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燃遍全国，尤其是大河南北和江淮地区的农民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猛烈地冲击着隋朝的统治基础。与此同时，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加剧。隋炀帝猜忌大臣，擅杀文武将臣。早在李渊任山西、河东抚慰使时，副使夏侯端就劝他早做打算。李渊“深然其言”。等到任太原后，他对次子李世民说：“唐本就是我的封国，太原就是唐所在之地。如今我来到此处，是为天赐良机，赐予却不取，灾祸将要来临。但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没有办法经邦济时。”这表明了他起兵的意图和策略。所以李渊到任以后，首先带兵在雀鼠谷击溃了活动于太原以南的历山飞别将甄翟儿部，稳定了山西的局势。但在对突厥入侵的防御战中，所派的副留守高君雅和马邑太守王仁恭作战遭到失败。炀帝下令拘捕李渊而斩杀王仁恭。李渊让李世民做好随时起兵反抗的准备。过了不久，炀帝又遣使驰驿赦免李渊与王仁恭。李渊认为时机已到，于是“雄断英谟，从此遂定”。经历这一事故，李渊加速了举兵反隋的活动。

李渊为人“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见人一面，不论贵贱，即能十数年不忘。当时的山川冲要，他也做到了“一览便忆”。此外，李渊也是一个胸有成竹，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他招降纳叛，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并授意长子李建成在河东“潜结英俊”。李世民也在晋阳暗中结交豪杰，招纳逃亡之人，网罗各种人才。

当时，起兵反隋的队伍蜂拥而起，隋炀帝所在的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被孤立。晋阳县令刘文静看到李渊“有四方之志”，于是竭力结交。后来，他与李世民在狱中结识，暗中谋划起兵事宜，但确定计策后，李渊还不知情。李世民想实情相告，又担心李渊不听。李世民私下找到晋阳宫副监裴寂商议，裴寂就选了晋阳宫的几个美女，乘李渊喝醉酒之后，陪他过夜。然后，裴寂把李世民的谋划告诉了李渊，李渊大惊。裴寂说：“安排宫女侍奉，事情暴露后是要杀头的，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要劝你下定决心起兵啊。”李世民乘机向李渊汇报了整个计划。李渊开始时假装不同意，还表示要把李世民送去报官。过一了会儿，李渊还是答应了起兵，对李世民说：“我爱护你，怎么忍心去告发你呢！”

大业十三年（617年）二月，李渊治下驻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的鹰扬校尉刘武周发动兵变，杀死太守王仁恭，割据马邑而自称天子。三月，刘武周攻破楼烦郡，进占汾阳宫，并与突厥勾结，图谋南下争夺天下。炀帝闻讯后大怒，要提李渊到江都治罪，李渊大为惊恐。在此危急情势下，李世民说：“事情紧急，可以举事了。”后因炀帝又遣使赦免李渊而作罢。但李渊周围的心腹裴寂、许世绪等也纷纷劝他起兵，李渊终于下定了反隋的决心。于是，他以讨伐刘武周、防备突厥南下为名，派李世民、刘文静、长孙顺德及刘弘基等人到各地募兵，一个月内便召集部众近万人，又暗中派人往蒲州召儿子李建成、李元吉至晋阳，准备起事。

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看到李渊招兵买马，怀疑李渊要造反，便密谋骗李渊父子到晋祠祈雨，想要除掉他们，向隋炀帝邀功请赏。不料，这一密谋被晋阳乡长刘世龙获悉，告知了李渊。五月十五日，李渊、李世民先发制人，指使鹰扬府（一作开阳府）司马刘政会告发王威、高君雅二人暗中勾结突厥，引突厥入寇中原，借此将二人囚禁。五月十七日，恰巧数万突厥军队进攻晋阳，李渊立刻下令将二人斩首，对突厥大摆空城计，派部将王康达、杨毛等抄袭突厥，夺取马匹以充起兵之用。随后，李渊派刘文静出使突厥，亲写书札，对突厥始毕可汗卑辞厚礼，始毕可汗复书，承诺支持李渊起兵。

五月三十日，李建成、李元吉自河东到达晋阳，李渊再无后顾之忧。于是裴寂等与李建成兄弟，请求“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李渊完全照办。六月，因西河郡不肯从命，李渊使李建成、李世民率军破郡城，斩郡丞高德儒。自此李渊自称大将军，署置府僚，以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领左三统军等；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领右三统军等，各置官属。又“开仓库以赈穷乏，远近响应”，队伍大为扩张，“二旬之间，众得数万”。于是定下入关之计。

主词条：李渊攻取长安之战

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五日，李渊自率甲士三万誓师，正式起兵。他们由晋阳出发，沿着汾河谷道南下河东。表面上打着“志在尊隋”的旗号，宣布尊立代王杨侑（隋炀帝之孙）为帝。始毕可汗派人送马千匹，驻在楼烦的原西突厥特勤阿史那大奈（即史大奈）也率兵相助。李渊军行至贾胡堡（今山西灵石西南），代王派遣虎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两万屯霍邑（今属山西），左武候大将军屈突通领骁果数万人屯河东，阻击李渊军南下。这时正值秋雨连绵，道途泥泞，李渊军不得前进，军粮也感匮乏。外间还谣传突厥将与刘武周乘虚掩袭晋阳，因刘文静出使突厥未归，众人不知虚实。李渊召集将佐商议对策。裴寂等主张“还救根本（晋阳），更图后举”。李建成、李世民则力主进军。李渊经过慎重考虑，终于作出了继续进军的决定。

八月，雨止天晴，军粮也从太原运来，李渊便率军进攻霍邑。先以轻骑挑战，宋老生统兵三万由东门、南门出而迎战，李渊军稍稍退却，宋老生认为李渊畏惧，引兵前进，离城里余而阵。将军殷开山率步兵抵挡宋老生，李建成、李世民绕向宋老生阵后，分别屯守东门和南门，断其归路。正当双方激战的时候，李渊派人高呼“已斩宋老生”。宋老生部众听后，阵势大乱，纷纷回逃，李渊军所向奋击，杀死宋老生，取得大捷。李渊乘胜挥兵登城，攻克霍邑。进军临汾（今山西临汾南），克绛郡（今山西新绛），直抵龙门县（今山西河津）。

这时刘文静从突厥赶到，同来的还有突厥大将康鞘利所带的兵士五百、马匹二千。沿河守臣也纷纷来降。同时，李渊去信招降冯翊农民军首领孙华，又遣左右统军王长谐、刘弘基及左领军长史陈演寿等统步骑六千，自梁山渡河，以待主力到达。李渊亲自率诸军包围河东，屈突通婴城固守。李渊见城坚不易攻取，意欲引兵西往长安，与将佐商议。裴寂提出如不能克河东将陷于腹背受敌之境，建议“先克河东，然后西上”，则长安必破。但李世民认为兵贵神速，应该挟胜速取长安。李渊综合两种意见，扬长避短，决定留兵围困河东，自统主力军西进，自壶口渡河，舍于朝邑长春宫（在今陕西大荔朝邑镇西北），“关中士民归之者如市”。李渊分军两路，命李建成、刘文静率王长谐等数万人屯永丰仓（今陕西华阴东北），扼守潼关，以备东方援敌；命李世民率刘弘基等数万人，掠取渭水北岸之地，对长安采取钳形攻势。

李渊在关中的亲属，听到李渊军到来的消息，纷纷响应。他的女儿李氏（嫁柴绍，后封平阳公主）在鄠县（今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散家财，招集亡命之徒，招降邻近的各路义军。李渊的从弟李神通也在鄠县起兵，部众至数千人。李渊的女婿段纶在蓝田起兵，有众万余人。其中李氏的势力最大，部下至七万人，号称“娘子军”。李世民一路西进，广招官吏、义军，待到泾阳时，亦有胜兵九万人，与“娘子军”相会，声势大张。李渊于是命李建成率永丰仓精兵，自新丰西进长乐宫，李世民回师北屯长安故城。李渊引军西行，所过之处，废去一切离宫园苑，释放宫女，归还其亲属。当时，隋炀帝远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关内隋军力量薄弱；中原瓦岗军与王世充激战方酣，均无暇西顾。因此李氏父子进军神速。

大业十三年（617年）十月，李渊抵达长安，驻营春明门（长安城东面三门之一）外。合军二十余万，大修战具，围攻京城。十一月九日，唐军发起总攻，攻入长安。李渊入城，迎代王杨侑于东宫，迁居大兴殿后。李渊还居长乐宫，“与民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除杀隋右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郡丞骨仪等，其余一无所问。于是文武将佐请李渊即帝位，李渊不听，仍在观望和等待时机。十三日，他迎立杨侑为帝，即隋恭帝；改元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甲子日，李渊自长乐宫入长安。隋恭帝授李渊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录尚书事，进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改“教”称“令”，视事于虔化门（在大兴殿前东偏），一切事务“咸归相府”。同时设置丞相官属，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李纲为司录。李建成为唐国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秦国公，李元吉为齐国公。李氏父子完全控制了关中局势。

义宁二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之变中被禁军将领杀死。此后，李渊加紧了篡夺皇位的进程。同月戊辰日，隋恭帝进拜李渊为相国，总司百揆，享受九锡之礼。五月乙巳日，隋恭帝命李渊佩戴十二旒冕，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戊午日，隋恭帝被迫下诏禅位。甲子日（6月18日），李渊即皇帝位于长安太极殿，国号为唐，建元武德，定都长安，是为唐高祖。李渊建唐后，以李世民为尚书令。不久，又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

李渊接受“禅让”后，对前朝后裔较为优待。他下诏封隋恭帝为酅公，并封北周后代为王，进一步强调李唐取得政权的合法性。

李渊称帝时，群雄纷争。唐朝疆土只限于关中和河东一带，尚未完全统治全国。面对这一形势，李唐的战略方针是，首先巩固关中根据地，然后进军关东，逐步统一全国。因此，李渊频频派遣李世民、李建成及李元吉等人出征，逐步消灭各地割据势力。

主词条：浅水原之战、虎牢关之战、唐灭刘黑闼之战

隋末动乱之际，河东人薛举在金城起兵反隋，自称西秦霸王，后称帝。他据有陇西之地，拥兵号称三十万。唐军入长安后，薛举攻扶风（今陕西凤翔），被李世民击败。武德元年（618年）六月，李世民率军攻打薛举，因病退回后方休息，接替指挥的行军长史刘文静、司马殷开山自恃人多而不设备，为薛举所袭击，在高城（今陕西长武西北）遭遇大败。八月，薛举派他的儿子薛仁杲围攻宁州，为宁州刺史胡演所击退。同月，薛举病死，其子薛仁杲袭位。李渊一面向盘据凉州（今甘肃武威）的李轨修好，一面再命李世民为元帅抗击薛仁杲。十一月，李世民大败薛仁杲，将其俘杀，平定了西北广大地区。

李轨割据一方后，内部矛盾激化，自相残杀，人心不附。李渊曾通过李轨的部将安兴贵居中联络，试图劝降李轨，但未果。武德二年（619年）初，安兴贵、安修仁兄弟引胡人发动兵变，俘获李轨，将其交往长安斩首。自此，河西走廊平定。同年，剽掠汉水、淮河之间的朱粲请降，被李渊封为楚王。不久后，朱粲又杀死唐使段确，投奔王世充。

正当唐廷经营西北的时候，代北的刘武周大举进攻太原，唐军战败，留守太原的李元吉弃城逃走。刘武周部将宋金刚南下攻取浍州（今山西翼城），兵势直达夏县、蒲坂，关中震骇。李渊“悉发关中兵”，命李世民统领抵御。李世民自龙门渡河，驻军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与宋金刚部僵持五个月之久，到武德三年（620年）四月，唐军乘宋金刚军粮匮乏，向北撤退的时机，迅猛追击。在吕州（今山西霍县）、介休（今属山西）一带，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大败宋金刚。宋金刚和刘武周一起逃往突厥，后被突厥杀死。唐军完全占领了山西地区，巩固了关中根据地，扫除了进兵关东的障碍。

刘武周败亡时，关东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李密为首的瓦岗军，遭到洛阳王世充的沉重打击，已经失败降唐，后来李密又因图谋东山再起，被杀死。此时，黄河流域形成据有河北地区的夏政权窦建德、在洛阳自称郑帝的王世充与唐朝三足鼎立之势。

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世民奉命率领大军出关，进攻王世充。李世民屯军北邙山（今河南洛阳北），指挥各军对洛阳采取大规模的包围形势。洛阳虽有坚城利器，但围困既久，粮食短缺，死者相属。王世充面对强敌，几次派人向窦建德求援，窦建德起初颇存观望，意图坐收渔人之利。后来看到洛阳十分危急，认为“郑亡则夏不能独立”。于是在武德四年（621年）三月率兵援救洛阳。李世民采取“围郑击夏”的策略，亲率精锐，驰往武牢，据险御敌。窦建德迫于武牢之险，无法前进。留屯累月，军心懈怠，最后兵败被俘。王世充见大势已去，投降了唐军。李世民一举消灭了窦、王两大劲敌，加速了统一关东地区的进程。

随后，李渊下诏流放王世充，却决意杀死深得民心的窦建德，又强征窦建德旧将范愿、董康买、曹湛、高雅贤、王小胡等人到长安，使河北地区人心不稳。同年七月，窦建德旧部刘黑闼等聚众起兵。刘黑闼等多次击败唐军，突厥也派兵相助，声势大振。不到半年，便全部恢复了窦建德原先的地盘。唐兖州总管徐圆朗等也举兵响应。

武德五年（622年）正月，李世民自请出征，挫败刘黑闼。三月，李世民在洺水之战大破刘黑闼，使其逃奔突厥。这次唐军虽然赢得了战争，仍然没有赢得河北的人心。六月，刘黑闼借得突厥兵再起，侵犯山东。唐军征讨不利，河北诸州重新叛乱。十一月，李渊派李元吉出征。但李元吉逗留不前，李渊命李建成赶赴前线，督军作战，至次年（623年）二月大破刘黑闼。刘黑闼败走后被俘斩，徐圆朗闻知其死讯亦出逃被杀，河北重新平定。

武德七年（624年），河北起义军首领高开道为其部将张金树所杀，张金树以地降唐。

主词条：唐灭辅公祏之战

还在攻克长安时，李渊就派光禄大夫李孝恭招慰山南，自金川（今陕西安康）出巴、蜀，“檄书所至，降附者三十余州”。李孝恭大治舟舰，训练水师，积极备战。武德四年（621年）九月，李渊以李孝恭为荆湖道总管，李靖为行军总管，统水陆十二军，进攻占据江陵（今属湖北）、自称梁帝的萧铣。萧铣部将文士弘拒战失败，萧铣出降。唐军一举平定了荆湖地区。攻取江陵后，李渊又命李靖安抚岭南诸州。李靖于此年十一月招降岭南豪酋冯盎、李光度、宁长真等，下九十六州，所得民户六十余万，“岭南悉平”。

割据淮南的军阀杜伏威早在于武德二年（619年）归附于唐。中原既定，杜伏威奉诏入朝，留辅公祏据守。

武德六年（623年），辅公祏举兵反唐，称帝于丹阳。李渊命李孝恭率诸将水陆并进，以征讨辅公祏。至武德七年（624年）三月，辅公祏败死，江南全部平定。

至此，唐廷基本上削平了隋末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基本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主词条：玄武门之变

太穆皇后窦氏生有四子，除第三子李玄霸早夭外，长子李建成为皇太子，为人宽厚有干才，辅助高祖处理政务，稳定后方，支援前线，起过重要的作用。而秦王李世民在晋阳起兵中是首功，且经常领兵出征，战功卓著，为唐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做出重大贡献。随着李世民威望的提高，他与李建成之间便产生了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齐王李元吉支持李建成。同时，李渊的优柔寡断，也使朝中政令相互冲突，加速了诸子的兵戎相见。

还在武德二年（619年），太子詹事李纲就规劝过李建成“不宜听受邪言，妄生猜忌”。《中国通史》认为“这可能是他们之间矛盾的开始”。到李世民削平关东以后，二人的矛盾就更深了。河北刘黑闼再度起兵时，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徵就提醒李建成说：“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因而建议他去讨伐刘黑闼，以图“立功”，并趁势“因结山东英俊”。李建成为树立自己的威望，实践了这一建议。为了加强军事势力，他私下招募骁勇二千余人，屯守东官左右长林门，号称“长林兵”。

李渊即位后多内宠，“小王且二十人”，他们的母亲争相结交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等人，以求自保。而李建成、李元吉也极力拉拢后官妃嫔，史称其“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使之吹捧自己，短毁李世民。也有记载认为二人与李渊的宠妃张婕妤和尹德妃私通，但宋人司马光指出此事“宫禁深秘，莫能明也”。

与此同时，在李世民的周围，早就团聚一批才能出众的文官武将，还有蓄养在外的勇士八百余人。宰相封德彝就曾指出：“秦王恃功，颉颃太子下。”李世民虽因赏赐李神通田庄事得罪过张婕妤，但也“遍见诸妃”，“有以赂遗”。他的妻子长孙氏（参见词条文德皇后）也在高祖和妃嫔之间“尽力弥缝”，以争取后宫的支持，但收效不大。

武德六年（623年）以后，李世民深感“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兄弟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武德七年（624年）六月，李渊前往仁智官（今陕西宜君西南）避暑，居守的李建成派人送铠甲到庆州，两人来到豳州的时候，告发庆州都督杨文干叛乱。同时，宁州人杜风举也到仁智宫进行告发（一说李建成私下吩咐杨文干“募健儿送京师”，“欲以为变”）。李渊大怒，召李建成至仁智宫究问，又令司农卿宇文颖到庆州传召杨文干。结果宇文颖到庆州后，反而帮助杨文干发动叛乱。李渊闻讯后，担心此事牵连太子，可能有众多响应者，于是派李世民前往讨伐杨文干，并许诺事成后立他为太子，废李建成为蜀王。但等到李世民平乱后，李渊却在李元吉与诸妃的请求及封德彝的游说下改变主意，仍令建成回京居守，“惟责以兄弟不睦”，归罪于东宫和秦王府的幕僚王珪、韦挺和杜淹，加以流放而已。

武德九年（626年），李建成夜召李世民饮酒，李世民心痛吐血。李渊无可奈何，因此对李世民说：“看你们兄弟，终究是不和，一同待在京邑，一定产生忿争。”他建议李世民回到陕东道大行台所在的洛阳，“自陕以东，悉宜主之”，并可以建天子旌旗，效仿西汉梁孝王刘武的故事。李建成、李元吉认为放走李世民，于己不利，暗中阻挠，一面派人上书谏止，一面派人对李渊陈说利害，使他放弃此议。这时李建成加紧活动，翦除李世民的羽翼，或进行收买，形势显得非常紧迫。因此秦王府幕僚“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李世民犹豫未决。恰在此时突厥入寇，李建成举荐李元吉督诸军北征，并带走了秦王府的主要将领与精锐士卒。在东宫担任率更丞的王晊又向李世民告密，说李建成将乘为李元吉饯行时暗害李世民。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世民与幕僚房玄龄等密商发动政变。他向李渊密奏李建成、李元吉“淫乱”后宫，并说：“臣于兄弟无丝毫所负，今欲杀臣，似为（王）世充、（窦）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亦耻见诸贼！”李渊听后大惊，告诉他说：“明日当勘问，汝宜早参。”

同年六月四日（7月2日），李世民在长安宫城玄武门附近伏兵，乘李建成、李元吉入朝时将二人射杀（随后又杀李建成、李元吉诸子，并将他们从宗籍中除名），史称“玄武门之变”。当时，李渊正泛舟海池，秦王府大将尉迟敬德戎服入见，李渊大惊，问道：“今日是谁作乱？你到这里来要做什么？”尉迟敬德回答：“秦王因太子、齐王作乱，举兵将其诛杀，唯恐惊动陛下，特派臣来宿卫。”当时裴寂、陈叔达、萧瑀等人随侍左右，李渊对裴寂等说：“没想到今日竟见到此事，现在应该怎么办？”萧瑀、陈叔达劝李渊将国事交付李世民，以能换得无事。李渊只好表示同意，并下达“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手令，这才平息了这场事变。六月七日，李渊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下诏说：“自今以后军国事务，无论大小悉数委任太子处决，然后奏闻皇帝。”

八月九日，李渊正式禅位于李世民，退位称太上皇。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

李渊成为太上皇以后，仍居于太极宫，但已不再预闻国事。

贞观三年（629年）四月，李渊从太极宫迁出，搬到了大安宫（一作太安宫）。在大安宫生活期间，李渊除了参加李世民举行的一些宴会外，几乎不曾离开过大安宫。李世民经常到九成宫（位于今陕西麟游）避暑，李渊也不愿意出行。贞观八年（634年）三月，李渊在太极宫两仪殿宴请西突厥使者。十月，李世民决定在宫城的东北方向营建永安宫，作为太上皇的“清暑之所”（第二年正月改名大明宫，数月后李渊病死，大明宫停止建设，直到高宗之世才渐成规模）。同年十二月，李渊与李世民共同出席在长安城西举行的检阅军队活动，亲自慰劳将士而还。随后在未央宫设宴，召集文武群臣庆祝。

自贞观八年（634年）入秋以来，李渊感染风疾，到贞观九年五月六日（635年6月25日）已然病危。他在遗言中说：“已殡葬后，皇帝应在别处临朝掌管军国大事。丧服的轻重，完全按照汉朝的制度，日夜守丧。园陵的修建，务必节俭。”同日，李渊在大安宫的垂拱前殿驾崩，享年七十岁。庙号高祖，谥号太武皇帝（一作大武皇帝）。同年十月，安葬于献陵（今陕西三原），太穆皇后窦氏祔葬。

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八月，改谥李渊为神尧皇帝。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二月，定谥为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

李渊在位时期，共任用了十二位宰相，除李世民、李元吉外，裴寂、萧瑀、窦威、窦抗、杨恭仁、宇文士及、刘文静等七人出身关陇贵族集团。除刘文静外，余人都出身显贵家庭。而窦威、窦抗、萧瑀和宇文士及都是隋唐皇亲，封伦（封德彝）是山东士族，陈叔达是江南贵族，裴矩是齐隋旧臣。

在这些宰相中，关陇贵族占据多数，说明关陇贵族在唐初政权中仍处于核心地位。但他们之中，长期担任宰相、执掌政务的是裴寂、萧瑀、封伦和陈叔达。这说明在实际政务的处理上，山东士族和江南贵族还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关陇贵族集团本身成员即不多，加以尚武的风气，能够经世治国的人更少，因此必然要吸收其他人员来参加统治。由于李渊和唐初统治核心的门阀观念，吸收同样具有贵族门阀身份的江南贵族和山东士族就成为很自然的选择。而刚刚建起来的王朝，需要建立一整套典章制度，还需要迅速安定山东和江南。因此，在隋朝就参加过中央政府工作的山东士族封伦、江南贵族陈叔达以及具有江南贵族和关陇贵族双重身份的萧瑀就成为合适的人选。

李渊称帝后，鉴于周、隋之季忠臣不敢进谏的情况，下诏求取直言，较为虚心地接纳统治阶层内部之合理劝谏。他将在自己即位后最先直言进谏的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连升九级，由一县小吏提拔为朝廷的治书侍御史，以昭示群臣自己纳谏之诚；对在隋代即有清名、负责教导太子李建成的名臣李纲，李渊也颇为敬重，对其直言多有采纳。这些事例都能反映出其“虚心尽下，冀闻嘉言”的诚意和决心。但李渊也曾听信裴寂谗言，杀死开国重臣刘文静。其杀死投降军阀薛仁杲、萧铣等人的行为也受到了后世的批评。

李渊身为隋朝的旧臣，深为赏识隋代宗臣中的一些才能卓越者。因此在开国之后，他大力提拔任用这些隋朝的宗亲及旧臣，招抚了许多隋朝降将。这些人在新朝各显其能，各尽其用，使唐朝的政局在开国不久便大有起色。

唐朝建立之后，李渊认识到曹魏以来“九品中正制”以门第取士的弊端，为广招人才扩大统治基础，缓和社会矛盾，依然沿袭了隋朝创设的科举制度。武德四年（621年），根据李渊颁布的敕令，唐朝开始设置明经、秀才、俊士、进士诸科的选士制度，成为唐朝开始科举取士的标志。李渊还于武德年间开创了制举。与其他各科相比，武德一朝创立人才选拔制度对儒学人才更为重视。在科举取士之外，李渊还采用了汉魏六朝以来的荐举制，作为对前者的补充。自武德之后，以科举为主辅之以其他方式的人才选拔制度完全确立。

主词条：武德律

在律法方面，李渊于太原起兵之时就曾颁布有宽大之令，从而使得那些先前苦于隋朝苛政的百姓闻之，竞相前来归附。攻占长安之后，李渊更是对唐军约法十二条，“惟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其余一并蠲除。登基后，李渊于武德元年（618年）大赦天下，减轻刑罚。在此后的执政期间，他更是遇事便行大赦，对百姓务从宽宥。

隋朝时曾相继制定开皇律和大业律，但李渊对于隋律的改革实持每况愈下之见，所以他在登基之后命裴寂、刘文静等“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削大业所由烦峻之法”，以宽简作为其立法定律的指导思想。其后，又令裴寂与尚书右仆射萧瑀等撰定律令，其“大略以开皇为准”。至武德七年（624年）五月颁布《颁定科律诏》，将新修科律颁行天下，是为武德律。武德律修订的原则是“斟酌繁省，取合时宜，矫正差违，务从体要”。虽然其篇目“一准隋开皇之律，刑名之制又亦略同”，但武德初选定开皇律作为唐律修订的蓝本，以律、令、格、式等部分构成了唐代完整的法典体系，不仅为后来的贞观律、永徽律、显庆律、垂拱律、开元律等的修撰提供了至为重要的基础，并对后世和周边国家的法制产生了重大影响。

李渊在唐朝开国之初，为了早日平定地方叛乱，完成全国统一大业，便大集诸军、加强武备，并继续沿袭北朝以来推行的“兵农合一”的府兵制。

主词条：唐朝统一战争

唐朝开国后，许多地方还在分裂之中，农民起义军和隋朝残余将领割据各地。李渊在长安安定之后便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统一战争。李渊、李世民父子对农民起义军首领或割据势力，用招降或武力消灭两种方式同时进行。先后平薛举薛仁杲父子，灭河西李轨，北定刘武周，逐鹿中原，灭王世充、窦建德和萧铣，招降杜伏威，完成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统一。至贞观二年（628年）唐灭梁师都，中国重新统一。

隋末兵乱迭起，致使田亩荒废，百姓饥馑。天下统一之后，李渊便下《劝农诏》，要求州县牧宰对民众“明加劝导，咸使戮力，无或失时”。随后，唐廷相继颁布一系列诏令，以辅助农业生产，如《罢差科徭役诏》《申禁差科诏》等。通过此类诏令，唐朝将“蠲减徭赋”“不得差科”等作为日常化管理制度予以确立。为避免臣民因沉湎酒醪欢娱而大行屠酤，造成不必要的社会资源浪费，导致耕牛数量减少，李渊发布了《禁屠酤诏》以提倡节俭、禁行屠酤。总的来说，这些措施有力保障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为了避免征求不息使百姓不堪重负，李渊以身作则，厉行节俭。为节约财政开支，减轻隋末以来京城寺庙道观因结构庞大、人员芜杂造成的资源浪费，李渊诏令澄清释迦、阐教。有感于隋炀帝的巡幸过度，遍建离宫，广采民女，糜费繁恣的情况，他还颁教将“驰道所有宫室，悉宜罢之，其宫人等，并放还亲属”。

经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措施的颁行，武德年间的社会经济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在赋役制度方面，李渊主要延续了北魏的均田制，在此基础上，又实行了租庸调制。

武德二年（619年）二月，李渊初定租、庸、调法。当时因战争而未真正实施。随着天下一统，社会形势渐趋稳定。李渊于武德七年（624年）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调法”，开始在全国推行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是一种以人口为基础，以土地为载体的赋役制度，从国家角度讲，它为征税提供了一个颇具操作性的执行标准，在唐代前期扩大并稳定了国家税收，有力促进了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从民众角度看，它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户负担。由此可见，李渊在位之时创立的租庸调制适应了隋末唐初现实社会，成为唐代前期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

唐立国之初，仍然沿用汉代以来通行于世的五铢钱。武德四年（621年）七月，为整治混乱的币制，李渊废隋钱，效仿西汉五铢的严格规范，开铸“开元通宝”，取代社会上遗存的五铢。时人认为“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一度使“远近甚便之”。贞观年间仍继续沿用开元通宝，高宗时一度改铸新钱，最终复行开元通宝。开元通宝的使用，使唐代货币保持了长期的统一与稳定。它在钱币铸造的形制、重量上成为唐代乃至后世各朝铜钱的范本。

唐朝建立之后，李渊认为“民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在对现实社会和传统惯性的考量中，选择了儒家作为治国的核心思想。鉴于“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为利博深”，李渊提出“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的指导思想。他创立了中央官学，并以国子学来统摄六学。同时还在国子学中立周公庙、孔子庙，四时致祭，并礼遇其后代。在此基础上开始在国家的各个方面全面推行礼制，借助礼制来治理国家。

隋朝灭亡后，李渊下诏开始修订各朝历史，在《修魏周隋梁齐陈史诏》中，他令中书令萧瑀、给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闻礼修魏史，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修周史，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徵修齐史，秘书监窦璡、给事中欧阳询、秦王文学姚思廉修陈史。这些奉诏修史的群臣皆身居要职、文名极高，由他们修撰的魏周隋梁齐陈史，使得大批史籍得到了整理和保存，不仅对于唐朝的封建统治有可资借鉴的作用，对于后世考察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也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

除此之外，李渊还下诏编撰了《艺文类聚》。这是一部类编图书，引用的古籍共有一千多种，为后人保存了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面对隋末唐初极为兴盛的佛教，李渊采取抑制政策。在唐朝初年，最早反佛的是太史令傅奕。武德七年（624年），傅奕请求灭佛，认为佛教宣传的是“不忠不孝”的思想，迷惑百姓。傅奕所提倡的儒家思想是用忠孝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而佛教却与此背道而驰。李渊最后因为“玄武门之变”而禅位，故没有实施傅奕的灭佛思想。

李渊汲取了隋亡的教训，认为历代之所以对周边化外之民采取“怀柔”“羁縻”之政策，是因为华夏与四夷各自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其文化存在着明显差异。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他确立了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对周边国家一视同仁，避免冲突，为李唐政权的巩固与建设赢得了时间。

自北周以来，突厥汗国势力日盛，控弦百万。唐初，突厥为了称霸中原，极力扶植操控各种中原政权，如窦建德、刘武周和梁师都等割据势力来提高自身的地位，这成为了唐朝的心腹大患。李渊为了恢复经济，休养生息，选择对突厥称臣，以求得和平的外部环境。

唐朝建立后，与东北地区的高丽（即高句丽）进行政治和经济上的来往。高丽荣留王高建武登基后，主动向唐朝示好，自武德二年（619年）起，多次派遣使臣赴唐朝贡。李渊奉行以“和”为主的外交政策，与高丽确立了宗藩关系。唐与高丽曾相互遣返了隋朝与高丽作战（参见词条三征高句丽）时的战俘。武德七年（624年），高建武遣使臣入唐请求颁历，次年（625年）请求学习佛教礼法。

面对高丽的请求，李渊采用“以夷制夷”的方法，一面遣刑部尚书沈叔安册封高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公、高句丽国王，并同时册封了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百济王（从武德四年开始，百济就遣使朝贡）。同年再封新罗真平王金白净为上柱国，封乐浪郡王、新罗王。他对三国一视同仁，达到了牵制高丽，稳定边疆的目的。武德九年（626年），高丽封闭了新罗和百济到唐朝的道路，多次侵犯两国，新罗、百济上报唐朝。李渊派员外散骑侍郎朱子奢前去调解，三国纷纷上表谢罪。当时唐朝地位不稳，无力插手朝鲜半岛的三国事宜，采取了中立的态度。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高丽频繁派使臣入唐，接受唐的册封，引进唐朝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双方关系十分密切，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

苑君璋：“唐主举一州之兵，定三辅之地，郡县影附，所向风靡，此固天命，岂曰人谋？”（《旧唐书》引）

李世民：“臣早蒙慈训，教以文道，爰从义旗，平定京邑。重以薛举、武周，世充、建德，皆上禀睿算，幸而克定。三数年间，混一区宇，天慈崇宠，遂蒙重任。今上天垂禧，时和岁阜，被发左椎，并为臣妾，此岂智力，皆由上禀圣算。”（《旧唐书》引）

李翱：“当高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羸师。能顺天而用众兮，竟扫寇而戡隋。”（《幽怀赋》）

刘昫、赵莹等：

宋祁、欧阳修等：“唐在周、隋之际，世虽贵矣，然乌有所谓积功累仁之渐，而高祖之兴，亦何异因时而特起者欤？虽其有治有乱，或绝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几三百，可谓盛哉！岂非人厌隋乱而蒙德泽，继以太宗之治，制度纪纲之法，后世有以凭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欤？”（《新唐书》）

苏辙：“唐高祖起太原，其谋发于太宗，诸子不与也。及克长安，诛锄群盗，天下为一，其功亦出于太宗。盖天心之所副予，人心之所归向，其在太宗者审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长立建成，建成当之不辞。于是兄弟疑间，卒至大乱。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栾城后集·唐高祖》）

张燧：“古今杀降之甚者，莫甚于唐高，而项羽、白起弗与焉。薛仁杲降则杀之，王仁本降则杀之，萧铣降则又杀之，其他盖不胜数也。或谓出太宗意，然而太宗未尝杀颉利也。独当时何无一言救止，岂其力不能得之。文静之死，而无及于数子耶！”（《千百年眼》）

王夫之：

蔡东藩：

毛泽东：“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遇事无断制。”（《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

吕思勉：“唐朝开国之君虽为高祖，然其事业，实在大部分是太宗做的。”（《中国通史》）

崔瑞德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高祖是中国一切史书中最受贬低的一位君主。他的声誉之所以蒙受损失，第一是因为事实上他的统治时期很短，而且是夹在中国历史上两个最突出的人物的统治期的中间：他前面的统治者是大坏蛋隋炀帝，他后面的则是被后世史家视为政治完人的唐太宗。第二，已如上述，是因为他建立唐王朝的功绩被他的接班人精心地掩盖了。实际上，唐高祖举兵反隋时尽管已年过五十，上了年纪，他仍然不失为一个有雄心壮志而又生气勃勃的和干练的领袖人物。有充分材料可以证明，他具有不凡的抱负，而且毫无疑问，恰恰是他策划了太原起事，并胜利地引导唐军进抵隋都。他对李密和东突厥人的外交攻势使得唐军能夺取大兴城，并且使得唐军能组织和加强在陕西的力量而无虞敌军的阻碍。后来，他的大赦、封官许愿和大加赏赐的政策，再加上李世民在战场上的胜利，有助于使新王朝取得很多必要的支援，并且促成了全国的重新统一。也正是唐高祖其人建立了初唐的制度和政治格局。武德之治，从任何现实标准来衡量，都算得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从其结果来看，唐王朝已经打下了坚实的行政、经济和军事基础。总而言之，唐高祖为他儿子的辉煌统治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剑桥中国隋唐史》）

据《旧唐书》《太平御览》等书记载，李渊出生时“紫气冲庭，神光照室，体有三乳，左腋下有紫志（痣）如龙”，呈现异象。李渊年轻时，善于相面的史世良告诉他说：“您的骨骼惊奇，必为一国之主，愿您自爱，不要忘记鄙人说的话。”

李渊箭术超群。北周时，上柱国窦毅要嫁女，但他认为自己的女儿不是等闲之辈，于是在选婿时想了一个办法：让人在门屏上画了两只孔雀，凡是两箭各射中一只孔雀眼睛的，就招为女婿。前边有几十人都没有射中，到李渊这儿两箭都射中了。窦毅欢喜不已，便把女儿嫁给了李渊。

隋炀帝经历杨玄感之乱后，因图谶传言李姓当王，故对李渊等人多有排斥。一次大宴，炀帝看到李渊的脸上皱纹多，便戏称李渊是“阿婆面”。李渊听后非常不开心，回家后也神色沮丧。窦氏感到奇怪，询问李渊原因，他沉默良久，才说：“皇帝看着我说我是‘阿婆面’。”窦氏闻言，马上贺喜道：“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您继承的是唐国公爵位，‘唐’便是‘堂’，‘阿婆面’就是指‘堂主’啊！”窦氏指的是李渊将来要做皇帝，取代隋炀帝。李渊听后，大为喜悦。

李渊攻下霍邑后，照例论功行赏。军吏认为应募而来的奴隶不应和从军的百姓同等待遇。李渊说：“在战场上打仗，刀枪是不认贵贱的；所以评论征战的功劳，又有什么等级呢？应该都按照各人的具体表现加以赏赐。”

随后，李渊又和霍邑的官吏百姓相见，在西河犒赏他们，选拔其中的壮丁，动员他们参军。关中来的的军士要求回乡的，都颁给他们五品官的名衔听任他们回去。有人劝李渊官位不要给得太滥，李渊说：“隋朝的君主就是舍不得论功奖赏，以致失去民心。我们怎么可以效法他呢？而且用官位来收揽民心，不是比用兵更好吗？”

当时有个武功人，名叫严甘罗。他因为行窃，被官吏抓住了。李渊问他：“你为什么要当贼呢？”他回答说：“因为饥寒交迫，不得已才当盗贼。”李渊说：“我是你的君主，却使你这样贫穷，这是我的过失。”于是赦免了那个盗贼。

李渊的三女儿平阳昭公主嫁给千牛备身柴绍，在太原起兵后变卖产业，募集军队，招降各地义军，独自领军攻占盩厔、武功、始平等地，后与李世民共同攻克长安，功勋卓著。唐朝建立后，李渊册封女儿为平阳公主。武德六年（623年），平阳公主逝世，李渊下诏以军礼将其安葬，赐“前后部羽葆鼓吹、大辂、麾幢、班剑四十人、虎贲甲卒”。当时礼官提意见说女子下葬用鼓吹与古礼制不合，李渊反驳道：“鼓吹，是军乐。以前平阳公主于司竹举兵响应义旗，亲自擂鼓鸣金，有克定之勋。周代的文母，被列于十乱；公主有佐命之功，不是寻常妇人可比的。如何不能有鼓吹！”于是特地破例以军礼安葬，以表彰其特殊的功勋；并且按照谥法“明德有功曰‘昭’”的含义，追赐平阳公主谥号为 “昭”。

李渊曾宴请群臣，席上有葡萄。黄门侍郎陈叔达拿着葡萄，却没有吃，李渊询问原因。陈叔达解释道：“我母亲患有口干病，想吃葡萄却吃不到，我想拿回家给母亲吃。”李渊听后，叹息流泪道：“你还有母亲可以送食物呀！”随后把葡萄赐给他，并“赉物百段”。

李渊晚年亲见贞观时期的太平景象，并为之举办了两场盛大的宴会，与群臣尽欢而散：

主词条：陇西李氏

《全唐诗》《全唐诗补编·续补遗》各收李渊诗1首：《为秦王制诗》《嘲苏世长》。

《全唐文》卷1至卷3收录有李渊在位时颁布的诏书。其中《草堂寺为子祈疾疏》记录的是他在大业三年（607年）任郑州刺史时为其子李世民祈祷康复事成后还愿的一篇文章。

据《册府元龟》记载，李渊以北周天和元年（566年）十一月丁酉（儒略历12月21日）生于长安。《旧唐书》则载李世民在贞观八年三月甲戌（初三）为李渊上寿，推其生辰应为天和元年三月初三（566年4月8日）。但上寿一词也可以单指向人敬酒，祝颂长寿，未必指此日为其生年，故仍应以《册府元龟》所记为准。

历来对李唐先世的说法不一。《新唐书》载，李渊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旧唐书·高祖纪》作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也有说法是先为成纪人，人后迁狄道。其后屡经迁徙，至李渊高祖李熙、曾祖李天赐均居赵州昭庆县（今河北隆尧）。也有出自塞北的说法。

据《旧唐书》和《新唐书》记载：李渊出生在长安（今陕西西安）。今人张振龙在《唐高祖李渊生地考》中提出李渊出生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的说法。

主词条：晋阳起兵

据《旧唐书》等史书记载，晋阳起兵的首功是李世民。但也有历史学者提出李渊是主谋。

李世民首谋论

《旧唐书·高祖本纪》《新唐书·高祖本纪》与《旧唐书·太宗本纪》均记载李世民与刘文静共为“首谋，劝举义兵”。《新唐书·太宗本纪》更明确指出：“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旧唐书·裴寂传》也提出了李世民主谋论，并补充了裴寂设计使李渊同意起兵的经过。

《资治通鉴》综合各传记述：“（李）渊与裴寂有旧，每相与宴语，或连日夜。文静欲因寂关说，乃引寂与世民交。世民出私钱数百万，使龙山令高斌廉与寂博，稍以输之，寂大喜，由是日从世民游，情款益狎。世民乃以其谋告之，寂许诺。”

这种说法为后世广泛接受，如《明史》中亦载明太祖时因“唐高祖由太宗得天下”故而罢去其享祀历代帝王庙的资格。

李渊主谋论

孟宪实根据当年的纪录考证，提出反隋是李渊本人意思的说法。依据是李渊起兵时，李世民年纪尚幼。徐连达、仲富兰也认为“李唐起兵反隋的全过程是自始至终由李渊领导和组织的”。

主词条：献陵

唐献陵为唐高祖李渊和太穆皇后窦氏的陵寝，位于陕西省三原县徐木乡永合村。李渊死后，唐太宗李世民依汉光武帝原陵之规格修筑献陵。该陵座北朝南，封土为陵，呈覆斗型，平面呈长方形，陵园为夯筑城恒，四面各壁一门，门外各置石虎一对。南门外矗立着1对高大的华表和1对石犀。陵墓陪葬区西起富平县吕村乡的新庄和道理村，东至褚家塬双堡村，北至北吕村，南到贺家塬、王家庄一带，经考古勘探，确定有93座陪葬墓。献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代小说《隋唐演义》《说唐演义全传》等记录有李渊自隋朝仕官至玄武门之变前后的经历，对其事迹多有艺术加工。清传奇《麒麟图》介绍李渊的事迹亦本于此。

京剧剧目《诉功》（一名《秦琼表功》）写杨林被罗成战败，遭解粮回营的秦琼讥笑，杨怒令李渊监斩秦琼。秦乃历述临潼山救李渊全家事，李始知秦是恩公，急进帐求情，杨林乃令秦琼戴罪市功，出战罗成。该剧中的李渊为老生形象。

关于李渊生平的记录，以《大唐创业起居注》为现存的最原始的资料之一。五代所修的《旧唐书》（卷1《高祖纪》）与北宋时修成的《新唐书》（卷1《高祖纪》）是关于其生平最详尽的史书。

《资治通鉴·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卷185-192）对李渊起兵到退位的部分也有详细记载。其早期、晚年事迹则散见本书其他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