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按照美国式大学创办的岭南大学的前身——格致书院在沙基金利埠（现六二三路）开办了。哈巴担任管教，有学生十多名，学校以“本诸基督精神设施最高标准的教育”为办学理念。

由于身处战争年代，建校之初，岭大校址几经变迁：1898年迁至广州四牌楼（现解放中路），当时有学生17人，教员3人；1899年迁到花地萃华园；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学校迁澳门，中文校名改为岭南学堂。1903年在距广州城东南十里的康乐村购得200多亩土地，搭上盖板屋当校舍，学生从十多人增至一百多人。1904年，将永久校址才设立在此。

1907年，创办人之一的美国牧师尹士嘉回国，转晏文士任监督，钟荣光任协理校务，又筹得120万元建造校舍，于是扩大班级。1912年再改为“岭南学校”。

开办之初，规模不大，还缺乏开设完整大学课程的条件，仅办大学预科四年和本科一、二年级，开设了英文、格致、理化、算术、地理、生物等西学课程，在教学中运用实验方法，体育课也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部分。清末，学校从规模、管理、教学，都堪称广东近代教育的楷模。民国初年，岭大开设了完整的大学课程，省长廖仲恺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拨出30万元给岭大做开办费。1916年，开办文理科大学；1918年正式称为“岭南大学”；1920年，成立岭南农科大学，为岭南大学内分立的大学。在广东当时的高等院校中，其规模、师资、设备、教学等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

在20世纪20年代的全国性反对教会与收伊斯兰教育权运动中，广大岭南人以各种形式进行斗争。最终，纽约董事局终于派出特别考察团于1926年12月底抵穗，与以李应林为首的旧同学委员会9人代表组成的旧同学顾问部经过近一个月的协商，达成了如下方案：“在中国成立校董会，负责岭南大学的行政管理，包括负责筹措全部中国教职员工的工资，这一作法非比寻常，设在纽约的董事局改为岭南大学美国基金会，它将名义上仍拥有校园和建筑（农业用地除外），但根据上述条件把它们租给学校（租金后定为每年1万美元），基金会的主要职责是资助西方教职员，争取数量不变。”

由旧同学部选出以华人为主体的董事会，并由董事会决定聘请钟荣光担任校长，李应林担任第一任常务副校长。外国人在中国办理的学校，都只是委任中国人为校长，最高权力机构则一如其旧；由于岭南处于当时革命运动最蓬勃的广州，可以说这成为“独一无二”的结果。

1927年岭南大学收回国人办理后，学校不再以传教为目的，致力于实用学科设置，把教学科研与社会应用结合起来，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成为新的办学目标。办学成绩最突出的是农学，当时岭大和南京金陵大学的农业研究工作是中国高等学校中最出色的。如蚕桑学中，采用科学技术进行蚕种培育，把生产出来的免疫蚕种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推广，并建立了10个蚕种推广站。农学院还引进日本、美国的新式缫丝设备和日本先进的缫丝技术，进行缫丝技术改良试验，试验成功后，学校把新式设备和技术向顺德、南海一带的丝厂推广。岭南大学从1928年始在农学院设植物病理学系，从事华南地区植物病研究工作，是广东最早进行植物病研究的机构。1932年，植物病理学系受广东省政府农林局委托，负责华南植物病防除研究工作。该系曾进行桔柑、水稻、甘蔗病防除的研究。农学院曾把夏威夷种木瓜引种在校园内，成为著名的“岭南木瓜”，并向社会推广，远近乡民争相栽植。

七七事变后，烽火连天，举世震荡。岭南陷于瘫痪状态，加上经济困难，员工欠薪，汲汲难以维持。李应林入主岭南后，首先筹集资金，清发欠薪，解决经济困难，坚持继续在广州开课。1937年10月，岭南大学全体教职员发表《告全体同学书》：“我校于此种紧张严重局面下，仍一依政府公布时间上课，未膏一日辍，以迄于今……‘母校屹立，风波不摇。’平昔吾人之颂于校歌者，现既经呈见于事实，广州各大学之从事复课者，且群为我校之响应，此种现象，凡爱护岭南者，想必同引为深慰……总之，吾人认定本学年己展开我校校史，我国国史最严重的一页……同人于飞机声中，炸弹声中服务校内，当以此义互勉，兹更提出与同学诸君共勉……我校员生苟人人具此决心，不难可立转为最光荣之一页校史，一页国史……”

在敌机轰炸声中，岭南坚持在广州开课。1938年初，学校奉令开设战时乡村服务，凡文、商科学生必须修习，组织该校战时乡村服务团，团长由曾昭森教授担任，分成十几队，每周出发河南各乡办理战时服务工作。他们向群众宣传抗战，大大提高了抗战情绪。6月，学校还在香港举行新生入学试验，考生300余人，取录166名。

1938年10月，日军在大鹏湾登陆，警号传来，师生开始撤离。月底，校中各部主管人员及大部份学生聚集在香港，借用香港大学校舍于11月15日复课。其间，美基金会发来“大学停办”电文，李应林对此置若罔闻，并发表《苦难中的新生》演讲，表明即使赤手空拳，也要保持母校生命之存在。中国人主办岭南不屈不挠、蔑视困难、独立自主精神，为世人所感叹。

在香港，岭南一方面借港大课室上课，一方面计划内迁。是时，农学院院长古桂芬认为：广东沿海富庶地区经己沦陷，因此，发展大后方的农业生产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力主农学院迅即迁入内地，以促进内地农业生产，支援抗日战争。

1939年夏，学校决定古桂芬院长、林书洛助教、李振威先生北上韶关，得当时广东省主席李汉魂亲自介绍选址，采用当地最经济的办法，竹织批荡，松皮盖顶，建设了既有礼堂、课室、实验室、图书馆，又有男、女同学宿舍，单身教工宿舍，还开辟了实验农场。

在建设过程中，古院长由于任务繁重操劳过度，仍带病巡视工地，终因身体不支晕倒在工地，抢救无效，以身殉职。为实现他的促进内地农业生产，支援抗日战争的信念而献出生命。和古院长共事多年的李应林深为悲痛，挽曰：“噩耗乍传初未信，归魂犹望或生还。”钟荣光题曰：“生为农学，死为农学。既忠于校，尤忠于国……愿南大一家人，当今大时代中，毋忘此先知先觉。”抗战胜利后，岭南人把他的遗骨移葬康乐校园中，以昭示他爱国爱校精神。

身处香港的李校长预感前途多艰，为谋岭南大学退路，不仅派古桂芬去粤北坪石筹办农学院，还率领教职员多次经南雄、韶关至坪石，研究岭南大学撤返内地之策。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李应林也受到日军通缉。他偷渡九龙，经过日寇层层关卡盘查和封锁，历尽艰险，抵达粤北，又得美基金会“大学停办”的电文，随即赴重庆，向教育部提出借款复校，教育部答复：“改国立，全部教育经费教育部包起，不改国立，一文不借。”李应林既不听从美基金会的“关门”主张，也不接受教育部“省事省心”的办法，决心坚持独立自主，自力自造，开明开放的岭南精神。

一再受到侵略者严重打击，再次面临存亡绝续的紧要关头，李应林校长努力向社会各方筹募经费。返韶关后，得到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支持，把所部原训练场地韶关仙人庙大村48座大小草棚交岭南大学作复校校址，把房屋设备拨交岭南大学使用，拨枪数十枝供岭南大学成立自卫队，又从湖南调给岭南大学一批大米。于是岭南大学在此建起简易校舍，大学分科授课，附中同时开学。农学院在坪石，医学院在韶关，使岭南大学在日寇进攻的狂风暴雨中巍然挺立，维系了大批青年学生。

对于在大村的生活，曾任岭南分校校长的司徒卫这样写道：“学校驻韶办事处设青年会中，地址则向循道会借用者，斗室湫隘，案牍寡如，员生报到者摩肩擦肘，如沙丁鱼之在罐中，而校长则与二、三同工即于此数方尺间埋头工作。校长见余，不及寒暄，劈头先曰：‘兹有极侥趣味之工作，专候兄来，其为我开发大村校址如何？’应之曰：‘可。’……（在大村），此时唯一家具只一木水桶，既以之覆盖食物，其底则吾人之食桌也……乡人以痼于闭关自守之念，新客难得欢迎，始至时，举凡粮食、蔬菜、肉类，皆拒不见售，校去集市远，采购维艰矣！”

香港沦陷后，香港大学停办，流亡学生进入内地，远赴仙人庙到岭南大学借读。沈体兰校长主持的东吴大学，龚约翰校长、招观海教授主持的广州协和神学院也在仙人庙复办。此后三所院校鼎立，团结互助。1945年初，韶关陷敌前夕，岭南大学师生疏散至坪石、连县等地，经济陷入绝境。李应林即到梅州设立对外联络办事处，筹集经费接济，使岭南大学能一直坚持到日寇投降而没有解散。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李应林赴穗重建校园，恢复校务，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学校的规模和教育质量都达到新的高峰。把岭南大学建成一所立足华南面向全国的高水平大学，成为新的办学目标。学校聘请李廷安医生任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医院院长，聘原北京协和医学院著名的X光专家谢志光、内科专家陈国桢任教授。李廷安逝世后，谢志光继任医学院长兼附属博济医院院长，陈国桢兼博济医院内科主任。他们分别取代了原由美籍教授担任的职务，李应林一直采取提高中国人在校内地位的方针，这都是当初抬李压钟的美国人所始料不及的。

李校长还争取校董富国煤矿公司老板谭礼庭向大学献产，建立谭礼庭基金会，潮商郑馥如为改良潮州柑向大学捐赠学额。这一系列措施，都有助于减轻岭南大学对美基会的经济依赖。

1948年，李应林辞去岭南大学校长职务。1951年，他在香港，用岭南大学美国基金会以及13家教会大学在香港的存款，筹办了崇基学院，自任校长，安排了大量去港的岭南大学师生员工。

1953年，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岭南大学有关科系分别并入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

1967年，一些广州岭南大学校友在香港筹办岭南学院；1996年，香港岭南大学迁到屯门虎地永久校址；1999年，升格成为岭南大学。岭南大学开办3类课程，涵盖人文学科、工商管理及社会科学，共有13个学系，此外亦开办7个硕士及博士课程。

1988年，值岭南大学百年盛典之际，国家教委宣布批准成立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由岭南校友、原广东省副省长王屏山任首任院长，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任首任名誉院长。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隶属于中山大学，以行动实践“作育英才，服务社会”的岭南传统，致力于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的教学与研究。

岭南大学1927年起由中国人执掌校务，钟荣光先生担任校长。按设想准备在上海建一所学校——岭南大学上海分校，欲设立中学、小学部，可为大学培养预备人才，尤其是吸纳在沪的粤籍殷商子女。民国16年，广州岭南大学设上海分校于北四川路。

1928年，在杨浦荆州路购地7亩，利用已经停办的日本女青年会体育学校初建小学部。一年后增设了中学部，学生人数剧增，但场地有限，校董会决定另觅新址，购地扩大置校。

1934年春，经多方奔走，终于在高境庙购置荒地70亩。

1935年初，高境庙新校舍落成，总建筑面积达1.4万平方米，比荆州路校区扩大了十倍，主要建有三座红墙灰瓦的教学和办公楼宇，男女生宿舍、食堂、篮球房、传达室以及五层楼高的水塔。暑假后，岭南分校在高境庙校园举行新学期开学典礼。

1937年8月14日，岭南校园突遭日军炮击，五层高的水塔轰然倒下。在日寇步步逼近江湾的形势下，岭南分校校董会决定撤离高境庙，迁往市区继续办学。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接收高境庙岭南校园，改作日军战俘看守营。岭南分校校长李任龙获知校园还在，异常兴奋并急谋复校。当李校长来到校园时，这里满目苍凉，到处都是日军战俘遗弃的军服、军鞋、杂物。经过一年交涉、清理、准备，1946年9月岭南分校重新开学，校园又恢复了往日的琅琅读书声。

上海解放后不久，私立的岭南分校走进了新时代，但时至1952年，因诸多寄宿的粤商子女纷纷撤走而导致资金断裂，难以为继，于是由上海市教育局接办，组建上海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1963年，幼儿师范迁出，上海交大附中正式迁入校园，门牌为殷高路42号。

学生自治会

岭南大学倡导学生自治，带有浓厚的美国学校风格。校内有三个基本学生组织：学生自治会、治食会和体育会。其中学生自治会又叫学生青年会，处理涉及到全体学生的事务，还规定了学生行为规范，并有一套金额不等的罚款制度。比如说，讲粗口或戏弄别人罚款5角等。由班会职员实施罚金，班会职员包括：一名纠察提出犯规事实，一名裁判审理此事，一名司库负责保管罚金。如果有学生觉得同学对他不公，可以向学生会提出申诉。学生青年会成员在学年结束时由学校主持选举，全体“岭南人”投票选出，下一学年上任。除了财务员由教师担任，其他全由学生充当。年终时，积累的罚金用于学生公益事业。

学生青年会除了为学生开展的服务工作外，还开展“乡村服务”和“工人服务”，经常在假日或周末组织学生到附近乡村举办卫生宣传，施医赠药、防疫注射、种痘、组织平民识字班等，并为校内工友举办工人夜校。青年会还办了一所小学，主要为校内职工而设，收费低廉，同时经营校内小食部“八角亭”，收入作为小学经费。

男女平等

五四运动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以北京大学为首兴起男女同校运动。早在1906年，岭南学堂中学部就允许女生与男生同班上课，当时4名女生都是该校教授的女儿。1917年，岭南大学开始男女同校，在广东属先行者。至1921年，文理科大学已有女生28名，第二年，首位岭南大学女毕业生获得文学士学位。除了一般的课程教育，岭南大学还专门为女生开设了家政一科，主要内容是教会女生如何当好一个家庭主妇，包括如何烹饪，如何缝制时装，如何讲究西方社会的社交礼貌，如何布置餐桌、安排座位、招待客人等等。

1933年，一栋花费十多万美元的女生宿舍楼建成。由于宿舍豪华、漂亮，被叫做“广寒宫”。这栋宿舍楼有三层，每个房间住两个或三个学生。房间设备齐全，每个人有专用衣橱、书柜、书桌、台灯等设备。另有大会客室，设有冰箱、桥牌桌，女同学可以在这里接待男朋友。后来，为了方便一些还没有男朋友的女学生，又布置了一间不接待男人的会客室，被称为“Girls　only”。此后70多年，这栋建筑一直作为女生宿舍，“广寒宫”这个颇具诗意的名字也沿用。

华侨教育

岭南大学从创立之日，就招收海外归来的华侨子弟入学。民国初年岭大正式附设华侨学校，“专为利便华侨学生归国求学及促进华侨教育。”华侨学校的校舍由南洋华侨捐资修建。华侨学校成立以后，侨生人数与年俱增，如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就从新加坡归国就读岭大华侨学校。数十年来岭大培育了大批侨生，其华侨教育成绩得到海外华侨的支持，他们强烈要求岭大派员在海外办侨校。1929年，岭大在新加坡开设分校，1938年底在越南西贡也开办了岭南分校。岭大开创了中国华侨教育的先河，华侨教育成为岭大的办学特色。

华侨也为岭大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岭大的经费来源，除了一部分来自学生学费外，主要来自社会的捐助，而华侨捐资占了其中很大比例。早于1909年钟荣光就开始出洋向海外华侨募捐。1915年，钟荣光在北美各城市发起成立岭南共进会，由入会华侨每年认捐。总会设于美国纽约，分会遍布美国和加拿大的36个城市。1916年至1918年华侨捐款12100美元。1925年，钟荣光出访美洲厄瓜多尔、秘鲁、智利、阿根廷、巴西、古巴、美国等国，向华侨募集办学经费。据统计，历年来海外华侨先后向岭大捐款达120多万元。岭南大学的校舍多由华侨捐建，如张弼士堂、爪哇堂、陆佑堂、陈嘉庚堂、翘迁堂、文虎堂、马应彪护养院，等等。

散逐东风满穗城——广州岭南大学

平原广阔，辽近目前，江水流其间。

群邱远绕，恒为障护，奋前莫畏难。

母校屹立，风波不摇，佳气承远方。

地美人娱，乃祖所赐，爱保两勿忘。

韶光几度，花娱鸟乐，饱受春风雨。

使我乐输，黄金时刻，基尔高黉序。

当前百事，待侬担负，不怕半途废。

壮我胸怀，得如昔在，母校光风里。

陈少白（1869-1934）幼名闻绍，号夔石，江门外海人。民主革命先驱。1888年第一名报读岭南大学的学生。

史坚如（1879-1900）广东番禺人，原名久纬，初号经如，后改坚如。为国民革命第一位牺牲的烈士。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国学大师，中国科学院院士。1949年起在岭南大学任教。

甘乃光（1897-1956）字自明，广西岑溪人。他以《先秦经济思想史》成为开创中国经济思想史专门研究的“第一人”。1922年毕业于岭南大学经济系。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语言学家、诗人。1948年起在岭南大学任教。

陈荣捷（1901-1994）广东开平人，美籍华人。哲学史家、朱子学专家，Dartmouth学院中国哲学与文化教授。1921年入岭南大学。

梁宗岱（1903-1983）广东新会人。翻译家、诗人。1923年就读于广州岭南大学。

冼星海（1905-1945）祖籍广东番禹，生于澳门。作曲家、音乐教育家。1925年升入岭南大学预科。

廖承志（1908-1983）广东惠阳人，生于日本东京。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活动家。曾就读于岭南大学。

胡秀英（1908-2012）女，江苏徐州人。植物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1937年获岭南大学硕士学位。

曾呈奎（1909-2005）出生于福建厦门市。海洋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4年获岭南大学理学硕士学位。

娄成后（1911-2009）浙江绍兴人。植物生理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1934年获岭南大学生物学硕士学位。

张恩虬（1916-1990）广东广州人。电子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教岭南大学。

林为干（1919- 2015）生于广东台山。微波理论学家，电子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1951年回国后在岭南大学任教。

黄维垣（1921-）福建莆田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1949年获岭南大学理学硕士学位。

林尚安（1924-）福建省永定县人。高分子化学家，华南理工大学高分子研究所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1950年获岭南大学化学硕士学位。

梁羽生（1922-2009）本名陈文统，生于广西蒙山。作家，第三代武侠小说的开创者。抗战胜利后就读于广州岭南大学国际经济。

黄翠芬（1921-）女，祖籍台山，生于广州。微生物、免疫及遗传工程专家，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1944年毕业于岭南大学。

陈香梅（1925-）祖籍广东南海，生于北京。社会活动家。1943年毕业于岭南大学。

黄本立（1925-）祖籍广东新会，生于香港。光谱化学家，厦门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1949年就读于广州岭南大学物理系。

曹安邦（1929-2009）广东中山市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物理学教授。1949年岭南大学毕业。

卢永根（1930-）祖籍广州花都区，生于香港。作物遗传育种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1953年毕业于华南农学院农学系。

郑儒永（1931-）女，原籍广东省潮阳县，出生于香港。系统真菌学家，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1949年保送入广州岭南大学选读农学院植物病理系。

李绍珍（1932-2001）女，广东省台山市人。眼科专家，中山医科大学眼科教授。1954年毕业于岭南大学医学院医本科。

李方华（1932-）女，原籍广东省德庆县，生于香港。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1949就读于广州岭南大学物理系。

林浩然（1934-）生于海南省文昌县。鱼类生理学及鱼类养殖学专家，中山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1950年进入岭南大学生物系学习。

（一）《岭南学报》。岭南大学为宣扬、奖励与推进独立研究学风，于1930年设学报编辑委员会，出版《岭南学报》，每年1卷4期。刊登各学院关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国学研究的专著，也出版丛书。

（二）《岭南农刊》及《岭南科学杂志》（英文版）。这是农学院的出版物，英文《岭南农刊》创刊于1922年底，每年1卷2期。1927年底，扩充报导范围，凡有关农艺、园艺、畜牧、农村经济、植物学、动物学、细菌学、寄生虫学、人类学、古物学、生物统计、医学、化学、物理学、地理学、地质学等专著与论文都可发表，改刊名为《岭南科学杂志》（英文版），每卷4期，间

或出版特刊，如1928年和1933年出版有科学会议特刊。每期发行数量不少，国外就有60个国家400多册，其中250册用于交换，获得500种外国重要刊物。这个刊物获得了国内同行的好评。

（三）《岭南科学报》。该报是为篇幅较长、富有地方特色、又不适合杂志发表的专著所设立的科学园地，不定期出版。1941年出版的第1期“岭南大学校园之51种植物”，160页，图谱也多；1942年5月出版的第3期“烂头岛之植物”，44页；同年10月出版的第4期“豆浆之化学性质之研究”，38页；1945年1月出版的第5期“南中国（尤是广东）淡水渔业之初步研究”，70页，附彩图及黑白图12版。此外，还出版有关昆虫论著等，公开发行。

（四）《农事月刊》与《农事双月刊》。《农事月刊》创办于1922年7月，年出1卷，月出1号。办刊宗旨是提倡农业，鼓吹改良。公开出版，月印千册，寄送全国各农业学校、农事机关、农事试验场、公私团体、图书馆、广东省高级行政机关以及农民。1923年7月，从第2卷第l号起，一律收回工本费以弥补经费之不足。自1926年7月，第5卷第1号起增加篇幅，并改刊名为《农事双月刊》。1927年8月，岭南农大改为岭南大学农学院后，所有刊物统由学校出版委员会管理。由于经费问题，1929年7月停刊，但在广大读者的要求下，又于1930年复刊。

孙中山与岭大的渊源可追溯至格致书院时期。早在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初期，就有学生如陈少白、史坚如、高剑父等追随孙中山革命。进入民国，孙中山先生曾三次造访岭南大学。

1912年2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后，任全国铁路督办，从事振兴实业，倡导“建设之学问”，5月9日，孙中山莅临岭大参观，向全校师生作了《非学问无以建设》的演讲。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宋庆龄冲破叛军封锁后，到岭大钟荣光家中避难。1923年春，孙中山在广州第三次建立革命政权——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同年12月21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到岭大视察，向岭大师生发表演讲，希望学生担负起建设民国的责任，“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1924年5月2日，岭南大学举行纪念纪念史坚如烈士像揭幕暨黄花岗起义13周年大会，孙中山先生应邀出席了纪念大会，并向师生作了题为《世界道德之新潮流》的演说，希望青年学生立志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

孙中山先生对岭南大学的办学成绩曾予以充分肯定，并给予经济资助。1918年孙中山在广州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时，曾让秘书致函岭南大学，信中说：“大元帅对贵校极感兴趣，对其超卓之成就，亦极之嘉许……如时机成熟，彼定对此优异之学校悉力赞助。”1918年4月，孙中山向岭大捐助了2千元办学经费。其后，孙中山先生发起捐建岭南大学附设的岭南医院，并首先捐款1千元。

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第二次到岭南大学视察时，发表《学生要立大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的演说。他指出古今人物名望的高大，不在于他做的官大，而在于他所做事业的成功。他勉励学生要做有益于社会的事，不可做大官。要重新把中华民国建设好，让民国的文明，将来能和各国并驾齐驱。

1924年5月1日，孙中山在廖仲恺等人陪同下第三次到岭南大学，孙中山发表演说，勉励学生们要学习黄花岗先烈的志气和新道德，发奋读书，研究为人类服务的各种学问。有了学问，便要立志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要像七十二烈士那样，虽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孙中山先后三次到岭南大学发表演说，宣传革命，大大激励了岭南师生的读书热情和积极性，从而也和师生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钟荣光，字惺可，1866年生，香山县小榄镇人。家族颇负名望。他自幼勤奋好学，16岁考中秀才，23岁已设馆授徒，25岁在科场代笔。28岁考中举人，驰骋广东文坛，与刘学询、江孔殷、蔡乃煌被当时文人称“四大金刚”。其后，钟荣光又结识同乡孙中山等，参与1895年广州起义的筹饷工作。1896年加入兴中会，创办报纸，宣传革命思想。

1899年，钟荣光受聘美国人开办的广州格致书院任汉文教习，皈依基督教，并戒除作为风流文士的所有不良嗜好。1909年，钟荣光作环球漫游为学校筹款。1911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任广东教育司长。1913年秋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17年，钟荣光回国任岭南大学副校长、岭南农科大学校长。

1927年8月1日举行了岭南大学交接典礼，上任后的钟荣光、李应林对学校的教育方针进行改革，只强调以基督精神治校，不再以培养基督徒为主旨。学校的宗教色彩大为减弱，转为注重根据本国、本地区的实情和需要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府。作为校长钟荣光尽心尽力，多次到世界各地筹款，将岭南大学从一间基督教书院，发展成一所设有文、理、工、农，医、商等学科的综合性现代大学，师资力量雄厚，弟子遍全球，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并和世界上一些著名大学互相承认学历。

钟荣光的民族自尊心很强，他不愿凡事听命于美国人，而美国人则凭借纽约岭南大学美国基金会保有校产产权，认为美基金执行秘书可以以顾问的身份决定学校大计。钟荣光则要把岭南大学办成南中国最大规模的大学，认为校长应有管理大学的大权。美国顾问与钟校长的矛盾由此愈演愈烈，1938年操纵校董会以年老多病为由改选钟荣光为名誉校长，原副校长李应林接任校长之职。

在70岁自撰挽联中，他总结自己的一生：“三十年科举沉迷，自从知罪悔改以来，革过命，无党勋，作过官，无政绩，留过学，无文凭，才力总后人，惟一事工，尽瘁岭南至死；两半球舟车习惯，但以任务完成为乐，不私财，有日用，不养子，有徒众，不求名，有记述，灵魂乃真我，几多磨炼，荣归基督永生。”确是一个真实的写照。抗战爆发，广州沦陷，学校迁往香港。1942年1月7日，钟荣光在忧愤中病逝于香港，终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