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三年（1428年），明宣宗拟重整风纪，在内阁首辅杨士奇等的举荐下，薛瑄被任命为广东道监察御史，并监湖广银场。湖广银场即沅州银场，辖湘西十余县二十多处银矿，有民夫五十余万人。这里多年管理混乱，贪污成风，亟待整治。薛瑄初上任时，深知肩负责任重大，便以唐诗“此乡多宝玉，切莫厌清贫”自警。他轮流驻于沅州、辰溪和泸溪等处，往复巡视，明察暗访，承办要案，特别是对贪污受贿者都一一上报革除官职，依法严惩。从而使府县及银场秩序井然，民众夸赞不已。他在任三年，未回过一次家。离任时两袖清风，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那样：“莫言白笔（代称自己）南征久，赢得归囊一物空”。

正统六年（1441年），薛瑄就任大理寺少卿，参与刑狱案件审理。此时，身为司礼太监、把持朝政的王振，为了达到结党营私、培植亲信的目的，很快便派人向薛瑄赠送礼物并约请相见，但都被薛瑄托辞谢绝。朝中重臣杨士奇等见薛瑄性情耿直，恐被王振怪罪，都屡次劝他前往王府道谢。而他却正色回答道：“安有受爵公朝，谢恩私室之理？吾不为耶！”不仅如此，群臣到东阁议事，公卿们见了王振都行跪拜礼，而唯有薛瑄行拱手礼，从此王振对他就更怀恨在心了。

薛瑄上任后尽心尽职，昭冤平反，仅四个多月就办完了在锦衣卫发生的10多起冤狱案。事有凑巧，薛瑄办案期间，当时锦衣卫有个已去世二年的军官的小老婆美貌风流，与王振之侄、锦衣卫行事校尉王山私通，两人想马上成亲，但军官的大老婆贺氏以三年守孝期未满为由，从中阻拦。结果引起两人不满。王山便唆使那军官的小老婆状告贺氏，说她用妖术闷死了自己的丈夫。于是由锦衣卫将贺氏扣押立案，由都察院御史狱审讯判成死罪。薛瑄发现其中有冤，多次要求经办此案的监察御史复查平反，但那些人都因害怕得罪王振而借故推诿，只好又转交刑部议处。待刑部查清确属冤案后，薛瑄便愤然对诸监察御史以渎职枉法进行了弹劾。这样一来，便引起了锦衣卫指挥马顺和都察院都御史王文的强烈不满，二人立即向王振大进谗言，王振听后大怒，便令谏官弹劾薛瑄，以对当今朝廷不满为由，定为死罪，下于锦衣卫狱中。薛瑄入狱后，许多人纷纷前往看望，但只见他泰然自若，仍手捧《周易》在专心致志地诵读。通政史李锡知道后赞叹说：“真铁汉也!”午门会审时，由王文主审提问，薛瑄当即义正词严地斥责他说：“你身为御史长官，自当迥避，安能问我!”羞得王文无言答对。薛瑄蒙冤，王振的老苍头为之痛哭不已，向王振求情。王振大为感动。恰刑科三覆奏，兵部尚书王伟等上抗疏申救，才免了薛瑄死罪，将他削官为民，放回故里。时过七年，也就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这一冤案才得以平反。

薛瑄为官不但清廉律己，而且勤政爱民。他诚恳地指出：“为政以爱人为本。”“做官者，虽愚夫愚妇，皆当敬以临之，不可忽也。”“爱民而民不亲者，皆爱之不至也。”（见《读书录》）他深刻阐明了爱民、养民；让民众富庶起来的重要性。他说：“财出于民，费用广则财不足；财不足则赋敛重，赋敛重则民穷；民穷则力竭，力竭则本摇矣。”（见《从政名言》）正是在这种爱民思想的支配下，薛瑄做官期间不断地为民请命，为民伸冤，动人事迹广为流传。

景泰元年（1450年），复官不久的薛瑄奉命前往四川，协助巡抚佥都御史李匡平息川西苗彝作乱。期间，他亲自到各处察看民情，发现当地贪官割剥、横征暴敛，致使百姓生活困苦，冤抑难申，作乱主要由此引起。于是，他在作乱平息之后，便立即向朝廷奏本说：“番川远夷，但当羁縻之，不宜责以贡赋。”他列举事实说明苗彝等少数民族地区民力已竭，财力已尽，只有减少贡赋，才可不生变故。但朝廷对这一建议不置可否。一气之下，他便向朝廷提出了辞官还乡的请求。

景泰四年（1453年），全国发生大饥荒。苏州、松江一带民众纷纷向富户借粮。但富户们乘人之危，大抬粮价，囤积居奇，吝而不借。为此激起民怨，便发生了民众群起抢富户粮食、烧富户房子的事件。朝廷派太保王文前往查处，王为了表功，一下便查抄平民五百余户，捕得两百余人，并以谋反罪将其全部解京，奏请一齐问斩。不少大臣都认为这是一宗大冤案，但慑于王文权势而不敢提出异议，只有薛瑄向朝廷奏章辨冤。王文怒对别人说：“此老倔强犹昔！”但薛瑄却庄重地表示：“辨冤获咎，死何憾焉！”最后经都察院官吏勘实，只严惩了为首者三四人。

天顺元年（1457年）春，年已六十九岁的薛瑄得到了朝廷的重用，被任命为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起初，他还踌躇满志地想为朝廷效力，每逢朝廷召见，都能坦诚直言，献计献策，屡次就行王道、重贤才、用群策等，陈述了自己的主张。但不久他便发现英宗皇帝平庸无能，对石亨、曹吉祥乱政束手无策，置正确意见于不顾，屈杀忠臣于谦，并令从西域购买狮子，薛瑄劝谏，但不被听从。从此，他对振兴朝政已毫无信心，想到还是“见几而作”，致仕还乡为好。于是便以老病为由接连上章，获得允准后，便离开京师，踏上归程。行至直沽，遇到风雨，船不能行，粮食缺乏，但他吟咏不辍。儿子薛淳私下不高兴，埋怨道：“人家好好做官，他便要退，受困谁怨！”薛瑄不以为意，说：‘我虽困，而道自亨也！”

薛瑄在致仕还乡以后的日子里，一面聚众讲学，一面进一步深钻细研正心复性理论，并进行更加严格的自我修养，使之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天顺八年六月十五日（1464年7月19日），薛瑄忽觉身体不适，遂将所写文稿作了一番整理，之后伏案写诗道：“土炕羊褥纸屏风，睡觉东窗日影红。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唯觉性天通。”通字尚未写完，薛瑄便与世长辞，时年七十六岁。薛瑄逝世后，朝廷遣使谕祭，并命有司为其办理丧事。次年春又颁下《奉天诰命》，根据薛瑄生前的功绩，赠他为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

薛瑄推崇程朱理学，在思想上总的是同程朱理学一脉相承的，但又并非程朱理学的简单延续，而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程朱理学。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理无穷，故圣人立言亦无穷”的思想指导下，弃旧图新，提出了不少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观点，对明中叶兴起的理学唯物主义思潮起到了首倡和先导作用。首先，他批判和改造了朱熹“理在气先”和“理、气决是二物”的唯心主义理气观，明确提出了“理在气中，以气为本”的新观点。他反复强调：“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见《读书录》）“理与气一时俱有，不可分先后；若无气，理定无止泊处。”同时，明确指出“理气决是二物”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说：“理与气无间亦无息。”“理气浑然而无间，若截理气为二则非矣。”(以上均见《读书续录》)他坚持气是构成宇宙万事万物最原始的物质本体的观点，他说：“天地间只一气。”“天地万物皆气聚而成形。”（均见《读书录》）以上这些论述都是非常正确，应该充分肯定的。

其次，薛瑄一贯倡导求实理、务实用的实学思想和学风，他不但明确提出了“实学”的概念，而且赋予了丰富的内涵。他说：“人于‘实’之一字，当念念不忘，随时随处省察于言行居处应事接物之间，心使一念一事皆出于实，斯有进德之地。”又说：“为学不在多言，亦顾务行如何耳!”他在强调行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肯定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如说：“知理而行者，如白昼观路分明而行，自无差错；不知理而行者，如昏夜无所见而冥行，虽或偶有与路适合者，终未免有差也。”（以上均见《读书录》）由于薛瑄力倡“实学”，并一生躬行实践，所以他的学说被时人称为“笃实践履之学”，他本人被誉为“实践之儒”。

再次，“复性”说在薛瑄理学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薛瑄的“复性”说，虽积极维护程朱的“道统”观念，本质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也不乏唯物主义观点。如就“性”的本源来说，朱熹认为“性”是天赋，来自先天；而薛瑄则认为“性”是“理”，主要形成于后天。在对“复性”的具体解释上，朱熹指出，“复性”就是要恢复人的本然之善的天性；薛瑄却不然，他说“复性”就是要按理视、听、言、动。不难看出，薛瑄的“复性”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朱熹“复性”说的修正和完善。

薛瑄是有素养的作家和诗人。他的文学作品有散文、杂文等260余篇，诗歌1570首，成就颇大。对于诗文写作，他曾讲道：“凡诗文出于真情则工，昔人所谓出肺腑者是也。故凡作诗文，皆以真情为主。”(见《读书录》)这就是说，凡是发自肺腑的、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才能算得上是好作品。在写作方法上，他主张要条理明白，要注重修辞，把文章写得言简意赅；他还强调，有了高深的涵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写出好的文章。这些见解，无疑都是正确的、高明的。

薛瑄的散文、杂文大体可分为游记、随感、对友人题赠以及寓言故事等。在写作上大都结构严整，行文流畅，格调清新，寓意深刻。如《游龙门记》叙述简洁明快，写景绘声绘色，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被称为明代散文佳作，上世纪60年代曾被选入中学课本。《退思亭记》《车窗记》都是触景(物)生情，有感而发，在揭露贪污受贿、败坏法纪等劣行的同时，不忘奉劝世人和勉励自己勤廉从政、慎言慎行，说理充分，令人心悦诚服。

薛瑄很爱写诗，凡行旅、登临、居住、怀古、读书、会友、赠别等，多有诗歌问世。对薛瑄的诗，清人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给予了很高评价，曾称：“大致冲淡高秀，吐言天授，往往有陶（陶渊明）韦（韦应物）之风。盖有德有言，瑄足当之。”薛诗中不乏名篇、警句，如“天连巫峡常多雨，江过浔阳始上潮。”（《沅州杂诗》）、“庶官务割剥，不念远人穷。”（《有感》）、“夜深风雪响侵门，绣被熏来睡正温；忽念中林有樵者，独惭余暖未能分。”（《泸溪冬夜》）、“宦情似水年来淡，乡思如旌日自悬。”、“彤闱紫阁如天上，依旧清汾数顷田。”（见《舟中赋》）。薛瑄的诗意境优美，形象生动，爱民之心，辞官之愿，跃然纸上，备受赞赏。

薛瑄的学说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较大。他通过长期聚徒讲学，按照自己的思想体系，培养造就了大量学者，创立了著称于史的河东学派。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河东学派不断壮大，薛瑄弟子遍及山西、陕西、河南、湖北等地，他们在弘扬薛瑄思想学说和发展程朱理学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薛瑄继曹端之后，在北方开创了“河东之学”，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其学传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吕大钧兄弟为主的“关中之学”，其势“几与阳明中分其感”。清人视薛学为朱学传宗，称之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高攀龙认为，有明一代，学脉有二：一是南方的阳明之学，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可见其影响之大。

王神：河津薛德温，直内方外，果敢自取，可谓得许子平仲之传矣。

金英：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刘定之：直躬慕古，谈道淑徒，进无附丽，退不慕恋。勤学好问，可谓文矣；归洁其身，可谓清矣。

李贤：①吾道正脉，实由近世周程张朱有以倡明之也，至我太宗文皇帝，乃始表章其言行天下，由是天下士习一归于正，呜呼盛哉，然今之君子能忻慕而笃信之，则河东薛公其人也。②公之学，践履笃实之学也，居恒每以圣贤为师，随其所寓，一言一动，于理稍有违失，便觉身心不安，凡辞受取予，必揆诸义，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其出处大节，光明峻洁，于富贵利达泊如也，接人无大小众寡，一以诚待之，教之有序，而其言平易简切，不穿凿奇僻之说，文必根于理，辞旨条畅。

叶盛：又如文臣中，尚书都御史卿佐等官纯诚朴忠，如王直、胡濙、高谷清德正学，如仪智、薛瑄、陈琏、吴溥、杨翥、吴讷风节凝峻。

刘吉：瑄志学甚笃，趋向甚正，践履平实，不为伪言华貌，其事亲孝，其教人词气恳款，终日无惰容，出其门者颇众，其居官持法不挠，事有便于民，不顾利害为之。

张九功：窃见故礼部右侍郎瑄，上真知尊躬行仕则体国学以明道，濂洛之流波，覃怀之步武，惟陛下以孔子道治天下，辩真伪，别纯驳，俾人知所向，臣谓瑄宜从祀孔子庙庭。

罗钦顺：《读书录》有云：“韩魏公、范文正诸公，皆一片忠诚国之心，故其事业显着，而名望孚动，于天下后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业名誉，比拟前贤，难矣哉。”其言甚当，薛文清盖有此心非，徒能此言而已。

王鏊：薛文清公深于理学，然其言曰：“自宋以来，真儒辈出，理学大明，顾人之躬行实践何如耳！”今观其行事，能卓然自立，不附权奸，固不欲往见王振，耻于拜爵公朝，谢恩私室。为大理卿，驳正冤狱，宁忤权奸。至赴市曹，神色自若，略不为屈，此其学问得力处，真躬行君子也。及王振传诏赦免，乃发其机于老仆，可见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容冺灭者。而王振之专横亦甚矣，当是时也，以三杨之贤而不能无委蛇于其间，况其它哉！

彭韶：力行好古，进趋有程。寤寐河洛，以究舂陵。敡历中外，大棘之卿。缧绁非罪，复起而丞。贰卿掌制，以弼以承。岂宝远物，而志可行。乞年以退，惟道之桢。

崔铣：先生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当时若辞而不往，岂不愈於抗而得祸与？于忠肃有社稷之功，其受害也，先生固争之矣，争不得，即以此事而去，尤为光明俊伟。

唐枢：①阅宋诸儒书，知为道学正脉，即专心体究，至不忘寝食。务实见而笃践履，乃动合矩度，终日俨然。居家孝弟忠信，对妻子如严宾，凡出处取予之问，毫发不苟。其学以复性为柄，曰此程朱吃紧。为人处大节，凛然生死利害不能动也，时呼为薛夫子。②先生倡无前之学，垂有众之宗，天下无贤愚，信之何也？贵践履也。而近欲血食庙庭，敷议词馆，不识可乎？曰：文庙报德报功，天下不务力行。先生崛起而持之，使生民知有此一大事，先生之功大矣。后学浅于迪德，学不大明，又非信先生，大过哉！道无精粗，学无内外，语复性而性不与天通，则性犹蔽质语。力行而行不自性率，则行犹难见神化机微，体用一贯，以至朕兆之不能窥，则迪德深矣。

袁袠：世多以薛公为迂，嗟乎，是岂知薛公者哉。公之抗王振、远石亨，垂死而不悔，见几而不留，死生富贵，皆不足动其心，是岂迂者哉。及读其言论，慥慥乎有德之言也，非所谓知而能行者哉。

廖道南：予幼诵《读书录》，以为程朱语录之后即有此书。

项笃寿：文清明体适用，足为真儒。其抗王振、违石亨，生死不悔，所称大丈夫者，非耶？

屠隆：薛文清瑄、李忠文时勉、章文懿懋、王忠肃翱、王端毅恕、项襄毅忠、马端肃文升、刘忠宣大夏、胡端敏世宁岳岳之风、侃侃之节，宏材足以济时艰，正气足以褫奸魄，李梦阳所谓“居则岳屹，动则雷击，大事斧断，小事海畜。”斯其人矣。

张岱：①分宜荐唐荆川，而人以嵩党荆川。王振荐薛文清，而人不肯以振党宜党文清。此其中大有分寸，人不敢与立也。文清自柄用以至放归，振用之，振杀之，振复生之，复逐之，更变多端，而文清直付之不闻不睹。蜮射鬼弹，曾足以动文清毫末哉！②家南轩先生死时，肌如水晶，洞见五内。薛文清生时，亦肌如水晶，洞见五内。一死一生，皆现此奇异，在佛家得之，必为琉璃色相矣。

宋征壁：一古之杰士，言足载道，不为雕饰。如薛文清、岳父毅、刘忠宣、章文懿、罗文肃、顾文端、冯恭定、高忠宪之徒，有日星河岳之望，乃吉人辞寡，于斯足徵。录其数篇，以为模范。

查继佐：文清为大理，力能去监振，与三杨等并持之，否则安振，使不得大擅主权。两不可，洁身而退。乃以风格太露，几于不免。使非振之仆爨下之哭，文清徒气节闻千载矣。振甚怒，而犹柔于仆之一言，则知昔瑄当是过激。夫为人臣，使人望而却步，则幸逢打赌之朝矣。罢内阁归，中途绝粮，其子曰：“为道学大臣，却应饥以死。”时相传为一代佳话。晚年务为平易简切，则学有进矣。白气贯而风雷绕，紫衣人归去哉！

黄宗羲：河东之学，悃愊无华，恪守宋人矩矱，故数传之后，其议论设施，不问而可知其出於河东也。若阳明门下亲炙弟子，已往往背其师说，亦以其言之过高也。然河东有未见性之讥，所谓“此心始觉性天通”者，定非欺人语，可见无事乎张皇耳。

王夫之：薛河东、赵高邑、魏南乐三数君子者，以清刚启正学，其有开必先之兆乎？非章志贞教之大儒一振起之，洗涤其居食衣履、频笑动止之故态，而欲格其心，未有胜焉者也。论世者，属目而俟之久矣。

林时对：洪、宣间，李忠文、陈文定，当代醇儒，分主成均，以身率教，人皆向风，于是，薛文清瑄，起自河津；陈文恭献章，起自新会；胡文敬居仁，起自余干。而姚江王文成阳明先生，直接濂洛真传，集群儒之大成。嘉靖初年，舆论允协，业将四君子配飨阙庭矣。

张廷玉：而英宗之世，河东薛瑄以醇儒预机政，虽弗究于用，其清修笃学，海内宗焉。

《历代群英歌》：陈静诚薛瑄是首，吴与弼次陈献章。

孟森：文清（薛瑄）殁后百年，吾国共以能从祀为人品之至高，亦悬一人格以为士大夫之标的而已。

薛瑄主要著有《读书录》《理学粹言》《从政名言》《策问》《读书二录》等作品。其中《读书二录》是集薛瑄理学思想大成的代表作，也是他平生所作读书笔录或读书心得之集中总汇。清人曾辑其所有文字，并同其年谱、诸儒论赞等，汇刻为《薛文清公全集》，总四十六卷。《皇明经世文编》录有《薛文清公集》一卷。

成化元年（1465年），监丞李绅首请薛瑄从祀孔庙，其后请求薛瑄从祀孔庙的人也不少，但刘定之认为薛瑄虽为一代名臣，但他尚未达到从祀资格。

隆庆五年（1571年）九月，朝廷降旨准予薛瑄从祀孔庙，称其为“先儒薛子”。有明一代，从祀者只有薛瑄、陈献章、胡居仁、王阳明四人。

2015年9月22日，山西省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举行纪念薛瑄诞辰626周年书画展仪式，万荣县委副书记焦雨、里望乡党委书记丁文玲以及来自全国各地薛氏代表及各相关部门参加了此次活动。

《通议大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直内阁薛公瑄神道碑铭》

《殿阁词林记·卷三》

《国琛集·下卷》

《今献备遗·卷十八》

《续藏书·卷十·内阁辅臣》

《明儒学案·文清薛敬轩先生瑄》

《罪惟录·列传卷之十·理学诸臣传》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列传第一百七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