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曾先后南下至南京隐仙庵、杭州宗阳宫、湖州金盖山等地收徒传戒，再到湖北武当山收徒传戒，度弟子甚众，使久衰的全真龙门派逐渐复兴，被后世道士誉为龙门中兴之臣。卒后敕赠抱一高士。他在南京收徒传戒，后辑有说戒记录《碧苑坛经》（或称《龙门心法》）二卷，既讲修炼次第，又讲修炼方法。提出入道学仙，须按皈依三宝、忏悔罪业、断除障碍、舍绝爱缘、戒行精严、忍辱降心、清净心身、求师问道、定慧等持等二十要，依次修行；并须严持初真、中级、天仙三级道戒，以戒、定、慧为渐进之基。其内丹修炼法，标榜“无相法门”，反对“看相修行”，破斥拘于炼化精气的金丹命术。认为只要了性，不愁命不立。尤其反对通过炼化精气以求却病延年。认为肉体总是要死的，不死的只是真性法身。“所说延生，不是却病延年，长生不死，乃是万劫不坏真性，亘古长存之法身”。又说：“如来亦有灭度之时，老聃亦有飞升之日。”“色身纵留千年，止名为妖，不名为道。法身去来常在，朝闻道夕死可也。”

开坛说戒

为了加快教派发展的步伐，康熙二年（1663），王常月率弟子詹椿、邵守善等人长途跋涉，南下至江苏的茅山、南山、浙江的杭州、湖州金盖山和湖北的武当山等地开坛说戒，收得了大批弟子。许多原属正一派的名山，也陆续改易门庭，成了全真龙门派的丛林。在王常月的努力推动下，沉寂了四百年的全真龙门派，开始出现了空前的蓬勃发展景象。

康熙十九年（1680）九月九日，王常月“以衣钵授弟子谭守诚，留颂而逝”。徒众将他安葬在白云观西偏殿。康熙皇帝闻知，敕赠“抱一高士”之号，降旨筑飨堂、塑法像，每年忌日遣官至祭。

王常月宗教事业上的成功，是得力于他遇到了改朝换代的大好天时，得力于他占据了京师白云观可以依傍朝廷权势的绝佳地利，同时也得力于他本人灵活的处世能力和深厚的道学修养。而他的高寿，则得于力他的修道思想和修道实践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科学的精神，符合生命活动的规律。

王常月生当明季之乱，慨然有出尘之心。中年时拜龙门派六世祖赵复阳（即赵真嵩）为师。赵授以戒律，嘱之曰：“成道甚易，然亦甚难。必以苦行为先。种种外务切须扫除，依律精炼，潜心教典，体《道德》自然之奥，探《南华》活泼之真机，方为稳当。”又曰：“吾三百年来独任（即律宗三坛大戒）之事，再传于子，时至而兴，大阐宗风”。王常月牢记其师振“宗风”之训戒，毅然以振兴龙门派为己任。辞师后，周游神山仙洞。八九年间学师共约二十八处，印证五十余人。后隐居华山，刻苦修道。

清世祖十二年（公元1655）秋，王常月北上京师，挂单灵佑宫。 次年（公元1656）奉旨说戒于白云观，开坛说戒凡三次，收弟子千余人。三次公开传戒，不仅发展了大批教徒，而且表明其已获清朝统治者的保护和支持。这对龙门派的复兴具有重大意义。他为顺治帝所器重，赐为“国师”，三次赐予紫衣。康熙二或三年（公元1662或1663），王常月亲率弟子詹守春、邵守善等南下，在南京、杭州、湖州和武当山等地开坛授戒。一时之间，南方道士纷至门下。由此，龙门派在当时整个道教日趋势衰颓的情势下，呈复兴之象，并成为全真道中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一个支派。闵一得在《金盖心灯》中称其“是我朝高士第一流人物。”

王常月的弟子众多，于各地形成多个全真道龙门派支派。有的直至现代还颇为兴旺。

王常月是道教里“全真教”派的支派“龙门”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全真教在13世纪左右曾一度非常兴盛，其中一位很有名望的人物丘处机创立了龙门派，使这一派在元朝广泛流传。但是丘处机死后，道藏被毁，大批道家经典彻底失传，北方以这一派为代表的道教就开始衰落了。直到17世纪，王常月重新改革了这一派别，又使它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兴旺。

在近二百年的顺康雍乾嘉朝没有一个崇道的皇帝，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过去道教赖以贵盛的上层路线被堵死，道教失去了挟君威以振仙道的起码条件。皇帝对诸如娄近垣和王常月也只是利用。即便是这样，皇 帝都公开宣称“此举非崇奉道教以祈福祥也”生怕粘上“崇道”的恶名，可见，在清初皇帝和一般社会政治家们的眼中“ 崇道”就意味着 “乱政”明皇帝的崇道失国的教训历历在目，这实际上宣告正统道教在政治上已经“死’了。正统道教高度“内敛”道教无力实现自我更新，道教的整体性衰落已经不可避免。

王常月（？~1680）为清初著名龙门派道士。王常月在顺治和康熙朝偶得皇帝好感，在北京白云观开坛讲座，激起了龙门派复兴教风的雄心，王常月更是以振教为己任，著 《龙门心法》又名《碧苑坛经》在传统的道教教义中，圣人、佛陀和神仙是比肩齐等的，神仙是道教信仰的核心和标志。但是，在清朝，道教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文化影响力每况愈下，其合法性存在都受到了威胁，更惶论发展了，针对这一情况，王常月竭力以道附会儒释，千方百计为道教争取社会存在的合法性。在他的“心法”中，处处以儒释的观点为权威，引经据典，说明他的“心法”丝毫不异于圣人教诲,完全同于佛门妙理。他说：“欲修仙道，先修人道。人道未修，仙道远矣。儒门曰：先齐家，而后可以治国。齐家犹人道，治国犹仙道。家不能治，岂能治国乎？释氏曰：须尽凡心，别无圣解。这凡心乃三纲五常之理，如依此行完，即人道全，而修仙不难矣。虽不能成圣成真成佛，也容易的了”。王常月这一 “三教合一”论，实际上是“三教混同”论，目的在于假儒释以方便道教之自强。

他历数过去全真道之弊，说：“为何大道不行，教门哀薄？诸子，只因本教全真 '不能度己,只要度人',这八个字的大罪根,自坏全真教相的公案也。诸子，你阐教的，自己不能依教奉行，先要劝人依教奉行，谁肯信服呢？怎见得全真不能度已，诸子嗄，度众生者，度自己之众生也。”“先度己”成了王常月振兴龙门派的基本出发点。而所谓 “先度己”的真正含义，实际上是要求道教徒以初真戒、中极戒和天仙大戒“三大戒”自律，顺应时势，精修心法，见圣贤仙佛之心，明圣贤仙佛之理，悟圣贤仙佛之法，行圣贤仙佛之事，成圣贤仙佛之身，远离旁门左道，以正玄风，振兴教门。王常月一再强调“心法”的重要性，处处流露他对“道化颓靡，黄冠失教”的切肤之痛，实际上，王常月是要求教徒放弃过去的“白日飞升”及“肉体成仙”神仙观，他将过去道教的各种仙术归为“小道”他说：

或以烹铅炼汞为出世的法，便行功朝屯暮蒙，退符进火，几曾见玉液七返，金液九还，拿住贼，放了贼也。或以存思观想，默朝上帝于三天。或以炼度济幽，超拔幽魂于九地。或以呼神召将，佩符箓以号真人。或以提气开关，运精气而称妙道。或讽诵经文而勤劳礼拜。或炮制丹药而救病医疮。或炼服食以望飞升。或效阴阳而行采取。或鼎器中橐龠呼吸，以神运真铅延生接命。或鼎炉内砂火抽添，以炼茅根，立功布施。或以身体哀残，抱金丹之道而待传于有福。或以因缘浅薄，行难行之行而撒手于悬崖。种种昧却自性，为幻修行，俱是旁门。

王常月的“心法”本质上是全真道“性命双修”主张的进一步发展，但是王常月走得太极端，他希望借助于佛教的 “戒律”而成就“心法”希望打破道教理论和道法的封闭性促进道教走向社会，通过自律提高道教的素质，他的新神仙观，是对全真道“性命双修”观的新阐释，蕴含着“修性”至上的倾向，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明朝的张宇初的《道门十规》对正一道的发展影响一样，其结果，道教正一道和全真道都通过民间化走上了民俗化的不归路。

清初娄近垣和王常月仍然试图通过走上层路线而求得道教的发展,然而时过境迁，他们的成功不过昙花一现。由于清初皇帝普遍不信道，在政治上对道教严加限制，使道教的任何创新都难以为继，所以，娄近垣和王常月的得宠具有偶然性和个体性特征，道教适应清王权的政治努力失败，清朝道教整体性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

人都生活在现实之中，都要面对一个环境，都有不可缺少的需求，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那么，怎样才能既人世又超然、既“全人道”又“修仙道”呢?王常月认为，这里的关键是不可“著相”。他说，人们之所以常常“著相”，是因为常常真幻不分，受到“爱缘”的牵缠。爱名声，爱地位，爱钱财，爱风花雪月，爱歌舞美人，这些无穷无尽的妄心、爱缘，蒙蔽了人的真性，并由此而产生出无穷无尽的烦恼。要扫除所有这些遮蔽在心体上的浮云，重现明朗的性天，只有舍绝爱缘一个法子。“一切大小精粗之物，一切远近眷属之人，一切内外邪正是非之事，一切圣贤儒释道三教之法，一切经书文献典籍之理，一切天地阴阳造化之妙，一切神奇玄幻之术，一切清微灵宝全真道路，以至名山洞府、天宫圣境，以至七宝八珍、河图龟瑞，及自己身心五脏六腑，齿舌精气，山河大地，草木禽兽昆虫”，如此种种，永远都不可对它们心存丝毫的执著。他说：“《清静经》云‘上德不德’，是不执著也。”（按:“上德不德”，原出于《老子》第38章。）不执著就是不“著相”，就是舍绝了爱缘。然而舍绝爱缘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那么，怎么办呢?王常月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首先要用“戒”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他把定比喻为家，把戒比喻为回家的路，把慧比喻为主人，把世间万物万境万事比喻为客。他认为，只有经过“戒”这条必由之路，回到“定”这个家，才能生发出“慧”的光芒，才能得到大彻悟，才能置身于世间万物万境万事之中而不被其缠绕，并且还能从容应对，游刃有余，“能应万物万事，不被万物万事粘缚了；能转世间万境，不被世间万境粘缚了”。

清代道教胜地金盖山云巢支派诸师都遵循着王常月的学说，“不重法力神通、长生不死，唯炼性淳心净”。西竺心宗大师沈一炳说：“天仙心学，既无卦爻，又无斤两，彻始彻终，唯守‘无念’两字，得验与否，付诸东流，念始得一焉。……只从《碧苑坛经》入门。”《唱道真言》和《乐育堂语录》等著名丹书，也都深受王常月修性还虚思想的影响。如《乐育堂语录》中说：“上品丹法，以神入于虚无中，不着色，不着空，空色两忘，久之浑然融化，连‘虚无’二字也用不着。”即使王常月高度重视心性修养的学说，也仍然是有其一定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王常月认为他的三坛大戒，就是佛家的戒、定、慧：初真戒讲的是个“戒”字，中极戒讲的是个“定”字，天仙戒讲的是个“慧”字。他批评世人五花八门的修炼方法，“或以存思观想，默朝上帝于三天；或以炼度济幽，超拔阴魂于九地；或以呼神招将、佩符篆以号真人；或以提气开头，运精气而称妙道；或讽诵经文而勤劳礼拜，或炮制丹药而救病医疮；或炼服食以望飞升；或效阴阳而行采取；或房中鼎器呼吸，以神运真铅而延生接命；或鼎炉砂火抽添，以烧炼茅银而布施立功；或以身体衰残，抱金丹之道而待传于有福……”，所有这些，都是“盲修瞎炼”，惟有戒、定、慧这“降伏身心意的工夫”，才是“无上至真妙道”。

他说，修真之法，归根结底是“要将六根六尘扫净，五脏五欲安和。使主人常住灵台”〔“主人”指神，“使主人常住灵台”，即《黄帝内经》所云“精神内守”之意。“只要用志不分，凝神气穴，栽培祖气，温养先天，致虚极，守静笃，纯一不二，神藏无极，极而太极，自然智慧光生，元阳来复。”如此“常清常静”，“唯灭动心，不灭照心，则生可延；但囊空心，不凝有心，则命可保。”

思想着述

王常月在南京的传戒记录，被其弟子施守平等辑录为《碧苑坛经》，另有弟子辑录（一说是将《碧苑坛经》校订）为《龙门心法》，两书稍有不同，但内容宗旨大体一致。全书内容分：心法真言、皈依三宝、忏悔罪业、断除障碍、舍绝爱缘、戒形精严、忍辱降心、清净身心，求师问道、定慧修真、报恩消灾、立志还愿、印证效验、保命延生、阐教宏道、济度众生、智慧光明、神通妙用、了悟生死，公德圆满、参悟玄机。（《龙门心法》将“参悟玄机”置于“清净身心”前）

王常月既讲修炼次第，又讲修炼方法。首此提出入道学仙须按皈依三宝、忏悔罪业、断除障碍、舍绝爱缘、戒形精严、忍辱降心、清净身心、求师问道等二十要，依次修行。并须严持初真、中级、天仙三级道戒，以戒、定、慧为渐进之基。

王常月内丹修炼法，再次肯定了全真“先性后命”的修炼思想。标榜「无相法门」，反对「看相修行」，破斥拘于炼化精气的金丹命术。认为只要了性，不愁命不立，尤其反对炼化精气以求却病延年。

王常月认为肉体总是要死的，不死的只是真性法身，说“所说延生，不是却病延年，长生不死乃是万动不坏真性，亘古长有之法身”，又说“如来亦有灭度之时，老聃亦有飞升之日”。

由此，他对道教“长生不死”的思想作了新的解释，“谁曾不死，那见长生，不死者，岂是凡身，长生者，非关秽质”，“色身纵留千年，止名为妖，不名为道。法身去来常在，朝闻道夕死可矣”，“不死者我之法身，长生者吾之元气”。

除了以上《碧苑坛经》（《龙门心法》），他的著作还有《钵鉴》五卷，又有《初真戒律》一卷。

《龙门心法》与《碧苑坛经》

《龙门心法》与《碧苑坛经》二书篇目相同，但编次与字数并不完全一致。《龙门心法》分为上、下2卷，《碧苑坛经》则分为卷首、卷上、卷中、卷下、卷末等5卷。《龙门心法》卷首题为:王常月传、詹太林（龙门派第九代）校、唐清善（龙门派第十代）演，说明此本曾经唐清善扩充。原系抄本，后于同治十年（1871）由北京白云观出资印行，方才流传开来。《碧苑坛经》卷首题为:龙门第七代王常月演第八代施守平纂、第十一代闵一得订，应是施守平整理之本，后经闵一得修订，并编入其所辑《古书隐楼藏书龙门心法》流传较广。

《龙门心法》篇目

《龙门心法》之中，共包括22篇内容，分别为《心法真言》、《皈依三宝》、《忏悔罪业》、《断除障碍》、《舍绝爱缘》《戒行精严》、《忍辱降心》、《清静身心》、《参悟玄机》、《求师阿答》、《定慧等待》、《密行修真》《卷之上》、《报恩消灾》、《立志发愿》、《印证效验》、《保命延生》、《阐教宏道》、《济度众生》、《智慧光明》、《神通妙用》、《了悟生死》、《功德圆满》《卷之下》等。其中《碧苑坛经》将《参悟玄机》一篇置于最末。从其篇目名称，也可看出，王常月提倡精守戒律，并非仅仅为了戒行精严，乃是在于约制人心，以为修道之用，故称“心法”。

《龙门心法》内容大要

在《龙门心法

三皈依起首。何以故?盖性命生死，大事因缘

儒家的思想，尤其是佛教律宗的影响非常明显，公开讲授戒律心法，使当时的全真道风为之一新。在他的影响之下，相继出现了一批龙门高道，大讲明心见性等佛禅之理，证明王常月的律宗思想，对于后来世人对道教的第一印象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