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祐元年（1034年），郓州秩满，调任南京留守推官兼提举应天府书院。通过士建中介绍，石介与孙复一见如故，景祐二年（1035年）冬，石介为其筑室泰山之麓，创建泰山书院。此后两人成为亦师亦友同道人。是年冬，杜衍推荐，石介辟为御史台主簿，旋以上书“以赦书不当求五代及诸伪国后”为借口，罢而不召。实际原因是新帐老账一起算。石介性格耿直，敢言直谏，“指切当时，是是非非，毫无顾忌”，宋仁宗少年登基，不免好色，而又自尊心极强。石介指责皇帝“废郭皇后，宠幸尚美人”“渐有失德”“妇人朋淫宫内，饮酒无时节”。石介被罢，当此原因。

宝元元年（1038年），石介南京秩满，以父年老（父亲石丙已七十岁），代父远官，遂任嘉州军事判官，是夏入蜀，一路上写了大量的即景咏怀诗歌。到任才一月，因母亡，即归家奔丧。“垢面跣足”，“躬耕徂徕山下”。石介身在徂徕，心忧西北边事，他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忧虑心情。

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石丙亡故。居父母丧期间，石介在徂徕山长春岭建“徂徕书院”开馆授徒，以《易》教授诸生。

庆历二年（1042年）夏，石介服除。因杜衍再次推荐被召国子监直讲。于是太学大兴，生徒由原来二三十人骤增至数千人，“从之者甚众，太学之盛，自先生始。”（《徂徕先生墓志铭》欧阳修）。古文运动在国家最高讲席蓬勃开展起来。

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起用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杜衍等人皆任高官要职。四人以天下国家为重，日夜谋虑，思致太平，范仲淹提出“明黜徙、抑挠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重命令”等十项整顿政事的法令，这就是“庆历新政”。石介对此欣喜若狂，精神振奋，认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曰：“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赋《庆历圣德颂》，赞革新派，贬保守派，指责反对革新的夏竦等人为大奸。石介的行为使夏竦等人深深衔恨在心，自此成为死敌。颂刚脱稿，孙复就对石介说：“子祸始于此矣！”

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二十日，石介因韩琦荐之“直集贤院”。夏竦为解切齿之恨，便从石介开刀，进一步打击革新派，他命家中女奴摹仿石介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给富弼的信，内容是革新派计划废掉仁宗另立新君。范仲淹等人有理也说不清，只好请求外放，变法遂告失败。

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等人被保守派诬陷搞“朋党”活动，革新派相继罢职，石介也在“朋党”之列，成了众矢之的，外放到濮州（今山东鄄城县北）任通判，未到任所旋即于庆历五年（1045年）七月病卒于家，终年四十一岁。

石介死后，夏竦等人并未甘休，欲置革新派于死地。当时，徐州孔直温谋反，败露后被抄家，石介过去与孔直温的来往书信也被查抄出来。夏竦借此大作文章，向仁宗说石介其实没有死，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去了，富弼做内应。这一招确实狠毒至极，宋仁宗便派官员去发棺验尸，庆历五年（1045）十一月和庆历七年（1047）六月两次下令核查存亡实况，知兖州杜衍、提点京东刑狱吕居简和龚鼎臣具保，幸免发棺。欧阳修对此义愤填膺，在庆历六年（1046）写下了一首三百五十字的五言长诗《重读徂徕集》，诗中写道：“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 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 此事古未有，每思辄长叹。 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下纾冥冥忿，仰叫昭昭天。 书于苍翠石，立彼崔嵬巅。”

宋初百年儒学复兴的历程是从重建道统谱系开始的，石介于儒道久丧之后力挽狂澜，将北宋儒学的承袭脉络直追系到韩愈、孟子，其开拓创新的胆识和功绩尤值得后世肯定。石介以道统谱系的方式开始了“拯五代之横流，扶百世之大教，续韩孟而助孔周”的自觉努力，为北宋儒学的复兴导夫先路。

石介是北宋庆历之际为儒家争“正统”、排斥佛、道二教和抨击四六时文的思想家。关于“理”，“气”，“道统”，“文道”等论对后来理学的形成起了筚路蓝缕之功。所以宋代的理学家对石介的评价一向很高，如“二程”就十分尊崇石介（《朱子语类》）“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朱熹更称赞石介“发明一平政底道理”，是超过韩愈仅次于“关、洛诸公”的“第一等人”。是一个“刚介”的有“不动心”的人等等。

石介几乎言必称“道”，“尧舜汤文武之道”排列出了一个比韩愈要详尽得多的儒家“道统”的名单，其中包括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唐尧、虞舜、夏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些“圣人”（参见《徂徕集》卷七《尊韩》)，以及孟轲、扬雄、王通、韩愈这些“贤人”（《徂徕集》卷十四《与士建中秀才书》）。即“三才九畴五常之道”。道统思想是儒家对抗佛、道的重要依据，也是吸取二氏理论成份确立“道学”地位的奥妙所在。标志着由笺注到义理的过渡，从而完成了思辨体系的建立，为宋代理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石介认为：“天地间必然无有者三：无神仙，无黄金术，无佛。”（《辨惑论》）表现了一定的无神论因素。

石介从维护儒家学说的立场批判佛、道，“佛、老以妖妄怪诞之教坏乱之”，于是“圣人之道”中断而“王道绝矣”(《读原道》)。这不仅危害了传统的儒家思想，而且危及到封建国家的政治，“有老子生焉，然后仁义废而礼乐坏。有佛氏出焉，然后三纲弃而五常乱。呜呼！老与佛，贼圣人之道者也，悖中国之治者也”(《去二画本纪》)。“佛、老害政教”(《上范仲丞书》)

石介还要求禁止淫祀、淫祠。所谓淫祠是指滥设的祠庙。这往往与封建世俗迷信的泛滥分不开。因此，历代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无神论者大都对淫祀、淫祠持反对与禁止的态度，“止妖俗、禁浮民、去淫祠、息幻法”都是指禁除封建世俗迷信，石介把“宽赋”、“遏贪暴”和禁除“迷信”看作是治理国家的三项同等重要的政治措施，只要把这些措施付之行动。就可以出现“乐民”、“安下”、“淳风”、“正本”、“厚教”、“明道”的理想社会。这一进步观点，对社会大搞寺庙建设有积极启导意义。

石介的哲学思想是矛盾的，他在批判佛、道的天堂地狱、长生不死的“怪妄之论”时，表现了一些无神论、唯物论的因素。但是他认为“天福善祸淫，皇天无亲，惟道是辅”“作善降之百祥，不善降之百殃。”不同意唐代柳宗元“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观点，石介认为不合“圣人六经之者”，“天人相去其间不容发”。认为“天之治曰祸福，君之治曰刑赏，其出一也。”从哲学角度为封建统治阶级刑罚制度提供理论依据。“自夫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于今，天下一君也，中国一教，无他道也”。他提出：“道者何谓也，道乎所道也。”“道于仁义而仁义隆，道于礼乐而礼乐备，道之谓也。”“夫父道也者，君道也；君道也者，乾道也。首万物者，乾则，以君况焉；尊万邦者，君则，以义拟焉”。“君统”与“道统”于一个道体，受一个原则支配。这一理学思辨体系，显然是后来理学形成的基础。

石介提出：“道”、“气”概念解释世界，“夫天地日月山岳河洛皆有气也，气浮且动，所以有裂、有缺、有穷、有竭。吾圣人之道，大中至正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故无有亏焉”（《宋城县夫子庙记》）。道（或理）和气形成了后来理学理论体系中最根本概念。

石介初步勾画了道和气的一个轮廓；道是高级的、主动的原则，是完美的、普遍的精神实体；气则是低级的，被动的、缺欠的物质性的东西。

石介还提出“性”和“理”的学说：“夫物生而性不齐，裁正物性者天吏也。人生而材不备，长育人材者，君宰也。裁正而后物性遂……《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是也。长育而后人材美，《洪范》曰：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是也”。“道”的极致是“中和”，即“和，理之至道；中，理之大德；中和而天下之理得矣。”然而，什么是“中和”？他解释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喜怒哀乐之将生，必先几动焉。几者，动之微也，事之未兆也。当其几动之时，喜也、怒也、哀也、乐也，皆可观也。是喜怒哀乐合于中也，则就之；是喜怒哀乐不合于中也，则去之；有不善，知之未兆之前而绝之，故发皆中节也。”

性、情问题是宋代道学家谈得最多的中心问题之一，其总的倾向是把情等同于人欲，而要求以道（或理）来统驭情欲，也就是说人类的自然愿望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封建伦理。石介这里的论点虽然还只是萌芽，但与尔后的理学思想体系是一脉相通的。

石介论史，复古为则，开宋代理学家历史观的先河；但同时他也重视“运”和“气”在历史上的作用。他说：“圣人乘气，运乘气。天地间有正气，有邪气。圣人生，乘天地正气，则为真运。运气正，天地万物无不正者矣”。“至正之气行于天地间，……有毛发之隙，容邪气干之，正不纯一矣。故运气正，必有圣人乘之而王”。“运”、“气”和圣人的出现都带有很神秘的意味，不是人为的努力所能左右的，随后邵雍创出一套“元、世、运、会”的先天格式，再后的朱熹则构造出一套“理、气、天、人”的系统哲学；两人的历史理论都比石介更进一步地以历史循环论来论证其合理性。

石介有强烈的民本思想。他在《根本策》中说：

善为天下者，不视其治乱，视民而已矣。民者，国之根本也。天下虽乱，民心未离，不足忧也；天下虽治，民心离，可忧也。人皆曰：“天下国家。”孰为天下？孰为国家？民而已。有民则有天下，有国家；无民则天下空虚矣，国家名号矣。空虚不可居，名号不足守。然则民其与天下存亡乎！其与国家衰盛乎！

石介的民本论，反复引证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认为“仁义”不是“守小慈，蹈小仁”，诛除贪官污吏，尽管“杀伤虽多”却是“仁”于百姓，符合“天下之喜怒”。强调“民为天下国家之根本”，主张“息民之困”(《根本策》)。他甚至认为秦末陈胜是个豪杰，“陈胜不堪秦之民役苦，愤然举兵以诛秦，豪杰矣。”(《根本策》)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对农民起义的领袖还有一点公允之论，这也是很少见的。

“豪强兼并，权要横暴，则贫人困矣”。石介把这些贪官污吏比作虎狼，以为必须予以惩治，他说：只知虎狼有牙齿，害入不独在虎狼，臣请勿捕捕贪吏。”(《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 对那些“无功而食”的大官僚，石介痛骂连禽兽也不如，他揭露这些“素餐尸禄”的腐朽官僚，不仅平时“贪荣取宠不知休止，聚财积货不知纪极，饱而食，醉而眠，”而且“陈功劳，叙阀阅，矜材能，荐智略，恨爵位之不高，任使之不先”，（《责臣》）但当国家一旦有事，譬如说要抵御辽和西夏的侵扰，他们便“偃促君命，优游私家”，“称才不称任”。可谓揭露形象深刻。

因此他主张裁革冗官司，澄清吏治，推行仁政。在《明禁策》中批评朝廷，“今山泽江海皆有禁，盐铁茗皆有禁，布棉丝枲皆有禁，关市河梁皆有禁”，几乎一切与人民生活有关者皆有禁，唯独“宫室过度则不禁，豪强兼并则不禁，吏贪于下则不禁”，因此他建议“唯禁其不禁而弛其禁，则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这种批评是相当大胆尖锐的。

石介不仅是思想家，又是文学家、文学批评家。他是宋初古文运动的提倡者之一，他对宋初浮华文风的批判和古文运动的提倡，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他的道统与文统一致的观点，对以后理学家们的文学批评论有直接的影响。

宋初继承了五代的陋习，在文学上占了主导地位的是以杨亿(大年)为代表的所谓“西昆体”。 他批评那种文风造成的结果是“仁义消亡，圣经离散”，其患“甚于杨、墨。”他把文章视为儒教的工具。他与欧阳修、曾巩一齐严厉批判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其为怪大矣。”(《怪说中》目的是“使有宋之文，赫然为兴，与大汉相视，巨唐冈风哉！”(《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二) 他的文论：“学为文，必本仁义”。是为儒道服务的，他认为道统即文统，文统只是道统的体现，道统之外，无所谓文统。“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周公、孔子、孟轲、文中子、吏部之道，”既是道统，又是文统。他的文统论又把文只限于儒家的几部经典，“三皇之书”、“五帝之书”、《诗》、《书》，《守乙》，《乐》、《易》、《春秋》等等。石介的道，文一体论，为后来的理学家们所重视。理学家们的文学批评思想，如周，邵，二程、朱熹等等，基本上都是道，文一体论，强调文章要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内容，以道统为标准衡量文学创作。在文学批评史上，石介开了理学的文学批评的先河。

石介的一生大多数时间是从事教育活动，开办书院，主持地方学官，终其一生不遗余力。

景祐元年（1034），石介调任南京留守推官，兼提举应天府书院。

景祐二年（1035）石介在东岳庙（今泰安岱庙）东南隅的柏林地兴建学馆，孙复名其为“信道堂”。其旧址今在泰安城内岱庙汉柏院的南部。后来由于岱庙扩建，信道堂址并入岱庙院内，于是又到泰山中麓凌汉峰下重整院落，修葺房舍，构筑厅室，聚徒讲学，这就是“泰山书院”，又称“泰山上书院”。

康定元年（1040年），石介在徂徕山居丧期间，于徂徕山长春岭创建“徂徕书院”以《易》教授诸生。

庆历二年(1042)以后，石介、孙复相继入国子监直讲，太学兴盛，弟子们也相继出山为官，泰山书院主持乏人，渐趋衰落。明朝弘治年间，曾在其旧址重建书院，嘉靖间，为祭祀孙复、石介二人建有二贤祠，隆庆间，增祀胡瑷，称三贤祠。1995年泰安市政府把泰山书院修葺一新，重现古老风貌，与大兴书院讲坛有积极的意义。

泰山书院、徂徕书院的学风开宋明理学之先声。尊师重道，不计较职务高下。当时孙复是一个累举四次不第的秀才，落魄不得志。而当时石介却早已进士及第，并且历任郓州、南京推官。二人功名及职务、地位诸方面都有高下之分。石介却不以为高，却推尊孙复的学问和道德，拜孙复为师。

石介基于“明道致用”这一根本思想,释儒弘儒为己任。其思想虽不够系统圆熟,但于传统经学营垒中启“好议论”之风,实开有宋理学风气之先。他对后世理学发展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其思想学说“一出于孔氏”,抬升了儒学的地位.二是提出了一些供后世理学家继续探讨乃至借鉴的命题和思想萌芽。

泰山书院在讲论儒家经典时已抛弃了汉唐儒者所孜孜的章句训诂之学，而以阐发大义为主，并对经典传注的不合理成分展开了批判和否定。

唐及宋初佛、道的发展冲击了儒学，导致思想上出现了混乱，引起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极大警觉。石介充分认识到佛、道思想对北宋王朝封建统治的危害，本着对国家民族强烈的忧患意识，从儒家思想上对佛、道发起了攻击，并通过创建书院来宣扬儒家思想，目的就是要恢复儒家道统以振兴儒学。泰山书院复兴儒学的指导思想和实践对后来的理学思想家影响极大，对以后影响中国700年之久的宋明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开启作用。

欧阳修说：“虽在畎亩不忘天下之忧”、“能使鲁人皆好学。”

苏轼称他“堂堂世上文章主，幽幽地下埋今古；直饶泰山高万丈，争及徂徕三尺土。”

刘概说他“生前谤议风霆震，死后文章天地齐。”

朱熹称他是“刚介”的有“不动心”的人。“……若非关、洛诸公出来，便是第一等人。”

黄震称他：“徂徕先生学正识卓，辟邪说，卫正道，上继韩子以达孟子，真百世之师也”。

叶适称道他“见善明，立志果，殉道重，视身轻”。

黄宗羲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朱熹）有“伊川（二程）不敢忘三先生”之语。

张伯行称道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吾于石徂徕先生见之”。

全祖望称他：“泰山第一高座”。

徐宗干称道他“孔、孟之道，阐于程、朱；程、朱之源，开于孙、石”。

清光绪十年刊本《徂徕集》张昭潜敬赞石介像：斯文一脉，绵绵延延。洙泗集尧舜以后，徂徕开程朱之先。以先生俎豆乎宫墙，其谁曰不然？此时，大清国已走向了穷途末路，士人哀叹世风日下，扶髀思忠义正直之士，重振宇宙间正气。哀痛总结历史，实感徂徕先生是民族精神魂魄，理应从祀孔庙，昭彰民族脊梁。

《宋史》：①笃学有志尚，乐善疾恶，喜声名，遇事奋然敢为。②介为文有气。

据各种史料记载，石介曾著有《易口义》十卷、《易解》五卷、《唐鉴》五卷、《三朝圣政录》二十门等，均已佚。有《徂徕石先生文集》二十卷，其中卷一至卷四为诗。事见《欧阳文忠公集》卷三四《徂徕先生墓志铭》，《宋史》卷四三二有传。 石介诗四卷，以清光绪十年刊潍县张次陶藏影宋本为底本。校以清康熙五十五年燕山石氏刻本（简称石本），康熙四十九年徐肇显刻本（简称徐本），清乾隆五十七年剑舟居士钞校本（浙江图书馆藏，简称剑本）等。

石守道为举子时，寓学于南都，固穷苦学。王侍郎渎闻其勤约，以盘餐贻之。石谢曰：“甘脆亦某所愿，但日享之则可。若止修一餐，明日何以继乎？朝享膏粱，暮厌粗粝，人之常情，某所以不敢当赐。”

石介作庆历圣德诗，有云：“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孙复闻之，曰：“介祸始此矣。

石守道墓在奉符，太和间墓崩，诸孙具棺葬骸骨，与常人无异，独其心如合两手，已化为石。

石介是太常博士石丙的儿子。

墓址

石介去世二十一年后，谤言渐熄，其家族才正式安葬石介，欧阳修“徂徕先生墓志铭”即撰于此时。

《徂徕先生石介墓铭》（志略） 欧阳修撰

石介墓位于徂徕山西北麓，汶河东岸，桥沟村南、北望庄北。原墓林占地20亩，古柏千株，浓荫蔽日。前有明万历年间御史宋焘立“宋太子中允徂徕石先生神道碑”，后为石介墓 。墓前立明代学者吴希孔书“宋故太子中允石介之墓碑”，碑侧嵌苏轼及刘概拜祭诗碑。墓林中还有石介于宋康定二年（1041年）所撰“石氏先茔表碑”。石介墓有欧阳修撰书 “徂徕先生墓志铭”。墓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平毁，碑碣散佚。

重立徂徕先生墓碑记铭

2016年1月，纪念徂徕先生石介诞辰1010周年暨“石介墓暨祖茔故址”碑揭幕仪式在山东石介墓旧址举行，在故址重新为石介修碑以示纪念。新修的墓碑阳刻有“石介墓暨祖茔故址”8个大字，由北京大学教授杨辛题写。碑阴由泰山文化学者、泰山学院副研究员周郢撰文。该碑形制采用宋式，石材取自徂徕山，象征着石介先生对家乡的依恋和对后人的眷顾。

祠堂

石介去世不久，乡人为他和孙复建“鲁两先生祠”以示敬仰之情。

南宋孝宗初年，在四川嘉州（石介代父为官地，今四川眉山县）地方官为石介立“直介堂”祠，并请理学家魏了翁作“徂徕先生祠堂记”。此后，宋、金、元、明、清、民国均在泰山建“鲁两先生”祠，以石介、孙复和祀。

金大定年间，在泰山岱庙东南建“鲁两先生祠”祭祀石介、孙复，至此官方祭祀开始。

明朝成化年间附祠于州学，“其事系于风化”，州官胡瑄言与“巡抚山东左副都御史无锡盛（顒）公”，公奏请于朝廷，事下礼部，由礼部决议，每年有司春秋祭祀一羊一猪，“秩为常典”。

清道光九年（1829年）泰安知县徐宗干移奉两先生遗像入和圣（柳下惠）祠。

清末“鲁两先生祠”废祀已久，荒败不堪。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孙复石介两家后裔遂谋重葺，先由石氏整修祠殿及神台几案，又由孙氏踵修门垣，复以官款摊修配房，将原移祠和圣祠之孙石塑像复还旧所。翌年九年工竣开光。由山东巡抚孙宝琦篆书“二贤祠”匾额，山东提学使司罗正钧撰联。泰安知县张学宽撰《重修二贤祠记》。

《宋史·卷四百三十二·列传第一百九十一》

进士及第，历郓州、南京推官。笃学有志尚，乐善疾恶，喜声名，遇事奋然敢为。御史台辟为主簿，未至，以论赦书不当求五代及诸伪国后，罢为镇南掌书记。代父丙远官，为嘉州军事判官。丁父母忧，耕徂徕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丧。以《易》教授于家，鲁人号介徂徕先生。入为国子监直讲，学者从之甚众，太学繇此益盛。

介为文有气，尝患文章之弊，佛、老为蠹，著《怪说》、《中国论》，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为。又著《唐鉴》以戒奸臣、宦官、宫女，指切当时，无所讳忌。杜衍、韩琦荐，擢太子中允、直集贤院。会吕夷简罢相，夏竦既除枢密使，复夺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并为谏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作《庆历圣德诗》

诗所称多一时名臣，其言大奸，盖斥竦也。诗且出，孙复曰：“子祸始于此矣。”

介不畜马，借马而乘，出入大臣之门，颇招宾客，预政事，人多指目。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

会徐狂人孔直温谋反，搜其家，得介书。夏竦衔介甚，且欲中伤杜衍等，因言介诈死，北走契丹，请发棺以验。诏下京东访其存亡。衍时在兖州，以验介事语官属，众不敢答，掌书记龚鼎臣愿以阖族保介必死，衍探怀出奏稿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见义必为，岂可量哉。”提点刑狱吕居简亦曰：“发棺空，介果走北，孥戮非酷。不然，是国家无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后世？且介死必有亲族门生会葬及棺敛之人，苟召问无异，即令具军令状保之，亦足应诏。”于是众数百保介已死，乃免斫棺。子弟羁管他州，久之得还。

介家故贫，妻子几冻馁，富弼、韩琦共分奉买田以赡养之。有《徂徕集》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