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形成于春秋末季至战国时期。当时,由于处在文学发展的早期,文、史、哲不分，“文”的概念包括各类文章以至于文物典籍，所以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诗的概念虽然比较清楚，但由于诗、乐、舞一体，所以关于诗的意见在很多情况下是泛指诗、乐、舞的。文学理论批评，则是特写意义上的文艺批评。

这一时期，对后世文学理论批评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和道家，特别是儒家关于文学的一些观点，在整个古代文论的发展中占有支配性的地位。

道家的因任自然的文学观，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经》）,庄子的“大辩不言，……言辩而不及”,“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齐物论》)等关于“道”的言论中，可以看到他们强调的是一种“不期精粗”、妙绝名言、自然全美的境界。所以老子提倡“大音希声”，庄子提倡“天籁”。同时，他们还强调有无相生、相反相成，以及重自然浑成等。这些思想对后世的文学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等在有关文学理论的许多重大问题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孔子关于诗、乐的“兴、观、群、怨”等社会功能的概括，关于美学批评和社会批评统一,即美、善统一的艺术观,关于“情”与“辞”、“质”与“文”等关系的见解；孟子关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知言养气”说、“知人论世”说；荀子关于诗、乐与情感关系的论述，所谓“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以及关于诗乐“感人”、“入人”、“化人”等社会作用特点的见解等，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儒家重道德伦理规范的文学观和道家自然无为的观点相反，它的一个最引人瞩目的特点就是强调文学艺术的社会政治功能，重视对文学艺术的道德伦理规范。如孔子所提出的学诗以“事君”、“事父”的要求，荀子关于诗、乐应对“兵劲城固”、“一天下”、“齐”天下起积极作用的观点；又如孔子提出的“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思无邪”以及“温柔敦厚”等要求，孟子关于仁义对于文学的规范作用,荀子关于“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的论述等。这些,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中，后来成为一种比较侧重文学的思想内容及其功利作用的传统观点。

此外,在这个时期,各家还比较普遍地强调诗的“言志”作用，强调在认识外界事物时内心虚静的重要性；儒家的一些著作还进一步发挥了“中和之美”的思想，《易·系辞》等著作中谈到了“一”与“不一”，以及阳刚阴柔的问题，这些，也都给后世的文学理论以深远的影响。

两汉时期，以《诗大序》为代表的一些著作关于《诗经》及赋比兴的艺术手法的探讨；源于屈原《惜诵》及《淮南子》而为司马迁正式提出的“发愤说”，以及许多著作对于屈原作品的思想艺术特点的分析；围绕着汉赋的争论而提出的种种文学见解，也都影响了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

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批评获得了重要的发展。当时，由于儒学衰退所带来的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解放，文学脱离经学附庸地位而取得的更大的独立性，文学艺术本身在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的经验，以及西域佛教的输入和流传等，都促进了文学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对文学本身的特点认识得更加清楚。“夫文本同而末异”（曹丕《典论·论文》），就是这一时期产生的一个重要命题，说明人们开始从理论上认识到文学和其他著作之间的同和异。这比起在此之前只注重它们之间的共性而忽视其差别性，是一大进步。同时，人们也更进一步重视诗的“缘情”即抒发感情的作用；认识到文学创作不同于理论著作，主要在于它的“图写情兴”（《南齐书·文学传》）、“兴会标举”(《宋书·谢灵运传论》)等，这就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文学创作的特点。其次，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产生了一系列对后世文学理论批评影响很大并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新概念、新理论。如风韵、风神、气韵、神韵等概念，关于风力或风骨的理论，关于形与神、形似与神似、境和境界的论述，关于言、意、物关系的剖析，等等。佛教的输入、传播及其与老、庄思想的融合，佛家造型艺术的发展等，也直接促进了人们对“取象”、特别是对艺术的形象性的认识。再次，产生了一系列理论名著，如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特别是《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笼罩群言”，富有卓识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其中对有关文学创作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构思、想象、情感、风骨、风格、艺术夸张、修辞剪裁、形式内容、“通”与“变”的关系、主观的情与客观的物的关系、“神与物游”的形象思维问题、艺术表现的意余言外问题，作者本身的修养问题以及文学批评问题等，都有不少精辟的意见。这些理论的出现，标志着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达到了一个高峰。

唐宋时期

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繁荣，诗、词、散文等都取得了高度成就。文学理论批评围绕着当时的创作问题所进行的探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一时期中一些重要的文学运动和创作实践问题，如唐代的诗风改革、新乐府运动，不同诗歌流派积累的创作经验，唐宋两代的古文运动,宋代诗词发展中的问题等,在理论批评中都有深入的探讨和充分的反映。

唐代初期，文学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如何纠正南朝以来文学创作相对地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流弊。唐末五代和宋代初期，这类情况又以新的形式出现。所以唐宋时期，都出现了以复古求革新的文学运动。不同的是,唐代的复古运动是复先秦两汉之古,宋代的复古运动是复包括唐代文学的优良传统在内之古。唐宋古文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主张，是“文以明道”。韩愈、柳宗元都曾倡导这一主张。韩愈的门生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指出：“文者，贯道之器也。”宋代的周敦颐则指出：“文，所以载道也。”（《通书·文辞》）唐宋古文家虽然都强调“道”，但具体内涵不尽相同，有的偏重于儒家的古道，有的则偏重于给“道”以现实的“辅时及物”的解释。这一理论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曾发生很大的影响，直至明、清和近代都有许多人继续提倡，成为文学理论反对忽视思想内容的武器。至于宋代理学家以道统排斥文学艺术规律的做法，由于其理论上的褊狭性及实践上的危害性，对后世的文学理论并没有多大影响。

在诗歌方面，初唐陈子昂等人提倡“汉魏风骨”或“建安风骨”，对于唐代诗歌的健康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杜甫《戏为六绝句》在批判齐梁遗风的同时提出“转益多师”，强调学习、借鉴前人的创作经验,对于促进唐代诗歌的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则对传统的“美刺”特别是“刺”的原则赋予新的内容，并把它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即要求文学尽可能地对社会生活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具有民主性的精华。以皎然、司空图为代表的诗歌理论，不仅对诗歌风格作了细致深入的探讨，而且对诗歌美学中的意境问题,诗的虚、实及动态美的问题,外在的物与作者的感兴、情思的关系问题，诗应重性情、轻词采的问题，以及关于“象外象”、“味外味”、“离形得似”的问题等，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们的理论虽含有较多的消极因素，但其中关于诗歌创作特别是抒情写景短制的艺术规律的探讨，对于推进中国诗歌美学的发展，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宋代的诗歌理论,在反对宋初的“西昆体”方面,以及反对后来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语录讲义之押韵者”为诗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理论批评形式：诗话。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和严羽的《沧浪诗话》，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上述违反艺术规律的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沧浪诗话》在批评宋诗流弊的同时,还正面提出了关于诗歌创作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如诗歌创作中的“别材”、“别趣”即形象感受和思维能力的问题，诗歌在艺术表现上“本色”美的问题和传神入化的问题,都富有卓见。其中关于“兴趣”、“妙悟”的主张，也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严羽在不少方面继承了皎然、司空图的诗歌理论，并作了进一步发展。但他的诗歌理论中的消极因素，也给后世以影响，如清初的“神韵说”就是吸收了严羽诗论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发展形成的。宋代以后,诗话继续发展,陆续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著作，如《姜斋诗话》、《原诗》、《随园诗话》等。直至近代，诗话一直是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随着诗话的发展，后来还出现了词话、曲话等。

词的创作在宋代取得了高度成就。关于词在发展中所遇到的许多问题，如词与诗、与乐的关系问题，词的题材及表现上“本色”问题，“清空”与“实质”的关系问题等，在当时的词论中也得到了反映。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中国文学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最突出的就是小说、戏曲文学的勃兴和繁荣，出现了一批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反映在文学理论批评上，便使得小说理论批评和戏曲理论批评也随之发展起来。正如李渔所说:“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闲情偶寄·结构第一》)对小说、戏曲文学创作的探讨,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新的特点。

从小说理论批评来看，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小说序跋；一是小说评点。它们所发表的理论批评意见虽然比较零星，但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对于小说创作中的许多重要问题，诸如孤愤说（见发愤说），小说与现实的关系，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小说评说天下大事及历代兴废的社会作用，小说家所需要的才能、知识和文学修养，小说语言、人物的个性化及典型创造，小说在艺术表现上的虚实、传神、虚构及景物描写，小说思想艺术的感染力，小说与纪事文学、传记文学、历史的区别等，都有很多精辟的见解。评点的形式滥觞于南宋，明代进一步广泛开始运用于小说和戏曲。由于署名李贽的《水浒传》评点在明代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得评点这一形式迅速发展起来。后来毛宗岗对《三国志演义》、张竹坡对《金瓶梅》、脂砚斋对《红楼梦》的评点，影响也很大。除小说、戏曲外，其他形式的作品如散文、诗词，以至史籍（如《左传》、《国语》）、选本（如《文选》）等,也都有人进行评点。明清时期,评点成为发表理论批评意见的一种相当普遍的形式。

从戏曲理论批评来看,除了序跋、评点外,还有一种重要的形式即曲话、曲论。其代表著作，明代有徐渭的《南词叙录》、王骥德的《曲律》，清代有李渔的《闲情偶寄》。李渔对于戏曲的内容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虽然带有鲜明的封建礼教观念，但对于戏曲创作中的种种问题，如重结构、立主脑，典型人物的创造及传神入化，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关系,艺术的集中和概括,人物、事件的前后照应和埋伏，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及宾白的重要性，写景与抒情的关系，情节安排的合理性，以及艺术创新、音律、科诨、剧本等，都有很精辟的论述，达到了很高的理论水平。《闲情偶寄》是中国传统戏曲理论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明清文学理论批评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一部分著作中表现出鲜明的反封建礼教的色彩。这和当时社会生活中资本主义因素的萌生、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扩大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李贽的“童心说”中，在汤显祖、徐渭、公安三袁的著作中，在金圣叹的戏曲评点、袁枚的“性灵说”中，都可以看到这种色彩。其中心内容，是反对封建礼教对于人的正当情性的禁锢和扼杀，要求文学表现人的真实的心性和情感。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在诗、文理论方面，除了上面已提及者外，明清时期影响较大的还有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王士禛继承前人有关神韵的理论而发展起来的神韵说，沈德潜以诗的温柔敦厚为鹄的格调说，翁方纲以堆垛学问为基本内容的肌理说，以及桐城派的散文理论等。这些流派的理论,有的虽有合理因素，或由于不适当的片面强调,以至在主要方面走向了荒谬；有的在艺术上虽有可取的、甚至精辟的见解，但在思想倾向上却比较落后。对文学理论批评作出更多的积极建树的是清初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除王夫之《姜斋诗话》而外，其中以叶燮的诗歌理论成就最高，他的《原诗》内外上下四篇，虽然在清代长期不受重视，其中对许多理论问题的探讨都超过了前人，对古代文学理论作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在长期的发展中，结合各种文学创作实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并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点。例如,赋、比、兴，形与神、情与理、文与质、文与道、情与境、幻与真，以及虚实、风韵、神韵、风骨、意象、意境、文气、韵味、趣韵、象外、兴象、兴寄等，都是中国古代文论所独具并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从形式来看，虽然具有严密理论体系的著作相对较少，多数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史著、笔记、序跋、诗话、词话、曲话、赋话、评点中，但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一系列问题，都提出了许多卓见，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从表述方式来看，虽然总的说，不十分重视抽象的、逻辑的推论和概括，但很重视直接性的审美感受和辨析性的艺术鉴赏，而且常常精细入微，可以意会，难以言传。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特色。

近代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到近代，随着社会矛盾和社会性质的急遽变化，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传入，也开始发生变化。近代早期的启蒙主义者如龚自珍等，虽然主要还是运用传统的文学理论，但已认识到改变它的重要性，他们普遍主张文学应和社会生活一起变革，深刻反映当时“万马齐喑”的时代，发愤而作，甚多感慨，推动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同时大声疾呼地反对无病呻吟的“伪体”，反对“藻绘虚车”，要求文学应该“尊情”，特别是引人向上之情，强调文学应发挥“经世匡时”的政治作用。这对后来的改良派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改良派则开始引进了近代西方的文学理论,黄遵宪特别重视诗歌从内容到形式的革新,梁启超等则特别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主张解放文体，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封建教条的禁锢，反对桐城派的文学理论。他们公开提倡文学应学习西方，引进“写实派”和“浪漫派”等西方的小说理论,鼓吹文学为改良主义服务,甚至把小说的改良看作社会改革的根本。他们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以及后来南社所倡导的“戏剧革命”，在提高小说、戏曲的社会地位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近代的文学理论虽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在促进文学思想的解放上，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近代后期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是王国维。他曾受到西方近代科学的影响，因而在传统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吸收了康德、叔本华等人的美学思想。他的文学理论中虽有不少糟粕，但也不乏创见，对传统的境界说（见意境）作出了新的解释。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传统的诗文理论虽然流派不少,著作繁多,但除刘熙载的《艺概》、况周颐的《蕙风词话》等少数著作在艺术创作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外，大都陈陈相因,缺乏创见,成就不高，而且往往表现出落后甚至反动的思想倾向。这一时期具有革命性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是青年鲁迅所写的《摩罗诗力说》。在这部充满革命激情的著作中，既吸取了传统文学理论批评中的精华，又表现了坚决、勇敢的反封建精神,提出了彻底冲破两千多年以来传统诗教的束缚,并积极介绍欧洲和俄罗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具有民主主义精神的文学。它标志着传统文学理论批评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过渡。

现代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许多人从理论上鼓吹反封建的“文学革命”，胡适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提倡白话文学，在对封建文学思想的冲突中，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所谓的“文学革命”，其实不过是一种改良。

五四运动以后，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思想文化包括文学理论批评发生了质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得到迅速的传播。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等，都曾宣传过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30年代之前，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传播方面，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瞿秋白和鲁迅。瞿秋白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和文学大众化的最早的提倡者，他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以及其他理论批评文章，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大力翻译和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拉法格、普列汉诺夫、高尔基等有关文学理论的著作，对当时的文学运动发生了深刻的影响。鲁迅在“五四”以后一直是新文化运动包括新的文学理论批评运动的主将,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前,他以革命民主主义为武器,扫荡封建文学思想,对从“思无邪”的诗教到封建纲常,从“儒者柔也”到“国粹主义”,从《甲寅周刊》到《学衡》等各种各样的封建思想，都曾作过有力的批判，进行过勇敢而韧性的战斗。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他又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热情的宣传者和捍卫者，也是反对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士。他在晚年，不仅努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而且写下许多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文学理论著作。鲁迅的文学理论可贵之处，在于既敢于在白色恐怖下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原则，又敢于对革命阵营内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宣传上的机械论和教条主义进行斗争；他要求创造和发展无产阶级的新文学，而又善于吸收古今中外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丰富遗产；他善于学习外国，而又坚决反对崇洋媚外的西崽相。鲁迅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巨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巨人。

对于“五四”以后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文学理论，虽不能一概抹煞，但实际上，其代表人物此时已不可能作出什么新的、重要的贡献。而且，随着革命的深入和发展,他们也日益公开地站在无产阶级文学的对立面,他们的文学理论，也终于不断地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所战胜、所取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重要文献。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总结了中国革命文学发展的实际经验，对革命文学的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尽管在某些问题的提法上有不够科学之处，由于历史的发展，有的提法今天已不能原封不动地拿来使用；但作为其思想核心的，是艺术与革命、艺术与人民（在当时主要是工农兵）的关系问题，以及与之紧密相联系的作家与革命的关系（即作家的世界观问题）和作家与人民的关系（即深入人民生活并在艺术上表现他们）的问题。这些重要的思想，40多年来一直是指导中国革命文学的最基本的原则。正是在这些原则的指引下，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取得了不可低估的成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又提出了发展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尽管后来在实践中发生过“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加上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蓄意歪曲、破坏，曾经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工作，从而也对文学创作造成不可低估的危害，使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发展遭受了严重的曲折，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经过拨乱反正，《讲话》的基本原则得到了澄清和发展，“双百”方针也逐步得到了认真的贯彻。

社会主义文学获得新的繁荣和发展

近几年来，在社会主义文学获得新的繁荣和发展的同时，文学理论批评也取得了新的成就。中国的文学理论工作者，总结了以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努力探索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批评艺术教条主义及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倾向，坚持文学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在许多方面都作出了显著成绩。同时，从20年代开始的对传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1927年,出版了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30至40年代期间出版了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继而出版的有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刘大杰和复旦大学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中、下册）及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近年来，广大文学理论工作者普遍认识到，要使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民族化，建设切合中国实际、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原则，密切联系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实际，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又必须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文论的丰富遗产，并认真地、科学地而非生搬硬套地、失之皮毛地学习、研究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方法论方面有价值的新成就，发展中国的文学理论。因而这些方面的研究都空前或开始活跃起来，并出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成果。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正在沿着正确的道路，继续向前发展。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新文艺出版社，上海， 1955。

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79、1981、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