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芝原又征得特务机关经济科长前鹿川的同意，组成了“宁波商会筹备委员会”，推出郭逸民、王礼嘉、包正芳、张宝康、曹国香、范正权、洪中民筹七人为筹备委员，郭兼筹备主任。不久正式商会成立，以毛稼笙充会长，并分别委任了粮食、西药、纸业、渔业、钱业等同业公会理事长。

与此同时，又成立了“妇女会”。以穆湘纹为“妇女会长”；“武装警察大队”，以饶谦为大队长，李维新为督察长(一说饶谦为“侦缉队”长)；蔡万里为“浙东保甲指导部”指导官。

至七八月间，芝原认为政务已上轨道，把联络官一职让给政务科长矢野，自己专搞情报和收编郊县国民党游杂部队的工作。另委翻泽陈卜仁兼代理科长，用日本人米内三、河野富平、津川丰和宁波人刘××、吕××、沙卫英等为事务员。又派刘荫浓为“宁波公安局长”，杨新泉为“宁波公安局”特高科长。并陆续收买林铭卿为民光电影院经理，贺但安(贺彦)为“时事公报社”总编辑，施于民为“鄞县第六区”区长等。原体育场教国术的朱润身也被物色为翻译。

情报科密探组成立后，收罗了佘镇、范隐隐、蒋之光、刘宝生、魏友田等一批地痞流氓为密探，由芝原发给盖了他本人私章和“宁波特务机关”朱文方印，并贴有二寸半身照片的身份证。芝原又从杭州召来他的门徒梁宏宝，许炳康、胥爱兰三人以及同伙陈卜仁、许文、赵锦堂、蔡晓东等。梁等占东马弄九号为联络处据点。即派许文为“慈溪县维持会”会长，赵锦堂为“慈溪公安局”局长，蔡晓东(蔡原在杭州任伪职，因贪污案站不住脚来甬，与芝原关系密切)为 “宁波乡镇联合会”秘书主任（一说建设科长）。另派竺西桥为“通行证办事处”主任，魏友田为“经济调查室”主任。芝原并不以此为满足，进而示意沈香亭、魏友田，勾结日宪兵司令的四个翻译(即“四大金刚”)蔡邦、刘斌、程明、林元和密探袁世伟、章光耀、孙桂芳、马占堂、章一天、顾瑞大、周月笙等，以及宁警局特高科里的探子小蟑螂(绰号)、邬根甫、欧风等等，串通一气，使特务网遍布市县，魔爪伸到了各个角落。

日军侵占宁波后，194师溃退后流散在甬江南北的残部，由几名抗战无用、扰民有余的下级军官以“英雄”姿态出来收罗，树起“游击队”旗帜。其中一个是194师1127团团长霍远鹏的侄儿霍中柱，在鄞东东钱湖和镇南一带招收了一批游勇散兵，树帜称王。霍湖南人，其貌不扬，委琐咳喘。其妻名王守贞。人称霍部为“王文部队”，聚众一千余人，声势煊赫。

另一名194师连长姚华康在镇北招纳了数百人，自封 “团长”，姚弹眼削脸，福建人，盘据于蟹浦一带。

又一名194师出身的何芳，诸暨人。原先当过宪兵，曾在宣铁吾下面混过，娶五乡碶卖丝线的吴宝荣女为妻，原归 “定象指挥部”指挥官苏本善辖下的“定海国民兵团”。

鄞南崛起一个周士英，人称周大板，聚合乡镇自卫队驻足于姜山一带。

其他如鄞西的郭青白、刘子良；上虞的滕祥云；北郊一带的周子毅；奉化的沈修璇；慈溪的宋青云等，也都拉起了部队，人数不一。

在城镇拼凑好傀儡班底后，芝原的第二步行动是“招安”四周的游杂部队，作为宁波日军的外围藩篱。

姚华康部通过范隐隐和蒋之光的拉拢收编为“镇北保安团”，设了驻甬办事处，主任周志毅。宁波汪伪政权产生后，改名为“浙江省保安第七大队”。何芳带了“定海国民兵团”脱离苏本善被收编为“浙东保安司令部特务大队”，简称 “特保”，后改名“浙江省保安第六大队”。辖有五个中队和一个独立分队，驻鄞东五乡碶直至镇海大碶头。周士英部用密探周庚甫、朱晓钟去接线，收编为“鄞南保安队”，下设三个大队和一个独立中队。其中大队长兼独立中队长王坤 (即王阿忠)最狠，为周之亲信门徒，该中队曾驻足于碶闸街奉化同乡会内，另设驻甬办事处，主任黄智芳；后改称 “鄞县保安大队”，驻扎南郊和鄞南。其他如上虞滕祥云部改编为“浙江省保安第八大队”，周志毅部改编为“浙江省保安第九大队”。最后，“慈溪国民兵团”宋青云部收编为 “慈溪保安大队”，驻庄桥一带。只有鄞西和奉化的部队不受收编。

霍中柱也许是讲斤头不合他的胃口，仗自己兵多势大，一时不愿上钩。芝原与密探杨振南策划，令霍前同僚林 (或姓任)化南去做说客，被霍所杀。芝原恼羞成怒，报准特务机关长派警备队由鄞奉镇三路前往“扫荡”。一经接火，霍部即夺路向穿山方向逃窜，但穿山苏本善部蓝钟伍等不表欢迎，拦阻去路，霍无法脱身，乃向日投降，收编为“鄞镇保安团”。日军为笼络起见，赠霍以少将衔，并送手枪一支。部队仍驻原地东钱湖一带（后来霍中柱又投了俞济民）。这次军事行动，自然双方均无受损，而梅岭白云寺却被日军付之一炬，老百姓遭受蹂躏。

各部队既经收编，当然都有一名称做联络官的日军太上皇监督控制，发号施令。至1942年春节前后已告收编就绪。随之，各乡镇均成立了乡(镇)基层敌伪组织，开始敲骨吸髓的掠夺。

凡是日本侵略军到达的地方，都像蝗虫成灾一样，没有一片干净土。地痞、流氓、恶棍、土豪公然为非作歹，到处鸡犬不宁，百姓胆战心惊。以芝原之狡猾与贪婪，其本人及其卵翼下的密探所造成的肮脏黑暗是宁波历史上所空前未有过的。

他们广收门徒，拜老头子，换帖子，结帮拉派，收干儿子、干女儿，以抬高地位，结成黑社会。他们开茶馆，辟赌场，设公堂，办戏院；巧立名目打秋风，发请帖，吃讲茶，做寿拜生，做道场；进而绑肉票，请财神。还有搭股经营酒吧间、慰安所、 俱乐部、酒保站，贩卖妇女，逼良为娼。至于小角色则另有众多生财之道，如拿点心钱、管门钱，借盘川、发戏券、挂帐目、拜菩萨等等，不一而足。商店要想规规矩矩做生意是不可能的，不得不找靠山、寻牌头、拜先生、走门路、托人情、送节礼、写对联等等，以求庇护。道德败坏，真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

芝原部下密探无正式薪给，他们路道广、神通大，也不希罕几个有限的月规钱，自会想出种种敛财之道。不但可以自己致富，而月还可孝敬上司芝原。

以上仅仅是泛泛的记述一般敛财作恶的情况，比较突出的手法还有以下几例：

城厢商号均有两重负担，明的一种是呈送给当地敌伪政权，暗的—种是缴给俞济民正式出面的国民党政权和他的喽啰们。要对付后一种非正式的敲竹杠，就得伤脑筋，冒风险，穷于险，穷于应付。若置之不理，即飞来汉奸帽子，重则丧生。若理会呢，密探就要找你麻烦，说你通“敌”有据，以致进退两难。于这种情况之下，便是特务如佘镇、范隐隐、魏友田等大显身手机会了。当时宁波百业衰落中棉布业还算差强人意。佘镇原名佘光第，系豫泰棉布号学徒。所以棉布商遇到处身尴尬之时，都处走佘镇这一条门路，可以达到大化小，小化无。否则，如百货业同业公会龚永乔被暗杀，就是前车之鉴。

芝原部下密探原先最吃香的是沈香亭。沈兵痞出身，当过镇海炮台副官，既充密探，广收门徒，羽党渐众，对芝原言听计从。但后来魏友田（魏武镐）钻营别有一功，向芝原进谗挑拨，遂得乘虚而入，取而代之。魏出身小教，曾在天台山削发为僧。沦陷初充“慈溪县维持会”秘书，因侵吞案发逃甬，投入沈香亭门下。其人诡计多端．得芝原宠信，天天去魏家(家住东后街163号)饮酒、吸鸦片、奸宿妇女。日“宪兵司令部”头目大场也时常到他家寻欢作乐。这样，魏的恶势力遂得膨胀，找上门路来的人渐多。一次咸货行业曾国香要想争夺鱼市场职权，抵制定海帮刘朗亭，就拜倒魏的门下，特聘魏为鱼市场高等顾问。魏踏入鱼市场后，立即抓住全部行政权和经济权，镇日吃喝螵赌，任情挥霍。他借父母死亡，先后二次开吊大出丧，大事铺张。

情报活动是芝原的看家本领，事事全力以赴．情报工作中刺探消息是首要，以四明山三五支队为重点，还有国统区的一切动静，诸如军事动态、人事变动、经济信息、人员行踪、交通运输、物资供应等，莫不在刺探之列。他的情报来得快。如1941年冬，上海日军向闵行、浦东等地进行“清乡”，凇沪三五支队六、七十人从浦东乘帆船至宁波三北观海卫登陆，在龙山一带活动．芝原获得情报即转报告上司。当1941年6月“鄞县乡镇联合会”成立后，芝原就去联合会主持会议，首先责令各乡镇每三天向情报科送情报一份，报告民中有抗日思想言行和可疑者。并布置密探去旅社、酒菜馆等地刺探。

根据情报，芝原几次配合日军出动搜捕。如1942年春，得密探黄宝奎送来情报，说鄞西××乡陈某大夫俩是三五支队成员，即去包抄该乡把两人捕来，其后情况不明。特务机关中，时见有被捕的押来，多经芝原亲自审讯；令瓜牙在旁用刑，轻则鞭打脚踢，重则用铁钉从手面或指甲钉入，逼令招供。这类受苦难的人大抵是劳动人民。

芝原还以开店为掩护进行情报活动。如1941月7月化名李秀山写信给上海友人王茂亭，约他来宁波经商，在江厦街开设盛记商行，由余某任总经理，任大成为经理。并打入内地，在新昌、金华等地都设有坐庄。盛记行因有芝原为靠山牵线，故货物运输进出宁波、奉化，均无人敲诈勒索。芝原既可分享盈利，又可稳得内地来的情报。1941年冬，芝原得力爪牙沈香亭聘请芝原为名誉董事长，向宁波特务机关领取了许可证，在江厦街开设了宁波水产合作社，沈香亭自充常务理事，车茂堂为理事。合作社居然公开设立了一个调查科，科下设调查股。科长范隐隐，股长黄宝奎、周志毅。明眼人一看便知就是情报组织。

原宏大花庄经理翁尧新接受宁波特务机关长泉铁翁和芝原、矢野的垂青和勾结，带同翻译童月秋在战船街开设了信利行，统制粮食，收购棉花，资日军利用。这是芝原他们所策划的经济特务工作的一例。

芝原离开宁波的第二年（1943）春，住上海狄思威路邢家宅路十八号，在苏州玄妙观内与人开设皇后咖啡厅（兼有舞池）。原来他又与上海特务机关挂上钩，担任了职务，化名仍用李秀山，无疑苏州又是芝原搞情报的外围据点。

为日军行军作向导，也是芝原的情报活动内客之一。如1942年初夏日军取道宁海、新昌，向金华侵扰，需要向导，由芝原派蒋之光物色，蒋在第二天就带来一个嵊县人名叫阿二，他熟识新昌、嵊县小路(他做过单帮，单帮必须走小路，才可回避重重关卡)。芝原备了信连人送日本警备队。约半月后，阿二回甬，并带来警备队长的复信，向芝原交差，日军己轻易过了新嵊。蒋之光和阿二都得了重赏。日寇行军往往出人不意，从间道而入，数路合围。1941年12月底日寇对四明山的一次“扫荡”，就是爬山过岭神不知鬼不觉的来个突然袭击，使慈溪县长章驹丧生。

敌伪征粮，芝原也出了不少力。粮在农村，而四乡都处于动荡之中。1941年秋芝原收编割据武装还不见效，所以需要武装征收。芝原先令“鄞县乡镇联合会”出告示，要各乡地主前来登记田亩数和佃农姓名。接者划分东南西北四区进行集体征粮，由宁波特务机关政务科长矢野、譬察局联络官藤原英男、政务科科员高桥和芝原平三郎等人各领—队分赴四大乡，每队配备警备队、警察局、武装警察队及各特高科和芝原情报科的特务、乡镇联合会职员、宁波粮食公司职员、少数地主武装约—百余人，兴师动众，进行集体劫粮。一次就共劫得二百余万斤。1942年起，乡间游杂部队多已为芝原收编，敌伪征粮更容易了。

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烽火燃遍整个远东，需要大量钢铁和铜料，特务机关就发起捐献铜铁运动，宁波为此也演了一出闹剧。命令是下去了，却毫无反应，居民私相传说：“别的事情或可暂时忍受，惟对这一事件万万做不得，这是中国人拿出铜铁，让日本鬼子造枪炮来残杀同胞。”所以伪商会仅集中烂铁3000多斤。特务机关训斥伪商会办事不力，只得自己动手，饬芝原分派得力爪牙广为搜集。密探们得令马上出动，抓住铜锡店坊为主要目标，挨户搜查，不管成品或原料，看到就取。当场如贿赂钞票，或可减少损失；如空口哀求，只有遭到殴打侮辱，甚至抓去究办。“捐献”铜铁变做掠夺铜铁了。

张英杰被杀事件

张英杰在宁波沦陷后居住鄞西百梁桥，与当地乡长马信伟、何信柜三人在就地招兵买马，搜集流散枪支，筹组宁奉地区游击指挥部第四支队第×大队，挂钩于俞济民。1942年春，乘日军鼓吹“宣抚”利诱国民党军队倒戈之际，张英杰奉俞命带领人马请降，以便打入内部见机行事。张和马信伟密谋，由马出面与专搞“策反”的日伪毛庆藩机关接上关系，马凭着当乡长的一套钻营工夫，居然取得了毛之信任，充任该机关上校情报组长，张也由马牵线而沾了边，准备率部请降。不料这位马乡长竟让日军灌了迷魂汤，死心塌地为鬼子效劳告了密，由芝原查实，设法骗张和大队附何信柜二人来甬，立加逮捕。至同年5月中旬，日宪随野付旅团进犯金华之际，将张押解同往，于中途杀害。何信柜经马信伟设法保出。

李子瑜等被捕事件

国民党的“曲线救国”方法也被他的小政客小军阀所效尤运用。俞济民派其属下李子瑜钻入宁波特务机关情报科当了密探，颇得芝原的相信，却为同伙蒋之光所妒嫉，常在芝原面前说李的坏话。有次蒋获悉李于晚上在×处与人开会，即向芝原告密。芝原当晚带领警察局侦缉队及情报科潘跃椿、范隐隐、蒋之光等人包围开会地点，当场将李捕获。又侦悉李与伪商会翻译曾良秉有关，也加逮捕。捕后经芝原亲自严刑审讯，然后解送宪兵队。接着，俞济民部设在城区的情报站中马路广发源皮店店员朱冠华也受牵累被捕。国民党情报队在鄞奉两地的各通讯联络据点，大部遭到破坏，先后被捕13人。其中有奉化行动组长戴东明，组员应忠奎、朱全法，通讯员张杏生，情报员周慕霞等，各方面被牵连的共有数10人。拘禁中都受尽了酷刑，肉体上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特别是日宪想从李子瑜身上打开缺口，追查各处地下组织，施用了电刑、灌水、狼狗咬等刑法。后来李子瑜、周慕霞等13人被解往上海日军刑务分所。除李、周2人判刑监禁生还外，其余11人均被日军砍头杀害。与此同时，宁波日宪还杀害了宁波戏剧协会负责人邬宪成、于义风，宁波警察总队第四支队大队长吴玑璇和部属2人。朱冠华只承认是广发源店店员身份，经人多方设法活动才获保释。抗战胜利，国民党地方当局俞济民回来，在奉化捕获蒋之光，绑在树上用刺刀戳死以泄旧恨。

“一乐天”事件

“四大金刚”之一的宪兵队翻译刘斌(随日军来甬之首任翻译，宪佐，1944年离甬赴沪)最狠，收三方面的部分汉奸特务为门徒，在开明坊设立“—乐天茶室”，用作他们聚赌、策划诈骗谋财和分赃的大本营。以得意门徒章光耀出面，招集拉拢范隐隐、佘镇、蒋之光、王世良，郭梦也、张勇、王阿宝，黄金宝、陈康、董新根、董静山，吴长根、黄智芳、顾瑞大、袁世伟、吕克强、齐云、张骅、费本椿等结拜为26兄弟。章光耀自称老大。一时茶室鬼影憧憧，阴气森森。善于钻营看风色之蒋之光、佘镇、王世良都转而拜刘斌为师，引起一向以鳌头自居的沈香亭的恼火，乃伺机寻隙进行报复。适巧上海帮会头子金廷荪欲离上海去内地，托其弟金廷藩设法借道宁波。经过一番周折，通过刘斌拉拢蔡邦等3人拍胸担保护送，以谋安全。金潜来了宁波，刘等设宴洗尘，敬为上宾。“四大金刚”叩首拜金为师。金果然顺利到达内地。沈香亭闻此内情，向芝原告发，“—乐天”就被宁波特务机关责令关闭。抗战胜利后，蔡邦、程明诸人因汉奸案被捕受审，那位金老头子念师徒之谊，替他们从中斡旋，都得到重罪轻判。

“4·19”一周年事件

1942手4 月19日，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直属挺进第三纵队（一说为”江南挺进队”）为纪念宁波沦陷—周年，派土兵进入市区，于晚上八时光景，在开明街日本宪兵队和惠政巷特务机关门口投掷手榴弹。宪兵队门口掷弹人员闻桂芳，掷弹后向南奔逃，适有芝原情报科密探冯文蔚见状追赶，被闻开枪击毙。与此同时，守候在西郊之挺进队士兵，冲向西门口一二八桥(桥畔有日军岗哨，围着铁丝网)，与日军发生冲突，一时枪声大作，打死日军尉官一名。挺进队打了一排枪后撤。市中心敌伪闻声，倾刻间惊慌失措，乱作一团。待大批日本鬼子赶到西门外时，挺进队已离去下乡。日军一时摸不清情况，不敢追赶，遂封锁西门，全城宵禁戒严，并突击检查户口，不许居民外出。西郊区断粮缺水七天。出事第二天—早，情报科密探受芝原派遣侦查市区旅馆客栈、轮埠码头和其他公共场所，发现形迹可疑或无“良民证”者，—律扣留审查。西郊镇长赵伯箴被宪兵队扣押，说赵与挺进队有联系。后据情报说挺进队驻在西乡白龙王庙，但等日军赶到目的地时，早已人去庙空。这起行动，宁波称为“4·19”事件。为此市区封锁了3天。西门口封锁了7天。捕了许多来路不明的客商和乞丐，多数解送警察局特高科和侦缉队内，其中桂林客商3人被扣押在特高科。袭击西门的向导顾德生和王阿明家属等人也被捕，惨遭毒手。

“4·19”这么一件大丢日本军脸面的事，事前情报竟一无所知，芝原这会子泄了气。看来在宁波恶贯满盈立不住脚，即于5月间离开宁波溜到金华去了（他在金华充当特务机关支部长，可能是派这特务老手去组织新侵占地的特务工作的。）。

1942年初夏，芝原将情报科办公室从公园路同庆里迁至惠政巷特务机关隔壁一套大房子里。他自己要去金华，临行前召集所属密探讲话，说他去金华期间职务由藤原英男代理，嘱咐他们有事可向他报告。当场把密探一一介绍给藤原。至于为什要去金华，当然秘而不宣，众奴才谁也不敢直问。自从芝原走后，情报科门庭日趋萧条．密探们很少去画卯报到，除非藤原或陈卜仁电催之下，才去溜转一次。因此，情报科除了各镇公所三日一报例规外，棍本没有什么情况。情报科无事可做，密探佘镇、范隐隐等人都主动转入宪兵队，有的办事员则调到了别处。芝原不在，原代科长兼翻译陈卜仁也感到空闲，辞职回杭州去了。

同年10月，芝原从金华返甬。他在办公室召集各密探开会，声言回国(他在私下对人说回国探亲)，宣布全部密探解散，收回以前发的密探身份卡片，将一切有关档案文件烧毁灭迹，又发放解散费每人300—600元不等。仅留下魏友田、蒋之光、周庚甫、范隐隐等人移交给副机关长龟山候用。第二天—早，芝原乘鸣鹿丸离甬。

1945年春节前，芝原忽又出现在宁波。他自称在慈溪当乡镇联合会联络官(宁波《时事公报》说他充慈溪派出所所长)，曾在密探魏友田家中住了几天，行动诡秘。听说被他搜刮去一批棉布和棉胎。

1945年8月抗战胜利。芝原亲信蔡晓东在苏州被捕获 (蔡被高等法院判处徒刑七年)，供出芝原匿居上海下落 (住上海邢家宅路18号)，芝原遂被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司令长官李默庵)捉拿归案。1946年11月1日，在上海北四川路底该部军事法庭公审，宁波方面派鄞县抗战蒙难同志会主持人李子瑜与曾良秉、吴小毛妻等三被害人赴沪出庭作证。杭州、宁波等地证人列举了芝原犯下的种种罪行，控诉他残杀中国人民，迫害抗日志士，奸污妇女 (就此一项罪名，竟达百数受害人！在此仅举一例：有一次，芝原在西湖边看到一位美貌的女学生，正与一名男学生亲热地散步，芝原歹念顿生。他唤来一个走狗，故意冲撞这名男学生，与之发生摩擦，然后找个借口，把这对男女青年带到六公园一侧的寓所，把男青年毒打一顿，推到大阴沟内窒息而亡；对女青年进行百般凌侮，最后导致她精神错乱。)等案。至1947年7月19日，国民党国防部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宣判芝原平三郎死刑。同年11月19日，国防部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接到上级密令，特地从南京乘火车赶到上海。检察官王家楣、翻译官王成声及一个班的宪兵，也于上午11点驱车来到提篮桥监狱。典狱长孔祥霖验过法庭开出的“犯人提押票”，11点4分左右，把关押狱中的日本战犯芝原平三郎提押出监，走出监狱二大门，沿着监狱外围墙，来到监狱刑场。

头发斑白，蓄着八字胡，神情木然，脸色偏黄，略带浮肿的芝原，身着草绿色破旧军服，未扣纽扣，脚趿一双旧拖鞋，双手反铐，在两名中国法警的押解下，来到设在刑场中间的法庭处。石美瑜简要地问清芝原的姓名、年龄、国籍、籍贯、捕前职务、居住地址等基本情况后，宣布：“根据国民政府国防部核准，今天对你执行死刑，你还有何遗言要说，有何遗言要书？”芝原颤巍巍地用中文说道：“我要讲的话，讲得已多，我并未有强奸杀人等罪，今日日本战败，我死不足惜，但我的名誉要紧。”石美瑜当予驳斥：“你判死刑是你罪恶所造成，与日本战败不相干。”芝原又说：“检察官先生，请允许我修书三封，以告慰后人。”经石美瑜同意后，宪兵为芝原开铐，他就在法庭旁预先准备的方桌上铺好信笺，落笔书写。第一封写给其妻子，大意为:今天我要被执行了，望你照顾母亲和小孩。第二封信，写给他的日本长官小仓和白川一雄，这两人此时还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内，其大意是:多蒙照顾，非常感谢，请费心照顾遗属。第三封写给中国国民政府，文长九十六行，大谈“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之谬论。遗书写毕，芝原向执法官提出:“请允许我更换一套清洁的军服，一双干净的胶鞋，让我干干净净地走向另一世界。”石美瑜答应了芝原的这一要求。

时钟指向12点10分，石美瑜命令已经换好衣服的芝原平三郎在死刑执行书上签字，按指纹。然后宪兵把芝原双手反铐，由二名法警押上行刑椅(有靠背的椅子)。芝原坐在行刑椅上，左右两边各被—名宪兵按住，宪兵班长吴德法站在芝原的身后，举起“盒子炮”，对准芝原的后脑，连发两枪，弹由左脑进，右眼穿出。

这个至死不悟、机关算尽的花花太岁(芝原别号)，终于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芝原平三郎是第三名伏尸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的日本战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