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起，提篮桥监狱陆续建起一批五层高的监楼，同样是由外国人设计，经租界工部局审定，在报刊上登招标广告，提出具体设计要求，供承建商投标承揽。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监狱，作为新中国的刑罚执行机关。1949年5月始称“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1951年8月改名为“上海市监狱”。

2024年7月1日，记者从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监狱管理局了解到，提篮桥监狱已完成整体搬迁，新址选定在青浦青东农场监狱片区，搬迁后提篮桥监狱名称继续保留。

提篮桥监狱自启用以来，到1949年5月间，先后经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日本人、汪伪政府和国民政府的管理。监狱最初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狱”，1942年1月，改名为“上海共同租界工部局华德路刑务所”。1943年8月，汪伪政府接管，改称“司法行政部直辖上海监狱”。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仍称“司法行政部直辖上海监狱”。俗称华德路监狱、提篮桥监狱、外国牢监和西牢等。抗战胜利后，提篮桥监狱先后关押过数百名日本战犯，内有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日本驻香港总督田中久一中将、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中将、日本驻台湾第10军区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等。1946年初盟军美国军队曾在狱内设立军事法庭，审判过47名日本战犯。系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境内最早审判日本战犯的场所。为此，1997年8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提篮桥监狱日本战犯关押、审判、执行处已列为“上海市抗日纪念地”，并立碑存史。

监狱初期主要由英国人统治，看守主要是印度人，是外国统治者监禁中国人的监狱。狱内民族歧视严重，等级森严。1930年前后始招收中国籍看守。监狱对犯人公开使用肉刑，体罚虐待，生活条件极差，犯人死亡率很高。1943年8月，汪伪政府接管监狱，开始由中国人管理，狱内各种司法文书表册由英文改为中文。当时全监4561名犯人中患有各种疾病的有1068人，当月死亡43人。翌年1月，监狱当局在日本人的指使下，抽调500余名犯人，去浙江嵊泗为日军修筑军事设施，由于劳役繁重和日军残酷虐待，犯人伤亡惨重，还有50多人双目失明。1947年11月，监狱当局克扣囚粮，犯人发生骚乱，此事曾轰动上海。

在中共上海警察局工作委员会（简称警委）的领导下，1944年，监狱看守人员中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赵英盛同志为支部书记，地下党从最初的3人，发展到上海解放前夕的20多人。上海解放前三天，监狱地下党支部夺取枪支，控制监狱。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员接管监狱。当时狱内有罪犯650人，其中“政治犯”（革命同志）50人，外国籍犯18人。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监狱，担任警戒看押任务。翌日，召开慰问与欢送“政治犯”恢复自由大会，欢送“政治犯”出狱。

上海监狱陈列馆位于黄浦江畔的长阳路147号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内。提篮桥监狱是由10余幢楼房组成的建筑群，始建于1901年，启用于1903年5月，后经陆续扩建、改建，直到1935年才形成如今规模，并使用至今。由于建筑精良，规模宏大，提篮桥监狱曾号称“远东第一监狱”。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先后投入300多万元资金，将提篮桥监狱一幢6层高的十字监楼改造为上海监狱陈列馆。陈列馆于《监狱法》颁布实施五周年之际的1999年12月29日正式开馆。

最初的主要建筑包括两幢四层的监楼，囚室480间，以及炊场、办公楼、医务所等，占地面积约十亩。1916年起，先后向北、向东扩建，到1935年基本定型。现存建筑物均为1917年至1935年间建造。占地面积60.4亩，有十幢四到六层的监楼，将近4000间囚室，以及工场、医院、炊场、办公楼等建筑。监狱规模宏大、建筑优良，且收押犯人数量多，曾号称“远东第一监狱”。

提篮桥监狱在结构上，采用“三墙一栅”，即三面系钢骨水泥墙，一面为铁栅，囚室全部建在有通风和敞开状的建筑内；在监区设计上，包括男犯监区、女犯监区、外籍犯监区和儿童感化院，分押分管的现代监狱管理制度特征明显。

1903年，监狱交付使用，是两幢四层建筑，分别称为AB监和CD监，每层楼设两排囚室，每排30间，两幢共囚室480间，以及炊场、办公楼、医务所等占地10亩左右。1916年起，陆续向北面和东西进行扩建，30年代初又拆除了部分初建时的建筑，进行了重建，直到1935年时基本定型（现存建筑物均为1917～1935年间所建造）。占地60．4亩，拥有10幢4～6层监楼，近4000间囚室，还有工场、医院、炊场、办公楼等建筑的大监狱，共有建筑面积7万多平方米。监狱四周有5米多高的围墙，内部除普通监室外，另建有“橡皮监”（防暴监房）、“风波亭”（禁闭室）、“室内刑场”（绞刑房）和室外刑场等特种设施。

在上海监狱陈列馆的三楼，参观者可以看到一间18平方米大小的房间，三面都是钢骨水泥，一面开有气窗，地板中间有一个1.8平方米的方孔，方孔两侧有两块活动地板。活动地板合上可任人跳动，扳动手闸，活动地板就“轰”然一声向两侧分开，显出一个方子L，二楼也有同样的装置，可以直通一楼的停尸房。活动地板的顶上装有一根绞刑架，并配有绞索。这就是国内罕见的室内刑场（绞刑房）。绞架、活动地板等均是50多年前的原物。解放后该绞刑房虽长期改作办公室。房梁上的绞架却没有拆除，地板上的方孔和活动地板都原物保存着，仅在上面又铺上一层地板，因此这座国内罕见的西洋式的行刑设备才完好地保存至今。

监狱主要关押对象是上海公共租界内判处徒刑的中国籍犯人（开始均收押男犯，从1904年起兼收女犯，1906年停止，1943年8月恢复收押女犯。从1935年9月起关押外国籍犯人）。由于它建筑精良，规模宏大，犯人收押数量多，最多达8000多人，大于印度的孟买监狱和日本的巢鸭监狱，因而号称“远东第一监狱”（提篮桥监狱的建筑物，1994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定为上海市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单位，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1999年被上海市命名为“市级现代化文明监狱”）。

监狱曾囚禁过不少中国近、现代著名人物，其中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章太炎、邹容（1905年4月暴死狱中）。有中国共产党人任弼时（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张爱萍（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曹荻秋（曾任上海市市长）、杨匏安（中共早期马列主义理论家）、许亚（曾任福建省副省长）、杨放之（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袁也烈（曾任水产部副部长，1955年授少将军衔）、刘鹤孔（曾任八机部副部长，1955年授少将军衔）、彭康（曾任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江上青（皖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吴黎平（曾任化工部副部长）、徐君曼（曾任《中国青年报》秘书长）、李守宪（曾任中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陆维特（曾任厦门大学党委书记）、韩托夫（曾任暨南大学副校长）、阿英（著名作家）、周立波（曾任湖南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等（上述人员中，除章太炎、邹容外，大多未暴露真实身份，使用均为化名、假名）。王孝和于1948年9月30日就义于狱中（在狱内建有“王孝和烈士就义处”，已列为上海市青少年教育基地）。

此外，抗战胜利后，日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梁鸿志、汪伪浙江省省长傅式悦、汪伪副总警监苏成德、上海“黄道会”头目常玉清等多名汉奸和曾任张作霖顾问的伊达顺之助、杭州日本宪兵队情报主任芝原平三郎、宁波日本宪兵队分队长大场金次等14日本战犯都枪决于监狱刑场。日本第三十四军参谋长镝木正隆少将等5名日本战犯于绞刑房执行绞刑。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陆军大将自杀于狱中（系中国境内自杀毙命的日军最高将领）。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陆军大将病死狱中（系中国境内因病死亡的日军最高将领）。

解放以来，提篮桥监狱收押、改造、教育了大批罪犯，其中包括大汉奸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1949年7月从苏州监狱移押此狱，1959年6月17日病亡狱中），汪伪政府的政要高官汪曼云（汪伪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罗君强（汪伪司法行政部部长）、陈春圃（汪伪广东省省长）、吴颂皋（汪伪司法行政部部长）、周隆庠（汪伪行政院副院长）、王荫泰（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江亢虎（汪伪考试院院长）、顾宝衡（汪伪粮食部部长）、夏奇峰（汪伪审计部部长）、陈济成（汪伪驻伪满洲国大使）、邹泉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潘毓桂（天津市市长）、汪时璟（汪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裁）、倪道烺（汪伪安徽省政府省长）、张资平（作家）以及江青反革命集团骨干成员徐景贤、王秀珍、陈阿大等。通过改造教育，大多数罪犯能够认罪伏法，改正恶习。许多人刑满释放后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

1954年10月起，提篮桥监狱向外国来宾开放参观，是新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监狱之一。先后接待过日本、法国、美国、埃及、阿根廷、澳大利亚等来自欧、非、南、北美、大洋洲等8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600多批6000多人次。参观来访人员中，既有各国家的政府官员、法官、检察官、警察局长，也有专家、学者、律师、作家、演员、记者等各界人士。

上海解放后，监狱由市军管会派员接管，经过整顿、清理、改造，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国家刑罚的执行机关。1949年9月21日，正式挂牌成立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曾任过八路军团长，当过冯玉祥将军金石教师的全国著名书法家武中奇出任解放后第一任监狱长。提篮桥监狱是上海解放以来，上海地区设立的第一个监狱。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是上海地区新收犯人的入口处。1951年5月，根据政务院的有关规定，监狱由法院划归上海市公安局领导，同年8月改名为上海市监狱，1983年7月起划归司法系统领导。1995年6月改名为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几十年，监狱坚持贯彻“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对犯人进行形势、政策、前途教育。组织犯人看书读报，邀请专家、劳动模范、先进人物、被害人和犯人家属来监狱作报告，组织犯人外出参观，并加强考核管理，及时兑现政策，依法实施减刑、假释、监外执行，实行人道主义和文明管理，不打骂体罚，不侮辱犯人人格，给犯人吃饱、穿暖。多年来监狱对盗窃犯、性犯罪、暴力犯、经济犯等不同类型的犯人还开展分类教育，分类改造，并在犯人中普及初中文化教育，多层次开办高中和大专班，参加市文化统一考试，合格者由教育局发给毕（结）业证书。组织犯人进行技术培训和职业培训，合格者发给技术等级证书。此外，还在犯人中开展诗歌创作、书画工艺美术活动，组织“新岸艺术团”、“提篮桥翻译室”，从1982年起编印铅印的《劳改报》供犯人阅读，建立新岸广播台和有线电视台，用健康、丰富的文化活动陶冶其情操。90年代以来，先后编印了《分类改造文选》、《炼狱心声集》、《两地书》、《忏悔录》、《服刑人员心理健康之友》等著作，还设立了心理咨询门诊部。

提篮桥监狱是近代中国一座西洋式的“外国监狱”，而且还基本上保持了二、三十年代的建筑风貌，这对影视部门来说，无疑是一个天然的摄影场地。多年来，受到全国不少影视单位的青睐，前来监狱拍接过的故事片有《铁窗烈火》《少年犯》《陈赓蒙难》《陈赓脱险》《珊瑚岛上的死光》《中华警花》《子夜》《魔鬼和天使》《孽缘》《好人合算》等。电视连续剧有《代价》《狱中曙光》《密探》《一代枭雄》《孽债》《若男和她的女儿》《一号机密》《潘汉年》等。

1999年12月，在提篮桥监狱内的一幢6层高的当年曾关押、审判、处决过日本战犯的监楼内建起了反映百年以来上海监狱和现状的“上海监狱陈列馆”，有展区面积2800平方米，它是一座极有行业特色的展馆，已接待团体参观，不少新闻媒体曾作过不少专题介绍。

系统记录提篮桥监狱历史钩沉的《提篮桥监狱》一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书从“狱事沧桑”、“炼狱精英”、“毙狱终极”、“狱史钩沉”等多个角度叙述了这座著名监狱的身世和历史、典故和人物、往事和现状，具有较强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

该书作者徐家俊曾是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史志办公室主任，在提篮桥监狱工作多年。为完成这部历史读物，他在北京、上海、江苏等地查阅了大量档案、报纸资料，并寻访了众多见证人。

徐家俊说，最初研究提篮桥监狱史，是怀着抢救史料的目的，因为坊间流传的一些近代历史人物“秘史”，虽部分真实，但也有大量“艺术发挥”，其中一些是可查阅提篮桥监狱的相关档案史料予以澄清的。提篮桥不仅是一座监狱，也是特殊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见证地。同时还是位于上海的一处重要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地。关于提篮桥监狱的历史还不断有新的史料发现，有机会他会再写出更全面的狱史增补本。

上海提篮桥监狱，修建于1903年、被称为“死亡之城”的上海提篮桥监狱是中国仍在使用的历史最悠久的监狱。然而，随着到2010年上海人口将猛增至3000万，而这个位于闹市区的监狱又占据了宝贵的土地，如今上海的官员们将提篮桥监狱视为“发展障碍”。在迎来首名囚犯的110年后，这座监狱将被关闭。

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2013年7月5日报道，身为提篮桥监狱改造规划小组成员的上海同济大学学者阮仪三说：“我们会保留值得保留的部分，但城市改造和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据当地英文媒体7月6月报道，规划官员承诺保留监狱的“原汁原味”，同时将这个33285平方米的监狱改造成“包含商业、文化和写字楼的综合设施”。不过，历史学家担心关闭监狱会破坏上海丰富历史中的又一篇章。

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韩生呼吁提篮桥项目开发商按照保护伦敦塔和巴黎巴士底狱的方式来保护提篮桥监狱。韩生在接受中国媒体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应该想想我们失去了多少有关这座城市的独特记忆，要防止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没有灵魂的城市就是座死城。”

关于提篮桥监狱搬迁的讨论早已开始。2009年，虹口区制定的《北外滩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获得上海市政府批准。该规划将提篮桥监狱所占的面积约60亩、建筑面积约为7.5万平方米土地纳入城市更新和功能置换，所在地块将置换为商业、文化和商办综合用地。

2011年起，虹口区政协主席管维镛联合多名政协委员，以各种形式提出了关于提篮桥监狱功能转换的想法。2013年初上海“两会”。管维镛等委员再次提交了“关于提篮桥监狱能调整尽快立项的建议”提案，重申提篮桥监狱的功能调整如不尽早启动，其作为北外滩地区的“功能孤岛”，将“严重制约北外滩地区功能的整体提升，影响地区整体形象和投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