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3月，彼得格勒爆发二月革命，俄罗斯帝国灭亡。赫鲁晓夫如愿以偿地被选进了鲁钦科夫矿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且是主要领导人之一。他逮捕当地警官，解散反动警察，建立工人纠察队等诸项活动将他忙得不亦乐乎，此外他还在布尔什维克鼓动成立的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任职。他在工人中的威信和影响日益提高。

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推翻了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政权转到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在顿巴斯的其他地区，苏维埃是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政权和平地转入了它们的手中。但在尤索夫卡的苏维埃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却占据了多数。直到1917年12月，在工人的压力下他们才被迫进行了改选，布尔什维克在尤索夫卡地区的领导人雅科夫·扎马尔耶夫被选为苏维埃主席。赫鲁晓夫在此事中出力不小，因而被选为采矿工业五金工人联合会主席。

然而，从总体来看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的力量还是比较薄弱，基辅的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中央拉达”的手中，沙皇将军卡列金的部队则威胁着该地区的南部。顿巴斯布尔什维克党因此组织鼓动成立了工人赤卫队，赫鲁晓夫参加了尤索夫卡赤卫队第一团，并和他的工人伙伴达尼洛夫一起领导鲁钦科夫矿工人营。就在这十分艰难的时刻，赫鲁晓夫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工人赤卫队的武装斗争取得了不少胜利，但还是未能阻挡住自卫军队的进攻。

1918年春，外国反动势力开始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其中德国军队开进了乌克兰，紧接着德军与“中央拉达”相勾结建立了傀儡政权，白色恐怖随之而至，赫鲁晓夫等人成了反动政府通缉的对象。为免遭不测，他和家人一起迁回了故乡卡利诺夫卡村，在鲁钦科夫的煤矿工作，之后又在一个农业地区的革命委员会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不久他又响应党的召唤，抛妻别子，奔赴了刚刚爆发的国内战争前线。起初，赫鲁晓夫在一个步兵师的政治部负责宣传鼓动工作，1918年夏参加了察里津（后改名为斯大林格勒），同年秋天他被安排到了新组建的红军第九军政治部任职，1919年春开始担任该军第九步兵师七十四团二营政委。

1920年底，历时三年的国内战争以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赫鲁晓夫卸去戎装，重新回到了鲁钦科夫矿，鉴于他的资历和在红军中担任的职务，他被任命为这个矿的副矿长。赫鲁晓夫回到家乡顿巴斯。这里虽然已解放，但仍是废墟一片。赫鲁晓夫回忆起这段历史时说：“1922年，顿巴斯矿区发生饥荒，甚至发生了可怕的吃人事件。乡村比矿区的情况更糟。我的前妻死于1921年的饥荒之中。她的死使我悲痛欲绝。我一个人要照顾两个孩子我的儿子列昂尼德和我的女儿尤利娅。”

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主张活跃市场，试图通过国营商业和私人商业的平等竞争而最终战胜私商。但起初在竞争中公商多处于劣势，赫鲁晓夫所管辖的地区也不例外，为此他深感焦虑，几乎每天都要到市场了解情况，然后再到工人合作商店里发一通脾气，提几条建议。由于这些建议多来自调查研究，所以一般来说都能行之有效。鲁钦科夫矿的生产恢复和赫鲁晓夫的工作实绩都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并因而决定对赫鲁晓夫官升半级，让他去担任帕斯图霍夫矿的矿长。但赫鲁晓夫却出人意料地表示拒绝，并请求解除他的党内职务，因为他想去尤索夫卡矿业技术学校附设的工农速成班读书（这个培训班后来成为顿涅茨克国立工业大学）。经过种种努力，他的愿望得以实现，1923年他进入了该校。

进入矿业技术学校后，赫鲁晓夫当上学校的党委书记。赫鲁晓夫只好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分作两半，一面像普通学生那样读书上课，一面协助校长处理学校的有关事务，如整理、美化校园，建立供学生实习的校办工厂等。由于政治事务缠身，他的老师认为他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

1923年12月，赫鲁晓夫参加了尤索夫卡地区共产党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同月他加入了委员会成为政府官员中的一员。他一开始曾短暂地支持列夫·托洛茨基的反对派，反对约瑟夫·斯大林的政治路线，然而对此赫鲁晓夫本人事后从未承认。

1924年底，赫鲁晓夫从工农速成班毕业，被任命为顿巴斯彼得罗夫斯克一马林斯基区的区委书记，该区包括一个较小的城市、3个大市镇、11个村庄和彼得罗夫斯克煤矿。区党委设在彼得罗夫斯克，区苏维埃执委会则设在马林斯基村，赫鲁晓夫终日在两地穿梭，与区执委会主席一同协商问题，指导工作，全身心地致力于当地百姓的生产和生活。

1925年12月，第十四届联盟共产党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是这次大会的代表之一。到达莫斯科后赫鲁晓夫等人被请进了位于加雷特尼大街的苏维埃大厦下榻。由于在座区的划分上大会给了产业工人集中的顿巴斯地区党组织以特殊的优待，加上赫鲁晓夫总是最早到场，他的座位便在中区第一排最中央一个座，与在主席台正中就座的斯大林相对，而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他对斯大林越来越崇敬、拜服。

1926年12月，赫鲁晓夫被提升为斯大林诺共产党委员会的组织部部长与斯大林诺党组织的副书记。9个月后，赫鲁晓夫帮助安排了自己上司莫伊谢因科的下台。

1927年，顿巴斯的煤产量已超过战前，居民的生活服务设施进一步得到改善，有些城镇甚至还建起了文化室和电影院。赫鲁晓夫也因其政治上可靠、工作上突出，引起了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卡冈诺维奇的注意。

1928年的某一天，卡冈诺维奇将赫鲁晓夫召到了当时的乌克兰首府哈尔科夫，告诉他想让他担任乌克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据卡冈诺维奇对赫鲁晓夫讲，他之所以想让他担任该职是因为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出身的委员寥寥无几；作为矿工出身的赫鲁晓夫来中央任职便可增加中央组织的工人成分。但据赫鲁晓夫分析，卡冈诺维奇此举的真正原因是为了扩大自已的势力。赫鲁晓夫最开始拒绝，但最后又找到卡冈诺维奇，说他愿意接受组织安排，只是一有机会最好能把他调到别处。这样他便在乌克兰中央组织部长尼·涅·杰姆钦科手下干起了副部长。赫鲁晓夫对组织部的工作感到枯燥，于是他再次去找卡冈诺维奇，催他兑现允诺。不久卡冈诺维奇就答应让他去基辅市担任组织部长。但在基辅的工作很难打开局面，卡冈诺维奇又上调到联共（布）中央任职，赫鲁晓夫感到前途茫然。

1929年，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为了培养大企业领导、共和国及中央一级的经济工作干部在莫斯科创办了一所工业学院，招生对象是工业企业的党员领导者，并规定对工人出身的企业干部优先考虑。赫鲁晓夫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自己基本符合条件，加上此时他正感到在基辅难有作为，于是决定弃官求学。但赫鲁晓夫入学也花了一番周折，校方认为赫鲁晓夫是党务干部，应当转到联共中央的马列主义学习班去。赫鲁晓夫虽争辩说他曾在尤索夫卡的煤矿长期任职，而且出身特别贫苦，但都无济于事。不得已他只好请求卡冈诺维奇出面相助，没出几天他便顺利入学。虽然最后他没有完成学业，但在政治上却飞黄腾达。当时工业学院正充满反斯大林的“右派分子”，赫鲁晓夫响应学校党委攻击那些右派分子，并协助《真理报》指控和告发他们，他自己则很快成为学校所在的鲍曼地区的会议主席。在学校期间赫鲁晓夫还结识了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并认为她会在斯大林面前提到自己的表现，事实上一直在推荐他的是卡冈诺维奇。

1930年，赫鲁晓夫成为莫斯科最大的区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区的党委书记。

1931年，根据卡冈诺维奇的推荐，赫鲁晓夫当选为鲍曼区委第一书记。几个月以后，赫鲁晓夫取代了米·留京，当上了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第一书记。因为留京提出了一项反斯大林纲领，根据政治局的决定，留金被流放。赫鲁晓夫自己认为，当上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第一书记肯定又是在党的阶梯上往上爬了一级。又过了六个月，赫鲁晓夫被选为莫斯科市委的第二书记，但他仍为不能读完工业学院而感到难过。不过，赫鲁晓夫经受住了考验，他于1932年当上了莫斯科省委在卡冈诺维奇身后的第二书记。

1934年，赫鲁晓夫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入联共（布）中央委员。当时的选举程序在赫鲁晓夫看来，是“十分民主的”：他得的反对票和斯大林得的反对票一样多，都是六张。“这意味着我所处的地位比得上斯大林”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1935年，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交通人民委员，免去了在莫斯科党组织内的职务，赫鲁晓夫被提升，接替了卡冈诺维奇的职务，成为莫斯科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这是一个要职，因为当时的莫斯科州包括后来苏联的图拉州、卡卢加州、梁赞州和加里宁州。

这两项工作都代表着现代化的先进技术，尤其是地下铁路。按赫鲁晓夫的说法，当时人们把建造地下铁道几乎当做是不可思议的事，甚至在后来考虑进行宇宙飞行时也没有这样为难。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工程动用了七万多人。赫鲁晓夫几乎每天都要穿上工作服，视察正在施工的隧道，检查进度，帮助解决问题，有些技术问题甚至要向斯大林汇报。

在此期间，次赫鲁晓夫和卡冈诺维奇曾要求工人连续工作48小时，并无视技术人员坍塌危险的警告，结果导致了严重的事故。尽管地铁的修建未能在计划日期内完成，赫鲁晓夫还是被授予列宁勋章。

1934年12月1日晚，卡冈诺维奇急电赫鲁晓夫，称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暗杀，要组成一个代表团到列宁格勒去，代表团成员包括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再加上从莫斯科党组织和莫斯科工人阶级里选派的60个人。由他率领代表团去列宁格勒，守灵后伴送基洛夫的遗体回莫斯科。赫鲁晓夫直接赶到莫斯科市委，凑齐了一个代表团，当夜就动身去了列宁格勒。

1935年1月18日，联共（布）中央发出关于基洛夫惨遭暗杀的秘密信，警告各地党组织“要防止政治上泰然自若和庸俗的粗心大意”。信里说：“布尔什维克不应当高枕无忧和粗心大意。我们需要的不是泰然自若，而是警惕性，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惕性，必须记住，敌人的处境愈是绝望，他们就愈想把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反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垂死挣扎的唯一手段。”大规模政治清洗开始了。

在这大恐怖的浪潮中，赫鲁晓夫一方面宣传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要求各级党组织提高警惕，强调“基洛夫同志被刺事件表明，敌人越是处于绝望的境地，他们就越是要采取一切手段，直到恐怖手段，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注定要遭到灭亡”；另一方面，他仍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基本建设上。他在大清洗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动员舆论，视察监狱等等，他没有亲自去审判和处决人。但他也没有替那些他认为忠诚的老同事、老部下说情，他认为自己不能干涉内务部的工作。1937年，在莫斯科选举党代会的代表时，被列到选票上的一位同志遭到内务部的反对，赫鲁晓夫只得把那人从名单上划掉。当他视察监狱时，发现曾与之一起在鲍曼区工作的同事特列瓦斯被关在那里时，他也没有表现出自己的同情。当时，奥尔忠尼启则请求赫鲁晓夫为维萨里翁·洛米纳泽说情，使之免遭杀害，但赫鲁晓夫拒绝了，他的回答是：“我无能为力。因为洛米纳泽是一个的反对派分子，党有充足的理由谴责他。”奥尔忠尼启则看到无力阻止这种大恐怖，便开枪自杀了。在莫斯科市委和省委党组织的38名高级官员中，只有3人得以幸免。在莫斯科地区的其他城市与地区的总共146名党委书记中，有136人“被镇压”。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说：“几乎所有和我一起工作的人都遭到了逮捕。”

美国安赫斯特学院教授威廉·陶布曼在《赫鲁晓夫：他和他的时代》中写道：“在大清洗运动中，赫鲁晓夫始终站在斯大林一边。他在莫斯科时期，38名市、区高级官员中只有3人幸存，146名党委书记中有10人幸存，63名当选的莫斯科党委成员中有8人幸存。1937年政治局分配给他逮捕35000名‘人民公敌’的名额，其中5000人要处决，赫鲁晓夫适时地报告说，逮捕了41000人，处决8500人，还要求说，有两千名前富农逃进了莫斯科地区，也应该逮捕。‘我们必须为了人民的利益跨过敌人的尸体前进。’他在公开处决托派分子的现场说。”

1937年6月27日，政治局确定了在莫斯科州抓捕35万名“敌人”的定额，其中要执行枪决的大约有5000人。赫鲁晓夫则要求将生活在莫斯科的约2000名前富农消灭，以部分完成规定的定额。7月10日，他向斯大林报告说莫斯科省市已经逮捕了大约41304名“罪犯与富农分子”。在同一份文件中，他自己圈定了8500名应该执行死刑的“第一类”敌人。

但赫鲁晓夫也很快遇到了麻烦，他向卡冈诺维奇坦白了，他在1923年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关系，后者催促他向斯大林说出这些事情。斯大林接待了赫鲁晓夫，起初斯大林劝告他在党员大会上不要提及这件事，但是在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建议下，又认为他最好还是在公开场合坦白。于是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供认了自己曾经的犯罪行为，并补充说斯大林“知道我犯的错误”，结果他的“坦白”赢得了大家的掌声，并立即被重新选入党委。

由于大清洗的浪潮使乌克兰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到1937年12月，没被镇压的乌克兰高级领导人只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科西奥尔和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斯·雅科夫列维奇·邱巴尔，而斯大林并不信任他们。乌克兰共和国不能瘫痪下去，斯大林需派一个自己信任的人，去领导和控制乌克兰，他选中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得到了主管干部工作的联共中央书记处人事部部长马林科夫的支持，后者把自己的副手布尔米斯坚科派给赫鲁晓夫，又从联共中央机关和莫斯科党组织抽调了一批得力干部对他援助。

在此前的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赫鲁晓夫成为主席团成员。会议期间召开了联共（布）中央全会，会上，赫鲁晓夫被提名取代帕维尔·波斯特舍夫，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在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和中央全会结束之后，1938年1月29日，报纸上刊登了一份公告，宣布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赫鲁晓夫担任代理第一书记。直到1938年6月乌克兰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例行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后，赫鲁晓夫才正式当选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基辅州委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来到乌克兰时，大清洗的浪潮开始渐趋平息。赫鲁晓夫看到他的许多老相识，包括他当组织部长时的老上级――基辅州委第一书记杰姆钦科都被镇压了，这引起了他的疑虑。他开始注意和过问基辅内务人员委员部的工作，设法保护了他所信任的基辅市委第二书记切列平。然而此时全国的肃反运动并未结束，赫鲁晓夫在这方面仍不敢稍有马虎。1938年5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说：“许多坏蛋、变节者和叛徒钻进了基辅的党组织。他们是外国的间谍。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以便动员起来，更加团结一致；以便我们有力地打击工人阶级的敌人，打击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民族主义分子。”乌克兰党中央对赫鲁晓夫在这方面的表现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38年夏它在通过的一项决议中称，“只有在联共中央派了一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主义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到乌克兰来领导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之后，才开始行动起来，无情地彻底铲除了人民的敌人一一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其他一切特务垃圾等。”

尽管如此，也还是有人在试图陷害他，卢卡绍夫是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工作时很欣赏和亲密的一位下属，负责莫斯科工人合作社蔬菜和水果的采购事宜，赫鲁晓夫来乌克兰时特意将他委以乌克兰国内贸易人民委员的要职。可有一天，卢卡绍夫突然被捕，被捕后硬逼他承认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任职时让他到波兰和立陶宛采购洋葱种子实际上是去执行一项与国外反动组织建立联系的秘密政治任务。虽然卢卡绍夫拒不承认，后来又被释放，但赫鲁晓夫仍亲自跑到莫斯科，向斯大林解释了购买洋葱种子的缘由和经过，但斯大林对赫鲁晓夫的忠诚深信不疑。

1938年，有106119人被逮捕，而在1938年—1940年被捕人数达到了165565名。乌克兰共产党政治局与书记处中除了一人外所有的成员都被逮捕，整个政府机构被更换了一遍。但他实际对各级干部的惩罚主要是降职使用。他清醒地认识到，他来乌克兰，并不是来搞大恐怖的，而是要把乌克兰的工农业搞上去。赫鲁晓夫还意识到被清洗的人中有相当部分是无辜的，他在第十四届乌克兰党代会上说：“同志们，我们必须撕下所有人民的敌人的伪装，将他们无情地打倒。但是我们不能让一个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受到伤害，我们必须同造谣中伤者进行斗争。”

1939年，赫鲁晓夫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赫鲁晓夫此时已升任政治局委员，但与德国签约一事他并不知晓。9月1日，德国法西斯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17日，苏联政府宣布，波兰国家和政府已不复存在，但出于对波兰境内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的保护，红军开进了波兰东部，将1921年《里加条约》划属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划归己有。赫鲁晓夫作为基辅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随红军去接收西乌克兰，按照苏联的制度整顿它。西乌克兰共产党和波兰共产党一起，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被解散，其成员也被作为煽动分子、叛徒、毕苏斯基的代理人而被清除了。赫鲁晓夫在西乌克兰建立了党政机构，随后，在那里实行了工业国有化，建立了集体农庄。赫鲁晓夫称1939年“发生的特别令人高兴的事件是伟大的乌克兰人民重新合并为统一的苏维埃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成就。”但是，乌克兰人只在农村地区占数量上的优势，而在利沃夫等大城市，大部分居民是波兰人和犹太人，大量的波兰难民也涌了进来，西乌克兰的民族独立倾向更强，苏联政府在短时间内难以使这一地区成为抵抗德国侵略的巩固阵地。

随着各项工作成就的取得，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威望越来越高，已有几个集体农庄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母校顿涅茨工学院也改用他的名字命名。1941年，庄稼长势喜人，老人们都说这将是乌克兰历史上收成最好的一年，工业生产形势也很好，煤产量日益上升。1941年6月中旬，赫鲁晓夫被斯大林召到莫斯科，当时战争爆发的风声很紧，赫鲁晓夫立即请求回到基辅。6月20日，赫鲁晓夫回到基辅。6月22日凌晨，苏德战争爆发。

卫国战争期间，赫鲁晓夫曾任西南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第一乌克兰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突然发动“巴巴罗萨计划”入侵苏联，赫鲁晓夫此时正在基辅任职。斯大林任命他为政治委员，他的职权与司令一样，没有他的签署不能发布任何命令。斯大林下令赫鲁晓夫所在的红军西南方面军死守基辅，可红军在基辅遭到了德军的围歼，赫鲁晓夫和谢苗·布琼尼、谢苗·铁木辛哥等将领突围逃离。德国称他们在基辅战役中抓获了65.5万名俘虏，根据苏联的说法，被围苏军在677085人中只有150541人突围逃脱。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在回忆中称，当他在战前试图说服斯大林应该撤退时，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说基辅是可以守住的。而赫鲁晓夫回忆录则说自己和布琼尼决定调动军队以防止德军的包围，直到铁木辛哥从中央赶来接替了布琼尼的位置。他在回忆录痛心疾首的说：“这一切从军事观点来看是很不理智和无知的。我很难找到合适的措辞。对于‘寸步不让！’的口号存在着不正确的、错误的理解。这就是寸步不让的下场。我们没能抢救这些部队，没有把他们撤走，结果就这么丧失了……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啊！”

1942年5月12日，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向哈尔科夫一带的德军发起了一场大规模反攻，共有64万红军投入战斗，史称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刚开始几天反击进展的十分顺利，然而在5月17日德军从侧翼发起钳型攻势，使苏军陷入危险的境地。由于斯大林拒绝撤销反攻计划，苏军最终遭到德军的围歼，共损失了26.7万人，其中被俘20多万人。战后斯大林解除了铁木辛哥的职务，解散了西南战区，并将赫鲁晓夫召回莫斯科。斯大林并没有处决赫鲁晓夫，而是将他再次派往前线。赫鲁晓夫于1942年8月抵达斯大林格勒前线，不久之后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响。他的主要工作是检查部队的战备与士气情况，亲自审讯德国俘虏，征召战俘中的一些人进行宣传工作。期间赫鲁晓夫有一次险些被炸死。1942年11月，赫鲁晓夫重返斯大林格勒前线，任政治委员。12月中旬，赫鲁晓夫来到上察里津斯克，见到了德国共产党人瓦尔特·乌布利希，当时他在前线通过扩音器向德国人进行反战宣传。赫鲁晓夫还和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叶廖缅科提出一份反攻计划，可最高指挥部和总参谋部已经在他们之前接受了朱可夫的天王星行动。苏军最终以重大伤亡为代价守住了城市，并将德国第6兵团约33万德军全部围歼。

赫鲁晓夫以少将文职人员的身份参加了整个战役，在生死考验的紧要关头，与一批重要的军队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这些人包括朱可夫、叶廖缅科、莫斯卡连科、格列奇科与利诺夫斯基等，这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涯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而就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不久之后，1943年3月11日，他的儿子列昂尼德在战斗中坠机身亡了。同年列昂尼德的妻子柳芭·赫鲁晓娃被内务机关逮捕，并判在劳改营里服刑5年。她的女儿尤莉娅由赫鲁晓夫夫妇来抚养。

1943年6月，赫鲁晓夫随军参加了库尔斯克战役。他对莫斯科总指挥部声称德军一个逃兵告诉他德国军队准备第二天发起进攻。

8月23日，草原方面军在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协攻下攻占了哈尔科夫。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也是乌克兰的东部大门。赫鲁晓夫进入该城后，在8月30日组织了庆祝哈尔科夫解放的群众大会。他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我们打败了敌人，但是还没有把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还很顽强，我们还不能感到满足，应该争取解放乌克兰的首府——我们光荣的基辅。”

9月底，几个方面军强占了第聂伯河的多处渡口。10月22日，最高统帅部把在乌克兰作战的所有方面军改称乌克兰方面军，赫鲁晓夫任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军事委员兼政委。由于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赫鲁晓夫已从上次哈尔科夫战役失利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他被授予了一枚军功章——二级苏沃洛夫勋章。他从哈尔科夫的失利中吸取了教训，又从哈尔科夫的收复中找到了自我。他为自己曾在参与斯大林格勒与库尔斯克重大战役的几个方面军中担任过军事委员会委员而感到得意。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指挥的干部配备中，除了增添了副司令员格列奇科之外，还增加了一位政治委员。最高统帅部的意图很明确，准备让赫鲁晓夫兼顾乌克兰共和国的战后恢复工作。

1943年11月6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解放了基辅。清晨，赫鲁晓夫等领导人驱车直接来到乌克兰部长会议大厦。然后视察了城市的各个地区，眼前的乌克兰和三年前比早已面目全非了。战争给乌克兰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丧失了大约530万人，16万工业企业和28万集体农庄被摧毁。

1944年2月6日，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赫鲁晓夫为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他仍然担任着该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3月，苏军再次发动进攻，但对于赫鲁晓夫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他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重建这个共和国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恢复乌克兰的秩序。

1944年4月17日是赫鲁晓夫50岁的生日。这天，各家报纸不但发表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苏联人民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生日贺词，而且还刊载了作家雷利斯基和季钦娜等人的回忆文章。报纸上还刊登了授予赫鲁晓夫第二枚列宁勋章的决定。但与他在前线有生死之交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瓦杜丁的葬礼在这一天举行，赫鲁晓夫作为瓦杜丁生前战友参加了葬礼，并讲了话。

1944年，苏军重新占领西乌克兰，征召了75万名士兵。所有19—50岁的男人不论健康情况，都在几个月的简单训练后被投入战场。另一些乌克兰人抵制征兵，他们选择加入了民族主义游击队。他曾多次提议扩张乌克兰的领土，但这些建议均被斯大林拒绝。赫鲁晓夫在西乌克兰地区推行农业集体化，这引起当地人民的不满，他们在武装民族主义分子的帮助下对集体化进行了抵制。赫鲁晓夫同时逮捕了天主教负责人，解散天主教教堂，并使其日后与俄罗斯东正教合并。

1945年1月，斯大林把赫鲁晓夫召到了莫斯科，让他去帮助波兰人恢复刚获解放的华沙的市政公共设施。斯大林解释说，之所以安排他承担此项任务，是因为考虑到他在迅速恢复城市基本建设方面经验比较丰富。赫鲁晓夫听后甚感得意，虽然还未去华沙，但当场就向斯大林阐述了他的“恢复”计划：第一是恢复电力生产；第二是检修供水设施；第三是弄好排污系统。到达华沙后，赫鲁晓夫把他从苏联带来的和波兰自己的工程师分成三组，让其分别负责电力、供水和排污，结果发现这三个方面的设施都只是外部遭到了破坏，修复起来并不费事，不久他也便圆满完成了斯大林交给他的任务。3月初，赫鲁晓夫在华沙重建工程参加者大会上发表了演讲，演讲中着重强调了苏波之间的兄弟情谊。斯大林对他的波兰之行非常满意。

赫鲁晓夫重返乌克兰后，把手头的最重要工作进行了一番整理。把恢复乌克兰工农业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他把工农业主管人员召集在一起，一场大规模重建工作拉开帷幕。乌克兰经济恢复工作的问题很多，尽管这一工作进行了差不多已经有一年，但离斯大林的要求仍很远。斯大林对乌克兰这一粮仓的期望是，为战后的苏联提供足够多的粮食、肉类和其他农产品，而生产水平只相当战前的25％。

赫鲁晓夫一方面不辞辛劳地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经常到乌克兰各地巡视察。1945年7月，他视察了乌克兰共和国的南部各州；秋天，他又在西乌克兰和原喀尔巴阡山下的乌克兰度过了几个星期。另一方面又对各项工作统筹兼顾，狠抓落实。由于他的不懈努力，由于疏散物资的回迁和人们陆续地返回车间与家园，也由于战争激发出的人民空前高涨的爱国主义热情，各项重建工作迅速取得了进展。1944年乌克兰基本完成了本年度的谷物收购任务，到1945年10月，乌克兰的煤炭产量已恢复到战前的40％，钢为23％，生铁30％，锰54％，有4000多个大中型工业企业和3000多个手工合作社恢复生产。农业播种面积达到战前的71％，粮食和甜菜产量分别达到战前1940年水平的80%和50％。至于民族主义分子的暴乱，赫鲁晓夫实施了的镇压，1944年2月到1946年5月间，苏联军队和警察一共报告杀死了110825名“匪徒”，逮捕了250676人；在1944年到1952年间，西乌克兰有60万人被逮捕，其中三分之一被处决，其余三分之二则被囚禁和流放。而对乌克兰的民族文化和艺术家，赫鲁晓夫则采取了尊重和鼓励其发展的态度。

尽管如此，1945年乌克兰仍未完成粮食征购计划，因为数万顷的谷物和玉米直至11月份还没收割，既缺人力，又缺机器。为了补救，只有加强春播，可是由于农庄里缺少机器、马匹和耕牛，播种时只得使用奶牛，这又影响了牛奶的产量。夏季炎热，旱灾从摩尔达维亚开始，蔓延到西南部，不仅影响到整个乌克兰，而且还影响到伏尔加河流域。旱灾的受灾程度比1921年严重，与1891年相似。

12月，赫鲁晓夫预感到1946年的生产计划无论如何难以完成。他指派了一个以斯塔尔钦科为首的农业专家和经济学家小组，对这一年乌克兰的实际产量进行预测和估算。小组考察研究后向赫鲁晓夫提交的数字是180万一360万吨之间。而国家的定额是720万吨。赫鲁晓夫感到事态严重，于是指示人民委员会各部准备一份呈送苏联部长会议的文件，文件中要求政府发放粮食定量分配卡，将一部分农产品供应给农村居民，并救济灾民。斯大林给赫鲁晓夫发来了一封电报作为答复，其中申斥赫鲁晓夫在文件中所附的数字试图表明乌克兰自顾不暇，粮食定量分配卡的想法荒谬绝伦，这打碎了赫鲁晓夫想要避免饥荒的最后希望。斯大林刚从索契休假回来，赫鲁晓夫就立即离开基辅前往莫斯科，向斯大林说明。他的报告准确地反映了乌克兰的状况，斯大林最终同意了向乌克兰提供有限的食品援助。但这也使赫鲁晓夫失去了斯大林对他的信任。

令斯大林不快的还有另外两件事，一件是关于春小麦问题，另一件是关于意识形态问题。1947年2月，在斯大林的提议下，联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当时面临的农业问题。政治局委员安·安·安德列耶夫作了报告，据此作出了《关于战后时期发展农业的措施》的决议。这个决议含有对赫鲁晓夫施压的意图，因为赫鲁晓夫明确表示过，春小麦不适合乌克兰，在乌克兰春小麦不如冬小麦高产，乌克兰南方更是如此，赫鲁晓夫认为应该让集体农庄选择该种冬小麦还是春小麦。但斯大林坚持认为，春小麦能在乌拉尔获得高产，也一定能在乌克兰肥沃、乌黑的土地上取得好收成。结果，不顾赫鲁晓夫的反对意见，中央全会的决议仍指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春小麦的生产异常落后。全会认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逐年减少春小麦这种珍贵粮食的播种面积，而把肥沃的黑土用来播种价值比较小的饲料作物特别是大麦，这是不能容忍的。1947年乌克兰地区集体农庄的春小麦播种面积应当比1946年增加18.2万公顷，而达到75万公顷，保证以后几年继续扩大春小麦的播种。”

在意识形态工作中，赫鲁晓夫也没有完全执行斯大林的要求。战后初期，苏联百业待兴，经济恢复工作干头万绪，各级党政干部都把精力放在了恢复经济的工作上，相对而言，社会政治气氛比较宽松。加上1946年乌克兰又遭旱灾，赫鲁晓夫便对意识形态有所放松。但是，斯大林却没有忘记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他要肃清苏联士兵越境作战所受到的西方文化的影响。1946年8月，联共中央向列宁格勒的《星》和《列宁格勒》开刀，称这两个杂志诽谤苏维埃制度，列宁格勒市委受到尖锐批评。联共在8月24日作出的决议中称在莫斯科剧院里，旧戏、坏戏、国王、可汗、贵族统治舞台；决议还认为，在现代戏剧丑化人民，文学家左琴科和诗人阿赫玛托娃受到批判。由于贝利亚的内务部时时注意着乌克兰的状况，斯大林从这条渠道的情报中感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存在的问题在乌克兰也很严重，赫鲁晓夫放松抓党员干部学习的做法更令他恼火。斯大林担心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情绪会日益增长，于是，1946年7月26日，联共专门做出了《关于乌克兰党组织对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员的训练、选拔和配备问题的决议》，指出乌克兰党组织低估了“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忽视了“对报刊上出现敌对的资产阶级思想组织大规模的批评”。赫鲁晓夫自然要对此承担责任。

以上种种情况，似乎使斯大林改变了对赫鲁晓夫的态度，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前途不妙。1947年3月，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结束后不久，斯大林在莫斯科向赫鲁晓夫提出了他在乌克兰需要什么帮助的问题，赫鲁晓夫心里明白，这是他将被撤换的信号。于是1947年3月3日，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全体会议，决定把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分开。全会选举卡冈诺维奇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帕托利切夫担任负责农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新领导到任约10天后，赫鲁晓夫又以“个人请求”的方式被解除了基辅州委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保留了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虽然他仍是政治局委员，但斯大林已不那么信任他了，报纸上关于赫鲁晓夫的报道浙渐消失了，甚至在6月召开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全会上也没有看到赫鲁晓夫的身影。

政治生涯上的失意对赫鲁晓夫的健康也是个打击，这一段时间，他屡受挫折，一直卧病在床，休息了很长时间。病愈后，赫鲁晓夫继续负责农业生产，卡冈诺维奇则负责恢复工业生产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乌克兰得到了联合国价值两亿多美元的物资，其中有粮食、医疗用品、生活日用品等。乌克兰从这些援助中渐渐恢复了元气。1947年获得了好收成，还提前完成了任务。乌克兰和全苏的食品供应情况开始好转，这样一来，年底就可取消粮食定量供应卡。工业企业开始恢复元气，1947年乌克兰的工业生产产量提高了30％。

但卡冈诺维奇秉承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的旨意，开展反对所谓民族主义的斗争，乌克兰许多作家和诗人受到冲击。令乌克兰人深感紧张。帕托利切夫因忍受不了卡冈诺维奇的指手画脚，请求斯大林把他调回了莫斯科，赫鲁晓夫则不去过问和干涉卡冈诺维奇在乌克兰进行的意识形态清洗工作。卡冈诺维奇对许多党员、干部进行政治迫害的消息传到了斯大林那里，斯大林给赫鲁晓夫打来了电话询问为何卡冈诺维奇的备忘录上没有他的签名。赫鲁晓夫解释称这些备忘录所波及的不是政府的事务，因此不需要他的签名。斯大林则表示他已通知卡冈诺维奇，将不再接受由卡冈诺维奇单独签署的备忘录。此事表明，斯大林对赫鲁晓夫的信任业已恢复。同时，赫鲁晓夫与卡冈诺维奇的关系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1947年12月，卡冈诺维奇被斯大林召回莫斯科，出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卡冈诺维奇走后，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继续维持党、政两个最高职务分开，推荐杰·谢·科罗特钦科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重新当选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就许多方面而言，1948年可算是决定性的一年。年初，隆重纪念了苏维埃乌克兰成立三周年。成千上万的工人、农庄庄员和职员被授予勋章和奖章。其中获得列宁勋章的有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科罗特钦科。赫鲁晓夫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乌克兰的农业上，但他也密切注视着工业和铺设从达沙瓦到基辅的煤气管道工作的进展情况。

1949年是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最后一年，对于赫鲁晓夫来说，这也是在乌克兰最美好的一年。在各个共和国之间的竞赛中，乌克兰超过了白俄罗斯和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由于乌克兰在农业方面的成就，乌克兰的形象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变得高大起来，赫鲁晓夫的威望也因此而提高了。斯大林又开始器重他，多次指示他，要他对一些农业问题，诸如牲畜饲养，农作物浅耕耕作法等提出报告，并把报告登载在《真理报》上，作为向全国推广的范例。这一年，在基辅举行了乌克兰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继续当选为乌克兰第一书记。他一方面继续抓农业，另一方面出席诸如教师、建筑师的各种会议，监督重建克列夏季克大街，宣传中国小米的优点，并且还腾出时间组织斯大林70岁寿辰的庆祝活动。正在这时，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发生了“列宁格勒案件”，并使赫鲁晓夫的命运发生了变化。

为了实现他“消灭城乡差别”的理想，赫鲁晓夫还试图将集体农场合并为农业城市，他建立了一个样板点并于1949年10月献给斯大林，作为他70岁的生日礼物。赫鲁晓夫在回忆中给予乌克兰人很高的评价：“我在乌克兰的最后一年是1949年……这也是我最惬意的一年。我们在农业上取得的成功在全国人民眼里提高了乌克兰的地位与我们乌克兰领导人的愿望……不过，将功劳归到我个人的名下是远远不够的。我必须将我们的功劳归结于乌克兰人民。”

1949年，斯大林将赫鲁晓夫从乌克兰招往莫斯科，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平衡拉夫连季·贝利亚、格奥尔基·马林科夫等人的权力。赫鲁晓夫回乌克兰安排好政务后，在1949年12月21日，即庆祝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会之前返回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庆祝会上，赫鲁晓夫第一次见到了中国的党政最高领导毛泽东。

在此期间，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利用列宁格勒案件逮捕并处决了他们的竞争对手。而斯大林发动的医生案件又使他们陷入麻烦。赫鲁晓夫则在他们之间巧妙的处理关系，巩固自己的权力。在担任莫斯科党委书记期间，赫鲁晓夫利用预制的加强型水泥住宅对莫斯科的住房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解决了市内的住房危机问题。这种廉价而简约的住房后来被称为“赫鲁晓夫楼”。同时他还筹划将莫斯科附近的集体农场合并为更大的农业城市，即使这样大的规模使其无法实施有效的管理。在1951年3月4日的《真理报》上，赫鲁晓夫关于农业城市化的讲话稿整整占据了两个版面。但斯大林并不喜欢他的建议，真理报立即修正了观点。在4月的莫斯科党的全体会议上，众人纷纷对赫鲁晓夫大加鞭挞。然而幸运的是，斯大林最后对他的处理是相当轻的。

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代表大会如期举行。斯大林因身体有病不能作工作报告，工作报告由马林科夫来作。赫鲁晓夫受委托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其中的一条修改是“把党原来的名称，即全联盟共产党改为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选出了新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斯大林在第一次中央全会上建议选出由25名正式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主席团。不久，斯大林建议从中分出一个人数较少的执行局，在这个执行局中，斯大林又挑出五名”主席团委员，其使命是处理国内的重大问题。这五人为：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的地位又提高了。

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出现了严重的中风。赫鲁晓夫等人轮流值班守在斯大林的身边。在医生对斯大林的病情作出诊断，确认他已无法重新工作并将不久于人世后，苏共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于1953年3月4日至5日在马林科夫的主持下举行了连续两天的会议。会议就党和国家组织机构的调整、新领导集体的组建、某些政府部门的合并和一些重要部门的人事安排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决议。马林科夫等人为了使赫鲁晓夫集中精力从事于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他被解除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3月5日晚8时至8时40分，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由赫鲁晓夫主持。赫鲁晓夫先请卫生部长特列季亚科夫通报了斯大林的病情，然后请马林科夫讲话。这次包括介绍斯大林的病情占用的时间在内的联席会议结束后1小时又10分钟，斯大林逝世。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评价道：“斯大林把不同意他看法的人当作“人民的敌人。”他说，他们想要恢复旧秩序，为达到此目的，“人民的公敌”和国际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结果几十万诚实的人因此丧生。那些日子里，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这一切竟能被原谅和遗忘？永远不会！”

1953年3月6日，星期五早晨，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就像列宁逝世后所采取的“集体领导”方式一样，由中央主席团的10位成员组成了权力机构。新的中央主席团由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组成。其中由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组成的第一个“三人执政联盟”一开始占了上风。他们都在斯大林的葬礼上发表了讲话，他们的大名也都赫然列于中央主席团的名单之首。然而，这个执政联盟只是徒有虚名，真正起作用的其实是由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组成的执政联盟。莫洛托夫虽然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但他并未掌握苏联真正的权力；他仅掌管着外交部以及苏联驻外使馆的活动。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权力也很有限。但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却掌控着党的全部机构一所有的州委、市委及中央委员会的所有下属部门。此外，他当时还得到了布尔加宁及朱可夫的鼎力相助。布尔加宁的政治权势不算大，但他执掌着全苏武装力量的帅印，且朱可夫和赫鲁晓夫两个人在一起足以担当起重大的领导责任，因为朱可夫在军队将领中亦深孚众望。

1953年3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批准了马林科夫关于解除他苏共中央书记的请求，选出了由赫鲁晓夫、苏斯洛夫、波斯别洛夫、夏塔林和伊格纳捷夫5人组成的书记处。这样在斯大林逝世前后10天左右的时间内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便完全形成了。在这个新的领导集体中，由马林科夫主持部长会议，伏罗希洛夫主持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则由赫鲁晓夫主持。这段时间里，赫鲁晓夫主要致力于“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虽然当时还没有正式设立第一书记的职位，但实际上是由赫鲁晓夫主持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全面工作。也只有他一人既是书记处的书记，同时又是中央主席团委员。而且，赫鲁晓夫还被任命为斯大林治丧委员会主席。不过，在斯大林的葬礼上作主要讲话的还是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在这一时期，苏联的管理方法和作用机制已经不能适应苏联工业的发展水平了。除了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以外，大多数领导人都是赞成改革的：必须摒弃斯大林那些过时了的实践和理论，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体制的基本特征，破除个人迷信和崇拜。

但在表面上十分和气的主席团当中，权力斗争的暗流正在涌动。斗争首先是在马林科夫左右两侧的贝利亚和赫鲁晓夫之间展开的，而马林科夫则一时成了他们两人竞相争取的对象。从名义和地位上讲，无论在中央主席团还是在部长会议中，贝利亚都是仅排在马林科夫之后的第二号人物，而从力量和权势上讲，他可谓兵多将广，权倾朝野。对于斯大林身后的领导班子问题，贝利亚早有打算，就此所采取的行动也很神速。还在3月4—5日的主席团常委会召开之前，贝利亚就找马林科夫谈了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照顾到了马林科夫的利益，因而两人也便很快达成了一致。于是，在3月4—5日的常委会上两人相互提名，你唱我和。

赫鲁晓夫在新领导班子的组建问题上所花费的心思也并不亚于贝利亚。还在为病危的斯大林值班守护期间，赫鲁晓夫就对好友布尔加宁说：“斯大林已病人膏肓，他死后怎样组建领导班子？我担心斯大林同志逝世后贝利亚会千方百计抢夺内务部的领导岗位。他干吗需要这个岗位？这是为了攫取国家机关这个位置，有机会安插间谍以监督政治局委员，窃听、监视、制造事端，进行阴谋活动。而这对党来说会导致极坏的后果。不允许这样做，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被葬送。”布尔加宁表示同意他的看法。在3月4—5日的常委会召开前夕，赫鲁晓夫也曾找过马林科夫，提出：“谈一谈，我们今后如何生活……”但遭到了马林科夫的拒绝：“现在有什么好谈的？人来到以后，再一起谈。开会就是为了这个。”赫鲁晓夫承认，他在听了这话后，有一种被排除在“局外”的感觉。所以在接下来举行的常委会上他变得格外警惕。

此时赫鲁晓夫成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但此职务的权力仅集中宣传和意识形态上，政治和经济事务则落入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手中。刚刚上台后不久，贝利亚就发动了一系列大胆的自由化改革：实施大赦，将劳改营中数百万被关押的政治犯释放并平反；终止对苏联内各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化政策，恢复本民族语言的地位；并酝酿使东德和西德合并为一个中立的德国。赫鲁晓夫认为贝利亚迟早会害死他们，于是他表面上顺应贝利亚，而背地里却和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密谋将其推翻。1953年6月26日的克里姆林宫会议上，马林科夫等人突然展开了对贝利亚的围攻，并在莫斯卡连科、朱可夫等军人的协助下将他逮捕。又于同年12月18日以叛国罪、恐怖主义和反革命罪将贝利亚处决。

1953年1月，清除贝利亚和随后解除国家安全机关的权力是最重要的转折点。贝利亚被除掉后，赫鲁晓夫迅速从原来的第六把交椅窜升至第三把，并且于1953年9月15日被宣布为“苏联共产党的第一书记”，但此时他的地位尚不稳固。从1953年秋天到1954年，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展开了斗争：马林科夫逐渐加强自己在政府中的影响力，而赫鲁晓夫则不断增强自己在党内的权势。1953年8月，马林科夫提出降低税收、增加国家对谷物的采购价格、鼓励农民经营小块自留地的农业政策。赫鲁晓夫为夺回声望，于是在9月提出了更高的采购价格、强化农民自留地等政策，并进一步计划开垦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荒地。1954年春夏期间，赫鲁晓夫鼓动30多万志愿者来到东部垦荒，由于缺乏调查和准备，这场运动在几年内演变为农业和生态上的灾难。于是赫鲁晓夫遭到了“寒流”。他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党的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受到其他领导人的审查；后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农业会议也主要是由马林科夫班子的领导人所控制。此间执政的已故英国工党领袖贝尔纳在谈及他1954年夏天访问莫斯科的印象时说，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成员中绝不是最突出的人物，他根本没有受到作为斯大林的接班人所应享有的尊重。赫鲁晓夫还对公众开放了克里姆林宫，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此期间，暗中搞垮马林科夫的计划也在秘密进行着。赫鲁晓夫让法院调查团追查1949年发生的列宁格勒案件，他知道这起调查最终会把马林科夫牵扯进来。1954年间，赫鲁晓夫逐渐赢得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等人的支持。1955年2月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指控马林科夫对列宁格勒案件中的责任，最终马林科夫被解除了总理职务。

不过，随着赫鲁晓夫的政治对手马林科夫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赫鲁晓夫的地位逐渐得到了巩固。然而新的部长会议主席、国家机关和经济领域的新代表布尔加宁已经准备给党的机关和赫鲁晓夫之间划上明显的界限。但赫鲁晓夫在《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上已非常明确地宣称，第一书记的任务是贯彻落实领导集体作出的决定，而不是自己作出决策。到了1955年的夏天和秋天，不懈努力的赫鲁晓夫终于在党的机关的帮助下，又重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赫鲁晓夫的亲信也大量进入中央书记处。

搞垮马林科夫后，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的矛盾逐渐升级。莫洛托夫反对赫鲁晓夫的垦荒政策，他更倾向于对已耕作的土地进行投资，同时他还对赫鲁晓夫住房政策表示不满。在外交政策上，莫洛托夫坚持认为南斯拉夫为修正主义国家，而赫鲁晓夫率领的代表团却抛下莫洛托夫于1955年5月主动访问了贝尔格莱德。在7月的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和主席团的所有其他成员对莫洛托夫展开了围攻，莫洛托夫被迫认错。赫鲁晓夫没有立即清算莫洛托夫，会议后他依然担任外交部长和主席团成员。亲斯大林的保守派的地位因此受到削弱。领导人继续围绕是否在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上公开批判斯大林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主词条：苏共二十大

1955年底时，数以千计的政治犯从古拉格劳改营中被释放回家。在苏共党代会之后，平反政策落实的人数已达到了几十万人。在搜集材料、促使重审案件和释放犯人的工作中，赫鲁晓夫发挥了带头作用。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前后，就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内的一部分人发生了激烈争论。在二十大召开之前，一部分主席团委员反对赫鲁晓夫在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经过协商，双方都做了妥协。主席团决定：赫鲁晓夫不在正式大会上，而在非正式的内部会议上另作一个专门报告，专门报告不以赫鲁晓夫个人的名义，而是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赫鲁晓夫同意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中不公开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苏联的1355名代表、来自55个国家工人政党使节和所有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领导人。在会上，赫鲁晓夫数次抨击党内存在的个人崇拜现象，但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在会议结束前夕的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赫鲁晓夫又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但报告完后并没有就此进行讨论。在四个多小时的内部报告中，会场气氛始终热烈，不时发出激愤的喧哗声和不息的掌声。但是，在报告的过程中，赫鲁晓夫接到一张小条子，上面写道：“政治局委员们，你们在干什么？为什么允许这样大规模的暴行在我们国家发生？”这张条子反映了听众中一部分人对报告的不以为然。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国内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批评、责难一齐向赫鲁晓夫袭来，说他的报告失之肤浅，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社会根源和恐怖活动的现实条件并未从理论层面和历史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而且，对斯大林的批判也仅仅局限于1934至1953年的这段时期。同时指责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没有揭露斯大林属下的诸多罪行。克里姆林宫的许多领导人指责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太草率、太过火，由此引发的后果赫鲁晓夫是要负全部责任的。1956年12月中央委员会召开一次全体会议，会上宣布要对经济体制进行重大改革，而赫鲁晓夫却连讲话的机会都没有。他的地位又一次遭到威胁。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其巨大的震动。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中，赫鲁晓夫情绪激动的谴责了斯大林大清洗和驱逐少数族裔的罪行，猛烈抨击了他执政时期的农业政策所带来的灾难，还攻击了他军事指挥上的无能，并在最后表示要重新回到列宁主义的路线上来。讲话共持续了四个小时，报告的内容使代表们大为震惊，以至于“会场内一片寂静，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可以听见”。会议结束时，赫鲁晓夫要求代表们“不要把话题扩散到党外，更不用说媒体了”。然而在1956年3月1日，已经把经编辑改动不大的报告文本分发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所有领导干部，而3月5日报告文本的封面上的“绝密”字样已经改为“不供发表”，苏共中央的印刷厂里紧急赶印上万份赫鲁晓夫报告，并装订成红皮小册子，分发给全苏境内的所有各州党委会、各市党委会和各区党委会，中央委员会建议召开吸收工人、军人和知识分子中的分子参加的各级党组织、共青团组织的会议，会上传达赫鲁晓夫的报告。同时，以色列情报机构在华沙获得了秘密报告文本，并于4月送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手里。1956年7月4日，《纽约时报》将其刊登。秘密报告的公开给共产主义集团带来一波猛烈的政治震荡。

1956年赫鲁晓夫对个人迷信及大规模政治恐怖的清算，也在东欧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匈牙利、波兰，甚至因为对斯大林及其在东欧的追随者的清算，而引发了重大的社会动乱。赫鲁晓夫的政敌以此为口实，指出东欧动乱是赫鲁晓夫推行“非斯大林化”政策的结果，认为此举给了人民太多的民主，因而引发了社会下层政治火山岩浆的喷发。赫鲁晓夫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在“匈牙利事件”前后的半年时间内，赫鲁晓夫一直保持沉默。他在一些公开场合一再宣称，自己是个比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还坚定的“斯大林分子”。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发表还引起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强烈不满。他们在纪念斯大林逝世三周年之际，在第比利斯和其他大城市举行对斯大林的悼念活动，并逐渐转化为针对秘密报告的抗议和示威。1956年3月4日起，第比利斯的示威者高举斯大林画像，高呼“斯大林主义万岁”“打倒赫鲁晓夫”等口号，并强制征用公共汽车和电车在市内游行。3月10日，苏联当局使用部队和坦克驱散游行，部队和示威人群发生了冲突，最终士兵向人群开枪。由于官方没有正式报告，估计的伤亡人数大约在106人至800人之间，有数百人受伤，超过200人被逮捕。而另一方面，各级党组织纷纷起来，揭发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罪行，寻找“斯大林分子”。许多基层组织中，这两方面的人常常争斗得十分激烈。在此基础上，在知识分子中间开始形成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其中以苏联科学院的知识分子为最激烈。苏共中央主席团曾令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社会舆论进行严密监视和报告，并不得不作出专门的决议，来消除在内部传达二十大精神和“秘密报告”的过程所出现的“敌对破坏行动”。在党的高层，对斯大林持猛烈批评态度的也逐渐增多和加强，其中以朱可夫将军最为突出。1956年5月19日，朱可夫还准备了一份在中央全会上批判斯大林的发言稿。

主词条：波兹南事件、波兰十月事件、匈牙利十月事件

1956年，波兰人民共和国因肺病在莫斯科疗养的领导人波莱斯瓦夫·贝鲁特在读到赫鲁晓夫的一份秘密报告文件时，突然心脏病发作，于3月12日逝世。面对波兰国内日渐升温的反苏和反俄罗斯情绪，赫鲁晓夫于3月来到华沙参加了贝鲁特的葬礼，并向波兰政府做出含糊其词的解释。1956年6月28日，波兹南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和游行活动。示威者打出“我们要面包”的标语，要求波兰当局提升工人工资和减少税收。由于政府缺乏谈判的诚意，游行最终演变为骚乱。29日波兰政府派出装甲部队进入波兹南，并在次日平息骚乱。据官方统计，波兹南事件共造成74人死亡，800人受伤，658人被拘捕。

1956年7月，波兰二届七中全会推举曾因“右倾民族主义”入狱的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担任波兰领导人，并解除了苏联派来的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国防部长的职务。闻讯后的赫鲁晓夫立即向波党提出进行磋商的邀请，但波党以将召开八中全会为由拒绝了邀请。10月19日赫鲁晓夫突然单方面飞抵华沙，他一下飞机就愤怒的向波兰代表大吵大嚷，同时苏联军队也在向华沙推进。在哥穆尔卡的说服下，赫鲁晓夫最终同意苏军将不使用武装干涉，并将罗科索夫斯基调回苏联。

1955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斯大林主义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以“右翼分离主义”的罪名将有改革思想的总理纳吉·伊姆雷开除出党，这使匈牙利变成一个火药桶，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则将匈牙利彻底点燃。1956年10月23日，布达佩斯的学生举行了规模浩大的游行示威，庆祝哥穆尔卡在波兰的上台，要求匈牙利也进行类似的改革，重新任命纳吉为总理。示威群众还将斯大林雕像推倒。当天深夜匈牙利安全部队向示威人群开枪。10月24日早晨，苏军的坦克开进布达佩斯，这反使匈牙利的矛盾全面激化。10月30日，赫鲁晓夫在朱可夫等人的建议下作了苏军从匈牙利撤出的决定。然而匈牙利的局势已经完全失控，愤怒的群众袭击了布达佩斯共产党总部，并将数位安全警察处以私刑。同时纳吉呼吁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赫鲁晓夫在经历一番犹豫之后于10月31日发出命令，苏军随后再次进入匈牙利。11月4日，革命最终被苏军镇压。匈牙利有2500人死亡，13000人受伤。纳吉也于1958年被处决。

东欧的骚乱使赫鲁晓夫声望受损，他的反对者则借机形成联盟，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的门徒季米特里·谢皮洛夫密谋，共同向赫鲁晓夫发难。1957年6月18日，布尔加宁招呼赫鲁晓夫参加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部长委员会会议。会议刚开始，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轮番发言，猛烈抨击赫鲁晓夫，说他的政策是“托洛茨基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逼赫鲁晓夫承认错误并且辞职，否则，不排除逮捕他的可能性。赫鲁晓夫断然否定对他的一切指控，激烈的辩论整整延续了三天。最后表决，主席团以七票对四票通过撤销赫鲁晓夫的职务的决议。19日，由于自己曾经任命过很多地方官员，赫鲁晓夫便要求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他的支持者也准备将委员们运送到莫斯科来。长时间的辩论走漏了风声，在京的中央委员要求召开中央全会讨论赫鲁晓夫的去留。国防部长朱可夫下令用飞机将外地的中央委员空运到莫斯科。在多数中央委员强烈要求之下，6月22日，召开了中央全会。会上朱可夫严厉地指责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在斯大林时代大清洗中的罪行，反对派最终被击败。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都作了报告，结果，多数中央委员支持赫鲁晓夫。全会的决议谴责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撤销了他们的职务。

在六月事件之后，失败了的马林科夫一莫洛托夫集团的成员卡冈诺维奇曾从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室打电话给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哭着对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我认识你已经多年了。我恳求你别让那些人以他们在斯大林领导下对待人民的那种方式来处理我。”赫鲁晓夫答复卡冈诺维奇说，之所以把他们清洗出中央委员会，正是为了避免重演这样的历史。撤换了人便可以避免过去的灾难，赫鲁晓夫也是这么认识的。1957年6月，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集团进行了整整12天的辩论，最终把他们留在了党内。赫鲁晓夫遵守了诺言。这个派别集团的成员没有一个人被开除出党。

朱可夫在协助赫鲁晓夫清除“反党集团”后成为了主席团的重要成员，个人威望日渐升高，这引起了赫鲁晓夫的怀疑和恐惧。1957年10月19日，当朱可夫踏上前往巴尔干的航程时，赫鲁晓夫在一些主要将军的支持下，于主席团通过了一项谴责朱可夫的决议。朱可夫闻讯于五天后返回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他展开了一致的批评，并撤销了他国防部长的职务。

1958年3月底，布尔加宁也被从部长会议主席的位置上拉下马；其继任者当然非赫鲁晓夫莫属。从此，在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同时，赫鲁晓夫又获得了行政权力首脑的职责和权威。为统一领导所有与战争相关的部门，又专门成立了一个最高国防委员会，赫鲁晓夫随即被委以该委员会主席的职位。此时的赫鲁晓夫已身兼数职，独揽了党、政、军各方的大权。从1957年6月起，赫鲁晓夫的对手被纷纷拉下马，且这一过程一直在继续着。1958年9月，布尔加宁也被宣布为“反党分子”，同年11月，他作了自我批评。1959年2月召开的二十一大上，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分别进行了自我批评。1960年5月，伏罗希洛夫被撤销苏联国家领导人的职务，7月，他离开了国家机构，并且在1961年10月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被指控为“坚持反党立场”。

1961年，为防止个人崇拜死灰复燃，赫鲁赫夫做出了一项震惊世界的决定——把斯大林的遗体移出列宁墓。

1964年10月1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了讨论撤换赫鲁晓夫的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赫采取了特殊的保安措施，从最初的预备会议开始起，到14日最后决议通过为止，对赫鲁晓夫进行了隔离。当时，赫鲁晓夫正在南方黑海边的中央别墅中度假。苏共中央在主席团会议上作出决定，将来在中央全会上由苏斯洛夫作主要发言人；并已内定选举勃列日涅夫为第一书记。随后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和赫鲁晓夫通了个电话，通知他主席团正在开会，说主要讨论赫鲁晓夫关于划分农业机构的计划草案。赫鲁晓夫起初拒绝返回莫斯科参加会议。隔了一段时间，勃列日涅夫再度用电话通知赫鲁晓夫，如他拒绝前来莫斯科，主席团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开会。讨论议事日程，这样赫鲁晓夫才同意去莫斯科。飞机到莫斯科机场后，未让赫鲁晓夫回家。原准备保留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职务，但是后来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态度粗暴，且带有污辱性的发言举动，因而苏共主席团最终决定不保留他的中委职务。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一直进行到10月13日深夜。就在10月6日夜间会议休息时，米高扬说服了赫鲁晓夫，要他自愿递交退休声明，即后来在报上发表的辞职申请书，称赫鲁晓夫因年龄和健康原因，已根据本人要求被解除职务，由于赫鲁晓夫最终与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能采取合作的态度，才决定于10月14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不对赫鲁晓夫本人展开广泛的讨论或尖锐的公开谴责。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10月14日上午继续开会，下午就转入举行经过充分准备的中央全会。中央全会由勃列日涅夫宣布开会，米高扬主持会议，苏斯洛夫作了关于撤销赫鲁晓夫的职务及其原因的报告。苏斯洛夫的报告，着重批评了赫鲁晓夫国内政策的错误，主要是有关农业政策、经济政策的错误，在有关组织问题方面，指责赫鲁晓夫搞个人迷信，任用亲朋当顾问，以听取亲朋顾问的意见来代替征询主席团的意见。在外交政策方面，指责他任用《消息报》总编辑、女婿阿朱别依以类似非正式外交部长身份行使职权，许多外交政策的制订都未征求外长葛罗米柯的意见。随后未经中央全会开展讨论，一致通过了撤销赫鲁晓夫的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以及取消他的中央委员资格的提案。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米高扬代表当局向他宣布退休后的待遇：成为“特殊养老金领取者”，退休金每月500卢布，配专车；目前的别墅和列宁山上的宅邸均归他终生使用（实际上三周之后即让他迁出宅邸，三个月之后又让他迁出别墅）；警卫和侍者不变，但人员全部换掉。自此赫鲁晓夫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搬进新家后，他总是自言自语：“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1965年开始，赫鲁晓夫终于开始慢慢适应领取养老金的日子。每天清晨起床后，他喜欢一边看报纸，一边激动地发着牢骚。外出散步时，他也总是携带着那台短波收音机，赫鲁晓夫经常用它来收听西方电台的俄语广播。

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赫鲁晓夫已经彻底被遗忘，但他对此并不十分在意。赫鲁晓夫决定用磁带录音机完成自己口授回忆录的夙愿，还让儿子找来了丘吉尔和戴高乐回忆录，用它们来当做自己撰写回忆录的参考书。1966年8月，在软禁状态下，赫鲁晓夫开始正式撰写回忆录，详细记述自己的政治生涯，披露重大事件的内情。在被克格勃发现后，勃列日涅夫严禁其从事回忆录写作，并采取窃听等手段来加强监视其言行。

在编写回忆录的最初阶段，赫鲁晓夫还在刻意回避窃听器，因此他只能在室外完成每天的工作，以至于在他的前期录音里经常会听到一些噪音。后来，他已经不再理会那些窃听设备，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这件事不可能长期隐瞒下去。很快，他的回忆录引起了官方的注意，而这也让赫鲁晓夫开始担心不已。他一边日复一日地撰写着回忆录，一边又时感到某种潜在的不安。在一次与儿子的谈话中，他说：”可能一切都是徒劳的，在我死后，他们就会拿走一切文字资料，要么彻底销毁，要么便彻底封存起来，外人是不会知道它们的去处的。“

1967年夏，赫鲁晓夫的名字又被人重新提起，一家美国媒体计划给他拍摄一部传记影片，而这却恰恰是有些人绝对不能容忍的。传记影片仅是一个小插曲，在这之后，赫鲁晓夫依然在坚持他的回忆录撰写。同年冬天，中央监察委员会主任阿维德·帕尔什终于开始亲自向他施加政治压力。赫鲁晓夫对此抗议说：“连我家的厕所都有窃听器！你们花费人民纳的税金，就是为了窃听我放屁吗？”被激怒的赫鲁晓夫毫不让步，直到把个人回忆录完成。

1968年4月16日，赫鲁晓夫被召去了中央，苏联当局要求他立即停止回忆录的撰写，并交出已经完成的手稿。但赫鲁晓夫拒绝妥协。赫鲁晓夫突然意识到，苏联根本找不到能够安全保存手稿和录音之处。因此，他决定接洽国外的一些海外出版商，准备将来出版回忆录。从此以后，赫鲁晓夫又恢复了以往一样平静的生活。1968年年底，他终于与一家国外出版商达成了出版意向。有人建议他将回忆录中涉及到某些军事秘密和当权者内幕的部分进行适当的删减，以免引起祸端，赫鲁晓夫欣然同意。他的家人在苏联克格勃没收书稿与录音带的情况下，秘密将书稿复印件运送到西方由利特尔·布劳恩公司出版。

1970年秋，他的回忆录出人意料地在西方出版了。回忆录出版后，不仅西方震动，苏共中央政治局也大吃一惊。赫鲁晓夫被叫到中央去，见他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阿尔维德·雅诺维奇·佩尔谢，谈话使用的语气十分强硬。最后赫鲁晓夫签署了一个简短声明，坚决否认曾把回忆录交给任何一个出版社出版。然而他并不否认回忆录的存在，而且拒绝按照佩尔谢的要求宣布他的回忆录是捏造的。另外，他还挥着拳头警告佩尔谢，他有继续写回忆录的权利。后来，他继续工作，直到把回忆录全部写完。

1970年10月，赫鲁晓夫患了冠心病。1个月后，他住进医院。直到1971年初春，他一直躺在病床上。出院后，他坚持写完了回忆录，但身体已越加衰弱。1971年9月，他去看望女儿女婿，因采摘蘑菇累坏了，被送进了医院。第二天也即9月11日的下午，赫鲁晓夫病逝于医院中，终年77岁。当时守候在他身边的有他的妻子尼娜和女儿拉达。

1971年9月13日，举行赫鲁晓夫葬礼，《真理报》刊发一则简短消息如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沉痛宣布，1971年9月11日因久患重病医治无效苏共中央前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前主席，特级退休金领取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逝世，享年78岁。”此外，没有发表任何悼词或有关赫鲁晓夫介绍、悼念之类礼节性文字，也没有葬礼时间地点报道。

赫鲁晓夫女婿阿朱别伊回忆说，赫鲁晓夫死后，彼得罗夫娜接到“当局指示，葬礼必须完全是家庭性质的，没有任何官方仪式”。赫鲁晓夫被葬在新圣母公墓。那天葬礼现场情况，据《华盛顿邮报》记者罗伯特·凯译报道：“克格勃竭力不让普通公民进入新圣母公墓。只有穿便衣的密探、外国记者、亲属和几个近友。新领导人中无一人来但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联名送来一个大花圈。过着安静的退休生活的米高扬送了花圈。”

赫鲁晓夫一生中获得过七枚列宁勋章。1935年，莫斯科市民庆祝地铁第一期工程落成。由于赫鲁晓夫对地铁的建成所做出的努力和功绩，他被授予列宁勋章，这是他获得的第一枚勋章。1944年4月，赫鲁晓夫因为乌克兰地区的重建工作而获得奖赏于50岁生日时获得了第二枚列宁勋章。1957年4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授予赫鲁晓夫列宁勋章和第二枚“镰刀、锤头”金质奖章，对其在垦荒工作中的功绩给予表彰。

二战期间赫鲁晓夫任西南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第一乌克兰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期间因多次率军作战胜利被授中将军衔，获得二级苏沃洛夫勋章、一级库图佐夫勋章。二战结束后，苏联最高主席团于1945年5月9日创建并给赫鲁晓夫等所有参与卫国战争的将领与战士颁发了1941—1945年大卫国战争战胜德国奖章。1956年，根据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出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斯大林奖章于9月6日被更名为“加强国际和平”列宁国际奖，即“列宁和平奖”。1959年，赫鲁晓夫获得列宁和平奖章。1964年，赫鲁晓夫获得“苏联英雄”的勋章。

赫鲁晓夫一生中三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奖章。第一次是1954年4月18日，最后一次是1961年，由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为其颁发。

赫鲁晓夫还获得过劳动红旗勋章、保卫斯大林格勒奖章、苏联武装力量四十周年纪念奖章、苏联武装力量五十周年纪念奖章、莫斯科建城八百周年纪念奖章、列宁格勒建城两百五十周年纪念奖章、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英雄、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勋章、白狮勋章、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奖章、“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之星”一级勋章、卡尔·马克思勋章、苏赫巴托勋章、1941—1945年大卫国战争中忘我劳动奖章、卫国战争游击队员奖章、南方黑色冶金企业恢复奖章、处女地开发奖章、尼罗河骑士团奖章、舍甫琴科国家奖章、二级库图佐夫勋章等二十余枚奖章。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曾多次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杂志上：

赫鲁晓夫的上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事物物极必反规律的体现。赫鲁晓夫上台面临着对内对外的严峻形势。对外美苏之间意识形态的对立犹如针尖对麦芒，军备竞赛连连升级，战争一触即发。苏联又严格控制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东欧各国，大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之道，干涉别国内政，把苏联的模式强加给他们，引起这些国家人民的强烈不满，积怨犹如干柴烈火。在国内“斯大林模式”的弊病已严重显现；所有制形式单一，“一大二公”，排斥其他所有制形式，片面追求高速度，并用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管理，从而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庞杂的官僚机构，排斥市场机制。当着计划推行不得力时，就配以政治斗争来贯彻。并且苏联的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心是在国防重工业上，而只用“剩余部分”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久而久之，这种“大兵营式”的高度集权的体制造成的僵化、低效，国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严重地挫伤了人民曾经爆发出来的高涨的积极性。使得苏联人民处于越来越压抑的状态。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逐步登上权力的顶峰。苏共二十大把国内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推向高潮。同时赫鲁晓夫着手对政治进行改革。主要表现在：加强集体领导，强调党政最高职务分开；努力改进苏维埃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整顿和改组内务机构，削弱内务部门和干部的特权，健全法制，平反冤假错案；建立干部更新制度，实行长期制和轮换制。这些措施有助于国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国内的政治空气开始活跃起来了，“解冻”文化也愈演愈烈。

赫鲁晓夫比较重视农业，1953年提出增加农业投资、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减少自留地产品的税额和交售任务等政策，随后又提出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大规模开垦荒地，1956年和1958年的粮食、肉、奶的产量都有较大的增长。但此后苏联的农业生产又走下坡路，为此，赫鲁晓夫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如改组农业部，把地方党组织一分为二分别建立主管农业和主管工业的两个党组织，大力推广玉米种植，增加化肥生产和扩大灌溉面积等，但未收到应有的效果。在工业上，赫鲁晓夫坚持斯大林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批评偏离这条总路线和把发展轻工业提到首位的倾向，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第一部类生产和第二部类生产的严重比例失调。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赫鲁晓夫坚持计划经济体制，但在条块分权和增加企业有限的自主权上作了些小的修补，如把部门的条条管理改为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地区管理及减少下达企业的计划指标数等。与此同时，还注意改善人民的生活，如增加妇女的产假，提高养老金数额，实行周五日工作制，减免低工资收入者的所得税，提高服务业职工的工资，提高庄员的优抚金和补助金，大规模建设居民住房，等等。

赫鲁晓夫的改革曾取得过一定的成就。农业方面，1958年总产值比1953年增长51%。1959年粮食产量达13600万吨，比1953年增加5000万吨，庄员的人均收人从1953年的150美元提高到1958年的600美元。调整了农业结构，农业机械化程度大有提高。工业方面，1955年苏联绝大部分工业产量落后于美国。工业产值仅为美国的35%，到1964年工业产值已达到美国的65%。38在一些主要的工业产品方面已接近或超过美国。1953—1963年，工业产值增加了1.7倍。平均每年增长10.5%，比美国快1倍。科学技术有相当的发展，并且部分地赶上了世界科技革命的进程。1954年6月2日，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同年8月12日，萨哈罗夫设计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57年8月26日，苏联首先发射了第一颗洲际导弹，同年11月4日，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

在政治上，赫鲁晓夫首先致力于否定斯大林，他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谴责斯大林“大清洗”和驱逐少数族裔的罪行、农业政策带来的灾难和军事指挥上的无能，并在最后表示要重新回到列宁主义的路线上来。这个报告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报告对于苏联打破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而在平反历史错案、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法制建设等方面有作用，也在客观上促使其他国家共产党打破对苏联模式的迷信，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引起人们对苏联共产党及其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怀疑和否定，也诱发了西欧和美国共产党的严重分裂。

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为标志，赫鲁晓夫在重点分析个人崇拜的产生原因及其社会重点的基础上，展开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反对个人崇拜，实行集体领导原则，这在赫鲁晓夫执政初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苏共二十大四个月之后，苏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重要指示，举国上下大张旗鼓地反对个人崇拜，维护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这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运动，初步显示出创新精神，对解放苏共及苏联广大群众的思想，活跃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和探讨，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性和广泛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基于对斯大林崇拜的批判，赫鲁晓夫相应进行一系列党和国家体制方面的改革。在政治体制上，赫鲁晓夫针对当时苏共党内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职务终身制等现象，提出实现党政领导体制民主化的一系列主张：

1.国家政权机关改革

①加强苏维埃的地位、扩大苏维埃的权限。赫鲁晓夫执政后，最高苏维埃加大立法力度，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和法律纲要，同时还修改和补充了许多法律法令，标志着最高苏维埃大规模立法活动的复苏。地方苏维埃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1957年1月，苏共中央《关于改进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工作和加强它们同群众的联系》的决议要求各加盟共和国党的和苏维埃的机关“采取实际措施扩大地方苏维埃的权力，首先是扩大它们在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编制地方工业和合作社工业企业的产品生产和产品分配计划方面的权力，以及在组织住宅建设、文化福利机关的建设，道路建设，发展建筑材料和燃料的生产和解决财政预算问题等方面的权力”。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也明确提出：“地方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力将扩大。它们将最终解决一切地方性的问题。”赫鲁晓夫还加强常设委员会建设。1954年之前的三届最高苏维埃每院只有资格审查、法律起草、财政和外事四个委员会，其工作也未引起广泛的注意。从赫鲁晓夫开始，常设委员会的建设得到明显加强。1957年1月，苏共中央《关于改进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工作和加强它们同群众的联系》的决议明确要求“扩大常设委员会的权限”。此后，苏维埃常设委员会数量增多，成员人数不断扩大。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及地方苏维埃也建立了各种常设委员会。这样，在苏维埃系统内就形成了较完整的常设委员会体系。据统计，第四至六届最高苏维埃常设委员会的总数增至9个；第七届最高苏维埃的常设委员会达到20个。

②调整政府机构，下放管理权限，精简工作人员。1956年以前，侧重于合并和精简政府机构，减少非生产人员约100万人。1957年实行工业和建筑业管理改组，使政府的部门机构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各经济行政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成为管理经济的主要机构。据统计，苏联部长会议属下，专业部1954年为47个，1958年减为18个，1962年为15个；委员会1954年为5个，1958年增为13个，1962年为29个。

③加强党和国家监督机关的作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监督机关的职能有所恢复，组织形式也有所变化。1957年8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法令，决定撤销国家监察部，成立部长会议监察委员会，以加强对政府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赫鲁晓夫在1959年6月的中央全会上作报告指出：党和国家的纪律问题，是党和国家机构全体干部活动中基础的基础；应该在国家组织、经济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各个环节加强监督工作。6月26日，苏共中央作出关于在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的基层党组织中成立监督委员会的决定，发布该监督委员会的工作条例。1962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成立党和国家统一的监督机关——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监察委员会以及相应的地方机关。苏共中央称这一改组遵循的原则是：“把列宁关于党和国家的监督结合起来，建立统一的、经常起作用的、有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的监督制度的指示作为这种制度的基础。”

2.党政领导体制改革

①主张党政最高领导职务分开。赫鲁晓夫在1953年3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提出将党政最高领导职务分开，要求继任部长会议主席的马林科夫在政府和党的领导工作之间任选一项。这对防止权力过度集中有意义。但是，赫鲁晓夫的这一主张当时主要是为打击马林科夫和削弱他的地位，而且，他本人在1958年取代布尔加宁兼任起部长会议主席。

②主张实行集体领导原则。赫鲁晓夫强调“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是集体领导”，一切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决定，这对斯大林后期的个人集权和专断是一个大进步。在1958年3月前，苏共中央主席团基本上实现了集体领导原则，大政方针由10人领导核心确定。主席团如在某个问题上不能达到观点一致，则由简单多数票决定。苏联部长会议的情况也是这样。但是自1958年3月起，赫鲁晓夫作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又兼任了部长会议主席，将党政大权集于一身，重复历史上的错误，从而破坏了集体领导原则。

③定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充分发挥它们的决定作用。赫鲁晓夫执政11年中，苏共召开了3次代表大会、34次中央全会，这比斯大林时期召开7次代表大会、36次中央全会是一个的变化，特别是增加了中央全会的次数。赫鲁晓夫认为，主席团是中央全会的执行机关而不是上级机关，重大问题不能只由主席团决定，而必须经由中央全会的讨论、审查和批准。地方党组织的会议也必须定期召开。然而，赫鲁晓夫在1958年以后又逐步抛开集体领导和中央委员会，在许多问题上搞起了个人专断。

④设立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1962年1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作的《关于苏联经济发展和改组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的报告中指出，旧的党组织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党领导生产的障碍，党兼管工业和农业给挑选干部造成很大困难，不利于实行专业化和克服官僚主义。因此，必须“以生产原则为基础，自下而上地改组党的领导机构”。全会根据赫鲁晓夫报告通过的决议指出：“要内行地、经常和具体地领导生产，发展工业、农业和一切经济部门。”为克服以往党对国民经济领导中的缺点，“必须过渡到自下而上地建立党的领导机关的生产原则”。苏共中央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决定以生产原则为基础自上而下地改组党的领导机构。在州和边疆区一级成立两个独立的党组织：领导工业生产的党委会和领导农业生产的党委会。在苏共中央和加盟共和国中央成立工业生产领导局和农业生产领导局。州和边疆区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也相应划分为工业和农业苏维埃。这个做法和变化，包含有的主观动机。但是它以机械的分类和改组破坏了党的统一领导，造成了思想、政策和工作中的混乱，也避免了权力的过度集中。

3.法制改革和建设

①推动重审政治运动中的案件，释放大批政治犯。1954年4月30日，曾震惊全国的“日丹诺夫案件”得到了平反。在这一案件中，原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原联共中央组织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原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季奥诺夫、原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波普科夫等一大批高级干部被判处死刑，另有一批高级干部被判处多年徒刑。整个案件中被镇压的达到200余人，被牵连的则有2000余人。本案平反后，赫鲁晓夫与鲁坚科亲临列宁格勒，向这里的党的分子说明了该案的血腥与荒唐。12月14日至1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举行公审大会，对制造该案的有关责任人——前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国家安全部特大案件侦讯处处长列昂诺夫和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科马罗夫、利哈乔夫判处枪决。据有关材料，苏联从1953年到1955年释放被关押者1.2万人，他们大多是过去担任党政部门要职的人物。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大规模的平反工作开始了，赫鲁晓夫进一步复查以往的案件，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无辜者的名誉。几乎所有的政治犯都被释放，1935—1955年死于集中营和监狱的绝大多数人也都恢复了名誉。赫鲁晓夫亲自指示成立了近百个特别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包括一名检察院代表、一名中央委员会代表和一个早些时候获得释放和平反的党员。这些拥有充分权力的委员会，从莫斯科直奔各个集中营。他们仔细地审查各个案件并迅速予以解决：看申诉书，和犯人谈话，然后宣布释放。到1956年8月，全苏有几百万人获得了自由。大恐怖时期的受害者死后得到了平反，数百万囚犯重返了家园。这是赫鲁晓夫全面改革的前奏，它对国内的影响不亚于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到1957年，大多数劳动改造营被解散，余下者改组为劳动改造所，改造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对一部分犯人还采用“劳动改造移民区”的办法进行管理。赫鲁晓夫在任期间没有大的政治案件发生，对政治犯罪的起诉至多数百起。对异议人士的惩罚手段也换成了使之失业、解除大学职位、开除出党等方式，或以“社会威胁”为由强制入院治疗。

②修改和制定法律法令。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立法工作，1958年以前主要侧重于对原有的法律法令进行修改，此后开始制订新的法律。1958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关于刑事立法和刑事诉讼原则的新法案，以及对宪法中某些条款的修改和补充。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一系列立法纲要和法律，前者如《法院组织立法纲要》《刑事诉讼纲要》《刑法纲要》等，后者如《关于国事罪的刑事责任法》《关于军事罪的刑事责任法》《关于取消剥夺选举权的判决法》等。立法纲要是苏联特有的一种立法形式，为各加盟共和国的立法提供了依据和指导，因而具有保证立法统一和促进立法更新的功用。1961年12月，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民事立法纲要》《民事诉讼纲要》。1962年7月，俄罗斯联邦修订了《苏俄刑法典》。此外，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苏联先后通过了许多法律和法令。上述法律和法令尚有不完备的地方，但毕竟是“有法可依”之路上的重大进展。

③调整国家安全机构并限制其权力。苏联内务部于1954年被分解出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后，便成为一个维持社会治安的机构。1960年1月撤销苏联内务部，其职权被移交给各加盟共和国内务部。1962年以后，各加盟共和国内务部又相继更名为“社会治安部”和“社会治安局”。苏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必须接受党和国家的领导，而不能像过去的内务部那样凌驾于国家之上，包揽逮捕、侦查、审理、判决的司法全过程。

④健全司法制度。赫鲁晓夫的举措主要有下述：（1）1954年8月颁布国家法令，在加盟共和国法院和州法院设立主席团，以便按监督程序就地审理案件。（2）1955年5月颁布《苏联检察长监督条例》，规定检察机关对一切机关、公职人员和苏联公民是否遵守法律实行监督，对审判机关作出的判决、决定和裁定是否合法与有无根据实行监督。（3）1957年2月颁布《苏联最高法院条例》，明确最高法院的职责，规定最高法院有权对审判实践中的问题作出指导性解释，有权按监督程序审理案件，但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审理一切案件。（4）苏共二十大以后，提高了律师的地位和作用，允许律师参加犯罪侦查。1962年7月，俄罗斯联邦颁布《苏俄律师协会条例》，规定了律师协会的组织形式与活动原则，以及律师的权利和义务。（5）在新的民事诉讼程序中强调了一系列民主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事案件采用集体审判制度；审判员以法律为准绳，享有充分的独立审判权；一切案件均公开审理。

4.干部制度改革

赫鲁晓夫时期提出了大力推进领导干部的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的思想。他着重调整干部结构。强调注重干部的文化专业水平和实际能力。把大批受过专门教育的科技人员以及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党政干部充实、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赫鲁晓夫指出：“必须要大胆地提拔青年干部”，“必须提拔受过锻炼、通晓业务、有主动精神的人来担任领导工作。”他还强调：“经常更换干部，提拔在工作中成长起来的新同志，把年轻的工作人员同富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在我们党和国家的乐队中结合起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发展规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联党政领导干部结构出现年轻化的趋势。干部队伍也向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如乌克兰，在市党委书记和区党委书记、市和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委会主席中间，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工业专家或农业专家。

赫鲁晓夫推行的干部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且总体上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民主化的要求和发展更新的趋势，但也存在着问题。就赫鲁晓夫提出和推行的干部更换制度来说，本质上是一个勇敢的创举。但问题在于：有些层次的干部任期规定过短，更换比例规定过大；更换制度的设计未能深入考虑实践的复杂性，干部工作应有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改革本身低估了以往的终身制形成的惯性，以及由之而生的抵抗力量。因此，贸然急进行事，不仅触犯和得罪大多数干部，而且必然削弱改革的社会基础和力量。例如，他要取消干部终身制，对于党选举产生的各级领导机关（从地方到中央委员会成员），采取按一定比例经常更换的制度。每次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1952年十九大选举时，中央委员撤换了70％，十九大选出的主席团，经过二十大撤换了80％，1953年的各部部长、主席、副主席共35人，到1957年剩下16个人。1962年划分工业党、农业党时又撤换了一半以上。党章规定：苏共中央委员每次选举要更新四分之一，加盟共和国选举每次更换三分之一。这就带来干部调动频繁和机构重叠的问题，引起干部的不满。1962年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在选举中更换了近70%；他还取消了高级干部（如州委书记、中央委员、报纸主编等）的相当可观的月薪“津贴”，对局级干部不再配备司机，不再提供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去的专车；在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时，引起大量领导干部的调动。

赫鲁晓夫同斯大林一样，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比较短暂的历史阶段，他认为苏联在30年代就已建成了社会主义，他声称，苏联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成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这三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阶段中，已走完了前两个阶段，以后的任务是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在不久的将来苏联将建成共产主义，他过高估计苏联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认为苏联已进入了共产主义建设时期。他不仅有这样的认识，而且还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政策。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一人不仅作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和关于苏共纲领草案报告，而且作总结发言，最后致闭幕词。在会上他公开宣布，苏联在20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到1980年苏联将基本建成共产主义。为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目标，他提出，第一个十年（1961—1970年）在按人口平均产量方面超过美国；第二个十年（1971—1980年）苏联将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保证全体居民得到富裕的物质和文化财富，从按劳分配逐步过渡到按需分配，国家机关将变成社会自治机关，消灭了阶级差别，进入无阶级社会。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最后一句是：“党庄严地宣布：当今的一代苏联人将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中”。赫鲁晓夫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是脱离苏联社会现实的，是一种超越生产力水平的穷过渡，是一种“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

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还公开提出来“两全”，将他自二十大以来执行的路线理论化。“两全”即“全民国家”“全民党”。赫鲁晓夫明确提出用“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用“全民党”来代替无产阶级政党，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纲宣布苏联已变成全民国家，苏共已变成全民党。在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下，宣扬“两全”就是否定政党的阶级性，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因此“两全”的思想遭到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不同意赫鲁晓夫及苏共这些理论，由此引发中苏论战。

而赫鲁晓夫所说的和平过渡，指的是“争取了以无产阶级、劳动者的群众革命运动为依据的议会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这就是说，和平过渡是在无产阶级取得议会多数的前提下实现的。按赫鲁晓夫的解释，和平过渡之所以能成为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形式之一，其主要依据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二战后历史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在成长和巩固。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可能“把绝大多数人民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下，并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并且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传统的机构，也就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民主即劳动人民民主的机关。第二，由于世界舞台上的根本变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前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而且这些形式的实现，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要同内战连在一起”。第三，赫鲁晓夫认为，和平过渡是马列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非和平的。通过和平道路来实现革命，是符合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的。”赫鲁晓夫对和平过渡问题是非常慎重的。他认为，在多样化的基础上，究竟选择和平的，还是暴力的手段，应根据具体情况而确定。他指出，革命发展途径的选择不仅仅取决于工人阶级。如果剥削阶级要对人民施行暴力，工人阶级就不得不采用非和平道路来夺取政权。一切都取决于具体条件，取决于国内和世界舞台上的阶级力量的分布情况。赫鲁晓夫敢于正视现实，提出二战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化，承认和平过渡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形式之一，已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赫鲁晓夫在执政期间，对苏联经济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和调整。

在经济体制上，赫鲁晓夫深深地看到了中央高度集权利的不利影响，因此，上台后就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1953年至1956年，先是进行局部性改革，主要是扩大地方权限，精简机构，削减行政人员；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又在过去局部改革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其主要措施是：

①撤销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的绝大多数部，将其管理权下放给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通过改组，赫鲁晓夫把40个中央部中的27个部撤销，各加盟共和国共撤销了113个部。与此同时，把全国划分为105个经济行政区，各区设立国民经济委员会，将各部的管理权力都移交给国民经济委员会。国民经济委员会直接管理所属企业和建设单位，享有经济、财务活动所必要的权利。②把原来属于中央管理的工业和建筑业企业几乎全部下放到地方。一部分下放到各加盟共和国，另一部分下放到经济行政区和地方苏维埃。③改组中央经济计划管理机构。撤销了负责短期计划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把国家国民经济长期规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全国长短期计划的综合平衡，但不能作为职能机构。④减少国家的控制数字和计划指标。1958年国家的计划指标比1956年减少了一半，七年计划时期的控制数字又此1958年减少了2/3。

赫鲁晓夫对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进行改组，目的是变部门管理体制为经济行政区管理体制，“把工业和建筑业日常领导工作的重心移到地方”。这与斯大林时期的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和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形成鲜明对比。前者过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不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广大劳动者的生产性，有违于社会化生产发展规律，后者比较深入地分析了苏联计划体制和企业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该法令对计划管理体制过分集中，庞大的指标体系把企业统得过死，使企业的生产方向发生扭曲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相应的改革，为苏联经济改革提供了发展的新思路。这次改组虽然对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促进地区经济综合发展、加强企业间的横向经济联系，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次改革全盘否定了部门管理原则，并没有解决经济体制问题，还破坏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集中领导，因此又是不成功的。它只涉及到中央与共和国之间经济权限的重新分配，只是改变了企业的隶属关系，而没有涉及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企业依然处于无权状态。而且由于过分削弱了中央的集中统—领导，使原来部门的本位主义变成了地方的本位主义，企业的积极性没有真正调动起来。于是，从1960年开始，赫鲁晓夫改放权为收权，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各类工业部门的全国性委员会。其结果，管理工业的机构不仅没有精简，反而比过去扩大了二三倍。这次改革以收效甚微而告终。

早在乌克兰时，赫鲁晓夫就具备了处理农业问题的经验。在赫鲁晓夫的推动下，1938年，乌克兰用18天完成春播，1939年仅用10天就完成了全部春播工作，有的集体农庄4—5天就完成了播种，这在乌克兰是少有的。秋收时节也是如此，赫鲁晓夫一方面采取措施堵塞管理方面的漏洞，苏联的粮食从秋收、运输、库存、加工，一直到调配等，总量的40％被浪费掉了，赫鲁晓夫要求尽量抓紧时间，减少浪费；另一方面，他以行政命令方式规定收割时间，要求“快”，收割粮食作物不超过15天，收割原料作物不超过25天，每天工作不得低于16小时。缩短收割时间就可以减少连绵的秋雨所带来的损害，遇到阴雨天气，赫鲁晓夫则命令人们，无论男女老少，都要冲到田里去抢收。1939年，乌克兰农业获得大丰收，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增加21.5％，达13.6万公担，畜牧业也获得大丰收，牛、猪、羊分别比上一年增加39％、28％和56.5％，完成计划的127.6％。赫鲁晓夫在工作中也表现出了灵活性，他赞成给集体农庄庄员多一点宅旁园地，鼓励他们多养自留畜、种自留树，而不像有些干部那样唯恐庄员的自留地扩大会损害社会主义。在苏联，由于实行义务交售制，粮价定得很低，往往低于成本，农庄庄员从农庄中得不到多少报酬，他们的生活主要靠宅旁园地，城市副食品供应的20％一30％也靠宅旁园地。赫鲁晓夫此举深受乌克兰人的欢迎，也调动了他们的性。到1939年8月，乌克兰农庄庄员的餐桌上、城市商店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类农副产品供应充足，价格低廉，人们的脸上现出了满意的微笑。

赫鲁晓夫上台之前的苏联只重视重工业的增长，而忽视了农业的发展。农业的落后既影响了人民的吃饭问题，又妨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赫鲁晓夫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农业改革。针对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下的农民的生活情况，赫鲁晓夫做出了如下改革举措：

①减轻农民负担，取消20世纪40年代就实行的义务交售制，而采取了农产品采购制，调整农业部门收购制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纠正违反物质利益原则现象，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958年6月，苏联政府取消集体农庄对国家的义务交售制，把它改为农产品采购制，并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从1952年到1964年期间，国家收购各种谷物的平均价格指数提高了748倍，收购畜产品的价格指数提高了1569倍。在1953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批评了过去农业领导中忽视物质利益原则决定提高农产品义务交售价和收购价格以刺激农民增产。如义务交售给国家的牲畜和家禽产品，提高45倍；奶类、黄油、提高1倍；土豆提高15倍，蔬菜提高25~40%。以后又多次提价。如1962年跟1952年相比，各类农产品、牲畜产品价格提高了由2倍~142倍。

②开展垦荒运动，提高粮食产量。1954年2月，党中央全会在听取了赫鲁晓夫的报告之后通过决议，决定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大规模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从1954年到1958年的五年期间，政府为开荒投资67亿卢布，动员数十万志愿者到东部地区安家落户，共开垦出4000万公顷的土地，大约是全苏耕地的五分之一。垦荒运动很快就取得了巨大成绩，到1955年底已开垦出了3300万公顷的荒地。1956年全苏的粮食产量为12500万吨，其中垦荒区的产量是6330万吨，占总产量的51％。由于垦区地广人稀，人、畜消费的粮食占产量的比例较低，从产量中提供的商品粮的比例也就较高。1956年全苏收购的粮食为5410.7万吨，其中从新垦地区收购了3680万吨，占总数的68％。此后几年虽因垦荒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相关的配套措施跟不上垦荒的步履而遭到了大自然的一些报复，60年代初垦荒区风沙侵蚀日益严重，几十万公顷新开垦的土地被破坏。但利弊相权，利还是远大于弊。资料显示，从1954年到1978年，苏联48％的商品粮都来自于垦区。

③改组农业机器与拖拉机站，允许集体农庄购买大型农业机械，把自主发展农业的活力注入僵化的集体农庄制度，使得苏联旧有的农业体制受到了冲击。1958年2月，党中央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决议》，决定将拖拉机等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并将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机器修配站。这项决定受到农民欢迎，它有利于消除“在同一块土地上有两个社会主义企业——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进行经营”的情况。到1959年底，苏联已将近120万台拖拉机，30万台联合收割机卖给集体农庄。原有近8000个拖拉机站，到1960年改组为3500个技术修理站。农庄用于购买机器的款项达320亿卢布。改组拖拉机站是应该的，它顺应了生产发展的要求，免除国家巨大的财政负担。但是，赫鲁晓夫要求过急。1959年，绝大多数集体农庄被强制买下农业机器。这种匆忙的做法打乱了农庄的决策进程，造成的结果是农庄购买了大批机器，却不能充分利用它。

④大力推进种植玉米运动，发展畜牧业。1959年9月15日，赫鲁晓夫成了第一位踏上美国土地的苏联元首。赫鲁晓夫看到美国种玉米对发展畜牧业收益甚大，于是强行要求苏联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1953年全苏的玉米播种面积只有350万公顷，赫鲁晓夫却要求到1960年扩大为2800万公顷，八年中要增加七倍。由于玉米是干热气候作物，而苏联很多地区日照量不够，玉米经常结不了穗。赫鲁晓夫的玉米种植计划遭到了集体农庄庄员的消极抵制，最终彻底破产。1957年5月，赫鲁晓夫突然提出，苏联的人均牛奶和黄油的产量将在1958年赶上美国，人均肉类产量将在1961年赶上美国。而此时苏联的人均肉产量和美国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赫鲁晓夫不断对地方施加压力，要求各州采取果断措施提高肉类产量。梁赞州委第一书记拉季奥诺夫向赫鲁晓夫大胆保证：梁赞州将在1959年内使肉类产量增加一倍，出售给国家的肉类数量增加二倍。一年内拉季奥诺夫依靠宰杀州内所有牲畜、到邻州抢购牲畜、虚报产量等手段以完成指标。赫鲁晓夫对拉季奥诺夫大加赞赏，但是没过多久骗局就被揭穿，拉季奥诺夫自杀身亡。

⑤改革劳动报酬制度，贯彻物质利益原则，保障农民有稳定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生产性。苏联集体农庄在1956年之前，一直实行自1931年起的按劳动日计酬的制度。这一报酬制度有明显的缺点：首先，庄员的按劳动日得到的报酬一般要等到在经济年度结束时才能给予，在一年内庄员没有任何固定收入。另外劳动日的日值是随着年景好坏而波动的。这种付酬制度，减弱了农庄庄员对劳动结果的物质兴趣。其次，由于各种农活繁多，十分复杂，很难使劳动日记分的标准定得合理与科学。为了克服上述缺点，在总结了许多农庄已采取的更先进的付酬制度基础上，赫鲁晓夫于1956年决定改行按庄员在公有经济中所做的全部劳动日发给预付款制度。这一制度规定，年初以卢布对劳动日单价进行估算，然后按月预支报酬，到年终结算。预付款由货币与实物两部分组成。集体农庄要建立滚存的货币基金和粮食储备。货币预付基金的来源是25％的农产品销售收入和50％的采购预付定金。为了保证每月的预付款能兑现，苏联国家银行对货币预付基金的上述两项来源列入特别往来账户。这笔钱只能由农庄管理委员会用来给农庄庄员发放预付款和按劳动日进行分配。这次改革虽然有利于克服按劳动日年终支付报酬的一些缺点，并对提高农庄庄员对劳动成果的关心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改革之后的庄员付酬制度的基础仍是劳动日，因此，并没有解决庄员报酬中所存在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的问题。1958年，赫鲁晓夫又进一步实行新的劳动统计和劳动报酬的形式，用有保证的每月支付货币工资来代替实物与货币混合支付的办法。虽然这办法需要每个农业企业拥有大量现金储备，比较难以实行，但是也从中说明了苏联政府为了保证农民有稳定收入是做了一些实际工作。

⑥鼓励农庄庄员和职工发展个人副业，采取有限制的鼓励政策。1953年苏共中央全会要求完全终止在私有牲畜方面侵犯农民利益的做法，并在同年颁布了若干鼓励个人副业发展的措施主要有：取消1953年以前农庄庄员、工人、职员历年各种畜产品义务交售的积欠；提高义务交售农产品的价格；大大降低集体农户的农业税额；责成各级领导采取措施鼓励庄员和职工发展私有牲畜。1954年全会又决定免除宅旁地交售谷粮的义务。1955年起，国家放宽对农牧业的生产管理，只下达国家收购各类农畜产品的数量指标，农庄有权自行安排生产，同时还鼓励庄员发展副业经济，允许庄员拥有自留地和饲养一定数量的牲畜。1957年7月，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又通过决议，从1958年起取消私人农产品义务交售制。由于采取上述鼓励措施，这一期间，苏联个人副业在1958年有较快的发展。从1953年到1958年个人副业播种面积仅增加65%但是牲畜头数和农畜产品都获得大幅度增长。如牛头数、奶牛、绵羊和山羊、肉类、奶、蛋类、水果、蔬菜都分别增长了253%、232%、404%、33%、27%、44%、46%、22%。个人副业的发展不仅增加了庄员和职工的个人收入，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而且改善了对城市居民的供应。最为关键的是个人副业政策的调整和改革，对缓和五十年代初期农村的紧张形势阻止粮食危机的爆发，增强农民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奠定进一步实行经济政治改革的基础，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⑦加速合并农庄，并将经济薄弱农庄变成国营农场。1953年农庄数为93300个，由于合并，1964年则减少为38300个，比1953年减少了一半以上。经济薄弱农庄变成国营农场从1954年底就开始了，据统计到1964年国营农场由1953年3857个猛增到1964年10100个，增加了一倍有多。合并和改变集体农庄，的确挽救了一大批濒于破产的中小农庄。通过转变方式解决了一部分农民的生活出路，促使他们继续从事农业生产。

⑧改革农业计划制度。其目的是扩大集体农庄的自主权，减少国家对集体农庄过多的行政干预。1955年3月，党和政府通过《关于修改农业计划工作的办法》的决议，提出在集体农庄中，“必须改用以商品产量为出发点的计划方法”，计划不应以农作物的播种面积和各种牲畜头数为主要指标，而应以农畜产品的商品数量为主要指标；计划编制程序由过去的“自上而下”改为“自下而上”，“农业生产的计划工作应该直接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开始做起”；集体农庄可自行确定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和各种牲畜的饲养数量。后来通过决议又强调，向集体农庄下达的只是国家的收购计划，而生产计划则要由集体农庄自己制订，并指出当集体农庄和生产管理局在制订计划上发生矛盾时，最后决定由农庄管委会做出。

赫鲁晓夫的政策调整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改变了苏联农业十分落后的局面。同时也农业改革取得了的成果。1951年—1955年间，苏联的粮食的年平均产量为3850万吨，1961年—1965年间，年平均产量达到1303亿吨，增长近50%。肉类的年平均产量由570万吨变为930万吨，增加60%以上；奶类年平均产量由3790万吨变为6470万吨，增加70%以上。农庄庄员的生活明显改善，1955年的平均月收入为25卢布，1965年达到513卢布。但苏联农业的粗放经营、低劳动生产率并没有被改变，农业产量受气候影响波动很大。1953年—1958年期间，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8%；而在1958年—1964年间，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7%。

在1953—1964年期间，谷物总产量平均达到1.175亿吨，比1945—1953年间的年均产量增长62％。在农业技术改造方面，到1960年初，耕地、播种、收获已实现全面机械化。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极大提高。但苏联农业落后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时期农业主要是靠垦荒等粗放经营的方式来扩大生产，劳动生产率仍然很低。同时，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盲目决策也给农业生产带来重大损失，使改革未能收到更大成效。如过快改变农业管理体制，不切实际强行推广大种玉米运动，将农业部、农业管理和研究机构及农业院校搬迁至农村等。而且农业改革没有触及农庄内部的分配机制，集中劳动的大锅饭难以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的性。

由于赫鲁晓夫所推行的一系列农业改革政策失败——比如，为了增加粮食产量，赫鲁晓夫在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和实验的前提下，就要求改变苏联一直沿用的草田轮作制，盲目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甚至要求苏联北部气候寒冷地区也种植玉米。可玉米在生长和成熟期都需要长时间的光照和炎热，结果导致苏联北部地区玉米大面积冻死。再比如，以搞政治运动的方式大规模开垦荒地，尽管在最初几年使得播种面积和粮食收购量有所增加，但这种无视气候、水土等自然条件和农作物生长客观规律的盲目垦荒，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1960年三四月间的“黑风暴”使得新垦区受灾耕地面积达到400公顷以上，伏尔加河、顿河、乌拉尔河下游河床每公里每年淤积泥沙12500吨。一些地方的水库由于泥沙淤积，五年内储水量减少了85%。并且一系列农业改革政策和措施并没有从实质上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只是对这一模式作了细枝末节的修补。比如，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建立的集体农庄制度，严重地扼杀了农民的生产性和主动性，窒息了生产力的发展。然而，赫鲁晓夫反而强化了集体农庄制度，他认为农业生产无法达到预期指标，主要原因在于庄员花在集体农庄里的劳动时间太少，花在自己宅旁园地里的劳动时间太多，于是采取强制性措施，认定宅旁园地是“资本主义的残余”，在集市贸易市场上出售宅旁园地产品的集体农庄庄员是“投机倒把者”。这些限制和措施立刻导致农庄集市贸易市场上出售的农副产品大大减少，市场价格随之上涨。与此同时，政府又推行了一项《关于禁止城市和工人新村的公民私养牲畜的决定》，结果使1950年代依靠家庭副业逐渐增加的牲畜在短短几个月内化为乌有，几乎完全遭屠宰，广大居民自我保障的机制被摧毁，肉类和牛奶的价格迅速上涨。1962年5月31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颁发了提高肉类、奶制品价格的决定，这是赫鲁晓夫农业政策失败的表面表现形式。提高肉类和奶制品价格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措施，尽管采取这一措施多少可以减少国家预算补贴的压力，以及通过提高收购价和零售价提高农业的利润。但物价上调立即引起了激烈反应。6月1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就向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居民对物价上调的反映，说一些城市居民对这一决定表示抗议，随后演变为新切尔卡斯克工人罢工事件。这是赫鲁晓夫农业政策失败的象征。依靠社会主义农业和苏联共产党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制度保持“敏感”领导解决食品供应问题的幻想彻底破灭。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工业绝大部分以计划经济的方式由国家集中管理。赫鲁晓夫陆续把15万个中央直属企业下放到加盟共和国管理，同时扩大了加盟共和国的管理权限。1957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改善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的报告》，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改善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的决议》规定了改组的原则和方针并委托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拟定改组工业和建筑业领导体制的建议。会后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制订了一系列关于改组的文件。其具体内容是：第一，撤销中央和加盟共和国的绝大多数部，把其管理权移交给105个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各国民经济委员会下设立各种公司、托拉斯等经济联合组织对企业实行具体领导。第二，把中央各部的大部分企业下放到各加盟共和国和经济行政区，各加盟共和国的许多企业则下放到经济行政区和地方苏维埃。该决议和法令以地区性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代替各专业部来管理工业和建筑业，极大地扩大了地方权力。第三，进一步贯彻物质鼓励原则，按照工作人员的劳动性质和熟练程度已发生的变化来改变工资制度，提高工作人员从个人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成果，通过实行经济上有效的工资制度来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种刺激因素。

赫鲁晓夫领导的这些改革虽然是初步的、有限的，但它在社会主义改革史上却占有一定的地位。因为它是来自苏联内部对苏联传统模式的第一次冲击，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同时，也为经济理论的发展准备了十分有利的环境和气氛。这次改革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管理企业的行政办法，没有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滋生了地方本位主义等问题。尽管如此，苏联工业仍取得了明显的进展。1951年—1965年间，苏联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7%。钢的产量从3810万吨增长为8500万吨，煤从32亿吨增为55亿吨，石油从5280万吨增为223亿吨，电力从1340亿度增为4590亿度。第六个五年计划用三年（1956—1958）时间就完成了，三年期间，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在1957—1958年期间，苏联工业的投资额比1917—1940年整个期间的投资还要多。在1956—1958年期间，有2690个大型工业项目交付使用。1958年苏联工业总产值超过1913年水平的35倍多。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地发射第—颗人造地球卫星。苏共二十大以后，运输业的技术史新速度开始加快。1956年，苏联停止生产干线上的蒸汽机车，大多数蒸汽机车制造厂转为生产内燃机车。新切尔卡斯克电动机车制造厂开始生产电气机车。1958年同1940年相比，铁路运输货运震中内燃机车牵引和电气机车牵引的比重从2.2%上升为26％；而以此类牵引形式营运的铁路线的长度从2200公里增加到20600公里。仅在1958年一年内苏联就节约2000万吨标准煤。1958年世界上第一艘原子破冰船《列宁号》下水。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汽车运输业补充了新型公共汽车和载重量为25―40吨的卡车。航空运输业也进行了技术改造。苏联的航空工业造出了许多喷气飞机和涡轮螺旋浆飞机。最廉价的运输形式――管道运输的发展具有重大经济意义。工人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平均月工资从1955年的762卢布上升到1965年的1042卢布。

赫鲁晓夫领导的这场改革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迫切地需要经济学家给予解释。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经济学界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就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这场经济理论讨论中，产生了著名的利别尔曼建议。1962年9月9日，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利别尔曼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计划·利润·奖金》一文。该文就如何改变当时的计划经济制度、如何考核企业的工作成果以及如何加强物质刺激等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建议。

利别尔曼的建议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苏联的主要报刊，如《真理报》《消息报》《经济报》《经济问题》等，都围绕利别尔曼的建议广泛地进行了讨论，使苏联经济学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在讨论中大多数人对利别尔曼的建议持支持态度。他们进一步说明了扩大企业权力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地强调利润率和赢利率指标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认为利润是整个指标体系的核心，是衡量企业成果的最终尺度，应成为奖励企业的奖金的唯一源泉和基本依据。在讨论中，不少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利别尔曼的建议提出新的补充。如有的人提出“基金付费”和“资本利息”问题，有的人提出取消生产资料的统配、调拨制，形成了利别尔曼学派，其代表人物除利别尔曼外还有利西奇金、毕尔曼等人。在讨论中，也有的人对利别尔曼的建议反对态度。有些人力图回避计划工作和企业管理制度的缺点，贬低利润在评价和刺激企业工作和巩固经济核算中的作用。也有些人反对过分扩大企业的权力，担心大量缩减指令性指标会使企业失去控制而出现混乱。

围绕利别尔曼建议展开的讨论，得到了苏共中央的重视和支持。1962年1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指出：“近来，《真理报》《消息报》《经济报》对广泛的经济问题展开了认真的讨论。许多工业和建筑业的专家、经济工作者和经济学家都参加了讨论。在讨论中以及在直接寄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应该委托计划机关、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仔细地研究这些建议，利用所有有条理的、明智的建议来改进计划工作。应当在分析这些建议的基础上提出旨在改进生产的计划工作和科学地组织劳动的有经济性质的建议。”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和苏共中央的决议在1963年初苏联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对这次讨论进行总结和研究的委员会，并把总结工作的重心放在改进企业工作的计划和物质刺激问题上。委员会经过大量工作确定了对有关问题的基本立场，即把集中的计划领导和为了达到高度经营成果而发挥企业的主动精神结合起来，把计划和刺激不可分割地统一起来，坚决提高利润在企业的整个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提高奖金的实际意义，更有效地利用价格来进行物质刺激。委员会把企业作为整个经济的基本环节而给予了集中的注意。委员会依据这些精神所作的综合报告构成了苏联进行经济试验和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

为确保军事改革成功，1955年—1963年，赫鲁晓夫先后在国防部、总参谋部以及各军兵种进行了大幅度组织人事调整。其间，军队高级将领被撤换的主要有；1955年2月，朱可夫接替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任国防部长；1956年1月，刚满46岁的戈尔什科夫接替被解职的库兹涅佐夫出任海军总司令；1957年，康斯坦丁·安德烈耶维奇·韦尔希宁接替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日加列夫出任空军总司令；同年10月，朱可夫又被马利诺夫斯基取代；同年11月，驻德苏军总司令格列奇科升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1960年又兼华约联合军队总司令；同年4月，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卸任，由马特维·瓦西里耶维奇·扎哈罗夫接任。1963年，比留佐夫又取代了扎哈罗夫。同期，军区司令一级的变动，总计达47人次。

从赫鲁晓夫回忆录看，其任用军界领导干部，至少有四条标准；其一，要有丰富经验和一定资历；其二，要有优良品格，对党和人民忠诚；其三，要有卓越智力和健全思维；其四，要年富力强，身体健康。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军官，自然就要被罢官。此外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赫鲁晓夫也需要提拔戈尔什科夫、格列奇科等一批新人，在军界扩大影响，“抵制老一辈军官的反抗”。这样做也有利于军界领导千部“以新思想取代旧思想”。

赫鲁晓夫重视战略核武器的作用。赫鲁晓夫认为：“如果要制止敌人对苏联发动战争，苏联需要拥有比轰炸机更可靠的，能把炸弹投到敌方目标上的手段。”简单地说：“我们需要发展火箭导弹。”为此，1954年苏联建起了火箭生产自动化装配线。随后，在它的飞机制造厂中“就象制造香肠那样生产起火箭来”。经短短数年时间，苏联陆军就陆续装备了“地对地”“地对空”“空对空”“空对地”等四种类型的火箭导弹。1957年8月，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多级洲际弹道导弹，并进行了核武器和热核武器爆炸试验。

在火箭导弹取得长足发展的基础上，苏联组建了一个崭新的军种——控制所有中远程导弹发射的战略火箭军。1960年1月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赫鲁晓夫直布了这一事实。炮兵司令涅杰林被任命为这个军种的总司令。同年6月，根据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又成立了战略火箭军军事委员会。战略火箭军在苏联诸军种中出现最晚，人数也最少，但它的地位却十分显要，它被用于“完成战争的主要战略任务”，并被认为是“达成战争目的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手段。”因此，从它诞生之日起，无论苏联自己还是西方国家，都将其视为苏军五大军种之首。

裁军是赫鲁晓夫军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955年，苏联武装力量的总人数是576.3万。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军队的现有规模之大已经超出了和平时期所需要的程度。”因此，他提议对陆海军进行大裁减。1955年—1957年苏联单方面将军事力量削减了超过200万人，1958年裁减了30万人，1961年赫鲁晓夫宣布继续裁减120万人的军队。这引起苏联军界人士的极大不满。在1959年底召开的一次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提议，将军队兵员再裁减1/3即120万人。结果，这一建议在军界引起了“强烈的怨恨与不满”。但赫鲁晓夫“没有因军界巨头的反对而畏首畏尾，知难而退。”他坚持认为；“当前决定国防力量的不是我们有多少士兵肩荷枪枝，有多少人身穿军大衣。国家的防御力量决定性地取决于这个国家掌握着什么样的发射工具。”在他的努力下，1960年1月最高苏维埃召开特别会议，最终还是批准了他的裁军方案。赫鲁晓夫所采取的对外战略即所谓“火箭核战略。”其核心内容是“只准备打全面的核战争，否认常规战争的可能性；只重视发展火箭核武器，否认常规军备的重要性。”赫鲁晓夫所力主的裁军，实质上乃是用火箭核力量来代替常规力量，用先进的武器装备更多地取代人的作用。

尽管最高苏维埃于1960年初批准了赫鲁晓夫裁军120万的方案，但未能贯彻到底。1961年8月30日塔斯社宣布；由于国际形势紧张，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责成国防部下令，暂缓把到1961年底服役期满的士兵转为预备役。这实际上也就宣告了赫鲁晓夫第二期裁军计划破产。

对外理论上，赫鲁晓夫秉持“三和”理论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其基本思想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苏联在和平竞赛中超过美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取得政权；对社会主义国家要强调一致性，并谋求美国的认可；对亚非拉地区则加紧渗透扩张，通过和平过渡走非资本主义道路，把这些国家纳人苏联的战略轨道。但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地球人造卫星史泼尼克一号，标志着美国苏联太空竞赛的正式开端。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1号进入地球轨道，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人类，显示了苏联强大的国力和先进科技。

斯大林晚年外交总方针是：巩固和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相对抗。二战后出现的两个阵营“冷战”共处局势一直没有缓和。赫鲁晓夫执政后，决定在重大国际问题与美国合作，尽量缓和东西方间的紧张关系。1959年访问美国，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戴维营会晤，由此使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出现了普遍的缓和局势。他的目标是：通过大力发展国民经济和军事工业，使苏联尽快取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然后超过美国，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赫鲁晓夫非常担心美苏两国发生核战争，认为会因此而使地球毁灭。但他有时也犯冒险主义错误，如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曾冒与美国开战的风险。

在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1955年，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从而使苏南关系正常化。但在对中国、波兰和匈牙利等国关系的处理上，赫鲁晓夫在相当程度上采取了大国主义的做法。他不允许南斯拉夫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又一次发动了对南斯拉夫的批判，给南共扣“修正主义”帽子。60年代中苏两党的分裂也与这种“老子党”、大国沙文主义有关。

在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还开始向第三世界扩张。当时扩张的点是亚洲的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在中东是埃及。以“经援”“军援”为手段，扩大苏联影响，培植亲苏政党和政权，攫取军事基地，从而使苏联走上同美国在全球争霸的道路。

和平共处是赫鲁晓夫“总路线”理论的核心内容。他指出：“我们所说的共处，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处”，“不干涉彼此的内政、承认主权、反对战争和维护和平”。赫鲁晓夫和苏共在二十大上把和平共处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他指出：“列宁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这不是策略措施，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赫鲁晓夫不仅将“和平共处”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而且认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运而言，应把和平共处作为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作为制定战略和策略的基础。他认为，在两大阵营并存与对峙的新形势下，推进和运用“和平共处”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立足于两个基本点：一是二战后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两大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阵营并存已无法消除；二是在现代条件下，双方都已认识到“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地球上，我们跑不到别处去”，和平共处就成为必然。他多次高度赞扬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认为这是对和平共处原则的发展，是实现和平共处的基础，符合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和要求。他还大声疾呼，不断敦促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接受和平共处原则。赫鲁晓夫强调和平共处，但反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意识形态的调和。他认为，和平共处并不是放弃阶级斗争，而是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另一种手段。他指出：“这种斗争是经济斗争，是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斗争，而不是军事斗争。”

赫鲁晓夫全面继承了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和原则。但赫鲁晓夫发展了和平共处理论。第一，赫鲁晓夫已突破了一国社会主义的范围，既把和平共处理论和原则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同时也用作处理二战后两大阵营关系和冷战对峙的基本准则。第二，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作为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基本战略，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准则和目的。它囊括了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一切都为实现这一任务服务。他强调和平共处的长期性，指出：“和平共处不单纯是没有战争，不是战争与战争之间的暂时的、不稳定的停战”，“在当前条件下，已经开辟了一个前景：能够争取到一个直到使当前分裂世界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得到解决为止的整个时期的和平共处”。第三，正是由于列宁和斯大林把推进世界革命作为战略目标，因此他们把和平共处视为两大社会制度国家之间斗争的特殊形式。他们认为革命需要以政治、外交、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内的尖锐对立为主要内容，最终以暴力革命来实现。赫鲁晓夫虽然也指出和平共处是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但他认为这种斗争不需要通过战争的方式进行，他将共存、斗争与合作相联系，以共处促进合作，斗争与合作相伴随。由此可见，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理论，是在新形势下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继承和运用，是对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重大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虽然仍凭借经济和军事的优势，继续对苏联进行“遏制”，但美国的遏制政策日益陷入困境。同时，冷战对苏联的不利影响也愈来愈明显。基于冷战中阵营对抗的需要，苏联不得不把大量人力物力用于扩充军备，而经济建设既缺少资金，又难以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基于此，赫鲁晓夫把对外政策的主要着眼点放在缓和与西方集团的冷战对峙关系上，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国采取了一系列和解行动：

①以贸易为突破口，打破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僵局。斯大林时期，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封锁和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制约，苏联没有利用经济交往和贸易联系来为自己的对外政策服务。赫鲁晓夫执政后，在这方面有了较大改变，苏联力图通过实现经济关系正常化来打破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外交僵局。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1954年秋，苏联代表团在第九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取消对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实行贸易歧视措施的决议草案。1955年秋，苏联代表团提请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二十次常委会审查关于清除国际贸易障碍的决议草案。1959年9月16日，赫鲁晓夫在访问美国时明确表示：“我们准备尽一切力量来发展世界贸易，应该消除已经破产的贸易歧视政策，从而改善国与国关系中的气氛。”在赫鲁晓夫的努力下，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到60年代上半期，苏联先后同西欧国家和日本签订了长期贸易协定。苏联与有关国家相互贸易的统计数字显示：苏联与欧洲国家的贸易额由1950年的36亿卢布增加到1965年的2054亿卢布。苏美贸易在1960—1964年间也增长了116%。对外贸易和经济联系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苏联与美国及西欧国家的关系。

②采取灵活方式，解决二战遗留问题。二战结束后，美、英、法、苏四国对奥地利实行军事占领。此后十年间，围绕奥地利民主化和中立化，苏联和西方国家的分歧严重、斗争激烈。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领导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放宽占领制度和同奥地利关系正常化的措施。1953年6月，苏联取消了苏占区和西方占领区之间边界管制措施。随后，苏联又提出奥地利可参加有关奥地利问题的谈判。1954年1—2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召开柏林四国外长会议，奥地利应邀参加。莫洛托夫提议在奥地利承担不加入军事同盟、不允许在其领土上设立外国军事基地义务的条件下尽快缔结对奥和约。苏联还主张立即召开四大国外长会议，加速奥地利问题的解决，但西方没有做出反应。于是赫鲁晓夫改变方针，决定与奥地利直接接触。1955年4月12—15日，苏、奥两国政府在莫斯科举行直接双边会谈，并达成了协议：奥地利承诺永远保持中立；苏联则表示愿意立即签订奥地利国家条约，承认奥地利的中立声明。苏联的主动行动推动了奥地利问题的解决进程。1955年5月2日，四国驻奥大使邀请奥地利代表一起，核查了对奥条约草案，5月15日，四国与奥地利签订《奥地利国家条约》恢复了奥地利战前边界，确立了永久中立的国际地位，强调了四国无条件于当年年底从奥撤军的方案。条约的签订尽管使苏联在中欧失去了一个战略前沿基地，但它结束了苏、美、英、法对奥地利的军事占领，使奥地利恢复了独立，解决了战后一大遗留问题，消除了欧洲地区的一个紧张源，有助于缓和欧洲紧张局势。赫鲁晓夫的主动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了寻求缓和的意向，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二战后苏联与西方关系的僵持状态。

③推进裁军和禁止核试验的谈判。日内瓦会议后不久，1955年8月，苏联单方面宣布裁军64万人的计划。1956年，布尔加宁致信艾森豪威尔，又提出协商解决裁减军备及禁止使用和试验原子武器、热核武器问题。1957年8月，赫鲁晓夫在洲际导弹试验成功后，又提出一个全面裁军的建议，并建议缔结华约和北约互不侵犯条约。在核禁试问题上，1957年12月10日，苏联建议苏美英三国共同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并举行有关首脑会议，讨论核禁试问题。1958年3月31日，苏联决定单方面停止在其境内进行一切类型的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试验。4月4日，赫鲁晓夫致信艾森豪威尔希望美英两国政府也采取同样的步骤。4月8日，艾森豪威尔复信赫鲁晓夫，对苏联停止核试验的诚意表示怀疑。美国总统提出，停止核试验必须有严格的监督，并坚持扩大到防止突然袭击方面。次日，赫鲁晓夫赞同进行技术监督。10月31日，苏美英三国核禁试谈判在日内瓦举行，最终签订《苏美英三国核禁试条约》。

在1959年7月23日于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博览会开幕式上，赫鲁晓夫与时任美国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展开过一场著名的关于美苏意识形态和核战争的论战，史称“厨房辩论”。尼克松借展览会上的美式房屋、家用电器向观众展示资本主义制度下美国的富裕和多样化，而赫鲁晓夫则针锋相对的声称社会主义制度下苏联人民也平等的拥有同样富裕的生活，最后双方为废除军事竞赛、和平竞争的意见达成一致。

④全面开展多边、双边会谈及首脑对话。在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与西方各国就期待解决的重大国际问题的谈判仅限于每年两次的外长会谈，而且这种级别的会谈在1949年也完全中断了。到了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由于赫鲁晓夫认为重大国际问题都可以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因此在这个时期，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各种形式、各种级别的会谈，以及政府最高首脑的直接与书面对话空前频繁地出现。战后斯大林时期以僵硬的针锋相对来谋求实现自己目标的外交策略，被这种充分展开的新策略所取代，使战后十年来“老死不相往来”的东西方关系出现了松动。

1953年8—12月，赫鲁晓夫曾先后五次提出建议，敦促讨论德国问题的苏、美、英、法外长会议尽早召开。该会议终于在1954年1月下旬至2月中旬召开。紧接着一连串的谈判与会晤开始了：1955年7月，苏美英法四大国最高领导人在日内瓦举行了战后十年来的第一次会晤；1955年9月，联邦德国总理前往莫斯科举行双边最高级会谈；1955年10—11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再次举行会谈；1959年9月，苏美首脑举行了戴维营会谈；1960年5月，苏美英法四国首脑在巴黎举行会谈；1961年6月赫鲁晓夫与肯尼迪举行维也纳会谈（美苏首脑维也纳会晤）。另外，苏联领导人还以书信和其他通讯形式与西方大国的首脑对话，阐述自己对当时重大国际问题的观点，协调大国之间的政策。1958年4月，赫鲁晓夫致信艾森豪威尔，建议在苏联停止核试验的条件下，美英也停止核试验。1963年6月，苏美在日内瓦签订建立两国首脑直接通讯联系的协议，并在同年9月1日正式使用。赫鲁晓夫的上述一系列努力，使苏联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建立起了对话和谈判的机制。

⑤主动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巴黎协定签订后，德国的分裂已成事实。赫鲁晓夫担心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后，成为西方进攻东欧和苏联的前沿阵地，故而迅速调整政策，采取友好行动，以便减少美国的影响，增强苏联外交的周旋余地。此外，赫鲁晓夫正在进行改革，很需要从联邦德国及西方国家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金。赫鲁晓夫改变了苏联以往的立场和态度，放弃了原来在和平民主基础上实现德国统一的主张，而主动向联邦德国提出建交。另外，赫鲁晓夫还“以建立外交关系作为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交换条件”，从而正式确认德国的分裂。

1955年6月7日，苏联通过驻法使馆向联邦德国驻法使馆递交了给联邦德国的一份照会，邀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访苏，讨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苏联的建交谈判照会在联邦德国引起极大反响。阿登纳认为，“邀请联邦政府到莫斯科直接谈判，显然是试图在联邦共和国同其他西方国家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同时，他认识到，苏联对德国的统一具有重要发言权，没有苏联，德国统一的目标无法实现。1955年9月8—14日，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访苏，并与赫鲁晓夫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会谈。起初，苏联方面提出，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以促进两国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的发展。联邦德国方面则要求以德国统一和遣返战俘作为两国建交的先决条件。几天的会谈没有消除双方的分歧。阿登纳声称要提前回国，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作出让步，同意两国建交后一星期内释放在苏联的德国战犯，但仍不同意联邦德国“有权代表整个德国人民发言”的见解。9月13日，两国终于达成协议，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苏联与联邦德国的建交，是在两个德国分别加入北约和华约、德国分裂进一步固定化的情况下采取的务实行动，是赫鲁晓夫缓和与西方关系的一个重要步骤，扩大了苏联外交回旋余地。

⑥改善与英法等国的关系。《巴黎协定》在1955年5月生效后，曾使苏联与英、法的关系趋于紧张，但苏联很快就根据苏共二十大制定的“缓和与对话”的原则，改变过去将英法与美国“一视同仁”的做法，调整对英法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策，用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的方式瓦解美国欧洲盟友的对苏敌视政策，使之摆脱和偏离美国对苏政策的影响和束缚。1956年4月18—27日，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访问了英国，在与艾登首相会谈后，双方发表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和联合王国的联系的宣言》，表示两国将共同努力结束军备竞赛，缓和国际冲突和国际紧张局势并进行两国间的科技文化交流。1956年5月，赫鲁晓夫邀请法国总统访问莫斯科，两国发表了声明。虽然在1956年底的苏伊士运河事件中，苏联对英法发出了措辞严厉的警告，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损害和解政策。对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赫鲁晓夫也采取了和解政策。1955年9月，赫鲁晓夫邀请芬兰总统访苏，表示愿意将1948年4月签订的《苏芬友好互助条约》的有效期延长20年。挪威首相1955年11月应邀访问苏联，双方表示愿意发展和平合作关系。

赫鲁晓夫的上述政策和外交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在欧洲对苏施加的种种压力，扩大了和平共处政策的影响。与此同时，苏联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贸往来在国家关系平稳发展的基础上迅速扩大。但是，苏联为缓和东西方紧张对抗的局势，实现两大社会体系的和平共处而采取的一系列主动举措，没有得到美国及其盟国的响应。相反，它们在世界各地不断制造事端，加剧东西方紧张局势。它们不仅在亚、非、拉镇压日益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且鼓动反共、反苏浪潮，百般敌视社会主义国家，并妄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苏军解放的国家里恢复资本主义”，特别希望把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从社会主义集团里拉出来”。它们插手匈牙利事件，坚持建立一个单一的资本主义德国，入侵社会主义古巴等等。

赫鲁晓夫对此十分恼火，在“他为改善国际形势所作的真诚努力和他提出的具体建议完全不被理解和遭到反对”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做出过同西方对抗的决定和行动。如1956年11月18日在波兰大使馆欢迎哥穆尔卡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曾对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当面声称“我们要埋葬你们”，这被西方世界普遍视为赫鲁晓夫敌对态度的信号。1958年11月27日，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记者招待会上发言，称西柏林“已经成为东德的一个恶性肿瘤”，苏联已经“决定动一下手术，切除这个恶性肿瘤”。赫鲁晓夫还曾于1958年要求美国、英国、法国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要求它们在六个月内撤出西柏林的驻军，使西柏林成为自由市，否则苏联会把西柏林的过境检查改由东德负责，意为封锁西德到西柏林的通道。苏美关系一度陷入紧张。1959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访问美国，使双方紧张的对立情绪得到缓和。同年5月，美英法苏四国于日内瓦举行四国外长会议，双方未能对德国问题取得任何协议，但苏联方面取消了六个月的限期。期间，艾森豪威尔向赫鲁晓夫发出来美国做一次访问的邀请，赫鲁晓夫欣然应允。1961年，赫鲁晓夫为控制边界而建立柏林墙。1962年为保卫古巴免遭美国再次入侵而在古巴设置中程导弹等等。结果是，在激烈的、有节制的对抗后，各种危机最终以苏联作出妥协让步而和平解决。

赫鲁晓夫上台伊始，中苏关系呈现良好开局，并且在1956年达到顶峰，当时毛泽东同志即将访问苏联，赫鲁晓夫同志听说毛泽东不会使用马桶，于是赫鲁晓夫要求将马桶用砖块砌起来做成蹲坑的样子。这一个小小的举动使得毛泽东非常高兴。而且在访苏期间，苏联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的援助，中国也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东欧出现的乱局这一问题上声援了当时被孤立的苏联，也使得苏联暂时摆脱了困境。

但是在随后的1957、1958年赫鲁晓夫曾经多次提出“联合舰队”这一说法，中国当时希望能解放台湾，但是没有强大的海军来对付美国的“第7舰队”，赫鲁晓夫希望苏联和中国能够把海军力量联合起来，但是中国认为这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并没有同意。在1958年的8月23日，中国军队集结在福建沿海对于大、小金门岛进行了大规模炮击，在短短45分钟的炮击中，一共向金门岛发射了36000枚炮弹，赫鲁晓夫认为中国并没有事先向苏联方面告知而擅自行动，违背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认为这是对中国内政的指手画脚，是大国沙文主义的体现。这也是中苏关系出现的第一道明显裂痕。赫鲁晓夫问过毛泽东并对中国发起的所谓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发生过争论，戏称“苏联的共产主义是吃马铃薯烧牛肉，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

1959年9月初，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齐米亚宁为赫鲁晓夫访华而准备的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地位》的长达30页的绝密报告中谈到：“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国展开了反对教条主义和被称为‘百花齐放’的运动，‘右派分子’对苏联提出了大量的领土要求。”“尽管有过右派分子的叫嚣，中国朋友却从未在正式出版物中公开提出过所谓‘对苏联的领土要求’。”9月末，赫鲁晓夫访美后赶到北京参加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10月2日，在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的长达7小时会谈中，赫鲁晓夫就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指责，周恩来极力反驳。会谈开始后，赫鲁晓夫向毛泽东重新解释了苏联提出的军事战略合作计划的理由，以及苏联新的对外政策的立场。毛泽东指出，苏共的立场和路线是现代修正主义。林彪、陈毅等中国党、国家重要领导还对赫鲁晓夫展开围攻，于是赫鲁晓夫非常气愤的回到苏联，导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这是自“中苏蜜月”以来两国领导人在内部会谈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责。

1960年7月16日，赫鲁晓夫终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并下令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在华苏联专家，带走所有的图纸、计划和资料。同时，苏联撕毁了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赫鲁晓夫的举动，给中国建设造成极大损失，加重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困难。

20世纪60年代，中国和苏联开始了大规模论战，首先是对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批判（其实矛头直指莫斯科），苏联也对于南斯拉夫共产党进行批判（矛头直指北京，但是南斯拉夫退出了华约阵营）。中苏在含沙射影一段时间之后开始了针锋相对的“中苏论战”。人民日报首先刊登社论《打倒新沙皇》，苏联也不干示弱，对于中国的批判也进行了一一反驳。中苏大论战中人民日报出版9篇社论史称《九评》。中苏大论战一直到赫鲁晓夫下台才有所平息，1964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为中苏大论战划上了句号。其实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是中苏大论战对立双方的主角，中苏大论战带有他们鲜明的个性化印记。事实上，双方都曾为相互关系的日益恶化而感到焦虑不安，并为阻止这一趋势进行过艰苦努力。但大多数时候，努力的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

1959年年初，古巴爆发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革命，卡斯特罗领导的游击队胜利进军哈瓦那并成立了临时政府。苏联对刚刚成立的临时政府仍持观望态度。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当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并向哈瓦那进军时，我们并不知晓其政权遵循的政治立场，此前我们从未听说过卡斯特罗……我们与古巴新政权没有外交关系。”卡斯特罗对华盛顿一家媒体发表的言论也证实了赫鲁晓夫的上述观点：“古巴并没有得到苏联的任何援助，也没有请求苏联的任何援助。”

古巴革命的胜利对美古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古巴日益感受到来自美国方面的经济制裁和武装入侵的威胁。因此古巴把目标投向苏联。苏联与古巴关系的恢复最初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1960年2月初，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访问古巴并与卡斯特罗举行会谈。2月13日，苏联与古巴发表的《联合公报》指出，两国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贸易关系。苏联同意购买古巴当年生产的蔗糖42，5万吨，并在随后4年间年均购买数百万吨古巴蔗糖。为援助古巴政府购买机器和原料，苏联还答应以2.5％的年利率向古巴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同年5月8日，苏联与古巴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外交关系的恢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从1960年5月起至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前，两国关系急剧升温。1960年7月10日，赫鲁晓夫在全俄教师大会的演讲中宣布：“美国独裁统治的时代已经结束。苏联将声援并帮助古巴人民争取自身独立的斗争……如果五角大楼胆敢对古巴进行武力干涉，苏联的炮兵将用他们的火箭支持古巴人民。”同年7月15日，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由希门尼斯率领的古巴代表团时大力赞扬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认为“这是现代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卡斯特罗是伟大的国家领袖，是古巴人民伟大的解放者”。他还指出：“帝国主义者不敢公开进攻古巴，因为他们知道现在国际舆论不允许他们这么做。”在1961年代表团严厉谴责美国对古巴发动的“吉隆滩入侵”。同年4月22日，赫鲁晓夫致信美国总统肯尼迪：“苏联将捍卫所有国家的自由和独立。显然，我们不会承认美国有决定其他国家，包括拉美国家命运的权利。”

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调整首先表现在与南斯拉夫关系的正常化问题上。1953年4月29日，莫洛托夫会见南斯拉夫驻苏代表，商谈恢复两国关系，南斯拉夫同意建立两国“正常的过得去的关系”。6月15日，经过双方协商，苏南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1955年5—6月间，赫鲁晓夫正式访问南斯拉夫，承认苏联在两国关系中犯了严重错误，并表示苏联希望改善两国关系，建立两党关系。双方经过激烈讨论，最后签订了一个反映南斯拉夫意愿的著名文件——《贝尔格莱德宣言》。宣言明确指出：“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的完整，尊重两国相互关系以及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平等地位”，“承认并发展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相互尊重，不以任何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或是意识形态的理由干涉他国内政”，“谴责任何侵略和任何政治上及经济上支配他人的企图”，苏南关系实现正常化。在赫鲁晓夫访南后不久，经铁托的一再要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期间同各国党举行了会谈，决定解散工人情报局。1957年6月，南共联盟代表团访问苏联，苏南两党就两党关系发表莫斯科宣言，再一次肯定《贝尔格莱德宣言》是处理两国关系的基础，该宣言正式承认并宣布了通向社会主义有不同道路的思想。

赫鲁晓夫在改善南斯拉夫关系的同时，对其他东欧国家政策也进行了一定限度的调整。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推动和影响下，随着苏联国内平反运动的展开，赫鲁晓夫正式或非正式地向东欧各国党表示，战后斯大林时期各国党很多领导人的蒙难属于冤案。他们的罪名是莫须有的。东欧各国分别为在40年代下半期被处死的拉伊克、科斯托夫、波特拉什卡努、斯兰斯基等人平反。1956年12月到1957年6月，苏联与波兰、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签订了新的双边关系条约。通过这些条约，缓和和协调了苏东关系，东欧各国获得了更多的平等权利。1958年，赫鲁晓夫把苏军从罗马尼亚撤出，赫鲁晓夫还打算从波兰和匈牙利撤出苏军。从1962年开始，罗马尼亚政府分批分期地释放政治犯，其中有不少过去被称为反苏的或敌视苏联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到1965年，共释放政治犯12750名。在经济方面，赫鲁晓力图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科技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着力提高社会主义阵营的总体经济水平，在经济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阵营。从1953年起，苏联逐步把斯大林时期与东欧国家合营的联合公司转让给东欧国家。赫鲁晓夫还放弃了一些东欧国家对苏联的战争赔款。在经互会的活动方面，赫鲁晓夫结束了斯大林时期完全脱离自由市场的、政治因素起决定作用的“电话命令”的做法，经济因素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给予东欧政府某些自主权，满足东欧国家的某些经济要求，允许它们同外部世界，主要是与西方国家有一定数量的经济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欧各国与西方国家问经贸关系的发展，据统计，从1957年到1961年，东欧国家向西方国家的贸易出口额增加了56％，从西方国家的贸易进口额增加了55％。

但对于南斯拉夫不参加社会主义阵营，实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苏联并不欣赏。赫鲁晓夫认为南斯拉夫也应该像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呆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南在两大阵营之间采取中间立场是“不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1957年南斯拉夫派出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了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但拒绝在12个执政的共产党宣言上签字。赫鲁晓夫大为光火。赫鲁晓夫对铁托一直怀有戒心，认为在揭露斯大林的暴行后，铁托明显地在追求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赫鲁晓夫还担心铁托企图削弱苏共对东欧各国党的影响而扩大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影响。纳吉被杀事件使苏南关系再度恶化。1958年6月，赫鲁晓夫在一次讲话中称铁托为“特洛伊木马”，并且声明1948年情报局的的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苏联还反对南斯拉夫的新宪法，引起了南斯拉夫的强烈不满。苏南关系再次恶化。

另外，赫鲁晓夫虽然口口声声说社会主义各国平等，却恶化了苏联与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关系。这方面既有经济、安全等国家利益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和领导人个人因素的原因。在经济方面，赫鲁晓夫加强了经互会的作用。他说：“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不仅仅是一种各国社会政治的联盟，它也是一种世界经济体系。由此可见，实行协作不应当局限在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狭小范围内，而应当根据社会主义世界经济的规模，这就意味着要克服过去遗留下来的排外主义……。”社会主义的国际“劳动分工”和生产专门化，一方面固然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但另一方面引起了经济不发达国家（如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的不满，以及它们与以苏联为代表的经济较发达国家之问的矛盾。再加上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及意识形态的分歧、国家利益的冲突、赫鲁晓夫盛气凌人的态度，苏与阿、罗的矛盾日趋激化。在华沙条约内，苏对阿实行排斥和冷淡政策，对罗马尼亚实行遏制政策。从1962年起，阿尔巴尼亚不再参加经互会和华约的活动，事实上退出了社会主义阵营。罗马尼亚虽然没有退出阵营，但不参加华约的联合军事演习，在阵营内经常发出不和谐音。在赫鲁晓夫下台前夕，即1964年4月，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发表了《罗马尼亚工人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的声明》，表达了要求中苏两党停止公开论战的强烈愿望，并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及其战略策略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本国独立自主立场、经互会问题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声明。声明强调“国家独立和主权、权利平等、互利、同志式的互助、互不干涉内政、尊重领土完整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原则”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对外关系的准则；声明指出“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老子’党和什么‘儿子’党，‘上级’党和‘下级’党”；任何国家的党“都不能把它的路线和意见强加给其他的党”。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期间，赫鲁晓夫对罗马尼亚的农业集体化进行了近乎粗鲁的直率的批评，使他与罗共领袖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本来就不够融洽的关系更加冷淡，大约从此以后，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总是力图避免与赫鲁晓夫见面，常常有意回避“大家庭”的双边和多边会议。赫鲁晓夫与阿尔巴尼亚恩维尔·霍查的关系搞得很僵，甚至到了对骂的地步。从60年代初起，阿尔巴尼亚基本上不再参加华沙条约和经互会的活动。

赫鲁晓夫在1956年与日本达成外交协议，发表《日苏共同宣言》，苏联与日本恢复外交关系，并接受日本加入联合国。同时日苏双方亦就二战期间被红军俘虏之日本战俘进行交涉，苏联将部分人士释放回日本。不过苏联就日本由于北方四岛领土问题关系，双方始终没有正式签订和平条约，而且双方往后在北方四岛问题上也没有实质进展。

在1944年，苏联政府将车臣等民族从高加索地区流放到中亚，1953年斯大林逝世，解决“特种移民”等历史遗留问题的契机到来。贝利亚、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等苏联领导人就“特种移民”的平反问题已经达成共识。一方面，这是千万苏联国民的呼吁和申诉的结果，要求为自己恢复公民荣誉及其他权利；另一方面，苏共高层争夺最高权力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在为被流放民族平反的问题上展开竞争，每个觊觎最高权力者都试图占据主动，同时也都竭力避免承担流放这些族群的个人责任。贝利亚最早倡导了平反进程（由于他在政治角逐中失败，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后来被无视和刻意抹杀，在他被处决后，赫鲁晓夫等人继续推动平反进程）。1953年3月2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对一些满足条件的犯人实行特赦。

平反进程与苏共党内斗争存在某种关联。1953年，贝利亚被处决，一些被流放族群看到希望，如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印古什人团体上书苏共领导人控诉贝利亚对高加索族群的暴行，请求取消对他们的种种严酷限制。1954年，坚科、克鲁格洛夫、鲁涅夫等人向赫鲁晓夫提议，放松对“特种移民”的限制：可以在州、共和国的范围内自由流、改变居住地，每月只需向内务部报到一次；同时，考虑到垦荒运动等情况，中亚等地严重缺乏劳动力，希望这些“特种移民”能够在流放地扎根下来，不要返回原居住地。1954年7月16日，苏联内务部发布《关于解除对特种移民的法律地位的限制》的命令，苏联对包括被流放族群的控制日益放松。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在党内的地位已经日益稳固，他在为被流放族群平反问题上也可以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和性，这就加快了为车臣人等被流放族群平反的进程。

但在1956年前的平反活动，多数是为了赫鲁晓夫否定贝利亚、斯大林的舆论斗争而做的准备。而赫鲁晓夫推动的平反进程还有一条重要规则：在平反时，不能要求返还相关人员和族群被羁押、流放前后罚没的财产。并且对于某些特定的待平反族群来说，决定性因素是苏联的政治和外交需要。1955年9月9日，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访苏，随即，10月7日，苏联释放剩余的联邦德国战俘返回联邦德国，到1956年初，共释放了39628人。苏共中央主席团还于1955年12月13日通过了决议，解除针对苏联境内日耳曼人在法律地位方面的各种限制，但是强调“无权要求回到原居住地”和“无权要求归还财产”。另一方面，不少在斯大林时期被判刑或镇压的人本身是有罪的，而一些人借苏联政府推动平反的机会，企图借助一些资源，不提当年引发镇压的国内政治危机，而只讲述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也不提他们中许多人本身曾经就是“大清洗”的倡导者，只是要求苏联政府为自己平反，这种平反举措同样有失公正。此外，大量的类似申诉和请求占用甚至浪费了司法资源，扰乱了正常的司法审理程序。例如，1951年诗人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要求为自己平反，称自己被判刑仅仅是因为苏联政府对他和他的母亲“作为年轻东方学研究者的消极态度”。但是，经重审，证明古米廖夫被判刑确有反苏的事实依据，因此其请求被驳回。而且赫鲁晓夫推动的平反有的并没有立即执行和落实。例如，一些特种劳改营被改成普通劳改营，犯人作为“特别危险的国事犯”变相地被继续关押。

“解冻”是赫鲁晓夫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题和典型特征，大体上可分为“两松两紧”四个阶段，与斯大林时期对意识形态实行强有力的“控制”形成鲜明对比。但赫鲁晓夫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解冻”同时也顾虑重重，不同时段也不乏强化“控制”。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解冻”对苏联政治的发展和国际共运均带来巨大影响。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共产党内的各政治力量不约而同地提出改革要求。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政党适应性变革，解放思想，进行思想文化上的“解冻”和反对个人崇拜。

1954年5月，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爱伦堡发表中篇小说《解冻》的第一部。用文学的方式隐喻斯大林时代的结束，苏联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褒贬不一、就这篇小说发表了各种评论和意见，在苏联社会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解冻》的发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1954年12月15—26日召开的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召开，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致大会的贺辞要求作家深入研究现实，“发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干预生活”，同时对“粉饰现实”和“歪曲、诽谤现实”两种倾向进行了批评。1955年5月7日，《文学报》发表专论，“在某些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品中，有时会碰到一些严重违背历史真实，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作用的学说的情况……我们有一些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品，对战争初期的困难常常轻描淡写。”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1955年12月《共产党人》第18期发表了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在1956年2月14—25日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在总报告中不满意苏联文艺的发展现状，批评文艺“落后于生活，落后于苏维埃现实”。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前后，苏联文艺界总体上就是强调“现实”，已经在事实上改变了斯大林时期的做法与路线。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代表大会上作的秘密报告引起了苏联社会的心理震动和思想变化。“1956年春天到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报告成了全国某种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震动。”代表大会之后的时期开始被称为“解冻时期”。赫鲁晓夫说：“爱伦堡使用了‘解冻’这个字眼。他认为斯大林去世后人们的生活开始解冻。这样来形容那个时期，我当时并不完全赞成。毫无疑问，出现了一些松动。如果用警察式的语言来表达，那么我们放松了控制，人们说话比原来自由了。然而我们身上是两种情感在斗争。一方面，这样的松动反映了我们国内新的情况，我们在往这方面努力。另一方面，我们当中有人根本不想解冻，他们责备说；假如斯大林活着，他是绝不会允许这样做的。反对解冻的声音清晰可闻。而爱伦堡在他的作品中善于十分准确地发现当前的倾向，对于奔驰的时代做出描述。我认为，他所用的字眼反映了现实情况，尽管我们当时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批判。”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苏联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文学、艺术、音乐等最先对秘密报告的影响作出了反应。剧院舞台上开始上演根据考涅楚克的剧本《翅膀》排练的话剧，其中一位女主人公囚禁归来。话剧结尾的歌曲里说，国家“张开了翅膀”。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腐朽堕落生活象征的爵士乐也开始流行。作为苏联第一支爵士乐队的组建者和独唱演员的人民演员——乌乔索夫的唱片重新开始出售。文学，绘画和雕刻中的抽象主义流派重新盛行。作为雕塑家的涅伊兹韦斯和诗人的叶夫图申科坚决支持抽象主义。另外，从1956年起，一些反映国内战争的电影《第四十一个》《苦难的历程》《静静的顿河》《列宁的故事》等开始放映。社会生活上的变化最显著地体现在青年身上。时髦的发式、服装、音乐、生活方式成为青年们关注的对象。在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对苏联青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是多年以来的第一次，苏联青年能够与外国的同龄人自由地接触。参加过联欢节的那一代人就说：“莫斯科联欢节的结果，不是‘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胜利，而是自由的西方和摆脱了斯大林主义束缚的苏联欧亚大陆的相互结识。”

但赫鲁晓夫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解冻”同时也顾虑重重，不同时段也不乏强化“控制”。帕斯捷尔纳克事件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事件之一，同时也被认为是苏联官方文学政策发生转向的标志之一。苏共历来对文化问题，尤其是产生国际影响的文化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于1956年在意大利首次出版。小说即将被授予诺贝尔奖的消息，引起了赫鲁晓夫深深的不安，他认为，有人在利用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作品达到反苏的目的。因此，帕氏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在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的亲自授意下，苏联各部门就已经开始地开展工作，试图影响并最终改变结果。在1958年4月7日《关于可能向帕斯捷尔纳克授予诺贝尔奖一事苏联驻瑞典大使的措施》决议中，意识形态委员会授意通过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向瑞典方面施压，申明如果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帕斯捷尔纳克，那么这将被视为对苏联人民不友好的一种举动。此外，赫鲁晓夫还指示苏联作协理事会秘书长马尔科夫等人接触瑞典左翼作家，获悉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动态，并根据对方的建议，在苏联国内加大了对另外一位诺奖提名者肖洛霍夫的宣传，希望奖项最终颁给同为提名者的肖洛霍夫。然而，1958年10月23日瑞典科学院最终还是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帕斯捷尔纳克。这一结果引起了赫鲁晓夫等苏共高层的震怒。经意识形态委员会提议，苏共中央主席团在授奖当天便通过了《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诽谤小说》的决议。决议言辞激烈地指责道，“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诽谤性地描写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完成这场革命的苏维埃民族，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将诺贝尔奖授予这部小说是针对我国的敌对行为，是国际反动势力用来挑起冷战的手段。”虽然作家迫于政治压力发表公开声明放弃领奖，但针对他的审查没有就此结束，两年后作家郁郁而终，而他的《日瓦戈医生》首次在苏联发表已是30年后的事了。

赫鲁晓夫的“反宗教运动”持续了6年，直到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为止。赫鲁晓夫的“反宗教运动”从其规模、破坏程度和后果看，与以前相比有所不同。

在苏共党的领导层中，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新集团的崛起对宗教政策的变化起着关键性作用。1957年，赫鲁晓夫在党中央主席团中与“斯大林分子”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所谓“思想家集团”——苏斯洛夫、福尔采娃、波斯别洛夫、伊利切夫等人。这些人长久以来都对宗教表示反感。支持赫鲁晓夫的还有共青团的领导者们——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谢米恰斯内依、巴夫洛夫、阿朱别依等人。斯大林逝世后，与教会关系稳定的政策都被看成是斯大林的遗产，而青年一代对斯大林的遗产则持坚决反对和抵制的态度。赫鲁晓夫坚信共产主义很快到来，也坚信宗教的反动和必须不断加速它的衰亡。1957年11月29日，赫鲁晓夫在同报业巨头赫尔斯特讲道：“人民的教育、科学知识必须推广，要研究大自然规律而不给信仰上帝的宗教留下任何残留之地”。赫鲁晓夫把同宗教斗争看做是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同宗教思想的斗争，无疑是苏共领导人认为的向共产主义过渡中一个有力的武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同其他党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手段。赫鲁晓夫非常担心政权上层中的部分人与东正教的复兴运动联合起来，动摇党中央新领导的权力根基，动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信念。这是苏共新领导改变宗教政策，策划向宗教进攻的因素之一。

20世纪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对普通教育的体制进行了改革。在各加盟共和国首都、各共和国直辖市、各州、各边区和大工业中心，开始实行综合技术教育。1957年9月12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吸收中等普通教育学校毕业的青年参加工农业生产》的决议，要求全国各企业、工地、机器拖拉机站、国营农场和其他组织的领导人，应当根据市和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方针，接受青少年参加工作和训练，使普通中等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和就业劳动训练结合起来。这一改革，反映了赫鲁晓夫从教育体制上探索双轨制。普通中等学校的毕业生不可能全部升入高等学校，其中很大一部分要进入劳动就业的行列。因此有必要从教育体制上提出双轨制问题。普通中等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实际上是综合职业教育。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反映了苏联中等普通教育从着意培养专门人才转向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实行综合技术教育说明斯大林提出的“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口号的历史任务大体己告完成。

1958年12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教育制度法》，以八年制普及义务教育代替七年制普及义务教育。八年制学校是不完全中等普通教育的劳动综合技术学校，实际上是一种准综合型职业学校，它既有基础理论教育，又进行综合职业训练，和今后一面劳作、一面进行业务专门职业训练学校相衔接。这反映了苏联社会已发展到需要大量的熟练劳动力的水平了。

50年代后期，在赫鲁晓夫支持下，高等教育事业又有了相当的发展。1956年，全国有765所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共186万7千人。50年代末，有些高等学校进行合并，高等学校的绝对数有所缩减，而在校学生数仍然增加了。1961年全国有739所高等学校，分布在全国247个城市，在校学生达到260万。全国还有3300所中等专业学校，22万4千所普通学校，在校的中、小学生共3620万。苏联已建立起完备的教育配置和教育网。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61年，各类学校共培养了480万名高等专业人才和770万名中等专业人才。

苏联的高等学校很重视招收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学生。1961年入学的高等学校学生，有一半以上直接来自生产单位，且具有两年以上工龄。高等和中等技术学校学生都有生产实习课。高等学校的大学生普遍成立大学生科学协会、各种科学小组和技术设计局等，开展的课余科学实践活动。高等农业学校学生全部学习时问的一半必须实地参加观测和劳动。全国指定60个国营农场作为大学生的实习基地。苏联的综合技术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思想和方针，在各级各类学校中都加以贯彻。

赫鲁晓夫出身卑微，酗酒，讲话文法混乱，穿着过时而风度不雅，态度生硬而举止粗鲁，而且常常发表轻率失当的声明，讲起话来无所顾忌，言过其实，因此在许多西方观察家眼里，他连给斯大林擦靴子都不配。

作为一国领袖，赫鲁晓夫在外交场合常常一味逞口舌之利，甚至为求一时痛快而动辄恶语相向，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例如，1959年10月初访华时教训中国为了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山——西藏而同印度发生冲突很不值得，还指责中国激化了中美关系。出言之无状，满座皆惊。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他挖苦中国：“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你们搞百花齐放，现在怎么样，还放不放？你们那么爱斯大林，你们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你们老讲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你们中国想压倒大家，要压倒全世界。”同年10月，他又当面对邓小平说：“你知道的，高岗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可你们中央却清除了他，这就是对我们不友好。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我们把他送给你们。”他还曾在外交场合大放厥词：“如果中国新疆的哈萨克人表示愿意让苏联来治理的话，我们就把他们统统合并过来。”赫鲁晓夫又对中国领导人进行了直接的人身攻击：他含沙射影地指责毛泽东“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讥讽毛泽东是“破套鞋”，是“从鼻孔里挖出理论的菩萨”。他还当面挖苦邓小平“以后不要带棍子来”。在中苏两党分歧日深的情况下，赫鲁晓夫的许多不当言行是导致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当胡志明建议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亲自会谈时，毛泽东回答：现在人家把我骂得狗血喷头，我去谈什么？知情者回忆，毛泽东说过：“赫鲁晓夫骂我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那好吧，我算是公鸡，他赫鲁晓夫是草鸡！”赫鲁晓夫本人有时也对自己的信口雌黄颇为后悔。1959年10月初他在北京口不择言地大吵一通后，一回国便马上建议双方同时销毁10月2日的会谈纪录。这说明他自己也觉察到了些什么。

1959年9月21日，美国好莱坞举行了一场匪夷所思的宴会。宴会主宾是时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名义上的主人则是红极一时的影星玛丽莲·梦露。

当年9月15日，赫鲁晓夫开始了自己的美国之行，成为第一个正式访问美国的苏联领导人。当时，美苏两国关系非常微妙。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觉得赫鲁晓夫“可以接触”，和他多交流是有益的，决定好好宴请他。可是，赫鲁晓夫对白宫国宴和戴维营便餐都不感兴趣。他让艾森豪威尔答应他两个条件——逛逛迪斯尼乐园，并和梦露共进晚餐。逛迪斯尼乐园被美方以“不太安全”为由一口回绝了，因此，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硬着头皮去游说梦露。没想到梦露“单纯”得出乎他们想象：虽然梦露都不知道赫鲁晓夫是谁，但听美国官员说“在苏联，可口可乐和梦露就意味着美国”，她便欣然同意了。

美国人没有安排一次“二人世界”，而是安排了400人作陪客。梦露虽然在主桌上，但也没有坐在赫鲁晓夫身边。首先，赫鲁晓夫回忆了自己贫寒的童年，并语带双关地说，自己本来是邻居眼里的乖孩子，长大之后却被一些人视作“无恶不作的坏蛋”。接着，他问候了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老板斯库拉斯，夸张地称之为“自耶稣诞生以来的老朋友”。随后，他话锋一转地表示，自己是来“自由的国度感受自由气息的”，可是连去迪斯尼乐园的“小小要求”也得不到满足：“那个乐园里有什么不能让我看？有导弹发射架吗？”赫鲁晓夫的话让在场的人如坐针毡，不知道怎么回答。所有人都选择了沉默。但此时，梦露开口了，而且只说了一句话：“您刚才的话真的很有意思。”

这句话瞬间让气氛变得轻松起来。赫鲁晓夫马上改用亲切的口吻和明星们攀谈，陪客们也不再如开场时那般拘束。赫鲁晓夫还盛情邀请梦露到苏联做客：“您将吃到别处绝对吃不到的苏联风味馅饼。”考虑到礼仪，赫鲁晓夫很快也向同桌其他明星发出了邀请。

以冷场开始的宴会最终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散席时，赫鲁晓夫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可以回家了”。在随后举行的苏美领导人戴维营会谈中，紧张的气氛大为缓和。不过，饭局的女主角梦露却被遗忘了。只有她自己认为，她挽救了世界和平。据说，梦露后来津津乐道于这次“约会”，认为自己的影响力成功地让苏联领导人打消了核冒险的念头。然而，梦露的传记作者们认为，她是个热情但头脑简单的人，之所以敢在饭局关键一刻发言，并非是对政治敏感，而是因为“没心没肺”，歪打正着。

2006年前后，美国媒体报道，历史学家看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解密文件。这些文件显示，1962年7月，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接到报告——梦露向别人透露过她与肯尼迪总统的谈话。梦露问了总统许多重要问题，肯尼迪也都做了回答。联邦调查局怀疑梦露口无遮拦，使得两人的谈话内容传到了克里姆林宫。一个月后，肯尼迪兄弟不约而同地断绝了与梦露的往来。梦露意识到危险后，曾打电话给好友，说自己知道一些“危险的秘密”。第二天，她被发现死在洛杉矶的公寓中。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发现了苏联设在古巴的导弹发射场，古巴导弹危机爆发，而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正是梦露的“约会对象”赫鲁晓夫。

1959年，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国宾馆的建成，为中国接待外国政要和高级代表团提供了保障。这一年，赫鲁晓夫访华，也是他第三次中国之行。他入住钓鱼台国宾馆总统套间后，似乎不满意，对北京市长彭真抱怨说：“国宾馆里的浴缸太小了。”当时工作人员感到奇怪，赫鲁晓夫身高不过1.68米，而国宾馆里的浴缸都是按大号定制的，怎么嫌浴缸小呢？当时中苏关系风雨交加，中苏两党走向公开大论战。10月2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赫鲁晓夫在中南海进行会谈，双方展开激烈争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措词强硬、互不相让。后来人们分析，也许赫鲁晓夫当时已经对中国各方面都看不顺眼，因此对国宾馆的浴缸乱挑毛病也就不足为奇了。

赫鲁晓夫来自于农村和矿井，这是他一有机会就随时可以讲给任何人听的美妙故事。他的故乡乌克兰的美味给他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所以，他最爱好的菜肴大都是乌克兰的肥美肉菜：乌克兰牛肉红菜浓汤、生爆腌肥肉、浇酸奶油的肉饼、浇黄油和酸奶油的甜馅饺子和乌克兰疙瘩汤、以及各种辣的、肥腻的凉菜。赫鲁晓夫还大量地喝酒，酒喝得越多，这肉也就吃得越多。他在当乌克兰第一书记时这样的大吃狂喝，他在莫斯科执政时更是这样的饮宴无止境。所不同的是，在乌克兰伺候他饮宴的只是一小群人，而在首都满足他的这种重要的生活需要的却是一大批服务人员、随从，甚至外交部的礼宾官员。

从此，在苏联领导人的出巡历史上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情景，形成了一种习惯。只要赫鲁晓夫到外地去巡视，甚至到外国去访问，餐队人员总必定随行。他们人数众多，行囊如山。他们要带足赫鲁晓夫喜欢吃的食物，尤其是土生土长的乌克兰人赫鲁晓夫所最喜欢、餐餐离不开的乌克兰“疙瘩汤”。赫鲁晓夫常说：“怎么能没有疙瘩汤？没有疙瘩汤，我吃不饱！”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时，他就带来了全套的俄式厨房和全部他所需要的食品。在北京他们下榻的官邸里，由他当时的亲信、国家安全部部长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亲自负责赫鲁晓夫的饮食。每顿上的都是赫鲁晓夫喜欢的饭菜，可赫鲁晓夫却偏偏对饭食越来越挑剔。他不时地对谢罗夫呵叱说：“谢罗夫，怎么这汤是凉的？怎么这肉饼没有放盐？怎么这美味没有放糠子？”

在设计克里姆林官大会堂时，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员显然考虑到了赫鲁晓夫的好吃的特殊需要，让设计师们设计了一处非常大非常豪华非常有层次的小吃兼宴会厅。当赫鲁晓夫本人亲自来到这个小吃厅时，华灯一下通明，美味顿时喷香，酒气顷刻四溢。他高兴极了，于是手舞足蹈地说：“对！就要这样！就要让人民在欣赏伟大艺术的同时，也能吃到这些美味！”

赫鲁晓夫执掌国家政务的几年间，苏联党和苏维埃的一系列重大会议几乎都是在这大会堂里进行的。因此，那时的小吃厅是非常繁忙的，一天要供应好几次美食佳酿，甚至深夜都要备好丰盛的筵席，以待赫鲁晓夫的特殊需要。在此期间，莫斯科所有剧院的小吃厅都在这种时尚之风的影响下进行了改造：从只供应香槟点心到供应热菜热汤。那些新建的文化和体育设施都特别注重了小吃部的设计和安排。赫鲁晓夫执政的10年，是莫斯科剧院小吃部供应最好和完美无缺的时期。来剧院的普通老百姓也可从中得到某种实惠，感受到节日般的欢愉。

赫鲁晓夫执掌的权力越大，他越来越津津乐道于美食佳酿。在1954年以前，他虽然执掌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但他除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大餐没有尝过其他的美味，所以他频频地要吃“疙瘩汤”和“牛肉红菜浓汤”。1954年10月，他来中国访问，中国的美食使他大开眼界，惊讶不止。赫鲁晓夫和他的随行人员是在上海首先接触到中国饭菜的。他们吃到了他们从未吃过的东西：松花蛋、燕窝汤、虾、墨斗鱼、鱼翅海参、龙虎斗”等。在赫鲁晓夫离开北京时，毛泽东主席曾风趣地对他说：“你们到我国的南方去，那里的人肯定要请你们吃蛇。不要不自在。顺便说一下，在我国的南方是普遍吃蛇的。这可是很好理解的事：要是广东人不吃蛇，蛇就会把所有的广东人都吃掉。”他从上海吃到杭州，吃了名菜“杭州醋鱼”等，又吃到了广州，在那里吃了真正的蛇宴。他对“五蛇汤”特别的欣赏，赞不绝口。以后，他曾经多次向随行人员询问：“为什么我们不吃蛇？为什么我们的蛇不能吃？”在享用了这样的中国美食和佳酿之后，赫鲁晓夫眉飞色舞地说：“够了，够了，别再吃那个‘疙瘩汤'和‘红菜汤'了！应当吃中国菜。让尼古拉.米哈依洛维奇要油炸蛇，让雅得加尔点黄焖狗肉！”

鉴于年龄已经六十开外，步入晚年的赫鲁晓夫在饮食上有所节制。根据卫士的回忆，赫鲁晓夫的食谱大致是：早餐，两片烤黑面包，小罐酸奶，有时则是酸奶生菜加奶渣。卫士让他养成每天喝两次新榨果汁、每次一杯的习惯。没有榨汁机，卫士就亲自制作。任何情况下，哪怕正在会见，果汁是必上的。如果有客人，就上两杯。果汁五花八门，有葡萄汁、橙子汁、黑茶藨子汁、樱桃汁等等。午餐时，赫鲁晓夫愿用偏素的菜肴，油腻食物基本不用。如果去打猎，烤羊肉串也是必备的。赫鲁晓夫有段时间很喜欢西红柿，后来不知是谁散布流言，说吃西红柿有害：因为会使盐沉积在体内。赫鲁晓夫正好存在盐沉积的问题，从此他西红柿一口不吃。后来主管农业的波利亚科夫劝他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别相信盐沉积是吃西红柿引起的！”他才又开始吃西红柿了。

赫鲁晓夫喜欢喝酒。有个与众不同的酒杯，外形与正式宴会上使用的酒杯毫无区别，容量却只有30毫升，普通酒杯为60毫升。这支专用酒杯是克格勃第九局特制的，之所以容量较小，因为杯子底部和杯壁都加厚了，且外侧有雕出的花纹，几乎以假乱真。这个酒杯专门用于较为丰盛、酒精饮料较多的宴会。卫士将这个酒杯作为必需物品随身携带，不敢马虎。

在赫鲁晓夫当权时期，赫鲁晓夫还曾经命专人酿造过一种高档伏特加。赫鲁晓夫下令组织专人为克里姆林宫酿造特制伏特加的队伍当中甚至还包括了几名前苏联时期的知名科学家，甚至一些科学试验室也接到了这个“特殊任务”。除此之外，为了研制克里姆林宫专用的伏特加，赫鲁晓夫政府还下令在莫斯科和基辅成立了两个酒类研究所。据当时参与研制这种特制伏特加的人员后来透露说，这种为克里姆林宫特制的伏特加是一种完全透明的液体，是由高质量的酒精和水配制而成。而且这种伏特加虽然没有添加糖、蜂蜜、葡萄粮或其他软化剂，但是它的味道却非常好，但在研制过程当中却花费了科学家们很多的心血，他们经过无数次对水和酒精进行试验。

赫鲁晓夫还是个狩猎迷。1964年1月的一天，赫鲁晓夫同来访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一起打猎。第一次狩猎在扎维多沃狩猎场，参加者还有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马林诺夫斯基、米高扬等苏联政要及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在狩猎场，他们竟然“打”起了群架。起初，中央委员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把赫鲁晓夫撂倒在雪地里，然后放倒米高扬，并在卡斯特罗身上撒了一层雪。赫鲁晓夫甘拜下风，他摘下皮帽，装满了雪，戴到自己的头上。狩猎开始后，卡斯特罗用美国的M14步枪打野猪。赫鲁晓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军用水壶，先给卡斯特罗和劳尔斟酒，然后再给自己斟上。不过赫鲁晓夫的狩猎并非每次都这么快活，1959年冬天发生的一件事情还带来了某些政治后果。

1959年冬的某一天，赫鲁晓夫和其他中央主席团委员一起前往扎维多沃狩猎场。狩猎开始后，赫鲁晓夫与基里琴科手持猎枪并排站着，两声枪响几乎同时发出。众人迅速向击毙的大野猪旁边围成一圈。基里琴科说道：“瞧瞧，我的枪法多好，一枪致命，给它来了个嘴啃雪。”“你在胡扯些什么？是我最先把它撂倒的，你是在我后面开的枪，”赫鲁晓夫反驳说。“不对，这是我的战利品，我的猎物，我比你先把它撂倒，”基里琴科寸步不让。“你怎么可能比我先开枪呢？野猪是从我这儿往你那边跑的嘛，利托夫琴科可以作证。我的枪响后，他马上冲我喊：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野猪死了。“基里琴科寸步不让。”不知道你的利夫托琴科是朝哪儿看的，可野猪是我打死的，”基里琴科恶狠狠地说道。“你见鬼去吧，跟你有什么可辩论的？让围猎人来分析，那两颗扎坎枪弹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他们会给我们报告的。咱们休息去吧，打猎成功，吃点儿东西倒也不错。”二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饭桌上几杯酒下肚，两人又争论究竟是谁打死了野猪。基里琴科始终坚持己见。这时围猎人和助手一起来了，报告说野猪身上的确是两颗扎坎枪弹。第一颗打中耳朵飞入眼睛，野猪就倒毙了。这颗枪弹属于赫鲁晓夫。第二颗枪弹穿过肋骨，未触及心脏，受伤的野猪还可以跑动。

“让你的那些结论见鬼去吧，马屁精！”基里琴科喊开了。“别大声嚷嚷了！”赫鲁晓夫喊道。“谢谢两位伙计，分析很到位。过来，一人一杯白兰地，我也陪你们喝。至于基里琴科同志嘛，我是不会跟你去搞侦察的咯。”赫鲁晓夫站起身来，穿上衣服，钻进汽车，跟谁都没有告别，径直返回莫斯科了。这次狩猎之后不久，基里琴科便不在苏共中央供职。他的职务由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担任。

20世纪20年代末期，年轻的赫鲁晓夫曾在苏联工业学院里学习和任职。当时，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第二任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也在工业学院学习。由于她是领导人的妻子，工业学院的许多师生一开始都很谨慎，很少和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说什么话。但相处的时间久了，大家发现阿利卢耶娃其实个性温柔随和，平易近人，丝毫没有官太太的架子，对社会对民众都充满了关怀和同情。于是，大家和阿利卢耶娃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和她聊天谈话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了。按照赫鲁晓夫自己的回忆，自己当初之所以受到斯大林的关注、垂青和提拔，是因为斯大林通过自己的妻子阿利卢耶娃了解到，“赫鲁晓夫同志”一直在工业学院里为维护斯大林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总路线而斗争。按照赫鲁晓夫自己的说法，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就是“我的幸运彩票”。

但后来的苏联历史学家们在访问依然健在的工业学院师生时，得知了完全不同的情况。当时正值斯大林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的时期。当时工业学院的许多师生也被动员，下乡去帮助推进农业集体化。因此，他们亲眼目睹许多可怕的事情：饥饿，孤儿，流放，枪决……他们回到学校之后，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阿利卢耶娃。阿利卢耶娃痛心之下，回家后对丈夫斯大林谈到了这个问题。而斯大林则勃然大怒，喝问是谁向她传播“这些可耻的谣言”。

“但这怎么是谣言呢，大家都是这么对我说的啊！”阿利卢耶娃争辩着。“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对你这么说？”斯大林逼问道。“只有一个人没这么说，他说这些都是敌人的谎言。他叫尼基塔·赫鲁晓夫。但我相信，他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因为他坚持真理，而只是胆小怕事和奉承领导而已。”阿利卢耶娃说道。但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斯大林已经记住了尼基塔·赫鲁晓夫。

随后，阿利卢耶娃就读的工业学院成为“大清洗”的重灾区，许多接触过阿利卢耶娃和向她述说实情的师生都被逮捕。但是，赫鲁晓夫却开始官运亨通起来。在斯大林的关照和批示下，年轻的赫鲁晓夫很快成为学校党委的一把手，没过几年甚至成为莫斯科市的市委书记，一路顺畅。

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苏联大清洗期间，有一天，赫鲁晓夫去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办公室汇报工作。他进门时，斯大林正坐在桌子后边埋头阅读和批示文件。斯大林桌子上文件堆的像小山一般，几乎把斯大林都挡住了。看到斯大林正在忙着，赫鲁晓夫就没吭声，自己搬了张椅子，坐到斯大林的办公桌旁，打算等他忙完了再开口。

桌子上的文件堆的像小山，赫鲁晓夫就像坐在文件堆后边一般。这时，斯大林抬头瞄了赫鲁晓夫一眼，眼里有些不悦的神色，嘴里不满的嘟哝着：“过来把文件挪开，坐近点！你躲什么，我们又不会逮捕你……”赫鲁晓夫当时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还有一次，赫鲁晓夫等人陪同斯大林在郊外的小别墅里吃饭。当时二战已经结束，斯大林已经是晚年了。惊恐万状的赫鲁晓夫听见斯大林竟然这样嘟哝着：“我是个不可救药的人，我不信任何人，我谁也不信，我连我自己都不信……”

在斯大林的最后几年里，斯大林大幅减少了党的会议，处理公务基本上都是在通宵达旦的宴会上进行。斯大林习惯将核心集团（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等人）召集到克里姆林宫看他最喜欢的美国西部牛仔电影，然后于凌晨1点左右到自己的别墅中聚餐，并经常将赫鲁晓夫等人灌的酩酊大醉。斯大林还喜欢叫他们跳舞取乐，赫鲁晓夫不得不为他表演乌克兰的传统舞蹈戈帕克。

曾仅次于斯大林的重要领导人莫洛托夫的妻子波利娜·热姆丘仁娜是犹太人。在1949年的一场苏联国内的反犹太人运动中，莫洛托夫的妻子也被逮捕（因为当时以色列已经建国，苏联方面担心自己国内犹太民族的稳定性，甚至莫须有的怀疑许多苏联犹太人都是潜在的叛徒）。对此，莫洛托夫也是噤若寒蝉，不敢对妻子被捕做什么表示，更别提营救了。

1953年3月9日为斯大林举行葬礼的那一天正好是莫洛托夫的生日。离开陵墓时，赫鲁晓夫没有忘记祝他生日快乐，还问莫洛托夫想要点什么作为生日礼物。“还我波利娜。”莫洛托夫一边往前走，一边冷冷地答道。这个要求马上被传给贝利亚，于是波利娜马上被传到贝利亚的办公室。当时波利娜还没听到斯大林的死讯，只是担心会出现更坏的局面，但没想到贝利亚一见她走进办公室，就立刻从办公桌旁跳了起来，跑过去抱住她并且大声嚷道：“波利娜，你是个光荣的共产党员！”波利娜一下子倒在地板上昏厥过去。经过迅速抢救，她苏醒过来；接着让她休息片刻，给她换上一套新衣服，随即用车送她回家——作为莫洛托夫的“生日礼物”。

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位美国记者向赫鲁晓夫发问：“赫鲁晓夫先生，听说您在我国匹兹堡的一个机床厂参观时，您曾经送给一位工人一只手表，有这么一回事吗？”“有的。”赫鲁晓夫从容不迫地说。“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有关联的事：尼克松先生到贵国莫斯科访问时，要给您的一个工人一笔钱，你们的报纸指责他企图收买那个工人。现在，您送的虽然不是钱，而是手表，但这手表据说也相当值钱的，您说对吗？”

“手表当然很值钱，但是，我会见的那个工人给了我一支雪茄烟，而且很友好地拍拍我的肩膀，说明美国人民对我很友好。我送给他一只手表，仅仅是答谢贵国工人的好意。请问，相互友好的表示和收买是一回事吗？因此，我的行动和尼克松先生给我的工人钱所想达到的目的是毫无共同之处的。那位美国记者顿时哑口无言。

1960年5月，苏、美、英、法在法国巴黎召开四国首脑会议。会上，赫鲁晓夫突然和艾森豪威尔争执了起来。起因是美国U一2高空侦察机侵入苏联领空，赫鲁晓夫要艾森豪威尔道歉并承认是“侵略行径”。艾森豪威尔坚持不肯承认。赫鲁晓夫一拍桌子，起身要走。

东道主戴高乐总统也发火了，但他微笑着说：“昨天，就在你离开莫斯科前，你们发射的那颗卫星未经我们的许可，已飞越法国上空18次了，我怎么知道卫星上没有照相机对我国拍照呢？“赫鲁晓夫说：“我们最新发射的卫星上没有照相机。”“那你们是怎么拍下月球背面的那些照片的呢？”戴高乐穷追不舍。

赫鲁晓夫灵机一动，诡辩道：“那不是照相机，那叫红外线探测扫描器。”戴高乐心里很气，但辩不过赫鲁晓夫，愣住了。

在后斯大林时期，苏联领导人的衣着方式并未追着潮流走。赫鲁晓夫在这方面相当保守。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不穿普通衬衫，改穿乌克兰的绣花衬衫。赫鲁晓夫只穿苏联的衣服，也就是在专设服装店为他缝制的衣服。甚至衣服面料也是国产的。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不穿普通衬衫，改穿乌克兰的绣花衬衫。后来工厂开始生产礼帽了，他就老说：“终于把外国玩意儿扔掉了！”每到一地，赫鲁晓夫都要夸夸孔策沃生产的衣料、花呢、厚呢子。他最不想穿燕尾服，以他的身材穿这样的衣服未免太滑稽。头一次出现这个问题是1955年准备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时候。一下子冒出了许多同礼仪有关的问题：穿什么衣服，如何问好，如何使用叉子等等。他倒是不怕提出问题，当时提到燕尾服。他认为没有必要去迎合，现在这身西服就可以了。

上世纪50年代末，国家领导人的衣服都是在库图佐夫大街专设服装店缝制的。当然无需本人去店里，量尺寸要么在办公室，要么在住所。不过中央主席团委员的妻子得去服装店。当时分三个等级，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属第一级，中央委员次之，各部部长和党中央机关干部再次之。赫鲁晓夫时代一般选用国产衣料，至勃列日涅夫时代才开始购买进口衣料。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克格勃都有自己的服装店。克格勃的制鞋店名声在外，因为赫鲁晓夫和柯西金穿的鞋都在那定做。这里有皮鞋、便鞋、优质皮革鞋，赫鲁晓夫最喜欢那种微孔橡胶底鞋。

赫鲁晓夫的观念相当保守，况且他不很年轻了。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他对衣着的态度。西服、衬衫和领带倒还多少合乎时代潮流，至于内衣，别说时髦了，简直就是有失体面。据卫士讲，这些衣服都不好意思往洗衣店里送。赫鲁晓夫出国时，他的卫士什么都得干，甚至还负责洗内衣，而且是自己洗，不让旁人插手，一是为了安全起见，再是为了不给国家丢脸。要是送洗衣店，让人家看见带钮扣和细绳子的长衬裤，别提有多丢人了。衣服全都是苏联产品，要是碰到进口货，就把商标统统剪掉。直到赫鲁晓夫当上了第一书记和政府首脑，妻子尼娜·彼得罗夫娜有时还给他补袜子呢。赫鲁晓夫很喜欢游泳，却不认可游泳裤游泳衣，穿着黑色或者深蓝色的缎纹内裤就下水了。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在争夺苏联最高权力的斗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胜利者。可是在他获胜前，他的那些“同志们”或竞争对手们，对赫鲁晓夫这个矮胖的、秃顶的、粗俗的、有点滑稽的人都很轻视。

苏维埃主席团的成员们都曾经看不起他。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曾经翘着山羊胡子嘲笑他是未经琢磨的“МУЖИК”（乡巴佬）。贝利亚挖苦他是“我们的土豆政客”，卡冈诺维奇说他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和训练的“幸运儿”，马林科夫总理和莫洛托夫外长用藐视的口吻索性送他一个绰号：“НИЧТОЖНЫЙ”（一钱不值）。

结果曾经不可一世、令人胆战心惊的“政治杀手”贝利亚被赫鲁晓夫逮捕并迅速枪决了。卡冈诺维奇被他亲手提拔起来的这位“幸运儿”放到不为人知的地方干些无须受教育便可胜任的粗活。马林科夫被这位“НИЧТОЖНЫЙ”送去西伯利亚管理发电厂。莫洛托夫则到外蒙古与乌兰巴托的外交官们碰杯去了。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虽然保住了荣誉地位，却也只能在这位他们所藐视的人物身边服服帖帖。土豆政客开始大权独揽。

1956年，匈牙利发生骚乱，苏军后来出兵布达佩斯，将骚乱坚决镇压了下去，时为轰动一时的“匈牙利事件”。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都决定开会讨论匈牙利事件，美国等北约国家希望以此为机会，狠狠抨击苏联。于是，苏联代表团预先讨论决定，按照国际外交礼节行事，当联合国会议开始讨论“匈牙利问题”时，苏联代表团将集体退场，以示抗议。赫鲁晓夫得知这个决定后大吃一惊，表示反对。于是在赫鲁晓夫的安排下，苏联方面决定：不退场，而是要搅乱会场。

会议开始的那一天，当主持人宣布开始讨论“匈牙利问题”时，赫鲁晓夫大声的打断主持人发言，喝问主持人有什么资格说话，并大声宣称自己按照会议程序也有权发问，其他的苏联代表们也立即大声的喧哗起来，吵成一团。为了增强气势，苏联人还用摆在桌子上的名牌来敲击桌面，噼噼啪啪的响个不停。顿时，会场里吵闹声、斥责声和哄笑声响成一片，会议再也开不下去了。就在这个当口，赫鲁晓夫的手表掉在了地上，他于是弯下腰去捡手表。可是，他在桌子底下提了一只皮鞋上来。他接着就用皮鞋使劲的敲起桌子来。第二天，会议决定讨论“阿尔及利亚问题”，阿尔及利亚当时还是法国的殖民地。一听要讨论这个问题，法国人自然也不乐意了。于是，法国代表团就集体退场来抗议。临走前，法国人狠狠的说道：“我们要去买双更结实的皮鞋来，滑雪皮鞋！”

无独有偶。1960年10月12日联合国大会一场关于殖民主义的辩论上，回应菲律宾代表所谓的“东欧国家缺乏自由，像苏联的卫星国一样”这样的指责。赫鲁晓夫愤怒地砸桌子，然后他从桌下拿起一只鞋继续满怀义愤地砸了几下桌子。成为著名的外交事件。然而，后来经过对现场照片的分析，发现实际的情况是：赫鲁晓夫在手拿皮鞋敲打的同时，他的两只脚上其实都穿着皮鞋。其实赫鲁晓夫提前就预备了一只额外的皮鞋。他并不是一时兴起脱下皮鞋抗议，这个举动是精心安排过的，这是典型的苏联恐吓式外交手段。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他手中拿的鞋是身边一个人的。当时赫鲁晓夫只是一时兴起，顺手抄起了那只鞋，敲打桌面。他的孙女后来写道，他当时穿着一双很紧的新鞋，所以他坐下时脱掉鞋并将它们放在桌下。她和赫鲁晓夫的译员说当他站起来敲桌子的时候过于用力以至于他的手表都脱落了，他去捡手表的时候看到了他的鞋，并用鞋代替拳头继续敲桌子。

下台之初的赫鲁晓夫很不适应，感觉自己被欺骗了、被抛弃了。他常常一个人坐在椅子里发呆，老泪纵横。赫鲁晓夫的孙子当时很小，正上小学。学校老师逗孩子玩，问“你爷爷在干什么啊？”孩子回答道：“爷爷正在家里哭呢！”赫鲁晓夫逐渐发现，他以前一直倡导的全面改革早已被一步步抛弃，而苏联的社会生活也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他从儿子那里得到了几本“禁书”，当看完其中一本小说《日瓦戈医生》后，却有些怆然地感慨道：“我们不该禁止它，里边并没有什么反苏言论。”赫鲁晓夫最喜欢的依然是散步，因为这会让他遇见一些旅行者，他总是喜欢停下脚步，和大家随便聊天。谈论的内容基本都是对往事的追忆，偶尔也就当下的国际时事发表一些评论。听众们自然听得津津有味，偶尔还会提出一些问题。赫鲁晓夫便愉快地回答他们，只是如果问题涉及到勃列日涅夫时，他便总是揶揄自己道：“我已经退休了，现在的工作只有散步，不负责评论。你们有健全的头脑，当然可以去辨别是非。”

后来，赫鲁晓夫逐渐看的开了，心情也恢复了正常，也常常出去和外边的农民们聊聊天，有时候就在自家院里的小菜园忙活着。有一天，有几个从梁赞州来的老农路过，听说退休后的赫鲁晓夫就住在这里。于是，几个老农就壮起胆子，决定去看看他。老农们打听着来到赫鲁晓夫家的院子围墙外。他们把随身的皮箱垒在墙角，然后爬到皮箱上，扒着墙头，伸长脖子朝院子里张望着。他们看见赫鲁晓夫正在院里的小菜园忙活着，颇有些自得其乐。“喂，尼基塔！他们不会在这儿把你干掉吧！”一个老农大声问他。赫鲁晓夫头也不抬，一边忙活一边答道：“不会的，不会的！”

据卫士讲，赫鲁晓夫住在后来的彼得罗沃—达利涅耶别墅，实际上处于软禁状态。确实必要时方可获准外出，例如去格拉诺夫斯基大街医院或者中央临床医院。每当他表示想去某个地方，卫士当即向领导转达，通常都遭到拒绝。赫鲁晓夫也没有多少可去的地方。当局给他配了一辆吉姆车，另有一辆伏尔加备用。直到去世前几年，赫鲁晓夫才被允许“远足”，例如参观花展之类。实际上没有人来拜访赫鲁晓夫，家庭成员的客人均需经过仔细的检查。勃列日涅夫很害怕赫鲁晓夫，没有人相信他会善罢甘休，无所作为。当局把每一个来访者都当成潜在的通讯员。

赫鲁晓夫临终前两三年，很少去剧院或者去马涅日看展览，时不时地有客人登门拜访。1970年，孙女尤丽娅把歌唱家维索茨基带来，在别墅呆了一整天。来拜访前国家首脑，如南斯拉夫大使米丘诺维奇、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亚诺什·卡达尔和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则均被当局拒之门外。尼克松甚至已经到达赫鲁晓夫在市内旧马厩胡同的住宅，却有人对他说赫鲁晓夫此时“突然”不在莫斯科。

赫鲁晓夫下台后，在家人劝说下，开始在家撰写回忆录，并交儿子谢尔盖委托美国时代公司出版。经过赫鲁晓夫之子谢尔盖的反复斡旋和催促，赫鲁晓夫终于于1971年1月见到了英文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8个月后他即离开人世。1974年，回忆录第二卷在美国问世。

赫鲁晓夫多年担任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其政治生涯涵盖了从俄国十月革命到60年代苏联几个重要历史时期。他的回忆录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苏联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画面，披露了长期以来苏联最高层的重要活动，介绍了某些政治事件的始末。该书已先后被译成15种文字，包括中文。但是在苏联，人们直到1989年才在《星火》杂志上看到该回忆录的片断，全文则从1990年2月起在《历史问题》杂志上连载数年。1999年，俄国莫斯科新闻信息出版公司出版了四卷本的《赫鲁晓夫回忆录》。

中国在1973年曾由三联书店根据英国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公司英文版翻译出版了删节本，即删去了有关中国和毛泽东的章节。1988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全译本，其中补增了1973年本的删节内容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全文。

赫鲁晓夫的第一位妻子是叶芙罗辛娅。1914年，赫鲁晓夫在尤索夫卡附近的帕斯图霍夫矿的发电厂做金属装配工时娶了妻子叶芙罗辛娅，租了一套带有厨房、客厅、饭厅、卧室的房子。不久生下儿子列昂尼德和女儿尤莉娅。在1918年因伤寒病去世。

赫鲁晓夫的第二任妻子是尼娜·彼得罗夫娜（1900年4月14日—1984年），是乌克兰人，她的家乡在乌克兰最西面。她生于乌克兰霍尔姆州托马绍夫县瓦西里耶夫村（波兰领土，革命前属于俄罗斯帝国霍尔姆省的疆域范围）。她是富裕农家的女儿（其母继承了几公顷土地其父拥有四分之三公顷耕地）。她先后在柳布利诺和霍尔姆读书读中学的时候学会了地道的俄语。她同父母一起经历了奥地利的侵略俄国解放波兰的这片土地之后她随家庭迁居到奧德萨，1919年她在那里读完了中学。她参加过游击队，还为了完成责任重大的侦察任务秘密地穿越过前线。1920年，尼娜加入布尔什维克党，6月响应党的号召奔赴了波兰前线。不久她被任命为西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女工部部长。但到1920年秋她就离开了这一岗位，去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培训班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学习。1921年夏，尼娜奉命来到了顿巴斯，在设于巴赫姆特市的州委党校讲授西方革命史，同时担任州委清党委员会书记，派开展俄共（布）党内的清洗工作。1922年认识了二十二岁的赫鲁晓夫。她当时是尤佐夫卡州党校的政治经济学老师，同时在赫鲁晓夫读书的工人预科班教政治经济学。1924年她和尼基塔·赫鲁晓夫结婚，但他们始终没有办理过婚姻登记手续。

1926年年底，尼娜到莫斯科克普斯卡娅共产主义学校去进修。在政治经济系学习到1927年底。毕业后被派到基辅跨地区党校当政治经济学教员。1930年夏天，尼娜和女儿拉达去往莫斯科，住在波克罗大卡的学院宿舍。之后被派到电厂的党委会工作，负责成立、领导党校和领导厂党委的宣传鼓动部。1935年，由于完成一五计划，尼娜获得了由厂组织颁发的荣誉证书。1938年，在基辅区党校讲授党史举办讲座，并在夜校教英语。到了莫斯科后，尼娜在莫斯科灯泡厂担任厂党委办公室的领导工作。赫鲁晓夫担任乌克兰党的第一书记后，尼娜·彼得罗夫娜就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工作，在家里当全职太太。

尼娜·彼得罗夫娜其貌不扬，而且还有平民的姓氏库哈尔丘克（意为厨娘）。但她是第一位在官方场合频频露面的苏联第一夫人。这是因为米高扬曾向赫鲁晓夫进言：“你不妨带上全家出访美国。那里的人对我们存在偏见，他们以为我们都是些长尾巴的四角怪物，何况你夫人和孩子英文都不错……”尼娜精通英文和法文。但她最大的优势不是语言，而是她一贯的贤妻良母形象。她禀性正直，处事低调，所教育出的子孙，个个出类拔萃。尼娜·彼得罗夫娜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终身伴侣。她善于统筹，有经济头脑，把人丁不断增多的赫鲁晓夫一家的繁重家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尼娜·彼得罗夫娜不仅抚养自己的三个孩子拉达、谢尔盖和叶莲娜，而且还照顾赫鲁晓夫第一次婚姻留下的孩子。她还得经常关照前来投奔赫鲁晓夫的其他亲戚。尼娜·彼得罗夫娜估计对好冲动的丈夫起到了镇定作用。同自己的丈夫相比，她受过更好的教育，政治觉悟也更高。尼娜·彼得罗夫娜可能也对他的工作提出过不少有用的建议。

毛泽东：①赫鲁晓夫有胆量，这个人也能捅娄子。我看他多灾多难，将来日子可能也不好过。（1959年9月30日毛泽东会见赫鲁晓夫时同我方人员的谈话）②我跟斯大林只打个平手，我跟赫鲁晓夫较量还是略占上风。③你（赫鲁晓夫）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达赖，没有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不对，就是说我们左。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1959年9月30日毛泽东会见赫鲁晓夫时同我方人员的谈话）④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荷花虽好，也得绿叶扶。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的。（1957年11月毛泽东访苏时同赫鲁晓夫的谈话）⑤你（赫鲁晓夫）这个人脾气大、说话伤人，这很不好，不能这样。我自己有时也犯这个毛病，对人总是决断，讨人嫌恶；貌似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惟至柔者至刚。（1957年11月毛泽东访苏时同赫鲁晓夫的谈话）⑥苏共领导违反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准则，无视兄弟党的独立和平等的地位，硬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确立封建家长制的统治，把兄弟党关系变成“父子党”关系。赫鲁晓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兄弟党比做“不懂事的小孩子”，把自己封作“母亲”。他沉醉于这种封建主义的自大狂，简直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⑦苏共领导把兄弟党当作他们的外交棋盘上的小卒。赫鲁晓夫反复无常，朝三暮四，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但硬要兄弟党跟着他的调子转来转去，不知所从，不知所向。⑧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这是第一次把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列在铁托之前，说他是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头号敌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刘少奇：作为十月革命的伟大成果的苏联，四十三年来，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在，苏联已经是一个拥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的头等强国。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方面，苏联已经把美国远远抛在后面。苏联人民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下，正在胜利地实现着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宏伟的七年计划。苏联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方面，在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方面，在提高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60年11月5日在莫斯科伏努科夫机场欢迎仪式上的讲话）

邓小平：①我对赫鲁晓夫是了解的，我个人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1980年8月答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②赫鲁晓夫这个人到处带头讲话，都是他站在论战第一线，而且说话又那么粗野。③赫鲁晓夫上台后，不仅不帮助我们，反而对我们采取敌视的态度，以后苏联又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威胁我们。④赫鲁晓夫同志，关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是当前各国兄弟党都面临的重要问题。各党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能以你划线――。

师哲（苏联问题专家）：①赫鲁晓夫从小由于生活所迫，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程度较低，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也很低。他的言谈举止常常流露出愚昧无知、粗鲁野蛮，莽撞无礼。他反而以此做为夸耀的资本。开口闭口常说：我担某地方的第一书记时怎样、怎样。可能他担任某地方单位的第一书记是好样的，并不等于他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总理也是好样的。②他头脑混乱、思路不清，只凭主观臆想，而没有政策、策略观点和正确认识，只凭感情冲动，而又诡计多端行事。他常常一边说又一边否定自己，只是触景生情，信口开河。有一时期人们称他为“玉米棒子”，因为他到处宣扬，只要从美国引进玉米良种，在苏联广为种植，不仅可以解决饲料，甚至可以解决部分口粮问题。③一个泱泱大国的领导人对重大的问题采取如此轻率、浮躁的态度，真是不可思议。越愚昧无知，就越自以为是；越是低微卑下，就越自高自大；越是昏庸，就越想装腔作势；越不学无术，就越想指手画脚地教训他人；越软弱无力，就越想打肿脸充胖子。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一切机会、场合，抓住他的缺点、讲话的漏洞、失态丢丑的举止大做文章，广为散布。人民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1964年赫鲁晓夫终于下台了。我不想对赫鲁晓夫一生的功过进行评价，这是历史学家的事，以上仅仅就我同他的接触，以及他的言谈、表现，有感而发而已。④赫鲁晓夫不讲原则，不动脑子，不深入思考问题。因而和他打交道要比和原则性强的莫洛托夫容易得多。我认为赫鲁晓夫是个混蛋，也曾向毛主席谈过。对我的话，毛主席既没有反驳，也没有肯定。（《师哲回忆录》）

李明斌：事实证明，赫鲁晓夫搞得不是修正主义，其探索和改革有不少的成分，但更多的表现是“左”的教条主义的东西，中共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模糊了自己的视线，没有看到赫鲁晓夫路线的实质，是以自己的“左”反对赫鲁晓夫的教条主义，结果使中共走向了极“左”。（《中苏大论战及其经验教训研究》）

左凤荣、潘正祥：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但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反对斯大林其中有权力斗争的因素，但是，破除个人迷信，从大镇压的恐怖阴影中走出来，是当时苏联社会的需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虽然在方式上存在问题，但他提出这一问题本身是得到苏联人民欢迎的，这也是赫鲁晓夫能战胜对手，走向权力顶峰的一个原因。（《中苏大论战：起因、焦点与教训》，刊自《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张捷（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①从了解情况的人的描述以及赫鲁晓夫的实际表现和他本人的自述可以看出，赫鲁晓夫虽有较强的活动能力，但缺乏一个领导人必须有的最起码的文化知识、理论素养和道德观念，谈不上有什么思想信念。②他为人粗野，有时蛮不讲理。他的适应能力很强，善于变化。③他文化水平不高，连一个小学生都应掌握的拼写法也没有学好。谢皮洛夫曾嘲笑他在批文件时把“ознакомиться”写成“азнакомица”。无怪乎他从不亲自动笔，只进行口授。但是他练就一张利嘴，能滔滔不绝地发表煽动性很强的讲话和编造各种故事。此人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容易激动，有时达到失去理智的程度。有些缺点连他自己也承认。（《从赫鲁晓夫到普京》）

余才千（传记作家）：①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这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政坛上叱咤风云的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国人眼里是个极有争议的人物：“修正主义头子”“资产阶级代理人”“斯大林的掘墓人”“中国人民的敌人”等等，是中国人给他定的调子，时至今日，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②赫鲁晓夫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与冒险。他身上有着农民的憨厚、工人的实干、军人的正直、政治家的雄辩与外交家的狡猾，是一个极富个性的人物。他务实，1955年，他上台伊始就摒弃斯大林强硬外交政策，主动与铁托和解，与西方各国进行和平外交，及时撤掉莫洛托夫的外交部长职务，并携夫人出国访问。他胆大，1955年苏共二十大上向斯大林下手，二十二大上扒了斯大林的坟墓，1962年竞把导弹放在了美国人脚下。他粗鲁，1960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大吵大叫，竞脱下皮鞋敲打桌子。1962年，他参观全苏美术展，竞大骂抽象派绘画是“驴尾巴的涂抹”。他害怕战争。1961年柏林危机，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险些把人类推向毁灭，关键时刻，他克制住自己，顶住军方压力，主动退却，化险为夷。他以无产阶级自居。1959年在美国，他对风靡西方的“康康舞”嗤之以鼻；对充满资产阶级奢侈生活的厨房设计与美国副总统进行了一场著名的“厨房辩论”。而在巴黎的路上，65岁的他竞挥舞斧头砍掉挡路的树木，以显示无产阶级领袖的劳动本色。他热衷农业，一年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巡察全国农庄；并于1954年发动垦荒运动，开垦荒地数千万公顷。他对玉米情有独钟，直到退休还身体力行种植玉米。他固执，从不听别人的意见。以至于1964年，儿子谢尔盖向他汇报勃列日涅夫“倒赫”行动时，他仍然刚愎自用、不予置信。③在乌克兰的12年对赫鲁晓夫的一生来讲，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他在乌克兰作为最高领导人，几乎拥有了无限的权力，不必像在莫斯科的那些人那样整天忙于巧妙应付，相互拆台，可以我行我素，发挥自己的才干，形成自己的性格；尽管他在理论修养，总的文化水平方面比不上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等一些领导人，然而他比斯大林周围的任何一个人都更了解实际问题以及普通工人、农民和职员的生活状况。在乌克兰独立工作的12年使他更加成熟、果敢、坚定、刚毅、富有勇气。

张伟垣（北京师范大学教授）：①赫鲁晓夫初期的改革措施，顺应苏联的民心、党心，一定程度上反映苏联国内要求改革的愿望。但不可否认，他为自己上台也采取了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即在改革与守旧的斗争中，玩弄了一些权术。如先抓党权，后抓政权；在中央委员会里排斥异己，安插亲信；文过饰非，耍两面手法；对其对手采取先易后难，各个击破，乃至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最后达到集党政大权于一人的目的。这正是赫鲁晓夫之所以能上台的阴暗面。②赫鲁晓夫的下台，是他走向反面的必然结果。赫鲁晓夫既不是一一个理论家，也不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改革家。他独揽党政大权于一身之后，开始头脑发胀，利令智昏。他反对个人崇拜，但又搞新的个人崇拜，搞裙带关系。他不遵循客观规律，随心所欲地制定政策，轻率决定问题，如搞什么“工业党”“农业党”，取消国营拖拉机站，攻击自留地、自由市场是资本主义残余，禁止私人饲养牲畜等，造成了管理的极大混乱，败坏了改革的声誉，逐渐违背了人民的意志，失去民心。加上在国际共运中的倒行逆施，大党、大国主义的膨胀，导致中、苏关系破裂，招致世界舆论谴责。所有这些，使他的垮台成为不可避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简明问答》）

叶书宗（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从宏观上看，赫鲁晓夫是斯大林的继承者，而不是斯大林的叛逆者；是斯大林模式的修补者，而不是斯大林模式的革新者。尽管如此，赫鲁晓夫的改革已使苏联社会突破了斯大林模式不变的框框，使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挣脱了斯大林某些教条的束缚，把苏联社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政治体制方面，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强调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触及到苏维埃国家权力的集中和制衡问题。在经济体制方面，强调物质利益原则，触及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要求重视和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自闭于世界市场之外。就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说，赫鲁晓夫的改革，率先开阔了社会主义的视野。关于赫鲁晓夫的争论，现在仍在继续。“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党夺权”“现代修正主义总头目”等等的声音，仍时有所闻。仅就这一事实来说，赫鲁晓夫的名字也已写上20世纪的史册，永难磨灭。

聂运麟（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赫鲁晓夫执政共11年，从总的情况看，应该说他在苏联历史上是一个改革者，但是一个有很大局限性和不成功的改革者：他初步认识到苏联进行改革的必要性，然而看到的却是表层的问题，看不到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加上他在思想上深受着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观念的束缚，因而只能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范围内进行小的修补，丝毫未触动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

唐师白（复旦大学教授）：赫鲁晓夫时代已经过去许多年了。客观地评价，赫鲁晓夫是很有勇气的改革家，他对当代新形势的把握和判断，对“斯大林模式”进行反思，勇于走出改革的第一步，都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周溯源：①赫鲁晓夫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政治家，他改变了苏联的历史，改变了国际共运的发展，也恶化了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关系。他曾给我们施加过巨大压力，但没有压垮毛泽东，没有压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②赫鲁晓夫1894年出生于矿工家庭，比毛泽东小1岁。他在1918年国内战争期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从小由于生活所迫，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程度较低，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也不高。他的言谈举止常常流露出粗鲁野蛮莽撞无礼，让人笑话。他喜欢自我夸耀，开口闭口说自己如何有本事，担任重职又有能力等。他好凭主观臆想，少谋武断，强加于人，缺乏政策、策略观点。他常常一边说又一边否定自己，有时只管信口开河。（《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

陆南泉：①赫鲁晓夫公然无视党与政府领导集体的意见，不再考虑其他领导人的主张，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力图建立他的个人专政；赫鲁晓夫自以为绝对正确，骄傲自满，毫无根据地企图充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理论的实践家；他把一切成就不是归功于党，而是全部归功于他个人；他到执政后期，尽量摆脱苏共中央及其主席团的监督；在工作中，不尊重别人，只要别人谈自己的看法，立即就被打断，经常怒气冲冲地吼叫，极端粗暴，为所欲为，任性，心胸狭窄和热衷于发号施令；赫鲁晓夫的个人迷信虽未最后形成，但正处在形成过程中，处于复发阶段。②他在改革过程中，往往是一只脚向民主迈进，另一只脚却陷入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泥潭。由于赫鲁晓夫个人的经历，他在反斯大林过程中，也能感悟到战后新时代将会到来，但他又无力自觉地把握住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刻地转变斯大林留下的不能再继续推进社会经济进步的体制。很明显，他只能是个过渡性人物，而不是能担当推进苏联社会大步前进、改变旧体制的代表新生力量的人物。

娄永清（广西大学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院教授）：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否定，主要针对传统的苏联模式的弊病进行改革。他对斯大林的否定是粗暴的、形而上学式的否定，由于否定的方法不科学，其结果也未遂人意，不但没有根本改变苏联传统的旧体制，反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斯大林模式的继承。这又成为后来苏联社会主义改革到“改向”急转弯的潜在隐患。这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赫鲁晓夫虽然试图改革斯大林模式中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然而宛如过眼烟云，终归失败了，最终把自己也立于国家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从赫鲁晓夫时期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形式上法律似乎被重新尊重，但其内容依旧。苏联社会生活形式没有改变，集权的政治经济根本没有改变，国家权力依然掌握在党的上层少数统治者手里。斯大林继承人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出现了一种循环性的“怪圈”。（《社会主义：20世纪风云与前瞻》）

常玢（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杂志社社长）：①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史上，赫鲁晓夫时期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赫鲁晓夫执政以后，一改往日极端和僵化的思维定式，对斯大林时期遗留下来的历史遗产进行了重新审视和清理，提出了一系列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令人耳目为之一新、精神为之一振的改革思想，如实施新的农业政策，掀起大规模的垦荒运动；改组工业，支持开展“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推行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试图改变美苏之间的冷战和对峙状态等。②破除斯大林个人迷信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一大历史功绩。它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苏联的社会民主化进程。赫鲁晓夫虽然对斯大林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缺乏总体战略构想，许多决策带有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赫鲁晓夫是一个勇于否定过去而又不能彻底摈弃历史遗产的人物；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步入苏联最高决策层而又在理论上准备不足的人物。作为一个有局限性的改革者，赫鲁晓夫的改革带有几分盲目性、矛盾性和不彻底性。

蒲国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①赫鲁晓夫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位重要政治家。他虽然外表粗俗，但颇为精明，决不像某些人所描绘的那样，只是一个不讲原则、不动脑子、不深入思考问题的混蛋。正是得益于政治上的精明，赫鲁晓夫才毫不手软地批判斯大林，改变了苏联的历史进程。也正是得益于政治上的精明，他才能在苏联政坛波诡云谲的权力角逐中，处决了贝利亚，废黜了马林科夫，打倒了曾经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卡冈诺维奇，放逐了老资格的莫洛托夫，解除了为他登上权力顶峰立下汗马功劳的朱可夫元帅的职务。不过，赫鲁晓夫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在他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传统的俄国农民和工人身上的许多品质：勇敢狂热与谨慎畏缩兼备，天真烂漫与举止粗俗同在，心地善良而又充满狡黠，坚忍顽强而又充满狐疑。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胸襟坦荡，善于反潮流，敢于为天下先，勇于打破常规旧习；作为一个蹩脚的政治家，他出言无状，举止乖戾，得意忘形，一触即跳。此外，他还常常流露出专横跋扈、见风使舵、心胸狭窄、诡计多端的政客嘴脸。赫鲁晓夫成为苏共主要领导人之后，做出了许多令人惊叹的大事，充分展示了政治家的勇气与魄力。但他又是一个半吊子改革家，他的许多改革和创新常常前后不一、半途而废，他的许多重要决定也常常来自经验主义的观察与心血来潮的冲动。②赫鲁晓夫非常善于接近普通群众，喜欢同他们打成一片；复杂的政治斗争造就了他各自善于韬晦的本领，但又不曾消磨掉他的锋芒；他都富于挑战精神，喜欢创新；他都不太掩饰自己的好恶，都喜欢对论敌嬉笑怒骂，出言辛辣；他在原则问题上都不容易向对手做出让步。但赫鲁晓夫虽然在高兴时能把涅克拉索夫的诗背上几个小时，但其文化修养不高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他在外交上愿意亲自披挂上阵，在前台尽情表演；他做事比较莽撞，常常是捅了娄子之后再想办法补救；他深受大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影响，又直接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了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意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具有天然的优越感与“为首”心态。

李冠乾（广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赫鲁晓夫是一个充满神奇、疑问，作为保守和改革界限的人物。他横跨两个时代一只脚迈进新时代而另一只脚却又陷入了旧时代。他脱胎于旧体制，却首先反对旧体制，他批判斯大林的个人专权，却又树立起自己的专权；他打开了民主的闸门，却又用坦克履向民主他是一个充满谜的人物。②赫鲁晓夫深深热爱他的祖国，对党忠心耿耿，坚韧不拔，他深深地相信共产主义，相信资本主将很快衰落，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将自己整个身心都献给了这个事业和信仰。然而赫鲁晓夫是斯大林的学生和斯大林时代的“产物”，留有旧时代的烙印。同样，赫鲁晓夫未能逃脱无限权力和过分赞扬的腐蚀作用。到执政的后期，他变得愈来愈粗暴，愈来愈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他不肯承认他的许多创举的失败，而且是一错再错。改革期间他任命提拔多是察颜观色、唯命是从之辈，他用以取代不称职官员的人往往不比前任强。③赫鲁晓夫厌恶这个官僚机关，但是假如有谁想“触动”这个官僚机关的话，他不惜去用坦克来解决问题。他一边需要文艺意识领域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却强行压制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大骂雕刻家恩斯特·涅伊兹维斯特内抽象艺术。赫鲁晓夫深受李森科伪科学之害，但是当他大权在握时，却为李森科的伪科学“保驾护航”。说来也怪，“斯大林”成为赫鲁晓夫运用自如的工具。“赫鲁晓夫张驰改革门户，就去谴责斯大林；他要控制改革的进程，便借用斯大林的刹车器”。④赫鲁晓夫是一个矿工和农民的儿子，他粗俗，理论水平不高，但是他能用广大劳动人民都能懂的笑话去调侃他的对手。他讨厌文牍，他的发言常常是脱离提纲，但是他的发言常常博得满堂喝采。赫鲁晓夫念念不忘普通工人和农民的疾苦，他仇恨和讨厌官僚主义。他厌恶坐在办公室的座椅上指点江山。他要了解活的工作，通过直观体察，亲自去洞察事物属性，亲自处理一切工作，甚至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⑤赫鲁晓夫经历漫长的道路，最后入主克里姆林宫，其业绩威震苏联，其冲击波波及了全世界，以及他的命运至今牵荡人心。这是一位在风云变幻年代里铸造成的苏联领导人，是后天的领导者。赫鲁晓夫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正如它所处的年代一样错综复杂。（《赫鲁晓夫经济改革的历史地位》）

王家福（吉林大学教授）：在当代大千世界，伴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人们对赫鲁晓夫的评价时而拔地而起，顷刻间又骤然倒下。赫鲁晓夫宛如一一个政治万花筒：头上阴谋家的帽子刚脱，便又戴上了改革家的桂冠；策略家的徽章未送进门庭，蛮干家的门牌就已挂出。他在这个岗位上多年的成就与错误，无疑是对他进行历史评价的最重要依据。作为一名可以与美国对垒的大国的最高领袖，一位曾经风云一时的历史人物，赫鲁晓夫可以称得，上是一名勇于开拓的改革家。（《赫鲁晓夫传》序）

李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①赫鲁晓夫可以说是过渡时期的过渡人物。他改革的失败有某种必然性，其阻力很大，既来自国内，也来自国外。他本身是斯大林模式的产儿，跳不出斯大林模式的框框。他本人有这个勇气，但没有完成这项事业的雄才大略。他的文化和理论水平不高，性格粗暴，作风冒进，也没有培养出一支可靠的干部队伍。但他的改革是对传统的斯大林模式的一次猛烈冲击，并为以后的改革开了先河。②赫鲁晓夫勇于冲击斯大林模式，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在政治经济外交诸方面实施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措施，试图对传统的模式进行某种改革，是应予以肯定的。但他是一个矛盾的改革人物。他能敏锐地看到问题，发现问题，但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妥善办法。改改停停，收收放放，朝令夕改，唯意志论，随意性强，缺乏深思熟虑、全盘规划和系统配套措施。条条变块块，并没有改掉高度集权；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却制造和鼓励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喜欢阿谀奉承之徒；好大喜功，形式主义严重，在内政外交诸方面都存在着严重错误。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出现了一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从苏联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出发，在处理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上犯了很多错误。作为斯大林亲信之一的赫鲁晓夫，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并着手改革，纠正错误，探索新的办法，调整苏东关系，并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提出了社会主义各国平等、通向社会主义有不同道路的思想，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赫鲁晓夫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高于勃列日涅夫的地方，是应该肯定的。但是，由于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的局限性，赫鲁晓夫一直找不到妥善的解决办法。

左凤荣（苏联问题专家）：赫鲁晓夫是来自下层群众的领导者，他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给外国资本家做过工，他参加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也曾奋战在反对德国法西斯的伟大卫国战争的前线，他幸运地躲过了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并在斯大林死后战胜强手，入主克里姆林宫。在他执政期间，他做出过异乎寻常的举动：向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发起了冲击，为斯大林时期的受害者平反昭雪；他在政治经济领域进行了改革，向官僚主义和集中管理体制发起冲击，打破了苏联模式天生完美的神话；他努力消融东西方冷战的冰块，为苏联打开通向世界的大门……。但是，赫鲁晓夫的思维方式仍是斯大林式的。他理论素养低，办事习惯于从经验出发，急于求成，仍在斯大林模式的框架内绕圈子，致使他的改革成少败多，最后重蹈覆辙、半途而废。他虽然对外谋求缓和，却又不是为国内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而仍要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当世界的霸主；他虽然宣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应该遵循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却又不放弃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与干涉，致使国际共运出现大分裂；他虽然以给人民幸福为自己的使命，却又常常不顾民意地蛮干。不管怎样，在20世纪众多的政治家中．谁也无法对赫鲁晓夫无动于衷。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不得不承认，赫鲁晓夫是一位极有个性的政治家，他的政治活动曾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②赫鲁晓夫是一位有魄力的改革者，他的许多改革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是，他毕竟是斯大林培养和教育出来的，同时也深受俄罗斯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他的改革并未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框架；他继承并发展了斯大林超阶段发展的思想，认识不到苏联社会主义的不完善之处，要在短期内建成共产主义；他仍迷信行政高压手段的作用，并没有始终贯彻物质利益原则；他仍不顾生产力水平追求一大二公，未能真正重视商品货币关系等等。在大权不稳之时，赫鲁晓夫还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及至后来，他所提倡的集体领导仅仅流于形式，实际决策者是他自己。他是通过排除异己，任命只对自己唯命是从、阿谀奉承之人来实现这一点的。

周尚文：①赫鲁晓夫以反对个人崇拜为突破口，开始了苏联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的历程。当然，赫鲁晓夫不是一个成功的改革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他的改革是不彻底的、不成功的，而且带有赫鲁晓夫浓重的个人色彩。②赫鲁晓夫所处的时代，是世界和苏联都开始转变的时代。就世界而言，时代主题开始由“战争与革命”逐渐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而在苏联国内，自斯大林逝世后，也开始由严格、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专制的政治体制，向民主、文明、开放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变。这是一股历史的潮流，赫鲁晓夫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领袖，他不能不适应这股潮流，否则就会像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那样被历史所抛弃。这种转变的主题和动力就是改革，赫鲁晓夫要适应潮流，他必须进行改革，成为一名改革者。赫鲁晓夫时期，“改革”一词尚未流行，我们可以把他采取的一些举措称为改革。也可以承认赫鲁晓夫是一个改革者或改革家。但他在当政期间根本没有把改革作为一种自觉的意识．没有把改革上升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理论高度来认识。也没有把改革当作一项长期的全局的事业加以规划和实施。更谈不上把改革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行动纲领加以贯彻。因此。他的改革只能是零打碎敲的。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和随意性，不论成功还是失败，经验还是教训，都没有认真地加以总结。概言之，他只是一个有很大局限性的改革者。③赫鲁晓夫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年轻时又当过矿工。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这样的出身成分在社会主义国家从政是有利条件。但文化知识的欠缺又是他的先天不足。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是在斯大林体制熏陶、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一个普通的基层干部，一步步升迁，进入斯大林身边的核心领导层。一方面。他那始终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平易近人的实干作风，使他在干部群众中赢得声誉；另一方面，他能在严酷的党内斗争中跌打滚爬，得以保全自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学会了政坛上那套看风使舵、玩弄权术的习气，自己身上也不免沾有污迹。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常常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善于政治鼓动和实干，却缺乏政治家应该具备的理论修养，因此他缺少一个大国领袖总揽全局、高屋建瓴的素质。

杨小梅（沈阳大学教授）：①（后期的）赫鲁晓夫公然无视党与政府领导集体的意见，不再考虑其他领导人的主张，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力图建立他的个人专政；赫鲁晓夫自以为绝对正确，骄傲自满，毫无根据地企图充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理论的实践家；他把一切成就不是归功于党，而是全部归功于他个人；他到执政后期，尽量摆脱苏共中央及其主席团的监督；在工作中，不尊重别人，经常怒气冲冲地吼叫，极端粗暴，为所欲为，任性，心胸狭窄和热衷于发号施令。可以说，赫鲁晓夫执政期间所培植的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与斯大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②赫鲁晓夫当政期间的改革，只是在原有体制的框架内进行的小修小补，而这种旧体制在苏联是根深蒂固的，这就决定了这场改革必然是不彻底的。加之赫鲁晓夫的改革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而且主观主义，急躁冒进，缺乏实事求是的作风，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与目标，许多改革措施未经论证和试验就急速推出，结果造成混乱，导致改革失败。除此之外，诸如他的文化、理论和品质修养不高，对外政策的失误等，都使他远远不足以担当起当时苏联这样一个大国——国际上要面对复杂变幻的国际形势，国内要进行史无前例的改革这样一个历史重任。

闻一：①赫鲁晓夫对美食的饕餮是和他在政治上的大张其口是相一致的。他自认为他这个大国领袖有权凌驾于其他任何国家之上，于是就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指挥，于是就到处发表训人的讲话，昏昏然，飘飘然，有一种永远填不满的政治欲望。赫鲁晓夫确是个来自农村和矿井的穷光蛋，可他偏偏有胆量随意动用克里姆林宫的珍宝，拿来送人。他把这种送礼看成是一种“赏赐”，一个上上大国对四面来贺的小邦的“恩典”。这种政治上的饕餮最终使他走进了执政的死胡同，永远见不了光明，而他对美味的饕餮加强和深化了他在政治上的昏昏然和飘飘然。一盘乌克兰“疙瘩汤”和“红菜汤”就使他自认为是苏联土地上无可替代的领袖；一顿蛇狗的美味就使他自认为可以对中国发号施令；一通美国的黄油、牛奶和肉制品就使他终日叫喊：“种老玉米！”并进而忘乎所以地向全世界宣布要在短期内赶上这个用美味款待了他的资本主义美国。②赫鲁晓夫总是用美食佳酿来制造和渲染盛世，总是用歌舞礼赞来点缀和扩张太平。然而，赫鲁晓夫的盛世是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厅中的，赫鲁晓夫的太平是飞不出那警卫森严的紫红色宫墙的。赫鲁晓夫的政治命运是悲剧式的，他治理下的历史进程也充满了悲剧色彩。一个大国领袖的饕餮可以说明许多问题：他个人的饕餮常常掩盖了民族的穷困，他个人的酒足饭饱常常虚化了人民的拮据。错把克里姆林宫中的欢乐饮宴当成苏联整个土地上的歌舞升平，这是赫鲁晓夫个人的悲剧，也是苏联历史发展的不幸。③赫鲁晓夫在政治上“豪放”和“不修边幅”：心血来潮，一个接主意接一个主意，一个措施接一个措施，遑论后果。把马林科夫赶下台，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等打成“反党集团”，赫鲁晓夫给苏联人民带来了歌舞升平，自认为开创和生活在一个盛世，自认为是一个盛世的领袖。有了导弹，有了多级火箭，有了人造卫星，有了上了天的宇航员，更重要的是，有了那么多人的赞誉和吹捧，自然就还会有更多的东西。在这样的盛世里，赫鲁晓夫自然而然把自己称为“宇宙之父”和新一代领袖，歌舞升平、华服盛宴，全然忘记了自己是乌克兰穷乡僻壤出身的农民。

郑异凡：和时代一样赫鲁晓夫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那是一个过渡时代；旧的斯大林模式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而取代斯大林模式的新机制还在探索之中。赫鲁晓夫那不顾一切的莽撞是冲破旧模式所需要的而他的理论以及整个修养的欠缺又使他难以找到合乎苏联具体情况的新道路。他以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作为突破点首战告捷但下一步怎么走却不甚了了。他揭露斯大林的恶行但看不到体制的弊端。提出集体领导但地位一稳慢慢地又是个人说了算。平反冤假错案开了个头，却不敢去碰30年代的几个关键性大案。支持“解冻”支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出版但又围攻诺贝尔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不能容忍抽象艺术之类的“异端”。同南斯拉夫修好又去镇压波匈的民族民主运动。想结束冷战又不得不投入军备竞赛如此等等。时代是矛盾的赫鲁晓夫个人也是矛盾的。（《苏联春秋：改建与易帜》）

吉润菊：赫鲁晓夫是一个身材矮胖、结实、性格活泼、动作灵巧的人，和所有的实干家一样，特别能适应环境。他喜欢的一句谚语是：“打架时没有时间选择木棒。”他的知识和才能主要来自生活和实际的积累，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来自民间的幽默和生动而形象地表达思想的才能使他招人喜欢。他给人的印象是忠厚和直率，自然而不做作。他在经济和组织方面具有难得的才干。

邢莉：赫鲁晓夫和他的新政策猛烈冲击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斯大林模式，打开了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闸门，具有探索性和开创性。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总体的规划和科学的实验，他未能从根本上打破斯大林模式。也有史学家认为，是赫鲁晓夫的改革使得苏联社会重新焕发了活力才有了后来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短暂繁荣。但是赫鲁晓夫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几乎将赫鲁晓夫任内的改革全部取消。

邢艳琦（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①从赫鲁晓夫生于斯、长于斯的库尔斯克省卡利诺夫卡村，到卫国战争期间与战友一起浴血奋战的战壕，从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苏共二十大会议的现场，到大种玉米运动期间亲临的玉米地，从加勒比海危机期间部署了苏联导弹的弹丸之地古巴，到柏林危机期间四天之内建起的柏林墙，从世界各国留下的出访身影到个人的家庭生活。这位在苏联政坛活跃了十年的政治家一步步从一个穷困潦倒、备受蒙古人压制、备受沙皇蹂躏的俄国庄稼汉，历经艰难险阻，在战场乃至官场拼搏、厮杀战斗，成为了斯大林逝世后领导苏联进行重建的领跑者，他一生跌宕起伏，创造了政治生命的奇迹。②从出身低贱、地位卑微的放牛娃，到热爱自己工作、凭借其天生的政治嗅觉投身政治运动的青年工人；从没有任何战功的红军战士，到凭借朴素的“阶级本能”参加革命的党的工作者；从落后俄国的一个煤矿的矿长，到工农速成学校的学生；从荣任莫斯科工业学院这所“干部摇篮”的党委书记，到荣耀的党的十四大代表；从懵懵懂懂而又忠心耿耿地拥戴斯大林的党的工人骨干，到凭借斯大林夫人这张“幸运彩票”、《真理报》主编的“慧眼识人”以及卡冈诺维奇的鼎力相助迅速“登项的”圈内人——赫鲁晓夫，火箭般一路窜升，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③那个在孔策沃附近斯大林的别墅里，穿着乌克兰斜领衫跳着乌克兰舞蹈，被人呼来唤去、没有主见的赫鲁晓夫，最后成了第一个站出来揭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勇士；他先让中苏两国人民高唱着“莫斯科——北京”，而后又把中苏两国引入了大论战；他是公认的反个人崇拜的斗土，后来却被淹没在阿谀奉承、歌功颂德之中不能自拔——赫鲁晓夫，这个集黑白两色于一身的苏联领导人，值得我们认真的思索。④赫鲁晓夫内心十分清楚，一定要在政治舞台上充分发挥影响，因此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锐意进取，乐观向上。他信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对自己也充满了信心。他不是思想家，也不是活动家。由于职务和地位的关系，他总是试图掩饰不由自主流露出的蛊惑性。他有时大发雷霆，吓唬人，为的是等待在接下来的时刻去同别人和解，去恭维别人。他机智、狡猾，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充满活力和激情。而作为理论家或者是充满幻想的捍卫自己观点的演说家，他又缺少听众，是个一言堂的家长式领导人。他很本色，也可以说是有个性，当然他也逢场做戏，或者是做出一些夸张动作自我解嘲。这一切构成了赫鲁晓夫的个性。⑤赫鲁晓夫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威望，不论在什么场合，也不论给他怎样装扮。任他变换什么“打扮”——无论是小商人、乡村的牧人，老实人。狡猾的谈判高手，还是受人尊敬的官员、个体劳动者——对他都没有什么妨碍。他能够非常熟练地运用他的戏剧表演天赋和角色的道具与各色人等打交道。⑥赫鲁晓夫待人和气，爱家，非常喜欢孩子。其实他也很孤独，道别和问候时亦很动情。他是个好父亲和护卫使者。他平易近人。与斯大林不同的是，他在苏联执政初期非常受欢迎。

李兴耕（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①赫鲁晓夫是一个非常复杂、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就像位于莫斯科新处女公墓的用黑白大理石砌成的赫鲁晓夫墓碑那样，无法用一种颜色来描述他的一生。有的学者在对他作评价时侧重这一面，有的侧重另一面。但是我们在研究赫鲁晓夫时必须注意他的二重性及其造成的后果。②赫鲁晓夫在理论上既有右的东西，也有左的东西。通常是左和右混在一起。他的左倾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和“唯意志论”在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关于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和“在20年内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口号是超越发展阶段的“左”的表现。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理论，就是以这一超越发展阶段的错误判断为基础的。他在另一些问题上则表现为右，例如否认当时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鼓吹“三无世界”等。这两种倾向都是极端错误的，其消极后果是严重的。③赫鲁晓夫的体制改革主要是把部门管理改为地区管理，在条条与块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兜圈子，对斯大林模式的弊端缺乏真正科学的认识，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框框。此外，他提出把统一的苏联共产党划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这一做法带有很大主观性和随意性，实际上行不通。后期他大搞主观主义和实用主义，实行个人专权，作风粗暴，对外推行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逐渐失去民心，最后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处境，被自己一手提拔的人赶下了政治舞台。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刘俊奇：①赫鲁晓夫并非一位真正的改革家和伟大人物。②从劳动阶级和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赫鲁晓夫，具有较丰富的阅历、工作经验和较强的工作能力，但文化水平和理论修养不高。他富有热情，但又较莽撞。他有开拓精神，但也受且必然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这些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赫鲁晓夫可能有的作为。

翟法莉（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讲师）：赫鲁晓夫执政后，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调整了对内对外政策。1956年在国内外对斯大林一片颂扬声中，敢于揭开反对个人崇拜的盖子，这有利于各国党解放思想，发挥革命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他代表苏共中央纠正肃反扩大化而殃及的错案，坚定地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他不失时机地对农业进行改革，开始改变苏联农业长期落后的面貌。在五十年代能认识到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高度集中有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弊病，立足于改革，是有开创精神的。他执行一种和解性的外交政策。1955年改善苏南关系。1954年访问中国，通过会谈将中长铁路、南满铁路和旅顺口归还中国。同年还改善了与奥地利、印度和埃及的关系。但是，赫鲁晓夫也犯有严重错误，在改革中急于求成，被称为鲁莽的改革者。由于没有经验，以及主观、凭意志办事，又使改革遭到失败。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时，否定斯大林的功绩，把反对个人崇拜的正确主张引向邪路，产生严重后果。赫鲁晓夫在国际事务中仍推行大党主义和霸权主义，并制造中苏分裂等。在他执政的后期，又实行新的个人专断和个人迷信，给国际共运带来不良的影响。

王伟（南京财经大学硕士）：①作为斯大林之后的苏联统治者，赫鲁晓夫的执政生涯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作用。他执政了11年，也改革了11年。他给他的国家和世界留下了自相矛盾的深刻印记。他是个十分复杂且颇具争议的人物，他开启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序幕，对斯大林模式发起了挑战，然而，却始终没能跳出斯大林模式的框架，改革也只是在原地打转；他具有改革的勇气和决心，却办事鲁莽冲动，主观随意。②不可否认的是赫鲁晓夫开启了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序幕，这种敢于打破斯大林模式的决心和勇气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有理由承认赫鲁晓夫是一名颇具胆识的改革家。只是在改革的进程中，他无法制定有效的计划和措施，致使改革举步维艰、半途而废、矛盾重重，始终无法摆脱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固有模式，只是在原地打转。无论是推进改革的发展阶段，还是具体的改革实践，他都无法掌控全局，缺乏科学的判断和理性的分析，往往受到主观主义的影响。在缺乏科学的指导思想下贸然改革，必然难以确定正确的方向和目标，更无法制定出合理、有效的改革战略和具体措施。很多时候，实践与理论相背离。蹩脚的改革措施使得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没能实现新的突破，依旧停留在斯大林模式之下。总体来说，赫鲁晓夫是一位能力不足、改革措施过于蹩脚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家。

孙友亮：为了解决斯大林时代遗留下来的矛盾和问题，赫鲁晓夫开始逐步调整以往的政策，尤其在苏共二十大后，他加快了改革步伐，向斯大林的旧体制发起了猛烈的冲击，同时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这改革是勇猛的，同时也是莽撞的。其改革措施缺乏周密的考虑和科学的论证，往往凭个人直觉行事，瞎指挥，一刀切，矫枉过正，脱离实际；在对待斯大林问题上，也失之公允，走上偏颇之路；在对外交往中，更是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和随意性……这一切严重动摇了他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以致最后被废黜。其政治生涯，从升起到坠落，恰似一条历史的抛物线。同其墓碑一样，黑白相间也许是他人生最好的写照。

雷丽平（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从赫鲁晓夫的灵魂深处看他仍是一个“斯大林分子”，赫鲁晓夫的成长和受到有限的教育都是在斯大林时代，因此，他的思维甚至是某些变革都不会超出斯大林时代的框架。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二十大后对斯大林造成的冤假错案的纠正，他都没有想到会造成苏联社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自由化”的后果。这种后果也加重了苏共党内及各国共产党对他的批判和攻击。为表明他仍是斯大林式的共产党人的立场，他处处表现自己同资本主义斗争的立场和决心。

申文杰（河北师范大学教授）：虽然赫鲁晓夫有较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但他的文化水平和理论修养是不高的，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也比较深。在他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期间，没有提出系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只是提出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且这些认识也带有片面性。（《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理论比较研究》）

赫鲁晓夫（自评）：我没有受过教育，缺少文化。要管理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头脑里应该有两个学院讲授的知识。而我只上到教会小学四年级，没有接着上中学，直接上了大学，没有毕业。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前后不一，得罪了许多好人，尤其是得罪了你们当中的人。（《赫鲁晓夫回忆录》）

卡冈诺维奇（原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现在还有人问我，你举荐赫鲁晓夫后悔不后悔？我回答说，不，我不后悔。我是眼看着他从1925年成长为边疆区和州一级重要领导人的。他为我们的国家和党做了有益的事，同时也有错误和缺点，这是谁也免不了的。然而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的这个“高位”对他来说太高了……有这样的人，他们一旦登上了高位就头脑发昏。赫鲁晓夫就是这样的人。他身居最高职位后头脑就发起昏来了，便开始胡闹，这对他本人、尤其对党和国家是很危险的，何况他明显地缺乏坚定性和文化理论修养。（引自《从赫鲁晓夫到普京》）

勃列日涅夫（1964-1982年苏联最高领导人）：①苏联人民从这些成就中看到共产党、苏维埃国家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天才领袖——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富有成效的活动和列宁主义的远见。②赫鲁晓夫不是恣意妄为的人。他可能说出一些蠢话，做出一些蠢事，可这不是他贪权和任性，而是他文化水平不高的原因，赫鲁晓夫就没有这种恶习。③赫鲁晓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有对工作人员发脾气的时候，后来这也是他的罪状之一。④60年代初期，赫鲁晓夫插手文化生活。这大概与他的家庭有很大关系。他的女婿阿朱别伊、女儿拉达和儿子谢尔盖都在文化领域供职，他们让赫鲁晓夫多接近知识分子。有的知识分子也乐意与领导人接近，他们认为，出席展览会或会议的领导人越多，这些活动的“身价”就越高。赫鲁晓夫常常不事先说有人请他去参观展览，就突然叫上他的下属：走，去看看他们涂了些什么。他到场以后，总是大讲文艺理论。我认为这也是赫鲁晓夫在自我表现：我不仅能领导建筑业和农业，还能领导文学艺术。⑤赫鲁晓夫不是胆子很大的人，令人吃惊的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是那么自信地作了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也许他以为，与其他人相比，他的过去多少是纯洁的，所以才表现出极大的勇气。有人说，赫鲁晓夫揭露个人崇拜，一方面说明他有勇气，另一方面说明他在报复斯大林。我认为，言之有理。斯大林总是开他的玩笑，把他当成打趣的对象，甚至刻薄地挖苦他。同时，斯大林毕竟不是轻易就使赫鲁晓夫有机会弄虚作假的人，赫鲁晓夫往往被揭穿。在心理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感觉是复杂的。他的怨气积了多时，在二十大上开始喷发出来。

《工人莫斯科》：赫鲁晓夫同志是一位经受过斗争和党的工作考验的工人，是从基层提拔上来的，他是十月革命后在斯大林教育下的那一代党的工作人员中的杰出代表。尼·谢·赫鲁晓夫是在运用斯大林的工作方法的著名能手卡冈诺维奇同志的指导下，在近年里和党一起逐步成长起来的，他是我们光荣的莫斯科党组织的好领导。

久加诺夫（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副部长）：赫鲁晓夫在他的报告里实际上是在与斯大林算个人的旧账，他没有真正谴责破坏法制的行为。赫鲁晓夫自己也参加的三十年代的镇压行动，对斯大林作了绝对主观的评价，把发生所有消极现象的责任全部推给斯大林。

戈尔巴乔夫（1985—1991年苏共最高领导人）：①苏共二十大后结束了斯大林模式的一个最负面的特点，即大规模的迫害。但同时却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这一模式旧有的“灵魂”——党的垄断权力，而实际上是少数政治局委员即赫鲁晓夫等人的权力。②整个“赫鲁晓夫时期”的主要特点在于赫鲁晓夫想强迫体制工作，却仍然沿用体制的办法。赫鲁晓夫力求进行实际的变革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变革、提高经济效率、加大社会发展力度的意图是完全正当的。但是体制不接收新事物，而且还进行抵制。③赫鲁晓夫是有政治良心的领导人，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赫鲁晓夫揭露“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行动。的确，他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分析太少，主观的成分太多。将极权主义问题归结为外部原因和独裁者的坏性格，这是个便当而有效的办法，却没有揭示出其深刻的根源。赫鲁晓夫的个人政治算盘也是一目了然：他率先揭露“个人崇拜”’，立刻就将最亲密的竞争者和对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冻结起来，这些人和他恰好都是斯大林的亲信。所有这一切都不错，然而对于历史和大政治说来，他的政治行动的实际后果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制度的化身斯大林的批判，不仅暴露出整个我国社会极其严重的状态。其中所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扭曲性质，而且暴露出缺少最起码的法制。这一批判使极权主义在道义上声誉扫地，引发了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希望，对政治经济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的新的过程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应当算作赫鲁晓夫的功劳、他的支持者的功劳。③我赞成赫鲁晓夫的大无畏行动。我并未隐瞒自己的观点，当众表明了立场。但我发现机关中对于报告的反应相当混乱，甚至可以说是张皇失措。这种感情是可以理解的。几十年来，整个党的工作、我国社会的整个体制都是建立在斯大林的威信之上的。一切都靠这个来说明和辩解。可如今‘基础’垮掉了。每个机关工作人员所遵循的铁的纪律精神要求服从中央的新方针。无论赫鲁晓夫本人的主观意愿如何，就其意义而言，这是对极权主义体制的第一次冲击，这是使我国社会朝民主化迈进的第一次尝试。（《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④在赫鲁晓夫的活动中有许多与他的生活道路的特点（从政治意识形态上说他是斯大林派的活动家，在他的良心中也有斯大林制度的罪恶的阴影）以及他的个性相联系的矛盾。他往往是进一步，退两步。这儿碰碰，那儿撞撞。⑤赫鲁晓夫是改革的先驱者。他第一个推动了改革进程。这个进程只有作为民主的进程才能得到发展并取得成功。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件。赫鲁晓夫留下的主要东西就是使斯大林主义失掉了声誉。勃列日涅夫时期采取的报复企图都失败了。斯大林主义的秩序没有能够恢复起来。这是改革得以开始的前提和条件之一。因此，我承认，改革是同赫鲁晓夫所做的事是有一定联系的。一般说，我对他的历史作用是有较高的评价的。（《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

苏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苏联政治家）：刻意求新，精力充沛，这是赫鲁晓夫身上两个内在的特点……――赫鲁晓夫的顾问、哲学博士费・布尔拉茨基①赫鲁晓夫不仅是环境的牺牲者，而且也是其性格的牺牲者。急性子、过于匆忙、容易激动，这是他无法克服的缺点。②赫鲁晓夫深受斯大林主义的伤害。这里什么都搅和在一起：既有对领袖的神秘的恐惧，又有无辜者的鲜血引起的心悸。这里有感到自己对被毁灭的生命负有责任的感觉，也有几十年来蓄积在心中、就要像锅中的蒸汽那样喷发出来的反抗。这是因为赫鲁晓夫本人也双手沾满了鲜血。（《我看赫鲁晓夫》）③赫鲁晓夫个人天生有一副锐敏的政治头脑，有胆量，活动能力强，但却经不起对他个人的颂扬的诱惑。“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位公认的反个人迷信的斗士，难道不是从这儿开始堕落的吗？死皮赖脸的家伙们使他坠人了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的海洋，以此得到更高的职位、更高的奖赏、金钱和头衔。国家事态愈是恶化，那些死皮赖脸的人和献媚取宠者关于“伟大的十年”的成就的大合唱，也就叫得愈响、愈烈，这不是偶然的。④赫鲁晓夫作为领导者有一个人所共知的弱点，“穿旧鞋走新路”的人这个名声，早已在他身后传扬开来。早在他于基辅和后来于莫斯科工作期间，人们就发现他不善于识别干部。他一直比较信赖那些献媚取宠的人，而对真正拥护他的改革的人则差些。因此他就陷人了H·波德戈尔内这样一些人的包围之中，他们看他的脸色行事，言听计从。而一些善于独立思考、个性强且不为人所左右的人，则很少得到他的青睐。赫鲁晓夫对别人过于信赖，这也是他垮台的原因之一。⑤当时，与苏共二十大有关的一切都使我们热血沸腾。一位政治领导人为了崇高的社会目的而拿自己个人的命运乃至性命孤注一掷，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斯大林死后组成的领导班子里，没有一个人敢作类似的关于个人迷信的报告。赫鲁晓夫，我认为只有赫鲁晓夫能作这种报告，而且那样勇敢，那样慷慨激昂，而在许多方面又考虑得很不成熟。必须具备赫鲁晓夫的气质一大无畏的冒险精神，必须经历过大苦大难，担惊受怕，韬光养晦，才会有决心迈出这一步。⑥老一代人当然还记得这位性格独特的人物，而年轻的一代大概连他的肖像都从未见过。当时他已经年逾花甲，但看上去身体强健，活泼好动，神情愉快，喜欢嘻闹。他有一张长着两个肉瘤的宽脸，光秃的大脑袋，翘起的大鼻子，两个十分凸出的耳朵，很像俄罗斯中部农村的农夫。教实发胖的身体和几乎不停地挥舞的长臂，可以说更加强了他像个平民百姓这种印象。他那双蓝灰色的、虽然小些但却目光犀利的眼睛，不时放出或慈爱、或威严、或愤怒的光芒，我再说一遍，只有这双眼睛能表明他是一位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能应付巨变的大政治家。（《给赫鲁晓夫的政治肖像添加几笔》）

雅科夫列夫（原苏联宣传部部长）：①赫鲁晓夫这位非同寻常的、带有悲剧性的双重意识的矛盾人物。他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关于揭露斯大林镇压的报告，这是在政治上走出的出色的一步，它在很多方面决定了斯大林去世后的过渡时期事态发展方向。他想要同斯大林主义分手，但不是同这种制度分手。他虽同这种制度的创造者决裂，可是他崇拜由这位创始者所创造的世界。这种矛盾无法解决，但他不懂得这个道理。②赫鲁晓夫是一个要通过苏联社会主义创造幸福的不屈不挠的献身者。他毫不犹豫地向共产主义，而且只是向共产主义迈步前进。他总想尽快地到达目的地，可是他越走离目的地越远。他看到了我国的落后，可是他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乌托邦主义者，他总是在寻找能使国家摆脱困境的“灵丹妙药”，如种玉米、开荒、搞农业化学化等等他是一个大老粗，爱幻想和心地善良的人，但有时过于严厉和专制。他是个试验家，常常是雷厉风行和变幻莫测，态度粗暴和蛮不讲理，善于领悟和机智过总之，他就是这样的一一个人。③赫鲁晓夫首先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火山，它的喷发有时给社会带来好处，有时也为害不浅。他既是乌托邦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既是一个具有鲜明的马尼洛夫式自我表现的爱幻想的人，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实用主义者，机智狡猾，又像小孩子那样天真。他是个劳动者和幻想家，有时又极度愚蠢而自负。他是个实验家。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不拘小节，机敏，悟性高，不一而足。其实，他是个创造者，但也是非理性主义的牺牲品。当然，他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的乐器吹奏出的单调的“阶级斗争”调子是神圣的，但他也喜欢“现实生活”的复调音乐。④他是一个大老粗，爱幻想和心地善良的人，但有时又过于严厉和专制。他是个试验家，常常雷厉风行和变化莫测，态度粗暴和蛮不讲理，善于领悟和机智过人。⑤如果谈起20世纪的政治家，我已经记不得这个比较矛盾的、有着悲剧色彩的双重性人物了。他要比那个时代的人所想的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写的还要聪明和愚蠢、凶狠和慈善、自负和胆怯、演技高超而政治上低俗。我倒是想把这个人物放在他行动的时代背景下，而不想把他变成今天参加政治游戏的政客。（《一杯苦酒》）

科索拉波夫（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赫鲁晓夫上台后奉行的是右倾修正主义。苏联制度的演变发生在20世纪后期，即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赫鲁晓夫从思想政治上动摇和瓦解苏共开始，然后提出以“全民”国家取代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正是他开始了把苏联共产党推向失败的过程。

谢苗·巴甫洛维奇·伊万诺夫（苏联将军）：赫鲁晓夫是个犯了错误的共产党人。他跟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不一样，是真心想实现共产主义的，只是方法不对头，效果不好。

维克托尔·苏霍德列夫（苏联最高领导人翻译）：45年前，赫鲁晓夫打破“铁幕”，到世界帝国主义的心脏美国作正式访问。由此开始了我国领导的出访和外国代表团的来访，共签协议，相互拥抱……总之，他让苏联走向世界。

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苏联高层智囊）：①从赫鲁晓夫的全部思想和精神素质来看，他是斯大林主义的“产儿”如果他不是在自己的某些很重要的信念和素质上以及在自己的性格上成为真诚的同斯大林思想观点一致的人，他不仅无法成为斯大林的接班人，而且也可能无法活下来（甚至许多彻头彻尾的斯大林分子也没有活下来，要知道这是事实）。因此，也只有赫鲁晓夫那样一个多少具有这些缺点的人，才能起到他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②当然，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推动了革新社会的深刻的政治过程。这是赫鲁晓夫的巨大功劳。但是，要在清除斯大林主义遗产方面做更多的事，他多半是根本做不到的，他不了解也看不到其他任务，因此在政治上他变成了在原地跑步。③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也许，他真诚地相信，整个问题也就是这样，只要揭露斯大林，他就解决了使社会从过去的极权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全部问题。④赫鲁晓夫完全是有意识地不想放弃从斯大林时期继承下来的政治制度的，因为他作为党的头头知道这样做会直接威胁到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想象不出用以取代这种制度的其他方法。如果你不想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中实现深刻的变革，掌握权力就会越来越变成目的本身。他不想放弃过去的政治制度。如果将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下来后，当年斯大林建立它们正是为了确保“个人专政”（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回忆录里用了库西宁的这个概念，看来，这个概念深深地印在他心上——显然他不了解这个概念的全部涵义）的许多机制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那么领导党和国家就可能简单得多和方便得多了。他还欣赏对他本人的颂扬，当然不是斯大林时期的那种凶险的血腥的个人迷信，但毕竟是十分有害的。⑥对于进行这种揭露的必要性本身是没有理由去怀疑的。可是这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然而，赫鲁晓夫却只字未提必须在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方面进行重大变革和改革。虽然那时在苏联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已显示这种改革的必要性。当时许多人都已感觉到赫鲁晓夫及其政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空转打滑、毫无作为的地步，虽然他离开了习惯了的斯大林政策的此岸，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找到彼岸。换句话说，他失掉了人们对他的信任和个人的声望。（《苏联政治内幕》）

尤·阿克秀金（传记作家）：①赫鲁晓夫勇于冲击斯大林模式，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在政治经济外交诸方面实施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措施，试图对传统的模式进行某种改革，是应予以肯定的。但他是一个矛盾的改革人物。他能敏锐地看到问题，发现问题，但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妥善办法。改改停停，收收放放，朝令夕改，唯意志论，随意性强，缺乏深思熟虑、全盘规划和系统配套措施。条条变块块，并没有改掉高度集权；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却制造和鼓励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喜欢阿谀奉承之徒；好大喜功，形式主义严重，在内政外交诸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冒进错误。②赫鲁晓夫可以说是过渡时期的过渡人物。他改革的失败有某种必然性，其阻力很大，既来自国内，也来自国外。他本身是斯大林模式的产儿，跳不出斯大林模式的框框。他本人有这个勇气，但没有完成这项事业的雄才大略。他的文化和理论水平不高，性格粗暴，作风冒进，也没有培养出一支可靠的干部队伍。但他的改革是对传统的斯大林模式的一次猛烈冲击，并为以后的改革开了先河。③赫鲁晓夫还在当权时的最后几年里就已经失去自己的声誉了。在他被迫退休舌的年代里，国内没有一一个社会团体愿意他回来。在这些年代，他作为具有政治意义的人实质一卜已不复存在。但最近10一15年，人们对赫鲁晓夫个人及其政治活动的兴趣在不断增长。对于和赫鲁晓夫的名字与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在苏联共产党、苏联国家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中的那一根本转折的空前意义的理解也在增长。赫鲁晓夫虽然有自己的缺点，但他是斯大林身边的人中惟一有能力推动这一转变的人。在他的影响下。苏联有近2000万苏联人得到平反，虽然其中许多人是在死后。这一点在历史的天平上就将超过赫鲁晓夫的所有缺点和罪过。（《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

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执政上层的活动家之一。他对斯大林主义罪行所应承担的责任不比斯大林的其他亲密战友少。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斯大林主义者，甚至他领导非斯大林化所采取的方法都是斯大林的唯意志论。（《亚·季诺维耶夫重评斯大林》）

鲍文，A.Ye.（《消息报》政治观察家、国际问题专家）：赫鲁晓夫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有决心讲出斯大林罪行的真相，采取了振兴社会主义并使之人道化的方针。他的弱点是不彻底性、动摇性和自信绝对正确。他没有经受住权力的考验而终于失掉了权力。

费奥多洛夫（苏联作家、史学博士）：赫鲁晓夫尽管有许多缺点、行为前后不一致等等，但从整体上说他是为国家利益工作的。他建树了真正的功勋，他是冒着失掉政治职务和生命的风险去揭露斯大林和为干百万无辜受害的生者和死者恢复名誉的。要知道，他是生活在斯大林主义分子的重重包围之中的，那时在权力的高层集团中，他别无选择。不仅如此，赫鲁晓夫本人也出身于斯大林的圈子，因此赫鲁晓夫首先必须战胜自己身上的斯大林主义因素，他的确也这样做了。这样做以后他才能同其他斯大林主义者进行斗争，他创造了这样一些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今天进行的更新就不可能进行，就没有干部和传统的保证。他是真正的领航者――指引破冰船前进并为其他船只开辟航道。

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西蒙诺夫（苏联作家）：赫鲁晓夫精力充沛，勇敢，经常出现在士兵中间，从不喜欢呆在司令部和指挥所里，愿意同人相处和攀谈，应当说，人们喜欢他。

法捷耶夫（苏联作家）：他以十足的平民品格使人着迷。他的智慧也是富有平民性，胸襟开阔而又讲究实际和充满幽默。所有这些都同他的外表奇妙而和谐地交融在一起。他虽然是俄罗斯人，但除他之外，似乎再也找不到另一个如此适合于做乌克兰领导人的人。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列宁政治学院哲学教授）：①赫鲁晓夫不愧是时代的骄子。他本人在坚决揭露个人崇拜方面所作的贡献是无可争辩的。仅此一点，他的英名也将在历史上万世流芳。不过，斯大林宫廷的原理论家所准备的报告却不是深刻的。②这位革新者做出了决定性的突破，但却未能理解“秘密思维”，这恰恰就是斯大林式的思维，是从那个幽灵继承下来的。赫鲁晓夫所说的“得有个界限”就是说不要把这些异端告诉人民，特别是不能让世界公众知道。他在六年前发表过一篇有名的文章叫作《斯大林的各族人民的友谊是我们祖国不可战胜的保障》，这样一个人当然不可能一一下子摆脱几十年来在他身上早已成熟、生长并定型的一切。赫鲁晓夫在“领袖”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违抗过领袖”的意志，自然不会忘记自己的行为，正如斯大林其他战友的行为一样，完全取决于独裁者。他们都只习惯于执行，而不习惯于思索。赫鲁晓夫自己就记得，那些并不重要的、纯属经济业务方面的问题，如不直接向斯大林请示，他也无法作出决定。那是相当危险的：很可能来个粗暴的拒绝或者嘲笑的反问。怎么办？还是请示为③浪漫主义的改革家赫鲁晓夫勇敢地进行了两次值得怀念的历史性进攻，使斯大林主义的巨轮已被撞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但他的接班人却悄悄地在用政治的、思想的和社会的“堵漏板”修补船身。④如果不把新思维仅仅归之为当前对核世界严酷现实的认识，而看成是对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作原则上新的“理解”，那就必须说，赫鲁晓夫已稍稍打开了社会主义世界通向今日还被某些人当作邪说的精神财富的大门。赫鲁晓夫撕下了暴君身上永不犯错误的外衣，在他身上就像在“哈哈镜”中一样反映了当前时代最复杂的矛盾——斯大林简直是一位集崇高的思想和惊人的荒谬于一身的超级大师。（《胜利与悲剧：斯大林》）

麦德维杰夫（苏联历史学家、持不同政见者）：①赫鲁晓夫同时又是斯大林的门生，是斯大林时代的一个产物，那个时代训练了他在政治上的灵巧熟练，也为他留下一部具有残酷无情、审慎从事以及那种可以置某些明显真理不顾之机敏颖悟的遗产。②赫鲁晓夫一方面给了社会一点儿自由，后来他自己拧紧了龙头。正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的：“苏联领导决定开始解冻时期，并自觉地走去的时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同时对解冻感到担心：‘会不会因解冻而出现冲向我们的洪水，这就将很难处理。’”（《赫鲁晓夫大传》）③尼·谢·赫鲁晓夫精力充沛、行动敏捷和孜孜不倦，像已往一样使我大为惊奇。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全神贯注地听别人讲话和回答人家所提出的要求，他在外表上把各类人的特点明显地溶于一身，既有大无畏和意志坚强的工人的特点，又有富于幻想和熟悉自然界的农民的特点，更有阅历丰富和具有远见卓识的二十世纪后半叶杰出的国务活动家的特点。④在国内革命战争和卫国战争年代无畏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是在一切意识形态搏斗中的勇敢战士，他孜孜不倦地、坚定不移地捍卫着和平。⑤我读过赫鲁晓夫同志许多讲话，留心观察过他在社会生活各个不同领域里的活动，我认为他是我们时代最优秀的人物之一，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已涌现不少这样的最优秀的人物。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有用不完的精力。在最近十年，我们在各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同化学家在一起他是化学家，同农艺师在一起他是农艺师，同动力工程师在一起他是动力工程师。大地和宇宙经常吸引着他的注意。赫鲁晓夫无论在什么地方、不管他做什么、也无论他谈什么，他永远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坚贞不渝的学生。全世界都知道他和尊敬他。很难想像有比他更平易近人、愉快乐观和言谈中肯的人。⑦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能言善辩的口才不仅表露在他的讲话当中，而且也表现在他的插话、评论和迅速而巧妙的答话之中，对他的口才到处都给了很高的评价。他在联合国大会上非常惊人的舌战是令人难以忘怀的。⑧赫鲁晓夫是我们时代独具一格的杰出的演说家之一。他有巨大的感召力和深刻的理论分析力、善于运用鲜明的形象、准确的比拟、使人赞不绝口的诙谐语言。他对于我们全体苏联人来说是无限宝贵的。当我们欢送赫鲁晓夫去长途旅行时，心里焦急地数着日子，盼望他早日返回祖国。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接近使人精神振奋、努力工作、奋发向上。⑨假若有人身上具备自己同时代人的最好品质——待人朴实、虚怀若谷、深谋远虑、知识渊博和心地善良的话，那么我们在孜孜不倦的革命战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身上所看到的正是这些品质。⑩尼·谢·赫鲁晓夫作为一位苏联的国家领导人，他在许多地方都是按照老一套去做的，他不仅不反对个人独裁制度，而且还在某些方面完善和加强了这种制度。赫鲁晓夫一个人作出经济、外交和军事问题的决定，而这些决定就连醉心于保守主义的斯大林也未必就能一下子作出。同时，赫鲁晓夫的个性是一个同斯大林在许多方面完全相反的人。如果斯大林离开莫斯科和莫斯科郊区，那么他只到黑海度假。赫鲁晓夫总是爱动，他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在一年之内跑了十来个州，他差不多每年都要出国好几次，他只是没来得及到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去。看来，赫鲁晓夫没患过斯大林曾害过的那种病态怀疑症。⑪赫鲁晓夫的一个最大缺点是缺乏耐性和好灵机一动。他不仅不善于等待时机，而且就连耐心地权衡得失、做些试验等这样简单的等待都做不到。总之，赫鲁晓夫喜欢一下子就做完过多的工作，使自己完全被自已的数不尽的创举所迷惑，而这就导致了他的垮台。（《政治日记》）

尼娜·彼得罗夫娜（赫鲁晓夫之妻）：他（赫鲁晓夫）要么一路向上，要么就是一路坠落。权坛上的起起落落，从贫民到苏联的君王，既是斯大林主义者又是反斯大林主义者，性情残暴而又表现得体。

谢尔盖·尼基季奇·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之子）：同时代人的评价不可能是客观的，历史将做出自己的判断，它将使一切恢复本来面目，对每个人做出评价。唯一不容怀疑的是，尼基塔谢尔盖也维奇真诚地为建设一个新的光明的世界、一个人人生活得更好的世界竭尽了全力。当然，在他的道路上也有错误，但他干了，而且干了不少。毫无疑问，赫鲁晓夫这个人物不会被忘却。他有朋友，也有仇人。关于他、关于他的业绩的争论将会长期存在。（引自《苏联春秋：改建与易帜》）②父亲是富有人情味的领袖，并能够顺应民心，大胆进行改革，但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宿愿。他被赶下了台，而且一直未能东山再起，他的命运颇具“悲剧色彩”。③1964年前夕，父亲意识到他的改革失败了，起码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于是又把目光转向南斯拉夫，开始进行农业试验，并通过报刊开展关于生产者个人经济利益的讨论。光阴一年年过去了，父亲的改革因得不到支持而最终流产。他的悲剧不在于权力斗争，而在于父亲由衷尊重的老朋友对他的背叛，在于他不想以这种方式走下政坛。但是，对国家的责任感战胜了他想与之一争的念头。

拉达·阿朱别伊（赫鲁晓夫之女）：父亲执政10年，制定的规划都完成了，这是多么不容易啊！但父亲同时发觉他不论干什么事情，都像车轮打滑，硬是推不动，党的机器软磨硬抗，父亲举手投足都会遇到无形的障碍。他成立国民经济委员会，把党的机关分为工业和农业两部分，就是试图冲破这种无形的障碍，完善国家对经济部门的管理，逐步将某些权力下放到地方手中。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原《消息报》总主编，赫鲁晓夫的女婿）：①我们生活中几乎从不被提及的这10年——1954年至1964年，赫鲁晓夫当政的10年——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这个巨大国家10年的劳动和生活如何？在亿万次各种冲突和各种情况下千百万人的命运怎样？为什么有人要极其顽固地将其从我们记忆中抹掉，就好似这些年有某种罪过似的？难道是随随便便的，只根据一两个哪怕是具有通天本事的人的意志，就从书本和电影中把姓名和事实、数字和对比砍掉了吗？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名字不仅闭口不提，而且我可以说这样做是怀有恶意的。天真的人们认为，这是基于对赫鲁晓夫的党务和国务活动的否定。但是主要原因不在这里。他敢于触动的那个行政官僚体制，对他是“一点也不饶恕”的。这是那个体制以其独特的方式在“炫耀威力”，以徽效尤：“不要触动我们！”但赫鲁晓夫的10年总会找到一席之地。②简言之，美国喜欢赫鲁晓夫，他诚实而大胆地提出解决当代世界复杂问题的方法，他平易近人，善于理解对方，他的性情是这样的：严肃起来，脸上绝对见不到笑容；开起玩笑来，能让人笑破肚皮；倔劲上来，十头驴都拉不回来。

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前苏联与俄罗斯诗人）：①赫鲁晓夫很少自己亲自阅读，他总是根据别人的话作出判断，轻信奸佞。小说《日瓦格医生》的厄运就是小人的谗言造成的。赫鲁晓夫不相信民主化，不让人民自己批判斯大林的罪行，他只允许自己在最高层进行这样的批判。②赫鲁晓夫是历史上的悲剧形象。他在党的二十大上的报告是不顾个人风险和名利的大无畏行动。公布报告的时机恰好到来了。人民需要了解真相。

恩斯特·涅伊兹维斯特（苏联雕塑家）：哲学意义上的生活本身，其基础是两个原则之间的对抗：光明对黑暗，进步对反动，动对静。一个要向前走，另一个要往后拉。这一生活发展的基本思想很适合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他开始让我国走出黑暗，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我们都看到了曙光，它预示着太阳很快就要出来。光明开始驱散黑暗。（引自《苏联春秋：改建与易帜》）

妮娜·L·赫鲁晓娃：他（赫鲁晓夫）不应该成为一个罪人，他打破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应该成为人们追随的对象。苏联解体后，人们没有了民族感和长期坚持的信仰。由于精神和物质贫乏，人们渴望恢复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而斯大林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但因为是赫鲁晓夫全面否定了斯大林，所以人们把俄罗斯诸多社会弊端归咎于赫鲁晓夫。

亚历山大·富尔先科（俄罗斯作家）：①揭去包装和公开秘密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赫鲁晓夫是一个最富有挑衅性、最有胆量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也是克里姆林宫里最愿意和任何美国人达成持久协议的人。和那些斯大林时代活下来的领导人一样，赫鲁晓夫残酷无情，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假如这个个性鲜明的人物是一个小国的领导人，那么，他特有的个人风格很值得编成故事。但是，这些风格不会成为理解世界大事的主要因素。然而，不同的是，赫鲁晓夫是美国所面对的强大对手的核心。②赫鲁晓夫不过是领导这个帝国的一匹黑马，他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只受过4年教育。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为这个富有雄心和精力的人提供了许多机会。1929年赫鲁晓夫去莫斯科之前，靠着保护人、当地有势力的人物，还有自己的才能，得以在克拉克夫和基辅党的组织中稳步升迁。他最突出的特点是，工作非常努力，因而掌握了农业和机械工程的许多知识。他效忠于斯大林，此时，斯大林已发动了第一次大清洗运动。斯大林也开始注意到赫鲁晓夫……1949年，赫鲁晓夫重回莫斯科时，已被视为斯大林的心腹之一。尽管战后初期斯大林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但他过于偏执，无意培养自已的接班人。确实，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这位独裁者还发出了强烈的信号，要把他身边的一些人清洗掉。1953年斯大林因中风而去世时，他的继承人显然是别人，而不是赫鲁晓夫。斯大林生命垂危时，一个领导国家的四人小组成立了……最初的3个月里，贝利亚就被处置。赫鲁晓夫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剩下的三个人组成一个并不稳定的联盟的实施着“集体领导”。1955年，赫鲁晓夫走出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的阴影，开始步入世界政治舞台。他对苏联政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已经完全退回到一个人当政的斯大林时代。在那10年里，赫鲁晓夫开始执掌大权，决定着世界上许多事件的进展，陷人一场和两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的势力对抗中。富有雄心、进攻性而缺乏耐心的赫鲁晓夫试图给世界打上自己的印记。③赫鲁晓夫拒绝接受苏联处于劣势的国际关系的格局。从踏上世界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他就在设法改变这种现状。对这个鲁莽、冲动而又古怪的人物，观察家们更感兴趣的是他那极富色彩的举止以及粗俗不堪的幽默，却普遍忽视了这个问题——在内心深处，赫鲁晓夫还是一个战略家。虽然也说大话，但他有一系列的目标。在其执政期间，赫鲁晓夫既要避免和美国发生战争，还要力图贏得美国人的尊重；既要支持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在海外发展新伙伴；既要保持一支强大的战略力量，还要改善国内百姓的生活。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赫鲁晓夫把苏联的困难归咎于斯大林的暴行及与西方展开的军备竞赛。赫鲁晓夫设想出一套和美国和解的宏大方案，它将会使冷战非军事化，从而让他改弦易辙，把资源用于苏联国内的经济建议，并把东西方的斗争限定于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层面。他相信，历史最终将证明他是对的。为实现和解，他不断改变着策略。正像在黑海避暑胜地皮聪达游泳池中不断摆动身体一样，赫鲁晓夫也在不断改变着其引诱和恐吓西方的策略。④一旦赫鲁晓夫下台，再没有苏联领导人主张，为了和平必须要迈向战争的边缘。直到结束冷战的戈尔巴乔夫出现，没有哪个苏联领导人，有争议的是——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会像赫鲁晓夫这样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根纳吉·奥希波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①这一系列打着国家和共产主义旗号行为的始作俑者就是赫鲁晓夫。身居高位后，赫鲁晓夫追求的不是苏联社会和国家的利益，而仅仅是一己私利。“如何才能打压斯大林，以雪多年充当克里姆林宫小丑的耻辱？”这样的念头始终困扰着他。“要超越伟大的前任并取而代之，必先使其威信扫地。”赫鲁晓夫无疑通晓这一权术。②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的崩溃并非始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赫鲁晓夫时期所谓的“解冻”“伟大的十年”才是剧变的先声。在赫鲁晓夫执政的过程中，有过分的野心，有超天才的自信，有对斯大林的刻骨仇恨。赫鲁晓夫对国家造成的物质上的损失堪比二战中的损失，这还不包括在政治上、道德和精神上的损失。我们在一本专著中列举了赫鲁晓夫对苏联200个致命的打击。赫鲁晓夫的政策措施沉重地打击了苏联的国家权威，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声誉江河日下，无法挽回。　

普京（俄罗斯总统）：克里米亚划入乌克兰的决定，塞瓦斯托波尔也同时被移交给乌克兰，尽管当时塞瓦斯托波尔还是从属于俄罗斯的。提出这一决定的是……赫鲁晓夫。是什么推动了他做出这一决定？是为了在乌克兰赢得自己的声誉？还是为了自己30年代在乌克兰组织大规模镇压的举动赎罪？这一点让历史学家来研究吧！（在克里米回归俄罗斯庆祝大会的演讲）

温斯顿·丘吉尔（英国首相）：赫鲁晓夫先生，您在着手大规模改革，这当然好！我只是想劝您不要操之过急。靠跳跃两步跨越鸿沟是相当难的，还可能会坠入沟中。

康拉德·阿登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赫鲁晓夫是非常精明、强硬和冷酷无情的人。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美国总统）：①尼基塔·赫鲁晓夫这个从基层爬上来的人，是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举止鲁莽、语法蹩脚使西方许多记者和外交官低估了他。然而尽管他粗暴莽撞，头脑却很敏锐，而且还是一个冷酷的、奉行强权政治的行家。赫鲁晓夫根本不理睬西方关于裁军与缓和的建议，堂而皇之地继续大量储存导弹，建造潜水艇，进行核武器试验。赫鲁晓夫炫耀他新近在火箭方面领先的那副好斗的神情，使许多人认为他会毫无顾忌地利用火箭发动一场核战争。外国人很少被邀请去会见赫鲁晓夫，见过他的人常常被他搞得心神不安。他有时几乎表现得妩媚动人，有时却有点土里土气。访问过他的人有的人骂他是恶魔化身，有的则说他只不过是个醉鬼。②赫鲁晓夫使世界时而感到有趣、时而感到惊愕，达十一年之久。他给世界留下了执政时期的赫鲁晓夫的三个形象：一个爱吹牛皮的小丑。他经常在公开场合喝得酩酊大醉，在这方面，他胜过任何一个现代苏联领导人；一个能冒险的实用主义者。他一直不为教条所束缚，但他力图用其考虑不周的灵丹妙药而不是采取从长计议的办法来解决国内问题；一个极权主义者。他踩着对手和同胞的尸体爬到执政的地位，通过把那些反对者送去流放而执政，一直到自己成为自己一手使用过的那套手段的牺牲品而告终。③通过我与赫鲁晓夫的会见，发现这个小丑戴着两副面具。一会儿他可能是吵吵嚷嚷、兴高采烈、性格开朗，洋溢出友谊和几乎是诱人的魅力。他脸上笑嘻嘻，说着一切场合都说的粗俗的话。还做故作一些“亲昵”的动作。过一会儿，尤其是在有人听他讲话的场合下，他可能成为粗暴的、飞扬跋扈的、怒不可遏的一个深深刻上个人印记的高调外交的大师。在他发表装腔作势故意夸大其词的讲话期间，他跟我面对面地站在一起，用食指轻轻地碰我一下，好象口头上的强调还嫌不够，需要用实际的动作来加强讲话的效果。他常常眯着眼睛，象机关枪手瞄准准星一般。然后，他的论点、大话、亵读的语言象连珠炮似地脱口而出。但他只是在想扮为丑角时，才是一个小丑。④他总是采取攻势，对其对手的弱点有种本能的感觉和向对方榨取好处这种几乎是强制性的倾向结合了起来，也就是，对手让步一英寸，他便推进一英里，只要别人显露出一丁点儿胆怯，他就在你身上辗过去。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行动上，他都是一个饶有趣味的人，尤其是有观众在场时，他有卖弄自己的癖好。他是一个在会晤前要做准备工作的人，对其对手的立场，了解得如同对自己的立场那样清楚，他为此自鸣得意。（《尼克松回忆录》）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没有一位世界领袖人物的成败能像赫鲁晓夫的成败如此急剧地和决定性地改变历史的进程。最主要的是，他首先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共产主义遭受的最大挫折和地缘政治事件负责，其中包括中苏关系的破裂。尽管他在外交政策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也提出了不少创意，但他还是可能作为最大的失败者载入史册，因为他失去了中国。⑥赫鲁晓夫给我留下这么一个印象：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纪律性极强、耐力极好的人。他像一个体格强壮却无拳击技巧的拳击家，坚守阵地，随时迎接别人的打击，也还击别人。他试探我的防守情况并寻找破绽，以便曲臂挥拳向上一击，进行猛烈的进攻，依靠这些动作来得分。有时他又试图使我放松警惕，想借机把我顶起来，一拳把我打倒在地。如果一个防线不奏效，他就想设立第二道防线。如果第二道也失守了，就设第三道、第四道。假若我把他逼到角落里，他要么摇摇晃晃地走过来，要么沿着拳击台的绳子中出去。他是一个有自己独特打法的拳击大师：他或用言语攻击，或设立论点防线，或时常改变话题。他从不让我确定讨论的范围，并且常常对我的问题给予有利于他的不同解释。（《领袖们》）

马克·弗兰克兰（美国学者）：对于赫鲁晓夫历史作用的恰当评价已是盖棺论定，和其他许多政治家死后的评价相比，他的墓志铭依然使人更加难忘：较之当年接手时，他已为自己的国家留下了一个更好的地位；对此，苏联及世界的大多数人都有目共睹。

科伊乔·佩特罗夫（澳大利亚学者）：在苏联历史中，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那么离戈尔巴乔夫最相近的当属尼基塔·赫鲁晓夫。实际上，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这是戈尔巴乔夫的唯一前辈，此人所留下的政治思想遗产，正是后来戈尔巴乔夫反共“公开性”的基础。（《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

威廉·陶伯曼（美国传记作家）：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尼基塔·赫鲁晓夫是一位在联合国大会上敲鞋子的苏联领导人，事实上，他也是20世纪最复杂、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他谴责斯大林，释放数以百万计受害者，并为他们平反昭雪。他努力减缓冷战紧张气氛的笨拙尝试引发了柏林与古巴两次危机。作为斯大林之后头十年的苏联统治者，赫鲁晓夫给他的国家和整个世界打上了其自身矛盾的深刻印记。此外，他的一生和从政经历为我们勾勒了苏联时代的整体画卷：革命、内战、饥荒、集体化、工业化、恐怖政治、世界大战、冷战、斯大林时代、后斯大林时代。②赫鲁晓夫从最卑微的出身攀上了难以想象的权力巅峰。他不仅进入了斯大林的核心权力集团，并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得以幸存下来，而且还击败了克里姆林宫里那些好像比他更有可能成为斯大林接班人的对手。赫鲁晓夫勇敢地想对苏联的制度进行人性化与现代化改造。经过近三十年为斯大林鞍前马后的效忠后，他摘下了自己的面具，帮助释放了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使他们重获新生。由于斯大林应该为冷战的爆发负主要责任，赫鲁晓夫曾以自己笨拙的方式试图改善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他还尝试想使苏联那些在斯大林时代遭受重创的领域重新恢复活力，其中包括农业、工业与文化领域。所有这些都值得给予公正的承认。然而赫鲁晓夫奇迹般地崛起本身就带有其参与斯大林时代罪行的深刻烙印。他反复无常地进行了否定斯大林的运动，但到了他的接班人那里，这些大部分又都被颠覆过去了。他本人粉碎了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并在国内逮捕了很多敢于向他发出挑战的人。此外，虽然他与西方领导人举行了几次峰会，共同起草了不彻底的1963年核禁试条约，但是他还引发了柏林与古巴危机，并使其一开始致力于消除的军备竟赛进一步强化。不用说，他对党和国家不停歇的重组，他对经济反复无常的干涉对无效的农业集体化的迷恋以及他与知识界爱恨交加的关系都促进了1964年将他从权力宝座上赶下来的那场政变。③赫鲁晓夫遇到的所有麻烦并非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虽然斯大林制度迫切需要改变，但正如赫鲁晓夫的大多数奉行斯大林主义的同事所承认的那样，他对改革也持有顽固的抵制态度。作为共产党领导人的使命要求赫鲁晓夫对各种各样其知之甚少，或者根本一无所知的问题作出决断。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赫鲁晓夫都是使糟糕的情况变得更糟。他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发了东欧国家的流血动荡。他疏远了几乎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的盟友与支持者。在权力的最后阶段，他的言行举止几乎是超越现实的：顽固地坚持无效的政策；对政治基础的分崩离析好像熟视无睹；对加紧反对他的阴谋活动未加防范，结果导致自己的覆灭。④在爬上权力顶峰的过程中，赫鲁晓夫扮演着平亚的角色。如果不成为老练的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分子，很少有人能在斯大林的铁腕下幸存下来，但装出愚笨的样子不失为一种更为安全的办法。不过，赫鲁晓夫扮演这种角色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功，不仅因为这是他的使命，而且因为其实际情况使然。他希望他的成就超过失败，与平亚（乌克兰作家弗拉基米尔·维尼钦科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他把他的狱友从斯大林的锁链下解放了出来，使他们走上了人性化的苏联社会。事实上，他在开始毁掉苏联制度的同时，也在摧毁自己权力的根基。（《赫鲁晓夫全传·导言》）

艾德华·克兰克肖（英国作家）：①赫鲁晓夫现在衰老、疲惫，在疾病的折磨下消沉了，没有以前那么生气勃勃了。然而，正因为这样，在某些方面，他更容易自我暴露了。因此在我们手上的是一篇独特的，不寻常的个人历史。它有它的局限性，有时回避，有时隐瞒，有时欺骗，有时也有遗漏。然而这些话出自斯大林时代及斯大林死后时代的一个苏联政治领导人——赫鲁晓夫之口却是前所未有的。它把我们直接带进了那迄今为止还是个思想禁区的领域里。我认为这最引人入胜、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它无意之中透露了所有在斯大林领导之下成熟起来的苏联领导人或多或少所共有的那种基本态度，即臆断、无知和偏见。他们之所以能得到斯大林的宠爱是因为他们具有完全的残酷无情和几乎绝对的俯首昕命这样可怕的结合。②赫鲁晓夫也暴露了他自己。他使我们能从普通人和党魁两个方面去研究他自早年到斯大林逝世这段时期里的发展。从1955年开始登上最高领导岗位一直到1964年下台为止，他充分地提供了这段时问里他作为一个世界政治家的思想和活动。他的回忆录里所缺乏的则是对于克里姆林宫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的叙述，而正是这种斗争使他得到胜利，后来又使他失败。这本书有两个主题：第一，一个从最卑贱的农民环境中出身而上升为世界上两大强国之一的领袖的杰出人物的自我介绍。第二，对斯大林的揭露，目的是加强和充实那著名的“秘密报告”的内容。赫鲁晓夫对近几年来人们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活动极为注意，他正在尽力使这一点难以实现。③尽管如此，赫鲁晓夫回忆录里没有对自己作出正确的估价的事实依然存在。在某种意义上，由于他对自己过去的大部分经历百般掩盖，而对自己在斯大林手下的飞黄腾达却竭力美化，这样就把他自己讲得太好了。但正是他所没有讲的、也可能是讲不出口的东西，才能说明他的惊人转变，即从斯大林的最可靠的追随者之一突然变为一个在自己事业的后期显示出具有一种真正的、卓越的智慧的国际要人，尽管他的脾气挺坏、偏见挺深。当然，直至最后，他仍然是自己历史的俘虏。在某些方面他凌驾于那个把他捧起来的制度之上，在建立这个制度中他也献出了一份力量。但是他却不能完全摆脱这个制度，结果这个制度把他毁灭了。诚然，他的成就是很突出的。他在他事业的后期所表现出来的品质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一定是早就潜在着的。虽然，从表面看来，他不过和其他人一样，是一个打手。可不是吗？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野心勃勃的党棍，他对上奉承拍马，对下威吓欺压，与对手勾心斗角采用农民的诡诈伎俩。唯一和别人具有明显区别的只是他有生动的想象力，有强烈的感情，有顽固的自恃性，有时还有天生的睹棍的鲁莽性。在这样一个铁杆斯大林分子的身上，竞存在着一种貌合神离的本事，实在令人难以相信。他能和各种人混得很好，这一点是在他之前或之后的其他苏联领导人所比不上的。他不象我所知道的那些党的干部（或者甚至那些苏联工厂或集体农庄的领导人）那样害怕遭人非议。他从初出茅庐时起就一瓦是兴丽米烈的，热衷于制定法律，告诉人民可以傲什么、应该怎样做以及他们在什么地方错了。即使在他的声誉达到最高峰时，他也常会站在烂泥地里，对一群疑虑重重的农民详细解释马铃薯应该怎样种。而另一方面他也能耐心倾听别人说话。即使在他事业的后期，他仍能很快地接受新事物。我曾见过他倾听着一群工厂领导人讲话，他那副屏息凝神的样子好象是在把他们所有的美德吸收过来、贮藏起来，化为自己的能力。我看见过他一次又一次连续地做错事，尤其是他开始到国外游历的时候；但他从来不重犯同样的错误。他说话有时粗鲁，有时象叔父般仁慈，不时地引用一些圣经上的成语和隐喻。这些一定是在儿童时期就深深地印在他脑海里的。只要逢到他自己不说语的时候，他的愤怒的小眼睛就象看见幻影似地盯着远方。的确，他真的看见了幻影。④赫鲁晓夫争权夺利，因为权对他有着不可抗拒的引诱力，但他同时又梦想使苏联人民得到一个更好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人的自述里，最令人费解的一点就是他竟然很明显地、毫不犹豫地赏识一些卑鄙不堪的人。他们的名字在书中反复出现。他好象喜欢那警察头子雅格达和那比雅格达更叫人厌恶的叶若夫。他说他们走上邪路以前是“老实人”。赫鲁晓夫为什么有这样的看法呢？我看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残暴成性的人（即使当他已成为一个国际政治家以后，这种残暴的本性也仍然会爆发出来），而残暴是当时的气氛。他和他的同事们竭尽全力强迫苏联人民建设一个新俄国，而没有眼泪这是做不成的。对于反对这种改造的人——实际上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不得不强迫他们干，而强迫的手段是残暴而又简单的。但是他后来所反对的只是被他看作是没有正当理由而逮捕人的行动。最重要的是：他反对斯大林杀害“忠实的共产党人”。他在这本书里，正象在1956年所作的“秘密报告”里一样，强调了斯大林反党的罪行，而对于斯大林反对普通人民的罪行却只字不提。这也是很符合逻辑的。他实际上认为党是高人一等的。⑤还有一点，由于赫鲁晓夫对自己的能力估计得过高，就把别人都不放在眼里。在他看来，他们至多不过是一些和他一起从事于伟大事业的得力的同事和部下。他们都是小孩而已，可以任意欺侮、哄骗，可以对他们笑笑，也可以惩罚他们。这并不是说赫鲁晓夫在早年就把眼睛望着最高的位子。显而易见，他是有野心的，但是他对自己的局限性很有自知之明（例如，他十分明白自己没有受过正统的教育）。甚至在三十年代初期当他已经和斯大林圈子的外围有所接触时，他还一点儿没想到自己有可能很快地成为这个圈子当中的一员。他是这样一种人，开始在一个大的组织里初露头角，以后由于他的野心驱使他追求出人头地，继续向上爬——眼睛始终盯着上面。在向上爬的每一阶段，他发现了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事：他可以千得比不久前还在他上面的一些人好得多。这样，赫鲁晓夫从他的第一个职位，即1926年尤索夫卡省的党的一个很小的职员，不过十年功夫，升到整个莫斯科的党的首脑。他感到自己做任何工作的能力都超过他所认识的任何人，并且能制胜他的敌手；到了那时，他的这种感觉必然已成为一种信念。这是他煞费苦心想要掩盖起来的。（《赫鲁晓夫回忆录序》）

斯特罗勃・塔尔伯特（《赫鲁晓夫回忆录》英译者）：①赫鲁晓夫说话有一个特点，就是经常存心地交替使用两种方法：一会儿是小心翼翼的含沙射影，一会儿又是大刀阔斧的暴露；一会儿是明显的轻率，一会儿是狡猾的回避；语言则是一会儿粗鲁庸俗，一会儿矫揉造作，卖弄词藻。有时候，他弹着那种退休政客的陈词滥调，唠唠叨叨地诉说自己一生中经历过的最得意的重大事件，叫人听了感到厌倦；有时候却象一个执拗的宣传员，在滔滔人，在津津有味地、添油加醋地描述酒吧间里的吵架。他也常常用一种深知现代历史内幕人物的口气说话。这本书（《赫鲁晓夫回忆录》）的语言充满着滑稽的俗语，赫鲁晓夫本人的口头语，马克思主义的词藻，戏剧里的台词以及圣经上奇怪的古语。这些都标志着赫鲁晓夫在作党的领导时的独特的演说风格。②这是一个有着很多东西可以回忆的老人的回忆录。智慧和夸张、凶手似的粗暴和本能的人情味，在这里似乎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它们组成了一份重要的历史文件，特别是对斯大林之被推上历史的审判台，赫鲁晓夫提供了证词。赫鲁晓夫的回忆凑成了一份从来没有过的搞非斯大林化的最有效、最官方的材料。由于它出自一个忠实的苏联公民和热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口，就更具有说服力。但这本捐也是一份重要的个人文件，一个在斯大林卵翼下登台，又向斯大林的鬼魂挑战的人的逼真的自我写照。我想，也可以说是一份经过深思熟虑的带有暴露性的自我表白书，是一个从顿涅茨盆地的煤矿进入世界大人物行列的聪明的农民出身的机械工所写的最后遗嘱。（引自《赫鲁晓夫回忆录》）

《时代》杂志：①权力浩大的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把人类带到进入空间的新纪元，并且使美国面临着从没遇到过的最惊人的军事威胁。②自从亚历山大大帝以来人类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么欣然、那么经常和那么公开的人。自从希特勒以来世界上从来没见过一位这样傲然地能够把自己的大话兑现的吹牛家。③在1957年，赫鲁晓夫所作的不仅仅是监督发射人类第一个月亮而已。他也许是俄国的无可争辩的和唯一的主子。过去极少有人跑得这么远和这么快。

斯蒂芬·科恩（美国学者）：①赫鲁晓夫执政的年代，是苏联进行了真正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时期。尽管这些改革充满矛盾，而且毕竟是有限的，但在实际上，苏联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无不受到1953年至1964年这段时期变革的影响：大恐怖的结束，千百万监押在集中营的囚犯获释，为限制一些最恶劣官僚习气和特权所采取的措施；公众的觉悟，知识界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改革；以及导致我们今天所谈的‘缓和’的外交政策的变化等等。这个常常被称为“非斯大林化”的改革过程，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中远不只是它的发生没有引起长时间的暴力或动乱和往往出人意料这两点。②许多研究苏联问题的西方学者，对这些事件的发生缺乏准备，因而理解得也迟缓。他们被斯大林二十五年的恐怖专制主义统治及其强加给社会和官场的畏惧、尊奉、僵化的形象所束缚，也被他们自己头脑中固定不变的“极权主义”的苏维模式所禁锢，感到难以想象任何重大、持久的变化。他们否认或者看不到，在赫鲁晓夫作为苏联领导人当权的整个时期内，这种变化已经发生，而且进行改革确是赫鲁晓夫的本意。赫鲁晓夫从俄国上层进行改革的传统出发，把自己看作是“好皇帝”尼基塔。不少人在某种程度上被赫鲁晓夫反复无常的改良主义进程所迷惑，把他的政策解释为仅仅是为了“权力之争”——这通常被看作是苏联政治的唯一实质——而搞的权术。还有一些人，甚至在赫鲁晓夫1964年10月被迫下台前夕，还拒不承认他一直是一个极力奋争的领袖，这位领袖的政策在苏联官僚机构内部，以至在他的最高层的同僚中，都遭到了激烈反对。（《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序》）

阿瑟·苏兹贝格（美国记者）：①如果美国人把赫鲁晓夫看做是酷爱伏特加和交际集会的嘻嘻哈哈的滑稽演员的话，他们就要犯大错误。②赫鲁晓夫是一个工作非常努力和头脑冷静的人。他有无限的精力。他的巨大力量在于他的组织天才。他是俄国第一个真正无产阶级出身的高级领袖。他是个煤矿工人，他在共产党内的四十年工作中青云直上，正如他自己吹嘘的，“从未受到过一次谴责。”③他担任总理和党的首脑对俄国对西方的政策不会有什么影响。无论如何，在过去这种政策一直就是赫鲁晓夫的政策。现在，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不但将由他口授，而且还将由他签字。赫鲁晓夫在美国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容易和人家混熟，喜欢问人家的孩子，能够记住教名，爱说俏皮话，性格外向。他善于随机应变地讲话，喜欢开漂亮的玩笑，喜欢谈他的孩子和孙子。④但是，他也是非常当心的。有时候，他的某些被人看做是“随便说的话”也许是深思熟虑的。他在与西方的一批驻莫斯科的经验丰富的大使们打交道时立场非常坚定，看来，他对目前各种性质的问题都了解得很清楚。⑤我第一次碰到赫鲁晓夫是在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争期间。他那时是那里的俄国军队的政治委员。他一帆风顺。他是野心勃勃的，但是，在我访问他的时候，他强调党中央委员会的最高权力。

拉扎尔·皮斯特腊克（德国作家）：今天的赫鲁晓夫当然是斯大林时代的产物，但他跟斯大林的其他继承者也有一点不同：即他不是这个时代中标准化了的产物。甚至在斯大林时代里，赫鲁晓夫就在推行他的大胆而有时是不切实际的计划上，显示出他是独出心裁的。在获得进行试验的某些自由以后，他有时就遭到失败而且因此受到申斥。现在赫鲁晚夫既然已经成功地巩固了党对政府机器和军队的控制，而且已经建立了他对党和政府的瓴导，他几乎有无限的自由来推行和实现影响深远的各项改革。其中有些处于失败的边缘，有些则有成功的希望，因此，赫鲁晓夫的前途是他人无法预料的。他一心一意寻找捷径。他是一个对于意识形态问题毫不在乎的人，他甚至可能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大厦下面抽掉几块次要的基石，只要这一行动能够加速实现改革的目标。

卡尔·德雷克斯勒：①赫鲁晓夫和这位比他年轻了23岁的对手，代表了当时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以及他们在有关人权和民权、自由和民主、个人财富和社会公正等基本问题上的利益冲突和世界观的对立。撇开这些分歧不谈，他们之间也存在着许多的共同点――当然不包括从1961年1月至1963年11月他们同时领导着自己的国家。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坚信，他们各自所代表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一边是社会主义中央集权体制，而另一边是资本主义议会制，远胜于对方所代表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他们的身上都具有足够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使得他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在各自的国家内要进行改革简直是不可想像的，即使他们采取最温和的办法，逐步地进行和深化体制改革。而恰恰只有通过逐步的改革，人们才有可能在一方面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在另一方面让美国梦梦想成真。②苏联的第一书记和美国总统都能利用一切机会向世人证明自己钢铁般的意志、坚毅果敢和独立人格。他们决不会允许自己犯下同样的错误。他们经常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来显示自己人格的闪光点和说服力。第一书记的讲话经常是非常的冗长而且拖沓，但是流露出自然的人性、温暖和同情，里面充满着机智和农民式的狡黠，他还不时在里面点缀些粗野的下流话、圣经用语、独有的俏皮话，援引些俄国童话或是小说中的典故。他的演讲有时充满着革命的慷慨激昂或显得有点儿装腔作势，但更多的时候他却无法控制自己，他总是喜欢自吹自擂和高声叫骂。

南希·麦克威廉斯（美国心理分析学家）：赫鲁晓夫得意洋洋、精力充沛、自以为是、机敏诙谐、沾沾自喜。他在公开场合情绪高涨，特别喜欢外交的交际，喜欢成为别人心目中的理想化对象，嗜工作如命，举止轻浮、口无遮拦但行动诡秘，对冒犯他人有负罪感，不能独自面对自己，思想左右摇摆，缺乏对问题的系统认识。在他脑海里有宏大的构想与前卫的思想，对一般生理需求特别不在意。他努力向上，不知停歇，直至精疲力竭，最终身心崩溃。（引自《赫鲁晓夫全传·导言》）

赫鲁晓夫之墓位于莫斯科市内的新圣母公墓。他的墓穴位于公墓的第二墓地比较偏僻的最后几排的位置上。1971年9月16日，赫鲁晓夫葬于此。他是唯一没有葬在莫斯科红场的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的葬礼没有任何显要人物参加，只有他的家眷和几位亲友，以及二百多名三十年代的受害者参加送葬。

应赫鲁晓夫之子谢尔盖·尼基季奇·赫鲁晓夫请求，苏联抽象派雕塑家涅伊兹韦斯特内借助抽象的黑与白设计了一个象征赫鲁晓夫个人威望、矛盾和悲剧的墓碑。在赫鲁晓夫逝世一周年时，举行了墓碑的揭幕仪式。赫鲁晓夫的墓碑造型简单，但独树一帜，十分醒目。是由半块黑色大理石和半块白色大理石镶合而成，对比十分鲜明，墓碑正中的碑龛里安放着赫鲁晓夫的铜铸头像。在白色的大理石上刻着简单的碑文：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一八九四一——一九七一。1975年7月2日，涅伊兹韦斯特内设计的墓碑安装完毕。自建成之后，赫鲁晓夫墓成为国内外游览者寻访的对象。由于苏联人民常去赫鲁晓夫墓前，于是勃列日涅夫当局下达命令：除持有特别通行证者外，一切参观游览者均予谢绝。

在中国，对赫鲁晓夫召开苏共二十大并作秘密报告经历了两个时期的转变。毛泽东最初肯定了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评，认为“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场解放。”邓小平在中共八大报告中也谈到，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总的来看，不能完全否定二十大批判个人崇拜的历史意义。　

但随着党与党的分歧的日益强化，中国共产党后来对二十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就由支持转成为谴责。两种中国党的机关报刊《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共同发表的文章也许正好集中地反映了对斯大林的态度。1963年9月13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国际共产的。每一个正直的、尊重历史的共产党人，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确地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必须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论调的立场是保守的，但确实提出了论据。之后中国对秘密报告则是否定多于肯定，甚至完全否定。如毛泽东不久就指出，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即全盘否定斯大林，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的错误。此后，“全盘否定”斯大林作为赫鲁晓夫的错误之一，在中国政界、学术界一直流传。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学界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又产生了新的看法和观点。曹希岭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评价的再思考》一文中指出：“不论赫鲁晓夫所做的秘密报告还是他后来的讲话、回忆录，都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地位和作用。他对斯大林功过的评价未必都公平，但肯定不是‘全盘否定’。”还引用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对斯大林的评价：“斯大林是有功绩的，并且功绩是很大的。但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大部分是人民的胜利，是列宁的思想给我们以力量。”“斯大林是个有力的人物，他为动员全党的力量建设我们的工业和农业，加强我们的军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斯大林的思想理论，赫鲁晓夫也基本上持肯定的看法：“我现在仍然认为斯大林的思想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认识到对反对派的残酷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已足够证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决没有“全盘否定”。所谓“全盘否定”云云，不过是夸大其词的说法。李兴耕认为秘密报告确实起到反对个人崇拜的作用，但是“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的报告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武断性和局限性，它没有深刻揭示产生个人崇拜的历史、文化、思想根源和制度根源，而是把它简单地归结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从而也提不出从根本上铲除个人崇拜的办法和制度保障。赫鲁晓夫的报告对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巨大冲击，造成了许多消极影响。”陆南泉在《赫鲁晓夫有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中指出“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在我国，一提到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往往就说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并进一步引申为‘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不符合历史的。”

关于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在俄罗斯也存在几种不同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是对苏共自十月革命以来走过的道路进行诽谤，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

科索拉波夫认为，苏共蜕变的过程是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开始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在许多方面是不客观的，是对党和国家自十月革命以来所走过的道路的诽谤，这不仅破坏和瓦解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且使所有的反苏分子感到无比高兴。因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打击的是整个苏联共产党，涉及到列宁、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方方面面。他认为，从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开始，戈尔巴乔夫继续了赫鲁晓夫的“热月政变”，并最终摧毁了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2001年7月21日，舍宁在以他为首的“共产党联盟—苏共”三十二大所做的报告中说，他领导的“共产党联盟—苏共”与俄共主席久加诺夫领导的“共产党联盟—苏共”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对待历史和斯大林的态度。”大会根据科索拉波夫的报告通过决议，撤消苏共二十大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和苏共二十二大关于列宁墓的决议，认为这些决议是错误的。

第二种看法认为，苏共二十大决议主要是谴责个人崇拜，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2001年10月27日，久加诺夫在他领导的“共产党联盟—苏共”第三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谈到格鲁吉亚共产党、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塔吉克斯坦共产党等提出重新审议并撤消苏共二十大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和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的有关决议的提案时说：“我提请大家注意，苏共中央的决议肯定了斯大林在建设和捍卫苏联的社会主义中的杰出作用，他在领导苏联时所犯的错误与他领导苏联时的杰出作用是不能相比的。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央全会决定的实质在于谴责个人崇拜本身，而不在于它与什么人有关。”可见，他一方面肯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赞成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赞成二十大和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久加诺夫派的“共产党联盟—苏共”三十二大没有通过关于撤消苏共二十大决议和中央全会决定的提案。这是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一派与以舍宁为首的一派的重大区别。

第三种看法认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的批判是他一生的主要功绩。麦德维杰夫高度赞扬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认为这是赫鲁晓夫“一生的主要功绩”。他说，“尽管后来在苏联避而不谈他的活动和功劳达20余年之久，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第四种看法认为，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是不彻底的，因为赫鲁晓夫本人是斯大林主义者。苏联时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俄罗斯哲学家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认为“赫鲁晓夫的报告不是非斯大林化的开端，而是对民众中已经开始的非斯大林化斗争的总结。赫鲁晓夫利用事实上已经开始了的非斯大林化来为个人的权力服务。他一上台，就在某种程度上促进非斯大林化的进程，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竭力把这一进程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曾经担任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高级顾问的布尔拉茨基认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谴责了独裁，但未触及专横的权力。他抛弃了个人崇拜，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产生个人崇拜的体制。”“赫鲁晓夫在谴责斯大林制度骇人听闻的极端作法时，他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还拘泥于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很多观念。”尽管布尔拉茨基与季诺维耶夫的政治立场并不一致，但是他们都认为赫鲁晓夫没有摆脱斯大林的影响。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在《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中指出：“报告罗列的只是表面现象和事实，并未触及斯大林主义产生的根源以及社会主义变质的原因，更有甚者，这些歪曲甚至没有坦白地说出来。斯大林的‘功绩'并没有被完全否定，报告中有这样的话：‘毫无疑问，斯大林过去对党、对工人阶级、对国际工人运动是有很大功绩的斯大林确信，为了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对付敌人的阴谋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这一切都是必要的。’斯大林一方面受到严厉的批判，同时却又在历史面前获得了赦罪符。”在沃尔科戈诺夫看来，赫鲁晓夫的报告对斯大林的批判是不彻底的，但他也肯定赫鲁晓夫的报告确实起到了作用：“各国共产党都在重新评价自己的历史、价值、纲领和观点，这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已经开始了。这是一项特殊的课题。某些党的关系曾经建筑在这样一个原则上，即重要的不在于解释真理，而在于谁在解释真理。由于苏共中央的决议中着重指出，‘苏联共产党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揭露的某些事实正在被反动派用来作为反苏活动的借口’，许多正统思想的领导人也作出了相应的反应。另一种情况是，例如，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尤其是陶里亚蒂本人，就不满足于对斯大林主义现象的解释，还提出了斯大林主义的性质问题。法国共产党对斯大林主义产生的根源及其后果这些深刻的问题的评价态度则比较谨慎。”

针对赫鲁晓夫改革，苏联和中国史学界一直众说纷纭。在中国，对赫鲁晓夫改革的评价，国内有两种比较极端的看法：一是坚持“大论战”的思维，认为赫鲁晓夫永远是一个反面角色，苏联的剧变，“始于赫，成于戈”，赫鲁晓夫难辞其咎，苏联的部分史学家也认为苏联的演变和失败始于赫鲁晓夫改革，赫鲁晓夫的急躁冒进丧失了苏联改革的大好时机，赫鲁晓夫所造成的混乱局面正是勃列日涅夫“停滞”的理由和基础。；一是认为赫鲁晓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先行者。“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和借鉴作用”。

《探索与争鸣》2009年在“学术争鸣”栏目发表的中共中央党校张喜德教授和博士生蔡丹撰写的近2万言长文《赫鲁晓夫的改革开放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启示》就是后一种看法的典型代表。这篇文章开篇断言：“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对苏联经济、政治等各方面进行调整和改革，首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之先河。赫鲁晓夫执政11年，也改了11年。其改革开放有着巨大成就。”结尾还说，“正是由于赫鲁晓夫改革开放的理论实践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历史经验，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才使我国改革开放能够在充分吸收和借鉴这些经验教训的基础...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前一论断，突破了现已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对赫鲁晓夫基本否定性的评价。后一论断，也突破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正式场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以开辟的历史根据的论述。

但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锡喜在《怎样科学评价赫鲁晓夫的执政及其同我国改革开放的关系》中驳斥了这一观点，指出其一，作者对上述两个核心论断，并没有作任何起码的论证，有的却是结论先行，拼凑材料，牵强类比；其二，在阐述中还出现了诸多逻辑混乱甚至违背基本史实的问题。

中国多数学者对内赫鲁晓夫改革的观点较为客观。基本上认为赫鲁晓夫的改革在苏联后期的改革中具有开拓性意义。其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还是因种种原因最终失败，改革兼具合理性和局限性：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陆南泉在《如何评价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中指出：总的来说，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未取得成功，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混乱和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但它在苏联改革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仍有不少方面应加以肯定。而赫鲁晓夫改革的第一贡献，就是“赫鲁晓夫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勇敢地站出来破除斯大林个人迷信，成为苏联第一个改革者，使苏联历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活跃了气氛，振奋了人心，给苏联历史上留下了谁也不能抹煞的深深的印痕。”苏联不少学者也指出，当时赫鲁晓夫的改革，是符合社会发展已经成熟的需要的，改革对当时官僚化的苏联引起了一场“地震”，在国内和国际关系方面都产生了“良好的变化”。

武汉大学教授刘俊奇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中指出：赫鲁晓夫1953年9月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之后，开始致力于苏联的改革发展事业。他领导和推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一如前面所述，均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也伴随着缺点和错误。他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活跃苏联的政治空气、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未能改变党内高度集权、以党代政、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这种根本状况和弊端。他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由于历史的局限，认识不到根本弊端在于政企不分和市场缺位，只是在管理形式、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打转儿，加以许多措施和步骤未经充分论证，结果引起混乱并遭致失败。

复旦大学教授唐师白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指出：赫鲁晓夫时代已经过去许多年了。客观地评价，赫鲁晓夫是很有勇气的改革家，他对当代新形势的把握和判断，对“斯大林模式”进行反思，勇于走出改革的第一步，都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是赫鲁晓夫改革还是非常有限度的，由于不是从体制上作深思熟虑的改革，而只是在原有体制上作些修补，同时随意性又很大，所以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李会滨在《社会主义：20世纪的回顾与前瞻》中指出：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是苏联内部对苏联模式进行的首次冲击，客观上起到揭开苏联模式弊端的盖子、推动人们思想解放的作用，并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积累了经验。但是由于赫鲁晓夫对改革缺乏系统的理论与实践步骤，主观主义、实用主义、轻率冒进、急于过渡，使这次有限的改革未能取得成功。

华东师大人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周尚文在《赫鲁晓夫改革的合理性及其局限性》中指出，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是政治改革必不可少的前提，在农业、工业、党政领导体制等领域都有一定的改革举措。对外政策也有所调整。但所有这些改革都带有很大的片面性、随意性和不彻底性。对原有的经济政治体制没有根本性的触动和改变。因此，可以把赫鲁晓夫称为改革者，但是一个具有很大局限性的改革者。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杨存堂指出“斯大林体制是苏联社会发展的桎梏。赫鲁晓夫改革失败的原因是跳不出体制障碍。苏共不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终于遭致瓦解的厄运。”

在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中，苏共的决议中指出了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勃列日涅夫严厉批评赫鲁晓夫在领导苏共中央期间，领导作风恶劣；在批判大林搞个人崇拜的同时，突出个人，搞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在改革中主观唯心论严重，等等。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全会上作了主题报告，报告列举了赫鲁晓夫的7大罪状，如一人说了算，抛弃了集体领导的原则，滥用权力，自以为是；搞个人崇拜，对自己歌功颂德，突出个人。比如1963年赫鲁晓夫的照片在报纸上刊登过120次，1964年达到140次，而斯大林当年也不过是平均每年10—15次；把苏共分成工业党和农业党，严重破坏了党的领导；工业改革一团糟等等。

前苏联著名历史学家和持不同政见者麦德维杰夫针对苏斯洛夫提出的六条罪状做了一一点评：①（对于搞个人崇拜）赫鲁晓夫经常到全国视察，出国访问40多次，而斯大林几乎哪儿都不去，赫鲁晓夫上报机会当然多。苏斯洛夫显然夸大了赫鲁晓夫儿女的作用，其实在国家事务上，他们对父亲根本不起作用。②（自充内行，到处训人。在中央机关起草的文件上署自己的名）前半部分指责有理，后半部分不当。中央机关起草文件是它的职责，而且对比起来，赫鲁晓夫比苏斯洛夫更注意参与文件起草。③（说话随便，态度固执）赫鲁晓夫无论对记者还是商人，对前苏联人还是外国国家元首，说话都极其坦率，甚至过分坦率，所以速记稿每次都要经过认真修改后才能发表。赫鲁晓夫的确固执，当赫鲁晓夫获悉莫斯科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有人不同意他的建议时，竟决定把农学院迁出莫斯科。④（搞乱工业管理，使工业状况变糟）有理。⑤（执行错误的价格政策和畜牧业政策）赫鲁晓夫的价格政策的确有错，但是如果肉、奶制品涨价不对，那么为什么全会后价格仍未变动呢？⑥（农业上瞎指挥。反对轮作制，命令解散农庄，成立农场）这些指责完全正确。由于赫鲁晓夫的瞎指挥，不少州和区的农庄和农场的生产水平降到了1953年的水平以下。

长期以来，西方舆论将赫鲁晓夫的下台说成是传统的“权力斗争”的结果，甚至赫鲁晓夫本人也认为确实如此，他在回忆录中还曾经作了这方面的表白。

中国受中苏交恶等事件的影响，对赫鲁晓夫下台原因的评价也有很浓重的阶级斗争色彩。如1964年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的《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社论指出：“赫鲁晓夫垮台的原因千条万条，最根本一条是他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出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违背了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意志，妄图阻碍历史的前进。社论列举了赫鲁晓夫的12项罪状。指出赫鲁晓夫所做的一切坏事和政策，根本危害了苏联人民的利益，危害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像赫鲁晓夫这样一个人物之所以垮台，绝不是由于什么年迈、健康恶化，也不只是由于他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的错误，而是由于他推行修正主义总路线和对外对内的一系列错误政策的结果。这是针对苏共说赫鲁晓夫下台是由于所谓健康原因，所谓领导方法、领导作风等等，而完全不谈他的修正主义错误的。”

但随着对苏联有关历史和赫鲁晓夫研究的深入，学界对赫鲁晓夫下台原因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浅层的权力斗争，而是直接与赫鲁晓夫的改革成败相联系。早在1964年10月17日，即“十月全会”的第四天美国驻苏联大使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对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作出了分析：“赫鲁晓夫的错误主要与经济管理的问题相关。赫鲁晓夫的一些经济政策或者甚至更具体的经济管理的建议可能是联盟反对他的重要因素。”沈阳大学教授杨小梅在《论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中指出导致赫鲁晓夫下台的真正原因，“是他执政以来执行的错误政策造成的。”农业、工业等经济政策的失误是导致赫鲁晓夫下台的最重要的原因。2000年出版的《世界通史》中提出赫鲁晓夫1962年划分农业党和工业党的举措造成了机构重叠，政令不一，指挥失灵，管理混乱，效率下降，遭到了中央和地方广大干部的强烈反对，成了赫鲁晓夫下台的直接导火线。

曹卫平主编的《世界当代史》指出：赫鲁晓夫经济改革的失误，引起工农业生产的波动；对斯大林的错误在揭露方式上引起国内部分人的不满；而超越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左”的指导思想，加剧了业已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与此同时，他在政治方面又掀起“反对个人崇拜”的高潮；在文化教育领域的脱离实际的改革，引起干部群众广泛的抵制；在军队，过分强调核弹的威力，几年间裁军数百万，引起部分军队干部的反对；在外交方面，中苏关系紧张，古巴导弹危机又使苏联大失脸面。上述问题使赫鲁晓夫的威信在1964年下降到最低点，苏共最高领导层酝酿着迫使其下台的行动。

还有观点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与其自身原因有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兴指出“由于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改革朝令夕改，摇摇摆摆，收收放放，缺乏深思熟虑，而又独断专行，损害了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切身利益，也使广大干部群众无所适从，渐生对赫鲁晓夫的不满和怨愤之心。赫鲁晓夫本人性格粗鲁，颐指气使，不能平等待人，没有培养出忠诚于自己的干部队伍，反而使很多他亲手提拔起来的人成为自己的反对者。他经常在国内外到处访问、考察，这就为中央反对他的密谋活动提供了条件。”

周尚文在《苏共执政模式研究》中提到引发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是“60年代起，苏联内政外交面临不少困难，赫鲁晓夫的独断专行以及他在处理许多问题上的重大失策，使他周围的同事对他越来越感到不满和厌烦。”

麦德维杰夫在《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中指出1964年的赫鲁晓夫下台事件“不同于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1957年组织的那场阴谋。在最坚决地主张赫鲁晓夫必须下台的那些人当中，有很多人本来是不希望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的，而且当时还尚无明确的人选来接替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主席团的所有成员，和大多数中央委员，几乎都是靠了赫鲁晓夫的提拔，才取得了这样高的地位。他们在一定的时期里，都曾满腔热情地与他共同奋斗过，给予过他支持，并且成为他的权力的组成部分。但是现在这步棋是非走不可了。在复杂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掌管苏联这样一个大国，不是任何哪一个人力所能及的，特别是如果这个人不仅缺乏所需要的全部专门知识，而且更甚的是，没有接受有价值的建议的；必要耐心和通情达理。赫鲁晓夫的反对者们首先承认，他是‘好心办坏妒’。但不论他的个人品质如何可敬，他实际上是在把国家，而且对州党委和中央委员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在把党引向灾难。他在损害党的中央领导的基础，损害党的团结，并且已经威胁到了党内要害职务的任期。他的反对者们说：‘我们不想，也不再需要任何改革’，‘必须恢复过去稳定可靠的集中领导的方式’。鉴于这些考虑，他们于是下决心剥夺了赫鲁晓夫的权力。”

万福义在《党鉴共产党历史发展与执政规律研究》指出赫鲁晓夫下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推行改革10年来，还丢掉了苏联社会里所有支持他改革的社会阶层。”为了推行与美国的缓和政策，赫鲁晓夫单独决定并宣布苏联单方面裁军120万及削减军费开支，引起苏联军方人士的强烈不满；赫鲁晓夫在干部制度上采取的任期制和轮换制，也引起了大批高中级干部的抵制和反抗；赫鲁晓夫在农业丰收后又逐渐收回了给农民的优惠政策，农民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强调思想解放，开始了苏联文化领域的解冻时期，但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和苏联文化界思想解放的程度，又让赫鲁晓夫感到不放心，于是又开始了实行对文化界的思想控制策，文化界对赫鲁晓夫的改革也由支持变得心存疑虑，等等。所有这些使赫鲁晓夫几乎成为孤家寡人，更重要的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共中央委员会对赫鲁晓夫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赫鲁晓夫一意孤行，家长制的领导作风，粗野的行为举止，到处改革，到处煽风点火捅娄子，都令苏共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深感难堪。因此，一场清除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开始在苏共中央内部酝酿。

俄罗斯历史学家鲁·格·皮霍亚综合了以上的几种看法，在《苏联政权史》指出人们习惯上把赫鲁晓夫下台视为进行自相矛盾、很不彻底、反斯大林的改革时期宣告结束。他指出“赫鲁晓夫的下台是多年积累起来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分析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时必须考虑到两种因素，第一种因素是促使赫鲁晓夫作为党和国家头号人物的影响力受到削弱的国内客观进程，第二种因素是赫鲁晓夫与当时党政军、工业部门的当权人物之间的私人关系。”

赫鲁晓夫作为苏联最富争议的领导人之一，给后世留下许多未解的谜团和津津乐道的轶事，各国记述和研究其生平的传记文学作品卷帙浩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