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赴台中，任省立农学院教授。旋又应聘为私立东海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1969年再至香港，应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新亚研究所教授兼导师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并重理《民主评论》编务，又任《华侨日报》主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向往祖国之情甚切。其寄友人吴仲介诗云：“浩劫荒荒事已过，喜闻重整好河山。衰年许下归根愿，约取秋来共看禾。”与故乡老友通信，表示：“倘得政府允许，亦当埋骨灰于桑梓”。

1980年秋拟回国探亲访友，因胃癌治疗未能成行。但仍为夏威夷大学主办的朱子讨论会作“朱程异同”论文5万余言。

1982年2月曾向蒋经国进言：“祖国统一的方法最好是和平谈判；早谈判比迟谈判好，主动谈比被动谈好，自己去谈比别人去谈好。”

徐复观先生于1982年4月在台湾逝世。他的骨灰1987年由亲属遵其遗嘱移回故里安葬。

徐复观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这些论著，思想深邃，立论卓特，文风雄健，涵盖中国哲学、经学、史学、文学、艺术诸领域。其间一以贯之的主线，即通过对中国文化作“现代的疏释”，阐扬蕴含其中的中国人文精神。徐复观的学术著作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涉猎的范围广，从思想史到经学史、政治史、逻辑学说史，从文学到艺术，均有建树；二是著作水准高，徐先生的著作条分缕析，结构整严，随机感悟，透辟见底，言词恳切，真诚感人。

《政治与学术之间》《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两汉思想史》（三卷）、《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公孙龙子讲疏》《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中国经学史基础》《中国艺术精神》《石涛研究》《中国文学论集》《中国文学集续编》等。

参考文献：

颜炳罡著：《当代新儒学引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版。

李维武编：《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黄克剑主编：《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徐复观集》，黄克剑、林少敏编，群言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徐复观在抗战时期曾师事熊十力，接受熊十力“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的思想，从此下决心去政从学。其为学不喜形而上学的哲学，以为探讨中国文化不能离开具体平实的现实世界，着重于历史时空中展现的具体世界。徐复观在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主张要在中国文化中找出可以和民主衔接的内容，力图揭示历史上个人主义与专制政体、道德与政治的对立和冲突。强调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应加以区分，认为儒家思想在长期专制压迫下必然会歪曲和变形，说明专制政体压歪和阻隔了儒家思想的正常发展，却不能说儒学就是专制的“护符”。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始于殷周之际，以人性论为其主干，而孔、孟、老、庄及宋明理学家的人性论就是中国人性思想的主流。提出一种不同于宗教恐怖绝望意识的“忧患意识”概念，认为正是在这种忧患意识的激发下产生了中国的道德使命感和文化精神，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在他看来，人类文化的三大支柱——道德、艺术、科学中，中国文化在源远流长的道德精神和艺术精神方面体现了中国独特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正是西方文化所缺乏的，也正是现代人类所亟须的，应该发掘、弘扬开来，这样人类社会才更美好。这就形成了他的独具一格的文化哲学和中国文化观，使他对于中国思想文化问题做出了富有开拓性的研究，如他与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系统阐述他们的中西文化观，《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驳斥胡适等人的“全盘西化”论。又出版《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公孙龙子讲疏》等书，探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撰《西汉思想史》（上、中、下）对西汉思想史进行缜密研究。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是保护、守护民族文化的根基。

徐复观通过对中国传统作深入分析，有一个基本认识，即中国历朝历代一直贯穿着体现人文精神的圣人之道，或曰理，与表现为无限制的君主专制的势的矛盾和冲突，这是“中国历史的死结”。虽然士大夫始终坚持道尊于势，但是中国数千年政治社会的严酷事实却是势远远强于道，知识分子在这种道与势的紧张冲突中，形成了精神上的重负和奴才性格，变成君主专制的工具。他的剖析的最终目的是要论证只有引进民主与科学，才能解开中国历史的死结。此外，他还特别重视从传统深处发掘其内在的精神生命力，把中国固有的人文精神转化为民主科学。

1. “我常常想，自己的头脑好比是一把刀；西方哲人的著作好比是一块砥石。我们是要拿在西方的砥石上磨快了的刀来分解我国思想史的材料，顺著材料中的条理来构成系统；但并不要搭上西方的某种哲学的架子来安排我们的材料。”

徐复观主张通过读西方哲学的著作以训练和培养我们的思维能力，提高我们的思维水平，以增强我们对中国哲学思想史料的解析能力，并顺着材料中的条理来构成中国哲学思想的系统。他坚决反对那种假借西方哲学的架子以自重的做法。

2. 学术方法是出自治学历程中所蓄积的经验的反省方法的效果与治学的功力成正比。

徐复观的治学方法：知人论世（注意思想发生和发展的基础）；在历史中探索思想发展演进之迹（以动态的观点而不是以静止的观点看待思想史）；以归纳方法从全书中抽出结论；以抽象方法从结论中抽出若干基本概念，以这些基本概念去分析材料。

3. 治学的态度比治学的方法更重要。

“决定如何处理材料的是方法；但决定运用方法的则是研究者的态度”。

“因为求知的最基本要求，首先是要对研究对象，作客观的认定；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应随着对象的转折而转折，以穷究其自身所含的构造。就研究思想史来说，首先是要很客观的承认此一思想；并当着手研究之际，是要先顺着前人的思想去思想；随着前人思想之展开而展开；才能真正评判，才能与前人思想的本身相应。否则仅能算是一种猜度。”

4. 实事求是、多多反省。

“即是自己在某一时期，觉得是从‘实事’上求得了‘是’；假定随时日之经过而学问有了进步，或有了新材料的发现，便会不一定再觉其为‘是’的。在此情形下，有反省力的人，便由对自己过去的某种结论的否定而前进了；固执己见，而自矜为‘莫作调人’的人，便会花费宝贵的岁月，为自己过去的错误做辩护的工作，这是非常可惜的。”

知人论世

他认为思想史的研究就是把古人的思想向今人和后人作一种解释的工作，古人的思想必与古人的品格、个性、家事、时代遭遇等有着密切关系，将这些关系考证清楚，做到知人论世是解释工作的第一步。

思想发展演进

他认为不仅思想内容是由发展演进而来，而且表现思想内容的形式也是由发展演进而来。因而“只有能把握到这种发展和演变，才能尽到思想史之所谓“史”的责任，才能为每种思想作出公正正确地定位”。

作为现代新儒学一派的代表人物，徐复观以独特见解治中国思想史，在学术研究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徐复观先生不肯研究纯哲学，嫌它太空，也不愿意单纯考据，觉得那样太死板，因此，他选择了中国思想史作为自己的专攻方向。徐先生早年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上学，曾受到黄侃等国学大师的严格训练，在中国文史哲方面打下了极其坚实的基础，使他有可能在需要的时候，进行实实在在的考据。他留学日本时，深受河上肇的影响，通过日译西方著作，学习了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中西文化的结合，形成了高居其上的新的思维方式。新的思维方式使他在研究中国思想史中颇多创见。化腐朽为神奇。一般的资料，在新的思维方式下，立刻焕发出万丈光芒。儒家的礼教被许多人认为是吃人的礼教，道家的道论被称为唯心主义的哲学。在徐先生的眼里，儒家的礼教成为道德主体，道家的道论成为艺术主体，而反观西方文化，则是政治主体和知性主体。东西本来讲的是不同的问题，怎么可以用西方的政治主体和知性主体来评价道德主体和艺术主体呢？

当代新儒家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自然要跟疑古派的破坏文化的行为作斗争，由于一些新儒家只能呼吁，不能在考据方面与疑古派对抗。徐复观先生在黄侃指导下，受到严格训练，有考据功底，对疑古派来说，是一颗克星。在《两汉思想史》中，考据和分析，都有独到之处，因此被称为他的代表作，学生视为经典。哲学理论太虚，历史考据太实，徐复观挑选哲学与历史结合的不虚不实的思想史作为自己专攻的对象，果然取得象《两汉思想史》那样的丰硕成果。《中国艺术精神》也是美学理论与历史考据相结合的成果。

道与艺术精神

徐复观于1965年8月18日写完《中国艺术精神·自叙》，标明他对于中国艺术思想的开创性研究取得了划时代的重大成果。翟志成说：“徐先生在治思想史上筚路蓝缕之功，是继承，也是发展；是守故，也是创新。他的《中国艺术精神》和《两汉思想史》，已成为任何有志治中国思想史的人必读的经典。”这两本被称为“经典”的书，当然是徐复观先生的代表作。徐先生翻阅了一些西方文学、艺术方面的理论书籍，也阅读和抄录了关于中国文艺理论方面的著作，如《美术丛书》及其它画史、画论、诗文集、画册之类。光中国画册（集）就有三十种以上，其中《故宫名画三百种》则是难得的一种。经过七年的研究，“发现庄子之所谓道，落实于人生之上，乃是崇高的艺术精神。”（《中国艺术精神·自叙》）

徐先生说：“由庄子所说的学道的工夫，与一个艺术家在创作中所用的工夫的相同，以证明学道的内容，与一个艺术家所达到的精神状态，全无二致。“庄子所追求的道，与一个艺术家所呈现出的最高艺术精神，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是：艺术家由此而成就艺术地作；则庄子则由此而成就艺术地人生。（《中国艺术精神》第49页）庄子所期望的真人只是人生自身的艺术化罢了。

徐复观深入研究庄子讲的学道、体道及成道的境界与现代、近代西方思想家所讨论的美与艺术的情况颇多近似或相同，从而认定庄子的道正是中国的艺术精神。这对研究中国艺术精神具有开创性的作用。许多人讲美学、论艺术，都是推崇西方某些美学家，似乎中国根本就没有美学，也就没有艺术家。徐先生的研究认为，近现代西方学者论美学，与中国两千年前的庄子所谓道，可以相当。不能说中国不高明吧！

与政治保持距离的学术

徐复观先生早年从事政治活动多年，曾担任国民党军事指挥部任上校参谋、国民党军委高参等职。1946年复员，1949年到台湾。1960年，雷震请胡适与徐复观组织反对党，后来，雷震被监禁十年。徐复观虽然没有答应此事，但也说明他并非不问政治的学者。在蒋介石七十寿诞时，徐氏写了《我所了解的蒋总统》，刊在《自由中国》上，印了11版，颇有影响。他由于政治原因而被迫退休，在台湾失业，只好到香港，寓居九龙，卖文为生。从徐复观自己在《忆往事》中的说法，也说明他并非不关心政治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学者。他说：“我所处的时代，也压迫我的良心不能不写些政论性的文章。”这个良心就是政治良心，这些政论性文章正是针对现实政治的。他说：“有的杂文，却是在拿起笔时，忘记了自己身家吉凶祸福的情形之下写出来的。”这并非危言耸听。他的杂文，抨击政界要人是很激烈的，也是投枪和匕首，危险性比鲁迅时代更大些。

徐复观如此关心政治，学术与政治联系如此密切，为什么却反复提倡学术必须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呢？

原来，我们对“距离”有不同的理解，才有这种误会。徐复观自称：“在民国29年（1940）以前，我的思想，受马、恩的影响比较大，到了29年以后，我虽然放弃了马、恩的一套，但对民主政治并无了解，并无信心。到了38年（1949），我才摸到民主政治上面，成为我后半生政治思想的立足点。”（《忆往事》第174页）。徐先生1937年在日本读了很多日译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名著，其中也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兴趣颇大，深受影响。后来，由于共产党内部矛盾的揭露，错误路线的破坏，再加上国民党的宣传，他开始动摇，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虽然身任国民党上校参谋、少将参谋，从思想意识上，仍然走的是“中的政治路线”。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国民党上上下下都在思考失败的原因，总结教训。上下各方互相埋怨是很自然的事。蒋介石认为党风不正，脱离人民，所以到台湾后，承认过去“已彻底失败”，今后要从新造党，“彻底改正作风与领导方式，以改造革命风气”，清除那些不合格者。同时也从共产党那里吸取一些成功的经验，夺取革命的胜利。而一些学者总结教训，他们不约而同的有一个新趋向，即是“认定只有民主政治，才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忆往事》）上面要统一集中，下面要民主自由。徐复观赴台后办了《民主政治》杂志，并发表文章，宣传民主政治，抨击专制政治。后来，这些文章汇集成《学术与政治间（甲、乙）集》。

他认为在这步工作中，应首先细读全书，在训诂、校勘、版本等问题弄清楚的前提下，加以条理，加以分析，加以摘抄，加以前后贯通，左右比较，得出可信的结论。这一步工作可以说是从局部到全体。

徐先生乃斯世之英豪，他已尽了其鸣时代之艰难与民生之疾苦之责任。——牟宗三

我想在现代学术史上，徐先生扮演的是一个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他的学术经验和政治经验一样，可以说都不是正统的，但是其价值正在这种地方，他在价值上并不追攀主流或当权派，学术上也表示出伟大的异端的精神。——余英时

徐复观先生的人格风范，就像东海一样的辽阔，像大度山一样的永恒。——杜维明

徐复观与牟宗三、唐君毅同列为“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对现代新儒学在20世纪下半叶的兴起作出了独特的贡献。1958年，他与牟宗三、张君劢、唐君毅联合署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发表，成为新儒学思潮在港台地区崛起的重要标志。在学术上，他接受熊十力“亡国族者常先自亡其文化”、“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的思想，加上他独有的政治与军事生涯，使他更关注现实生活，无意致力于形而上学体系的建构，做思辨型、书斋型的学者，而是以思想史论、时政杂文在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学术与政治之间思考和探索，力图发掘出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把儒家政治理想与民主政治追求结合起来，把现代新儒学与自由主义结合起来，以建设一个统一、富强、民主的中国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他以自己的政治经验和政治眼光，对于中国文化中的政治思想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都作出了独具慧眼、敏锐深刻的阐释。

不仅在学术上，在他的大量政论文章、杂文也都渗透了他对国家前途和中国文化的真挚关怀，体现了他的文化观和历史观，富有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思想性。他对大陆“文革”时期否定民族文化传统的极“左”路线提出过尖锐批评。他去世前两年向前去看望他的廖承志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部分，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建议“中共能够发扬传统文化中的民主主义思想。”他还对台湾少数“台独”言论进行揭露批评。可以说，徐复观是中华民族文化根基的执着守护者。

徐复观研究专家李维武认为，徐复观学术思想有些很专业，可供少数人研究；但有些思想并不专业，作为大众的文化精神遗产，是可以让普通中国人了解，值得海峡两岸发扬光大的。如倡导中华文化传统、民族文化根基；忧患意识；还有他旗帜鲜明反对“台独”，等等，这些思想、这些精神财富都值得普通人了解、继承和发扬。

徐复观先生是现代中国卓有建树的学者，耿介不阿的思想家。他生活在后“五四”时期的时代风涛中，始终跋涉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他以深沉的忧患意识，从事坚贞的学术研究，严肃思考，引古筹今，上下求索，左右探源；在对立两极之间自觉地保持张力，在双向扬弃中渴求新的进展。因而，对晚清以来一直困扰着人们的时代课题，诸如历史形成的悠久传统能否向现代化转换的问题，对传统文化的二重性、正负面作用如何分疏的问题，做出了一系列独具卓识的创造性诠释，被海内外学界誉为“创新的传统主义者”，“献身于民主的斗士”，“敢于向权势挑战的人文自由主义者”。先生以武人之身能得以跻身于学术之林，而又有如许浩繁建树，不能不令人慨叹先生旧学渊源深厚，又令人有尽毕生之功方能穷经皓首之叹。

徐复观这个中国内地读者颇为生疏的名字在文化学术界凸现出来，他有关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中国道德精神等领域的新鲜的见解、观点和学问，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

研究文章

萧萐父：徐复观学思成就的时代意义

杜维明：徐复观的儒家精神——以“文化中国”知识分子为例

蔡仁厚：徐复观的学术通识与专家研究

李维武：国族无穷无极，江山辽阔多时——徐复观的文化哲学与人文世界

黄克剑：心灵真切处的忧患——徐复观先生文化思想论要

李翔海：徐复观中西文化观述评

陈进国：从忧患意识到和乐境界——徐复观先生对中国人文精神的开掘与反省

王煜：徐复观与深圳市民的忧患意识

周炽成：徐复观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一员

罗义俊：儒家批判传统的重建——论徐复观先生的时代贡献

黄俊杰：当代历史变局下的儒家诠释学——徐复观对古典儒学的新解释

姜国柱：徐复观的心性论

杨胜良：论论徐复观对儒家“成己”思想的诠释

肖滨：徐复观重构儒家政治文化的三个曾面

李维武：徐复观的政治理想与孙中山的政治哲学

任剑涛：自由主义的两种理路：儒家自由主义与西化自由主义——徐复观、殷海光政治哲学之比较

江山：内圣无需开出“新外王”——为徐复观思想学术讨论会而作

郭齐勇：论徐复观的思想史观

杨胜良：略论徐复观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

颜炳罡：评徐复观的学术态度与方法

丁四新：方法、态度、心的文化——徐复观论治中国思想史的解释学架构

杨泽波：徐复观性善论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李维武：徐复观对道家思想的现代疏释

朱哲：唐、牟、徐之道家思想比观

夏可君：试论徐复观对“庄子的再发现”

周桂钿：王充生平考辨——兼评徐复观《王充论考》

汪学群：对尊汉排宋的反思——徐复观清代汉学观初探

刘刚纪：略论徐复观美学思想

张法：徐复观美学思想试谈——读《中国艺术精神》

李西成：《富春山居图》的艺术精神

李淑珍：徐复观论现代艺术——就台湾文化生态及儒家人性论双重脉络的考察

胡晓明：思想史家的文学研究——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及《续篇》读后

冯天瑜：徐复观与鄂东文化

谈瀛：我所知道的徐复观先生——影响徐复观思想的家乡环境和几位前辈学者

韦维：徐复观思想与现代新儒家发展学术讨论会纪略

从徐复观的系列《东京旅游通讯》来看，其日本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论日本知识分子的译与创。徐复观说“日本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介绍，真是又多又快，这是使我非常羡慕、感激的一种事。”“日本对新鲜事物感受之快，对世界出版物翻译之快，介绍之快，恐怕在世界上是少可比拟的。”应该说，这种概括是符合日本社会发展事实的。日本之所以从一个古代的后进国发展到今天的先进国，善于迅速地译介先进的外国文化是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原因。在古代，日本知识分子全面译介和大力吸收了以儒、佛、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大大加速了日本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缩小了与中国的差距。明治维新后，日本知识分子又全面地译介西方的哲学、文学、经济、政治、法律及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先进文化，通过日本民族的上下努力，迅速地实现了近代化。甚至连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也不得不通过日文译本来大量介绍西学。直到今天，日本知识分子这一大优点仍在继续发扬。以哲学思想为例，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恩格斯、弗洛伊德、萨特等人的全集都已出版，这在西方之外的国家是很难做到的。总之，世界各国的优秀著作只要出版一年左右，其日文版就能摆放在日本各大书店的书架上。

徐复观是位相当冷静的学者，他除了充分肯定日本知识分子具有迅速地译介外来文化的优点外，还明确地指出了他们不善思想和理论创新的缺点，他说：“日本人似乎永远只是一个日本人，在他们生命的内层，并不会因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而真正增加了什么。日本处于东西接触最为便利的形势，对东西文化由融合而产生更高地新文化的工作，应当有所贡献；……但事实上，日本有思想文化上的经纪人，摊贩者；而没有思想文化上的工厂。”徐复观还以当时的日本哲学界为例分析道：“日本的知识分子，似乎将永远停止在介绍的阶段，很少进一步去作吸收消化的工作。日本几十年以康德为中心的哲学工作，今日似乎已经无影无踪；而今日之所谓实存哲学越讲越糊涂；除了步趋西方战后风气，撑持哲学这一门功课的门面以外，站在讲坛上的人，恐怕连自己也不能知道所讲的是什么？”总之，徐复观认为，日本知识分子在理论和思想上缺乏融合创新的能力，并指出：“日本在文化上则害的是直肠症。所谓直肠症，是吃什么，便拉什么的病症。”当然，“文化上的直肠症”是一种文化上只有介绍未有创新的形象化说法。徐复观并对这一症状的病因进行了探讨，“日本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所犯的直肠症，若稍稍寻找它的病源，我以为日本的经济，虽然早达到了工业资本的阶段；但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却充满了商人的气质。……商人的现实主义，是把一切利益集结到金钱；而金钱的利益，又思凝缩到当下的一刻。只从当下一刻的金钱利益去看整个的社会、人生、乃至宇宙。”过于注重“当下一刻”，就必然影响对外未来思想的深层次理解和融合，疏远较为抽象的理论，缺乏思维内部的紧张度和理论创新的动力。偏爱现实主义确实是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应该说，徐复观对日本文化“直肠症”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日本知识分子在思想和理论上缺乏创新还有其特殊的原因：其一，日本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文化乃至哲学的后进国，传统思想积淀不深，缺乏创造新文化的丰富思想资源。其二，日本民族理论思辨能力不强。正如日本著名思想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中村元所说：“日本人的思维无论以哪方面来说，都是非逻辑的，缺乏逻辑的、有条理的思维能力，逻辑学没有得到发展。”思维能力的先天不足，使日本知识分子又缺乏创造新思想、新理论的重要条件，从而造成了日本民族在理论或哲学上的创新不足。故明治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中江兆民发出了抱恨之言：“我们日本从古代到现在，一直没有哲学”； 战后中村元先生大声疾呼：“日本应该有自己的哲学。”

论日本民族性的优与劣。谈论世界上任何一民族性的优劣，本是一既大且深的话题，尤其是由一位经历了抗日战争的中国学者来冷静地评论日本的民族性更为不易。虽然徐复观的《东京旅行通讯》是一组文化随笔，但在轻松而优雅的文笔中触及到了这一沉重的话题。

关于日本民族的优点：首先，徐复观从中日两国比较的角度指出：“日本人到处表现的是精密，而我们到处表现的是疏阔；日本人到处表现的是周到，而我们到处表现的是粗疏；日本到处表现的是勤谨，而我们到处表现的是懒散；日本人到处表现的是重知识……而我们到处表现的是攒门路。”这里对中国人缺点的批评带有“恨铁不成钢”的口气，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他认为日本人有“精密”、“周到”、“勤谨”、“重知识”的优点也是符合事实的。当今的中国已迎来了全面开放的时代，中日两国人民的交流比任何时代都更加频繁，只要去过日本或与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人，我想对徐复观的上述看法应该是赞同的。其次，徐复观指出，日本人“有法的观念。”即使是日本的官员，“他们的自私自利，都受到法的制约，不敢公然超出法的范围。在五、六月的政治风景中，他们受群众不止一次的围困、侮辱；受舆论的一面倒的批评、咒骂；但他们决不导演重庆校场口这类的事件，决不怒发冲冠地去关报社的门。他们不枉法以图一时的便宜，来维护法的尊严；所以最近舆论界指出‘法’的问题时，狂然的左翼分子，也不能不有所顾虑。”确切地说，这是现代日本人的意识，不论是官，还是民，是工，还是商，大家的言行都应受法律的制约。此点也正是日本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但徐复观并非只是肯定日本民族性的优点，而又十分深刻地指出了日本民族的劣根性。他说：“日本民族的性格，有许多地方是非常的可爱，而另一方面也是非常的可怕。这是一个矜持而向上的民族，但同时也是一个狂放而容易自趋毁灭的民族。”就我的理解，日本民族“狂放”性格的形成至少与此二点因素有关：其一，国家神道所鼓吹的荒谬的“日本神国论”。即所谓日本是天神所生，为天神所保佑，生活于其中的日本人是“天子天孙”，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理应统治世界。可以说，此论是自欺欺人，荒谬透顶！其二，缺乏深厚的哲学传统。正如一百年前的中江兆民所指出：“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这也是日本近代以后走向军国主义道路、在“二战”中几乎导致民族毁灭的深层原因。日本民族性的内部充满着矛盾，东西方学人往往以“神秘”二字称其复杂性。徐复观虽没有对之进行全面的“解密”，但对其中一个层面作了精到的分析。他指出：“日本知识分子对人的礼貌非常周到；但礼貌与他的心理实态，似乎有很大的距离。面对现实上的利害问题时，假若情势并不向自己所希望的方面发展，心理实态便常要求突破礼貌的节制而诉之于力的解决；这便不走向右的极端，即会走向左的极端，而离开了民主的中庸之道。……昭和初年，日本知识分子分化而为两极之争，结果走下了法西斯之路。许多极左的人，一变而为极右的人”。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礼、呆板而善变、驯服而倔强、保守而喜新，这类看起来极其矛盾的东西却又确实统一在日本的民族性之中。

论日本汉学的长与短。由于文化的亲缘关系，日本有着悠久的汉学传统，其丰富的科研成果构成了国际汉学的重镇。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研究的徐复观充分利用战后几次赴日的机会，广访日本汉学研究的重量级人物，如中国哲学研究大家重泽俊郎、木英村一，中国文学研究大家吉川幸次郎、中国史学研究大家宫崎市定等，并留下了宝贵的评论。这类评论主要可以归纳为二点：其一，日本汉学研究者治学严谨、功夫扎实如重泽俊郎就不赞成走超直赶近的治学风气，认为治中国思想史的人应该对经学下一番功夫，以建立厚实的研究基础，并介绍说，“不丢掉经学，这是京都大学的传统。”又如有位平冈武夫的学者，著有《经学的形成》《经书的传统》等书，他说，“不了解中国文学，便不能了解中国的思想史，所以我们现在正整理白居易的《长庆集》。”平冈武夫以日本赴唐求法和尚的《长庆集》手抄本与另外三种版本的《长庆集》作详细的对勘并作成索引，拟从白居易所用文字的习惯中断定四种本子的异同得失，由此而出一个《长庆集》的校本。其二，日本汉学研究者的汉语水平相当高，都能顺畅地阅读和正确地理解第一手资料。如：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家吉川幸次郎，早年留学北京大学，其能读古、今汉语的著作，能写汉文、汉诗，与中国学者面对面的学术交流几乎没有多大的语言障碍。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神田喜一郎其新近完成的著作之序，“全是用骈散兼行的汉文写出来的，文章写得非常典雅”。至于木英村一等人，除了中国古典的阅读能力极强外，几乎均能用汉语讨论学术问题。正因为他们有着如此扎实的汉语功底，所以其研究成果多为上乘之作。其中有的著作甚至成了中国学者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如徐复观本人的《中国人性论史》中就引用和参考了当年的日本东北大学教授武内义雄的《老子原始》。相比而言，中国的日本学研究成果精品不多，日语水平不高和学风浮躁大概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在充分肯定了日本汉学家的努力和成就后，徐复观又指出了日本汉学家治学中的短处：一是“日本许多汉学家，也和中国许多末梢的、亚流的考据家一样，假借‘科学方法’之名，把汉学从人生、社会的实际生活完全隔离起来，并排斥其中的价值观念，作孤立的、片断的、与人生社会毫无关连的研究，这实际是有意歪曲研究对象的最不科学的方法。顺着这一条路走下去，无形中把中国三千年所蓄积的精神文化，很用力的还原到以甲骨文为中心的半原始状态。”这实际上指出：在日本汉学界的研究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一种仅从文字上、史料上去考证、辨伪，未从思想上、精神上去探讨、发掘的倾向。应该说，徐复观的上述批评是正确且深刻的，它对于现代日本汉学仍有适用意义。二是“日本的汉学家，有的却只顾向某一点去开荒，却把熟地完全弃之不顾；并用这种方法训练学生。其结果：（1）失掉了文化各问题间的关连性，常常是孤立地看问题，去解决问题，势必流于偏曲。（2）常将自己所开拓的一点，随意扩大，想由一点去构造全体，势将以一曲代替全体。”如果说徐复观的前一点批评主要是方向性的话，那么后一点批评主要是方法性的。专于一点，不及其余，扩大一点，代替全体，往往结论是片面的，乃至有悖于历史事实。坦率地说，这种“见木不林”的方法仍存在于现代的日本汉学界之中。

（三）当然，徐复观的学术研究特长是中国思想史，不是日本文化史，其战后几次赴日的考察又带有“观光”性，故其日本观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偏颇之处。如徐复观说：“日本社会这种现代化的变动，主要是来自技术家和工商业的经营者，与思想家无关。日本的思想家（假定有的话），一样是与现实社会脱节的。”日本的现代化如果是完整的历史过程的话，那么至少明治时代是其历史起点。同时，现代化除了包含有工业、农业、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内容外，还应有最根本的方面——人的现代化。明治时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的福泽谕吉（1834—1901）三次访问欧美，著有《西洋事情》（1866年），详细地介绍了西方的思想和文明，启发了日本民众。其后又著有《劝学篇》（1872年）和《文明论概略》（1875年），这二部著作以人类平等观和天赋人权论作为思想武器，猛烈地批判了封建主义的专制思想和道德观念，提出了“天不生人之上人”的平等观、“独立自尊”的自由观、道德和智慧相结合的智德观、“争利就是争理”的义利观等新思想，以及“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的日本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步骤。其中的《劝学篇》印刷量竟达数百万册，而当时日本的人口为3500万左右，一时洛阳纸贵，人们先睹为快。日本学者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进行了认真研究后，郑重地将福泽谕吉称为“日本现代化的设计师”。可见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启蒙思想家不但没有与现实社会脱节，而且对日本社会的现代化也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近代以来的日本是充满复杂矛盾的社会统一体，它除了是中国不断批判的对象之外，又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参考系。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到鲁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均有值得重视的日本论。徐复观是一位“忧患意识”极强的思想家和著名学者，其对日本的所思所论，为中国人的日本论和中华民族的全面现代化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思想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