉语，就是树林、寂静处、无诤地，指能远离喧噪，安心修习的禅定之所。萧衍的子孙为亲者讳，把“练”叫做“绢”。《颜氏家训·风操篇》讲到避讳时说：“凡避讳者，皆须得其同训以代换之……梁武小名阿练（练儿），子孙皆呼练为绢；乃谓销炼物为销绢物，恐乖其义。”萧氏子孙为萧衍避讳，绝口不提“练”字。

齐武帝病重时，萧衍与长兄萧懿，好友范云、王融等同在竟陵王萧子良帐下。王融想要越过皇太孙萧昭业，拥立萧子良为帝，萧衍却认为废立属于“非常之事”，需要“非常之人”来做，王融“才非负图”，必将失败。范云说：“忧心国家的，只有王中书（指时任中书侍郎的王融）。”萧衍反问：“忧心国家，是想做周公、召公？还是想做竖刁？”萧懿感叹道：“直哉史鱼，何其木强也！”萧昭业即位后，将王融下狱赐死，果如萧衍所料。

萧衍的节俭也是出了名的，史书上说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他不讲究吃穿，衣服可以是洗过好几次的，吃饭也是蔬菜和豆类，而且每天只吃一顿饭，太忙的时候，就喝点粥充饥。在这方面，萧衍在中国古代所有皇帝中也算得上出类拔萃之辈。

萧衍的元配郗徽为人明惠，形貌秀丽，且善于隶书，对史传、女工之事，都很熟习。宋、齐时期，诸王皆慕名而来求婚，均为其父郗晔所拒。她后来嫁给萧衍，生下三个女儿。当萧衍为雍州刺史时，郗徽就不寿而死。据说她生性善妒，死后化为龙，钻入后宫的井中，托梦给萧衍。有时现出龙形，光彩照耀。萧衍身体不适时，龙就激水腾涌。萧衍于是在露天的井口上建造了一座宫殿，用衣服堆积在上面，经常置放银制辘轳（提取井水的装置）、金瓶灌上各种美味来祭祀她。有说法认为萧衍受此事影响，终身未立皇后。

后来由此衍生出另一种版本：郗徽不信佛法，死后堕为巨蟒。一日，托梦给萧衍，请求他设法为她超度。萧衍念于旧情，便参阅佛经而撰《慈悲道场忏法》十卷，请僧人为她超度。郗氏遂脱离蟒身，化为天人，现身空中，感谢萧衍而去。此忏因在萧衍时肇始，故称“梁皇宝忏”。

由于萧衍雅好诗文，大臣们纷纷效仿，甚至连赳赳武夫也能偶尔吟出几句好诗来。天监六年（507年），梁将曹景宗和韦睿在钟离之战大败魏军。班师回朝后，萧衍在华光殿设宴庆功。宴饮中，君臣连句赋诗。鉴于曹景宗不善诗文，负责安排诗韵的尚书左仆射沈约便没有分给他诗韵。曹景宗深感不平，坚决要求步韵赋诗。萧衍对曹景宗这种不甘人后的性格早有了解，于是安慰他说：“将军是一位出众的人才，何必在乎作一首诗呢！”当时曹景宗已经有一些醉意，就乘酒兴再三固请。萧衍不愿再扫他的兴，便命沈约分给他诗韵。这时诗韵差不多已经分完，只剩下“竞”“病”二字。在这种局限之下要按韵赋诗是很困难的。可是曹景宗只是稍微想了一会儿，便提笔赋出一首诗：“去时女儿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诗写得自然流畅，而且非常切合眼前凯旋庆功的实际。此诗一出，语惊四座，文人们自叹弗如，连萧衍也感叹不已，特命史官记入国史。

萧衍对围棋特别喜爱，棋艺也很高超。在南齐为官时，每逢闲暇，常彻夜不眠，与人弈棋。称帝之后，兴趣不减。大臣朱异、韦黯、到溉，都是他的棋友，名将陈庆之原先为随从时也常陪萧衍下棋。每到兴致高时，萧衍便不复君臣之别。一次，他又约到溉玩了一个通宵。到溉不能熬夜，一局未终，竟低头睡着了。萧衍见状大笑，就作诗嘲讽他：“状若丧家狗，又似悬风槌。”到溉被唤醒，颇为尴尬，等听到萧衍的诗句，又放声大笑。君臣尽欢而散。

萧衍对围棋如醉如痴，也有因此误事的时候。他晚年崇佛，有一个名叫榼头师的和尚，颇得他敬重。一天，萧衍下敕召榼头师觐见，但当榼头师入宫的时候，萧衍正在和人下棋，要杀死对方的棋子，便随口说道：“杀掉！”左右侍从将此话理解错了，以为萧衍要杀掉榼头师，便不由分说，将榼头师推出斩首。下完棋，萧衍下令召见榼头师，左右侍从回答说：“刚才陛下叫人把他推出去杀了，我已经把他杀死了。”萧衍听罢，叹息道：“榼头师临死时，有没有说什么？”左右侍从说：“榼头师说：‘贫道没有罪，以前刚做和尚的时候，用铁锹铲地，错误地断送了一条蚯蚓的小命，皇帝当时是那个蚯蚓，现在就得到了这样的报应啊。’”萧衍听后为之流泪，追悔莫及。

南齐末年，萧衍已经听闻隐居句容句曲山（今江苏茅山）的学者陶弘景的大名，并与其有所往来。到他即位后，对陶弘景愈加礼遇，“书问不绝，冠盖相望”。萧衍还赠给陶弘景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物，使他炼制金丹。此丹号称“飞丹”，服用后据称可以让人感到“体轻”。萧衍服丹后，对陶弘景更加敬重。他每次得到陶弘景的书信，都要先焚香，再虔诚接受。之后，萧衍多次派使者礼聘，但陶弘景坚不出山。于是朝廷每有“吉凶征讨”大事，萧衍经常遣使到其隐居处咨询，二人书信往来频繁，当时人称陶弘景为“山中宰相”。萧衍曾要求陶弘景就佛教问题表明态度，陶弘景不愿意接受，生出“自杀”的念头。在天监十五年（516年）或稍早一点时间，陶弘景开始接受佛教。

此外，萧衍也常与陶弘景探讨书法上的话题，陶弘景擅长行草书，师法钟繇、王羲之。二人的对话被整理为《与梁武帝论书启》，成为书法史上的经典。

萧衍对于宗室的宽纵，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以下举出两个典例。

萧衍对他的六弟萧宏极为优待，兄弟之情笃厚。天监五年（506年），萧宏受命率领一支被认为是“百数十年所未之有”的庞大军队北伐，麾下有开国元勋吕僧珍、柳惔等人辅佐。但平庸的萧宏在抵达洛口后便畏懦不前，并在听闻北魏军队前来时试图撤军，在诸将一再坚持下才勉强留下。后来又带头逃跑，使梁军溃败，损失近五万人。

另外，萧宏小妾的弟弟吴法寿倚仗萧宏的势力，时常逞凶杀人。一次，遇害家属向官府状告此事，萧衍下诏严讨吴法寿。吴法寿逃入萧宏府中，官府亦无可奈何。直到萧衍亲自敕令萧宏交出吴法寿，当天正法。御史中丞奏请免去萧宏的职位，萧衍批示道：“我爱护萧宏是出于兄弟私情，罢免他是按国家法令办事，准其所奏。”

自从洛口战败后，建康城里只要出现不法的事，往往都打着萧宏的招牌，使得萧宏屡次被有司奏报，萧衍总是加以宽恕。天监十七年（518年），萧衍要到光宅寺去，有人潜伏在骠骑航等待萧衍在夜间经过。萧衍将要出门时，突感心悸，于是改从朱雀航经过。此事被发觉后，此人声称是萧宏指使。萧衍流着泪训诫萧宏说：“我的才能比你强百倍，坐这个位置还怕栽跟斗，你为何要这样呢？我不是不能效仿周公和汉文帝的故事把位置让给你，只是考虑到你太愚笨。”萧宏叩头申辩道：“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萧衍也只是免去他的官职而已。

然而此事过后，萧宏还是恣意放纵，不肯改过，生活极度奢侈，府第建造得等同于皇宫。他的后宅美女成百上千，都是天下的绝色佳丽。其宠幸的妾室家属倚仗权势，横行建康。

萧宏肆意聚敛财物，存储了近百间库房的财富，紧锁在内室之后。有人疑心他藏的是兵器，密报朝廷。即使是宠待萧宏的萧衍，听了也很不高兴。他借给萧宏爱妾江氏送嘉肴的机会，带上布衣时结交的朋友、射声校尉丘佗卿前往萧宏府中聚饮。半醉之后，萧衍突然对萧宏说：“我想到你后房去看看。”说着叫上看管后房的人直奔库房。萧宏害怕萧衍发现屯积的财物，吓得变了脸色。萧衍心中更以为他藏的是兵器，便挨门查看。萧宏生性爱钱，把一百万串在一起，贴一张黄帖；一千万作一堆，悬挂一个紫色的标签，像这样的共有三十多间。萧衍和丘佗卿屈指计算，共有钱三亿多。其他房子藏的是布、绢、丝、绵、漆、蜜、纻、蜡、朱砂、黄屑、杂货，只见满屋都是，不知有多少。萧衍这才知道不是兵器，十分高兴，对他说：“阿六，你真会过日子啊。”又回去接着痛饮，一直到深夜才回宫。兄弟间的情义更为亲睦。

萧宏在建康有数十处店铺作抵押贷款的生意，常把借钱人的田宅店铺作抵押品记在债券上，到期不能偿还便把债户赶出去，夺走他们的田宅。建康与浙东一带的百姓不少因此失去生存依靠。萧衍知道后，下令让他放债，不得夺人田宅，从此贫苦百姓才不再丧失家产。豫章王萧综撰《钱愚论》，尖锐地讽刺萧宏的贪鄙。萧衍明白萧综的意思，于是用此文来劝诫萧宏，并对萧综说：“天下可写的文章有多少，为什么非要写这个。”虽然叫他马上毁掉这篇文章，但已流传开去。萧宏被此文刺痛，聚敛的毛病稍有改正。

后来，萧宏竟和自己的侄女，也就是萧衍的大女儿永兴公主私通。萧宏与永兴公主谋划着要篡夺萧衍的皇位，许诺事成后立永兴公主为皇后。一次，萧衍作三日斋戒，众公主都参与。永兴公主让两个男仆穿上婢女的衣服混进去动手。男仆过门槛时不小心掉了鞋，负责宿卫的阁帅见鞋怀疑，密告太子萧统之母丁贵嫔。丁贵嫔打算告诉萧衍，又怕他不信，便吩咐阁帅自行处理。阁帅让宫内八名仆役用纯绵裹身，藏在屏风后面。斋坐散后，永兴公主请求与萧衍独处一间，萧衍同意。她走上台阶后，两个男仆如期冲到萧衍身后，而幕后八人出现将二人擒获，萧衍受惊，栽倒在屏风上。仆役从二人身上搜出刀子，他们也供出是萧宏指使。萧衍没有声张此事，在宫内杀死二人，用漆车把永兴公主拉出宫去。永兴公主受惊，怀恨而死，萧衍也没有参加女儿的丧礼。

在这些事件发生后，萧衍仍没有怪罪萧宏，其官职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到萧宏病重时，萧衍前去探望达七次之多。萧宏死后，萧衍以极高的规格将他安葬。

萧衍的次子萧综，是淑媛吴景晖与东昏侯萧宝卷的遗腹子。吴淑媛归于萧衍，仅七个月就生下了萧综，仍被萧衍认为己子，封豫章王。萧综在南梁备受宠待，但吴淑媛自己失宠之后，出于对萧衍的怨恨，将萧综的身世告诉了他。萧综得知身世真相，准备为生父复仇。后来，萧衍让他担任徐州刺史，徐州有不少枝繁叶茂的练（楝）树，因萧衍小名叫练儿，萧综对此十分反感，就让人将树统统砍伐了。

后来，萧综暗中联系在魏的叔父萧宝夤，在梁魏交战时带着南徐州投降北魏，改名萧赞。萧衍了解到真相之后，盛怒之下废吴淑媛为庶人，将她毒死，并除去萧赞的宗室属籍，改易萧赞的儿子萧直的姓氏为悖，但不到十天又恢复其萧氏宗籍，并封萧直为永新侯。后来萧衍心软，下诏恢复吴淑媛的封号，给她加了谥号敬，让萧直主持她的丧事。萧赞落魄死于北方，萧衍取回了他的遗骨，以皇子身份陪葬于修陵。

台城沦陷后，叛将侯景派其亲信王伟、陈庆先上殿谢罪说：“臣景与高氏有仇隙，所以来归顺投奔，每次上书启奏都被扣压，因此入朝。而奸邪之人害怕被杀，便对我拼命阻拦，以至于兴兵多日，臣罪该万死。”萧衍问：“侯景现在在哪？可召他前来。”随后，侯景带着五百甲士入宫去见萧衍。叩拜完毕，萧衍神色不变，让人引导他坐在三公之位，问道：“你征战日久，太劳累了吧。”侯景默然不答。萧衍又问：“你是哪州人？怎么来到这里？”侯景又答不上来。他的亲信任约替他回答。萧衍又问：“你过江时有多少兵马？”侯景答道：“千人。”萧衍问：“攻城时多少？”“十万。”“现在呢？”“率土之内，莫非己有。”萧衍听完，俯首不言。侯景出宫后，对亲信王僧贵说：“我时常在鞍上对敌，刀箭交至，从没有胆怯过。这次见萧公，让人从心中感觉害怕，莫非真是天子威严不容侵犯吗？我不可以再见他了。”

唐代独孤沛撰《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杜撰出了禅宗东传初祖菩提达摩见梁武帝的故事：

梁武帝问法师曰：“朕造寺度人，造像写经，有何功德不？”达摩答：“无功德”。武帝凡情不了达摩此言，遂被遣出。

后人进一步创造出达摩见萧衍，话不投机，于是一苇渡江的故事。素有“禅门第一书”之称的《碧岩录》也收录了这则故事，作为习禅者参究的话头。

按《梁书》所称，萧衍是西汉相国萧何的后代。其所载世系为：萧何生酂定侯萧延，萧延生侍中萧彪，萧彪生公府掾萧章，萧章生萧皓，萧皓生萧仰，萧仰生太子太傅萧望之，萧望之生光禄大夫萧育，萧育生御史中丞萧绍，萧绍生光禄勋萧闳，萧闳生济阴太守萧阐，萧阐生吴郡太守萧冰，萧冰生中山相萧苞，萧苞生博士萧周，萧周生蛇丘长萧矫，萧矫生州从事萧逵，萧逵生孝廉萧休，萧休生广陵郡丞萧豹，萧豹生太中大夫萧裔，萧裔生淮阴令萧整，萧整生济阴太守萧辖，萧辖生州治中萧副子，萧副子生南台治书侍御史萧道赐，萧道赐生萧顺之。萧顺之即萧衍之父。有研究者认为，萧氏家族较为可信的谱系传承是萧豹、萧裔、萧整。至萧整，史书记录才渐趋详尽。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划分，萧衍所属的兰陵萧氏分为“皇舅房”“齐梁房”二大房，萧衍属于齐梁房。

（表格参考资料）

主词条：修陵

梁武帝萧衍修陵石刻，位于江苏省丹阳市云阳镇三城巷北，南靠其父梁文帝建陵，北毗其子梁简文帝庄陵。修陵东向，三座陵墓由南向北排列，在一条直线上。

此陵为萧衍及皇后郗氏的合葬陵寝。萧衍于太清三年（549年）十一月葬修陵。此陵邻近古有皇业寺，后改名戒珠院。唐《元和郡县图志》：“（修陵）在（丹阳）县东三十一里。贞观十一年（637年），诏令百步禁樵采。”宋《嘉定镇江志》：“武帝衍修陵在县东三十一里。”元至顺年间《镇江志》载：“丹阳皇业寺，今为戒珠院，父老相传，梁武帝之陵墓在其下。”

清代袁枚有《疑陵诗》，其中有“忽逢拦路两麒麟，欲说前朝尚张口。一麟腹陷泥沙深，一麟僵蹲山角阴。牙须剥落麟爪尽，风雨千年石不禁。旁有穹碑无文字，万万蝇书纪某史”。可见在清代时还是两个石兽。今陵前仅存一尊石兽，位于神道北侧，南向。

《梁书》卷1~卷3

《南史》卷6~卷7

《资治通鉴》卷136~卷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