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二十一日，载湉开始在毓庆宫读书。毓庆宫在东六宫东侧斋宫与奉先殿之间。师傅为署侍郎、内阁学士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翁同龢与夏同善为同榜进士。翁同龢主要教载湉读书，夏同善主要教载湉写仿格（写字）。御前大臣教习满语文、蒙古语文和骑射。载湉读书很用功，慈禧太后夸赞他：“非常爱好学习，坐着、站着、躺着都在朗诵诗书。”他把读书同做国君相联系。载湉有父亲奕譞在毓庆宫照料自己读书，但君臣之礼，取代父子之情。载湉在毓庆宫的读书学习长达十余年。

光绪三年（1877年）正月，左都御史景廉被提升为军机大臣。命前藏济咙呼图克图在达赖未出世以前掌管当地的事务，并赐予“达善”名号。四月，刘锦棠攻克达坂及托克逊，张曜、徐占彪攻克七克腾木、辟展，最后清军合军克复吐鲁番满、汉两城，安集延（浩罕汗国）的侵略者帕夏阿古柏暴卒。年末，南疆收复，清军收复新疆之战取胜，唯匪首伯克胡里、白彦虎逃入俄罗斯。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论功被封为二等侯，刘锦棠被封为二等男。六月，李鸿章开办滦州开平矿务局。

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日本侵占琉球群岛，改名为冲绳，并判决最后一位琉球国国王尚泰流放到东京。同年，崇厚与俄方代表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并擅自回国，清廷治崇厚罪，并讨论崇约存废问题。

光绪六年（1880年）正月，命曾纪泽为出使俄国的大臣，改议条约。三月，左宗棠屯守哈密，准备进军收复伊犁。七月，下诏召回左宗棠。

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慈安太后逝于钟粹宫，上谥为孝贞皇后。光绪八年（1882年），载湉11岁时，增添授课内容，讲解了贺长龄、魏源所辑《皇朝经世文编》。

光绪九年（1883年）五月，法军进攻越南河内的纸桥，挑起中法战争。载湉诏李鸿章回北洋，部署海防事宜。六月，在越南的黑旗军将领刘永福与法军在河内、纸桥大战，取得纸桥大捷，击败了法军的侵略。

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慈禧太后以恭亲王奕訢因循贻误罢军机大臣，家居养疾。史称“甲申易枢”。八月，法舰炮轰福建马尾造船厂挑起马尾海战。九月，新疆改建行省。

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命冯子材襄办广西镇南关外军务。法军步步紧逼，攻陷越南谅山，进而犯镇南关，不久法舰去台湾。左宗棠等兵援浙江。二月，中法战争结束。五月，懿旨勘修南、北海工程。九月，改台湾府为行省，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命醇亲王奕譞总理，节制调遣沿海水师等。

光绪十二年（1886年），载湉虚龄16岁时，即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已为成人之际，据称就已具备了“披阅章奏，论断古今，剖决是非”的能力。

主词条：隆裕太后

当初两宫皇太后立载湉为帝、再度垂帘听政之时，曾把听政解释为“一时权宜”之举，保证“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初十日，慈禧太后在“懿旨”中重申了前面所说的话，并宣布“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表面看来，慈禧太后是在信守诺言，而实际上幼帝长大后迟早都要面对亲政的问题，慈禧太后早做预谋，目的是在无可奈何地让光绪帝亲政后她仍然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方式操纵清廷大权。对于她的这个用意，醇亲王奕譞是心领神会的。奕譞在两年前的“甲申易枢”中取代了恭亲王奕訢在朝廷的地位而成为慈禧太后的心腹。他在慈禧太后准备让光绪帝亲政的“懿旨”颁布后仅五天，就上奏称与各位王大臣审时度势，合词恳请慈禧太后“训政”，并表示皇帝“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规模，咸赖训教饬诫”。他提出的训政模式为：“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慈禧太后顺水推舟，表示接受奕譞的训政请求。这年十月，礼亲王世铎就训政的细则奏报慈禧太后允准，其中“凡遇召见引见，皇太后升座训政”一条，实质上与垂帘听政并没有什么区别。

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载湉始亲政。这与其说是光绪帝亲政的开始，倒不如说是慈禧太后通过训政的方式为其日后归政于光绪帝而铺平了一条能够长期对皇帝加以控制的通道。为了归政后更有效地控制载湉，慈禧太后把自己的内侄女都统桂祥女叶赫那拉氏给载湉做皇后，即后来的隆裕太后。

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二十六日册封皇后，二十七日大婚。二月三日，慈禧太后归政。此时，慈禧太后没有打破幼帝一经大婚便要亲理朝政的祖宗之法，只好搬出皇宫到颐和园去“颐养天年”。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已甘心地去让光绪帝行使皇权，而是在归政前后搞了一连串的活动，以便对亲政后的光绪帝加以控制，继续操纵清廷大权。为加强对朝廷的控制，她在文武官员的安排任命上多用对其效忠之人，以至于光绪帝亲政之时所面对的几乎尽是太后听政与训政时期的重臣。为便于把握光绪帝的动向，她决定将光绪帝读书的书房由毓庆宫改在颐和园附近的西苑，要求光绪帝每日到颐和园向她请安，亲政后的光绪帝必须将朝中大事向她“禀白而后行”。显然，慈禧太后为光绪帝亲政设置了重重路障。光绪帝的亲政历程由酝酿到开始经过了两年半多时间，并且是一波多折。但是，已长大成人且渐渐成熟的光绪帝一经正式亲政，其所作所为则是慈禧太后始料不及的。尽管慈禧太后仍不断以各种方式箝制着他，然而作为一个年轻的皇帝，他总还要施展一下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与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主词条：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公车上书

光绪十六年（1890年），驻美公使张荫桓自美国归国。载湉急切召见，询问国外情况。后来载湉又索取驻日公使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日本明治维新在载湉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载湉还读了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萌发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状况。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农民战争爆发，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增兵朝鲜，蓄意挑起中日战争。光绪帝及帝党成员则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认识到日本进行战争挑衅的严重性，痛感“我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积极筹备抗战事宜，表示出主战的愿望。光绪帝多次下诏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备战守事宜，并命南洋各督抚大臣预为筹备，反对李鸿章恳求列强出面调停的做法。光绪帝于六月十三日下令派翁同龢和礼部尚书李鸿藻参与军机处事宜，与诸军机大臣会商中日朝鲜争端。在会上，翁、李二人提出备战御敌的方策，得到认可。会后第二天，与会诸臣联衔向光绪帝递上《复陈会议朝鲜事宜折》，折中采纳了翁、李的主战见解。对此，光绪帝于六月十六日再次下诏令李鸿章抓紧军事部署。但在此之前，日本早已做好了发动战争的准备，正当高升号轮船于六月二十三日在北洋海军“济远”、“广乙”舰护卫下运兵行至丰岛海面时，蓄谋已久的日本海军突然发动袭击，击沉“高升”号轮船，即高升号事件，悍然挑起丰岛海战，面对日本已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朝野上下要求主战御敌的呼声日趋高涨，光绪帝也毅然决定对日宣战。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清廷发布对日宣战的“上谕”。载湉认为：“日本首先挑起事端，侵略挟制朝鲜，如果导致事情很难收场，那我们自然应该出兵讨伐。”七月二十四日，他又谕示李鸿章不要贻误军机。他直接命令朝鲜牙山南路叶志超与进入朝鲜北部的清军夹击侵朝日军。他多次下令加兵筹饷，停止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但是李鸿章没有听取载湉的谕旨。在后来的战役中，中国初于牙山战役失利，继于平壤之战中战败。鸭绿江江防之战失利，日本乘势发起辽东战役，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失守。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在威海卫战役中日军夺中国兵舰，中国海军覆丧殆尽。本年，中国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在日本抱着“宗社为重，边徼为轻”的宗旨，与日方草签了《马关条约》。由于该约内容苛刻，光绪帝以割地太多为由，表示对该约“不允”，拒绝签字用宝。此时，爱国官员的谏诤和举人的上书活动风起云涌，光绪帝怀着通过迁都而与日本周旋的想法到颐和园请求慈禧太后接受这唯一可行之策，结果遭到拒绝。四月初八日，军机大臣孙毓汶拿着李鸿章从天津送来的和约稿本与奕訢等人共同逼迫光绪帝签字，慈禧太后在这时也指令必须批准和约，光绪帝“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被迫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第二天“和约用宝”。四月，康有为联合在北京参加会试的1300名举子，上书都察院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史称“公车上书”。接着，康有为又撰写了上清帝第三书，呈递都察院。五月十一日，这份上书送到了光绪帝的手中。此时，正在为甲午丧师痛感不安、为签约用宝深怀内疚的光绪帝，亟切需要的是怎样雪耻自强之方，康有为这份上书中所详细陈述的“富国”、“养民”、“教民”、“练兵”等实施变法的具体内容，所申明的必须“及时变法”，“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的剀切之言，引起了他的共鸣，对上书“览而喜之”，立即命令再抄录副本4件，以1件呈送慈禧太后，1件留存军机待日后发交各省督抚讨论，1件存放乾清宫南窗小箧，1件存勤政殿以备随时“览观”。六月，康有为与梁启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十月，俄、德、法三国干涉，迫使日本放弃对中国辽东半岛的主权要求。此为“三国干涉还辽”。

主词条：瓜分中国狂潮、戊戌变法、戊戌政变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沙俄诱订《中俄密约》，攫取中东铁路权，将侵略势力伸入东北三省。五月，载湉多次和慈禧太后一起亲临醇王府邸探视醇王福晋（即载湉生母）的病。醇王福晋叶赫那拉氏病逝后，载湉十一日没有上朝。慈禧太后下懿旨说：醇亲王福晋病逝，应称为皇帝亲生之母亲。六月，载湉亲自去送醇亲王福晋的灵柩出殡。光绪帝能够对康有为等维新志士进一步加深了解并逐步确立变法的信心，与帝党官员起到的纽带作用是分不开的。他第一次展读康有为的上书时，翁同龢在场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才华。随后“备以康之言达皇上，又日以万国之故，西法之良”来辅导皇上，使光绪帝眼界大开。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巨野教案发生，德国以此强占胶州湾，引发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狂潮。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日，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西花厅问话。参与问话的翁同龢把康有为在问话时所陈言的有关变法重要性、内容及步骤向光绪帝汇报后，光绪帝命令臣属今后对康有为递上的条陈，要即日进呈，不得阻拦或积压。于是，康有为在问话后的第五天，向光绪帝上第六书，提出了下诏定国是的要求，强调中国变法“莫如取鉴日本之维新”，要义有三点：“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三曰设待诏所”。光绪帝读了这份上书后颇以为然，坚定了变法的决心。二月二十日，康有为第七次向光绪帝上书，要求光绪帝以俄国彼得大帝为榜样，以君权厉行变法。三月二十七日，康有为等人组织了保国会，由御史李盛铎领首。守旧大臣攻击该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甚至要追究入会之人。光绪帝则指出：“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有力打击了顽固势力的气焰，支持了维新派。

四月，选派宗室王公出洋游历；载湉亲选亲王、贝勒，公以下闲散人员由宗人府保荐。召见康有为，命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颁布“定国是诏”，开始百日维新。五月，载湉诏立京师大学堂；陆军改练洋操；自下科始，乡、会、岁科各试，改试策论；诏八旗两翼诸营，均以其半改习洋枪。六月，诏改定科举新章。七月，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禄、太仆、鸿胪诸寺，归并其事于内阁，礼、兵、刑部兼理之。赏内阁侍读杨锐、中书林旭、刑部主事刘光第、江苏知府谭嗣同并加四品卿衔，参预新政。诏袁世凯来京。维新派于上海创办《时务报》，以汪康年为总理，梁启超为总主笔。

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从北京紫禁城发出的一道接一道的新政诏令，毕竟是光绪帝革旧图新决心的体现，毕竟使维新派的变法愿望得到部分实现，这就在文教上打击了旧学，提倡了新学，经济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近代化，政治上给人们某些言论、出版、结社的权利，因而具有进步作用。新政诏令却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抵制和反对，许多顽固大臣引慈禧太后为奥援，唯“懿旨”是尊，不把光绪帝放在眼里，甚至明目张胆地阻挠新政，致使光绪帝的变法诏书大多成了一纸空文。

从新政诏令颁布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就预谋着对政局的控制。在翁同龢被开缺回籍的谕令发布当天，慈禧太后又胁迫光绪帝宣布以后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官员，须到颐和园向她谢恩。同日，任命慈禧太后的亲信大臣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以控制京津一带的兵权。光绪帝也未一味示弱，七月十九日，他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6人全部革职，并对王照予以奖赏。次日，他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赏给四品卿衔，参加新政。

这一行为触怒了慈禧。七月二十日，载湉又任命维新派重要人物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担任四品衔章京，处理新政事宜。后来维新派又企图聘请当时已经下野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担任顾问，在慈禧干涉下未能实现。与此同时又有众多利益受到侵犯的顽固势力聚集到慈禧身边，请求她出面制止变法。七月二十二日，把阻挠新政的李鸿章逐出总理衙门。光绪帝的这些反击措施，进一步引起慈禧太后的忌恨，她不断派人去天津与荣禄密谋策划，京津一带也盛传秋季慈禧太后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将废掉光绪帝。

随着天津阅兵日期的迫近，光绪帝惊慌不安，于七月二十八日交给杨锐一道密诏，称：“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光绪帝这种置自身命运于度外的精神使康有为等人大为感动，但他们在捧诏痛哭之后，却是束手无策，最后只好把希望寄托于东交民巷的公使馆和曾参加过强学会并握有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身上。各国公使只是虚表“同情”，不愿干预。康有为等人便策划了兵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的行动；一方面敦请光绪帝于八月初一日召见袁世凯并破格重赏侍郎候补；一方面物色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为捕杀慈禧太后的人选；又一方面则是由谭嗣同在八月初三日夜访袁世凯，鼓动袁世凯先诛荣禄，再兵围颐和园。毕永年进京与康有为交谈，认为袁世凯不可靠，此事不可恃，便迳赴日本。

慈禧太后得知维新派的计划，深夜从颐和园还宫。八月初六日晨，慈禧太后宣布重新训政，下令缉捕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在政变发生的前一天逃离北京，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君子”于八月十三日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慈禧太后在八月初八日举行临朝训政礼后，囚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轰动一时的“百日维新”被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势力所扼杀。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以取代载湉，史称己亥建储。由于得不到列强支持，企图失败。

主词条：义和团、庚子国变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清廷必须在和与战问题上作出抉择。自五月二十日至五月二十三日，慈禧太后连续在4天之内召集4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光绪帝参加了会议，他不赞成对外宣战，认为顽固大臣所声言的“义民可恃，其术甚神”是靠不住的，指出“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奈何以民命为儿戏？”载漪、载濂、刚毅等顽固大臣则不仅一再申明要靠义和团的“神术”去“报雪仇耻”，而且还指使人编造出一个“请太后归政，废除大阿哥”的所谓“外交团照会”，使慈禧太后大为恼怒，声称：“外人无理至此，予誓必报之。”经慈禧太后与守旧排外大臣的反复密商后，于五月二十五日颁布了宣战“上谕”。但就在宣战后仅4天，慈禧太后就向列强表示“朝廷慎重邦交，从不肯轻于挑衅”。又过了4天，又表示“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慈禧太后草率决定宣战，载湉忍不住发话问许景澄：“许卿出使外洋多年，又在总署当差，外国的情况卿最知晓，卿以为大清有无与外国一战的实力？”许景澄激动的说：“圣上垂问，臣就据实而言，依大清目前的实力，似难敌其中一国，更不用说数国联军了。臣以为和为上策，保护使馆、征剿拳匪事上策。”慈禧一听立马怒了，宣布处死主和的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议和再无希望。联军于八月十四日攻破北京，载湉于八月十五日在慈禧太后的带领下逃往西安，《辛丑条约》签订后返回北京。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二十日，溥儁被撤去大阿哥称号。载湉的皇位保住了，但形同木偶，臣工奏对，不发一言。有时慈禧太后示意要他表态，也不过一两句罢了。

载湉在最后十年（1898—1908年）的幽禁生活中，仍然坚持不懈地钻研法律，留心阅读世界各国的法律书籍。

光绪帝返京后，不再被囚于瀛台，而是常常临朝，恢复到以往的帝位生活，但慈禧太后对他仍严加控制。此时的清廷固然仍在推行着自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开始下诏变法所实行的新政，似乎是把戊戌变法时期的新政措施又一步步恢复，然而光绪帝在颁发新政诏令时却不得不服从慈禧太后的旨意“先自骂两句”，说“康有为之变法，非变法也，乃乱法也”。他在对德龄公主的自白中表达了苦衷：“我有意振兴中国，但你知道我不能作主，不能如我的志。”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光绪帝生病卧床，这时慈禧也病重。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载湉病重，慈禧太后下令将溥仪养育在宫中。溥仪是醇贤亲王奕譞之孙，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的乳母王焦氏抱着溥仪一起进宫。十月二十一日酉正二刻三分，载湉驾崩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终年38岁，慈禧太后命溥仪继承皇统，过继于同治帝载淳，同时兼承光绪帝之祧，一人祧两房。庙号德宗，谥“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简称景皇帝。民国二年（1913年）葬入河北易县清西陵中的崇陵。

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帮办新疆军务。左宗棠根据敌我情况和新疆地区的地理条件，制订了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并花了近两年时间筹集军饷、采运军粮、整顿军队、改善装备，完成了收复新疆的作战准备。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清军经过几个月的充分准备，开始向南疆进军。阿古柏见大势已去，于五月下旬逃至库尔勒自杀。其子伯克·胡里在喀什噶尔称王，继续顽抗。九月，清军挟连克三城余威，乘秋高气爽之际，开始部署收复南疆八城之战。清军的破竹之势，使盘踞在西四城（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喀叶噶尔）的敌军惊恐万分。和阗叛军呢牙斯向清军请降，十二月二十一日，刘锦棠收复叶尔羌，24日收复英吉沙尔。光绪四年（1878年）一月二日，清军克复和阗。至此，新疆全境除伊犁地区外，全部收复。清军收复新疆之战取得伟大胜利。光绪七年（1881年），中俄通过谈判，中国收回伊犁。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粉碎了英、俄勾结阿古柏侵占新疆的企图，维护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次战争所以取得胜利，除战争的正义性和新疆各族人民积极支援这一根本原因外，还有军事上的原因。

中法战争暴露出清政府海军力量薄弱、台湾防御不强的弱点。清政府从战争中切实认识到台湾一岛关系海防全局，台湾不能过于依赖福建，必须使其具有一定的独立防御能力。战后，清廷内部进行了一次加强海防的讨论，台湾问题成为此次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初五，据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会同议奏的结果，颁诏决定：“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制。着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福建巡抚事，即着闽浙总督兼管。所有一切改设事宜，该督详细筹议，奏明办理。”以此为标志，清廷正式决定设立台湾省，任命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十二月十二日，载湉下谕说：“台湾是南洋的门户，现在奉皇太后懿旨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台湾虽设立行省，但必须与福建联合起来，就像甘肃、新疆的体制一样，这样对内对外都好维护。就让杨昌濬、刘铭传仔细商量一下办理吧。”后刘铭传在台湾筑炮台、修铁路、架电线，发展经济、安定社会。台湾建省，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并实现的，其历史与现实意义深远而重大。

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一败涂地，割地赔款，倍受欺侮。随后，帝国主义列强又进而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古老的祖国骤然面临亡国大祸，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这时，资产阶级（主要是它的上层部分）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社会上积极宣传、组织变法图强，以挽救深重的民族危机，并迅速形成了一个激荡全国的时代潮流。

民族危机启发了载湉变法的决心。载湉清楚地知道慈禧太后虽然已经撤帘，但是仍然紧紧地控制着他。但是载湉决心已定，为了国家的振兴，他把个人的利益和荣辱置之度外，说：“太后如果不给我大权，我情愿退位，不甘做亡国之君。”

新政措施虽未触及封建统治的基础，但是，这些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

载湉发布御令，企图形成自上而下的全国改良性运动，但遇到大多数地方顽固势力尤其是慈禧太后的阻挠和破坏。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根本不理睬御令筹办之事，电旨催问，也置若罔闻。

光绪年间的军机大臣：

奕訢、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景廉、王文韶、左宗棠、翁同和、潘祖荫、世铎、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孙毓汶、许庚身、徐用仪、刚毅、钱应溥、廖寿恒、裕禄、荣禄、启秀、赵舒翘、载漪、鹿传霖、瞿鸿禨、奕劻、荣庆、徐世昌、铁良、世续、林绍年、载沣、张之洞、袁世凯、那桐

光绪八年（1882年），中法战争爆发，清军恐怕“失和”而“退让”。光绪十年（1884年），法国舰队司令孤拔率领舰队驶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清军被迫迎战。同年，法军又进攻吴淞口。法军再侵犯台湾淡水、鸡笼（基隆），台湾军务大臣刘铭传率领守军扼守淡水，击退敌军侵略。第二年初，法军在水路进攻浙江镇海，在陆路进攻镇南关（今友谊关），清军获得“镇南关大捷”。

光绪十一年（1885年）四月，清朝“以胜求和”、“不败而败”，派李鸿章同法国代表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载湉主战。载湉多次下令加兵饷，停止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但是结果初败牙山，继败平壤。日本乘势内侵，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丢失。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在威海卫的北洋海军兵舰被全歼，海军覆没。

当不得已批准《马关条约》时，载湉以朱笔写下一段话，要求全军上下竭力一心，兴革自强，表明他振新国家的决心。甲午战争的失败决不是主战的罪过，是战之不力的罪过，是光绪负不了责的腐败的清朝封建统治造成的。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光绪曾参加是否对联军宣战。光绪是在清朝虚落，列强强大的情况下选择求和。慈禧太后却因个人缘故而不顾大局，草率宣战。结果，清朝战败，签定《辛丑条约》。

光绪十七年（1891年）冬，光绪帝开始学习英语，由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丁韪良送来的学生张德彝与沈铎充当光绪帝的英语老师。他们每隔一日轮流给光绪帝上课，光绪帝允许他们在其面前坐着上课，而其他皇族和大臣还只能跪着。由于半小时的英语课程是在清晨四点钟左右开始，老师们必须在半夜刚过就起身入宫。有时候在上课前要等候好几个小时。光绪皇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上课都很准时，很少会缺一次课，在阅读和写作方面，也显示出相当的颖悟。但他的口语却糟糕透顶。丁韪良认为原因是皇帝作为外语学习者与教授者之间的身份较难把握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即老师不敢纠正皇帝错误的发音。光绪皇帝首先在宫中学习英文，宫里也掀起了一股学习英语的热潮。王爷和大臣们一窝蜂地到处寻觅英文教科书与教员。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十（1894年12月6日），慈禧太后传令将“满功课及洋字均撤”，但此后光绪帝仍坚持对英语的学习。据德龄所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前后，光绪皇帝的英文水平已经很不错，虽然发音不标准，但能够阅读一般学校英文读本中的短篇故事，而且能够默写得很好。他的英文字也写得很漂亮。

据光绪末年的清宫卫兵回忆，宫里的下人、卫兵不喜欢光绪帝。光绪帝去颐和园时，銮舆卫抬轿，一里一换班，换下来就骑马赶到前面等着，跟随的兵士跑得汗如雨淌，光绪帝还嫌不快，手拍轿窗，一个劲地催：“加步！加步！伊里加步（满语，意为“走！走！快走！”）！”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慈禧带光绪到东陵，都是乘轿。慈禧一班是按站休息，光绪一班出城后即改作前站先走。光绪是不管远近照例催着快走。銮舆卫抬轿的有四班，轮流换班，骑三里地的马，抬一里地的轿。随从侍卫、文武官员骑马簇拥在轿子前后飞跑。士兵既无马骑，又不能休息，用两条腿奔驰，一路上相继晕倒很多，队形混乱，旗枪仆地。光绪见此情况，不但不同情，反而乐得笑开了，据说这是光绪帝这三年来极少出现的笑容。到了东陵行宫，慈禧从太监处得知这个情况，将光绪叫去大加申斥，说他不知下人甘苦。

宫内太监说，光绪生性皮赖，幼时在宫内肆意虐待宫人，骑在太监身上还要叫走快，否则就用鞭子抽打。倒是慈禧看不下去了，责罚了几次，以后稍好点，但一离开慈禧就又故态复萌，太监都不喜欢他。因此太监们背后骂他是昏君。

同治帝

醇亲王载沣

爱新觉罗·载涛

《故宫珍本丛刊》收录有《清德宗御制诗文》，有600余首诗传世。

光绪的病情突然转危，不久死去。名医屈桂庭在《诊治光绪帝秘记》记载光绪死前三天“在床上乱滚”，“向我大叫肚子痛得了不得”，且“面黑，舌焦黄”，“此系与前病绝少关系”。而光绪入殓也一反常规地由宫内太监办理，讳莫如深。

据说是慈禧令太监将他毒死的。有的学者认为，由于袁世凯的叛卖告密，使慈禧镇压了维新运动。袁世凯担心慈禧死后光绪重新执政，将会问罪于他，于是就与庆亲王勾结，打算废黜光绪，立庆亲王之子为帝，事不成，就下手毒杀了光绪。又有学者认为光绪是病死的。政治上的失意，长期的精神抑郁，更使他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心悸、失眠、食欲不振等症状相继出现，逝世前一年已病入膏肓，直接死亡的原因，可能是心肺功能的慢性衰竭，并发急性感染。这一说法为多数学者接受。

在2008年，经过对光绪皇帝残留的一缕头发的鉴定，证实死于砒霜中毒。

慈禧说

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就明白，仅仅这个政变，光绪与她之间就没有了重新和好的可能，当庚子年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清兵屡战屡败无力阻止洋兵，慈禧感觉走投无路，准备自杀时，她就决定不能让光绪活在世上。

《景善日记》有记载：七月十八日，洋人愈逼愈近。裕禄之兵在北仓杨村蔡村等地，大败三次，裕禄逃入一棺材店，继而自杀。李秉衡于十四日到河西，务用尽心力，以收集军队。而张春发、陈泽霖二人均不愿战，李遂仰药以死。荣禄入宫，报此消息于太后，君臣相对而泣，皆诸王公及拳匪所酿之祸，使吾国家至于此也。荣禄乃极聪明之人，自此并不表曝己之先见。老佛（即指慈禧）言：出走不如殉国，并令皇帝亦殉之。

胡思敬《国闻备乘》记载：“德宗（光绪）先孝钦（慈禧）一日崩，天下事未有如是之巧。外间纷传李莲英与孝钦有密谋，予遍询问内廷人员，皆畏罪不敢言。”

恽毓鼎是翰林院侍读学士、起居注官，长期陪侍光绪皇帝。他在《崇陵传信录》记载：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十日（即光绪死前11天），慈禧生日，光绪率百官贺寿、探病，他扶着太监的肩头活动筋骨，以便跪拜。但慈禧竟拒绝和光绪见面。“时太后病泄泻数日矣，有谮上者谓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民国二年，恽毓鼎在《澄斋日记》中进一步说：“清之亡，虽为隆裕（光绪的皇后），而害先帝，立幼主，授载沣以重器，其祸实归于孝钦（慈禧）也。”

《崇陵传信录》和《清稗类钞》两书指出：慈禧太后病危期间，曾犹豫对载湉要如何处置，遂以自己不久人世的消息透露给载湉知道，惟其近侍回报，帝曾微露喜色，故慈禧决意自己病终前，帝须先于自己命终，以免皇帝有再度亲政、否定慈禧生前之布局的可能。

清室后裔、书法家启功指出，其曾祖父、时任礼部尚书的溥良曾亲眼看到太监从病重的慈禧宫中传出一个盖碗，称“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塌喇”。“塌喇”在满语中是优酪乳之意。此前从未听说过载湉有任何急症大病。送后不久，就由隆裕皇后的太监小德张（张兰德）向太医院正堂宣布光绪皇帝驾崩了。随后乐寿宫才哭声四起，宣布太后已死。

钟里满依检验结果及史料记载认为，慈禧自戊戌政变以后就阴谋废黜及弑害光绪，更担心光绪会在自己死后复位翻案，所以才会在病危之时下毒手。

袁世凯说

称载湉为袁世凯所弑者认为，袁负恩反戈，陷载湉于万劫不复，载湉在瀛台，“日书项城（指袁）名以志其愤”。袁既知载湉对其深恶痛绝，则不能不惧太后死而帝独生，故加以谋害（见于光绪侄、末帝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及其他）。但当时袁世凯已被开缺回籍，远在河南安阳。且按照清宫内廷制度，任何从宫外送入御用的食物必须先经人试毒。因此即使袁有动机，也不大可能有机会对载湉下毒手。袁更不可能在有机会篡改清实录和脉档，制造载湉病死的假象。

李莲英说

曾担任慈禧的御前女官的裕德龄在其英文版自述《瀛台泣血记》中提出，下手者应系李莲英。但此说颇不合李莲英素常“侍上以敬，待下以宽”的行迹。也无任何其他史料支持。

据介绍，载湉坟墓（清西陵的崇陵）曾被打开，后来清理封闭，留下若干头发、遗骨和衣服等由该处妥善保存。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教授等13位专家联合撰写的《清载湉死因研究工作报告》称，根据相关研究，常人口服砒霜60至200毫克就会中毒身亡。载湉摄入体内的砒霜总量明显大于致死量。其胃腹部衣物上的砷是其含毒尸体腐败后直接侵蚀遗留所致，而其衣领部位及头发上的大量砷，则由其腐败尸体溢流侵蚀所致。

主词条：清崇陵

崇陵是载湉的陵寝，位于泰陵的东南面约四公里的金龙峪。光绪在位34年（1876－1908年）。崇陵是中国历代皇帝中的最后一座陵寝，宣统元年（1909年）破土兴建，民国四年（1915年）竣工。崇陵的建筑物数量与规模，完全依照同治的惠陵。建筑工巧，陵园仪树中有罕见的罗汉松和银松。地宫中合葬着载湉和他的隆裕皇后。

崇陵之东一公里处建有崇妃园寝，葬着载湉的妃子瑾妃、珍妃姐妹俩。珍妃是光绪宠妃，支持光绪实行变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逃奔西安，行前令太监将珍妃推入紫禁城内井中，第二年才将尸体捞出，葬在京西田村，后移葬崇妃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