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世纪，高丽王朝建立。在贵族统治阶级的保护和扶持下，佛教又渐转盛。

高丽前半期，天台宗与禅宗广泛流传，前者的代表是编撰高丽大藏经的义天，后者的代表是曹溪宗的创始人智讷。智讷的佛教哲学对后来朝鲜哲学史的发展有较大影响，它从禅宗的立场调和禅、教二门教义，既反对教宗的读经主义和形式主义，又反对禅宗不立文字的“以无念为宗”的“顿门主义”，主张“禅教一致”，“定慧双修”。这样，智讷在改造禅宗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佛教教义，创立了有自己特色的佛教流派曹溪宗。他认为“真心”是世界的本原，除了真心之外什么也不存在，“真心”即世界。智讷的“真心”说，把各种佛教的超自然与超人间的神秘主义范畴溶化在人的主观意识（心）之中，进一步把佛教哲学推向主观唯心主义。

13世纪，高丽王朝渐趋衰落，统治阶级堕落腐败，争权夺利，政局动荡；大土地兼并使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接连不断；蒙古兵和倭寇的侵扰使民族倍受蹂躏；佛教腐化堕落，日益丧失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地位安、白颐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从中国元朝引入朱子学（见朱熹）。到14世纪，朱子学广泛传播，为重整封建秩序、实现李朝取代高丽王朝提供了思想武器。李穑、 郑梦周、郑道传等人是此时期朱子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利用朱子学，在政治上标榜“王道”，要求维护和加强以王权为中心的封建专制体制，建立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新政权朝鲜王朝；在经济上揭露大土地兼并的弊端，要求改革田制，废除私田，推行科田法；在思想路线上以客观唯心主义反对佛教主观唯心主义。朱子学的传播客观上推动了当时朝鲜社会的进步。

“抑佛扬儒”，确立和巩固朱子学的统治地位成了当时朱子学者在思想战线的主要任务。几乎所有朱子学者都从道德、政治、经济和哲学等不同角度对佛教展开了批判，其中尤以金貂朴础和郑道传的排佛论为烈。郑道传撰文《佛氏杂辩》，全面批驳佛教教义。他以“气之凝聚者，为形质，为神气”的唯物观点，说明形体关系，否定“灵魂不灭”；以天地万物都有其发生、发展、消亡的必然过程为例，否定“定数轮回”；以可知论反对佛教的“虚幻”说。郑道传的排佛思想包含了某些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唯物论思想的发展。

1392年李朝开国。朝鲜王朝建立后，朱子学由论证旧政权的不合理性转为歌颂新政权的合理性， 它在14世纪末所表现出来的进步性日见消失。李朝统治者实行 “独尊儒术” 的政策，从李朝开国到1876年日本势力入侵朝鲜的近 500年间，朱子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哲学分歧和论争都以朱子学内部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同朱子学对立的学说也只有借助朱子学的外衣才能存在。

15世纪初，朱子学的代表人物是权近。他认为理是第一性的，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本原；提出“天理人欲”说，要求人们服从天理，节制物欲，维护封建秩序。权近的思想经金宗直、金宏弼、赵光祖等人传到16世纪。这一时期的独尊儒术政策，为朱子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条件，但也禁锢了人们思想，摧残了学术思想的争鸣和发展。

与当时“理一元论”相对立的是金时习的唯物论。他以物质的“气”解释宇宙万物的生成发展，主张“天，积气耳、日月星辰、积气中有光明者”；认为阴阳两气是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原因；反对迷信鬼神，提倡无神论。金时习的思想是13～14世纪唯物论的继承和发展。

16世纪是朝鲜哲学史上的重要年代。这个时期围绕“理”、“气”问题的争辩，把哲学思维水平推进到了新的阶段。在前人唯物主义“气一元论”的思想基础上，徐敬德最早提出了“气不灭论”。他以“元气”的聚散离合解释物质的运动变化，认为物质的存在变化是一个无始无终的过程。在发展观上，他提出“机自尔”的观点，认为事物的发展是由其内部阴阳动静的推动而引起的。在认识论上，他主张可知论，认为学习的目的就在于把握事物本质。徐敬德的唯物宇宙观对朝鲜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此时期的唯心主义代表是李和李珥。李持“理一元论”观点，强调世界万物产生于“理”，“凡事皆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在理气关系上，他主张“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动静乎”。在认识论上，他主张“先知后行”，强调“性”有纯善无恶的“本然之性”和善恶不定的“气质之性”之区别，提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的观点，开了朝鲜数百年“四端七情理气之争”之先河。在李理论的打击排斥下，徐敬德的唯物论以及其他哲学思想都遭到了严重的压抑。在社会伦理观上，李为封建专制与封建伦理道德辩护，维护封建秩序的“永恒性”和“绝对性”，提倡“三纲五常”。李哲学带有浓厚的保守性，是李氏王朝从发展顶巅开始跌落时的产物。他的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日本的朱子学始祖藤原惺窝和著名朱子学者斋；山崎斋也受到他的思想影响。

李珥提出“理气二元论”，认为“非理则气无所根柢，非气则理无所依著”，主张理气“浑然无间，无先后，无离合”，同为世界万物之源。但他又认为如论理气先后之分，则“理是枢纽根柢,故不得不以理为先”。在认识论上，他强调感官在认识事物中的作用，反对李在“性”、“情”上的“四七说”，提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的观点，认为七情以外无四端。在社会观上，他主张变革旧法，要求缓和阶级矛盾，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中进步阶层的利益。李珥思想从认识论、辩证法方面丰富了朝鲜哲学。

李、李珥的“四七论争”，开拓了朝鲜朱子学的新领域，使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发展到较完善的程度。尔后，随着“四七论争”的继续，朱子学逐渐沦为烦琐的经院哲学。17世纪，朱子学经过宋时烈的加工，更趋保守和专制，此时期的其他思潮，如尹的唯物论思想等都被视为异端，遭到压抑。

18世纪，朝鲜政治、经济每况愈下，朱子学同高丽末期的佛教一样已失去其维系人们思想的作用。富国强兵、振兴经济已成为时代呼声，于是，产生了讲求实效、反对空理空谈的实学思想。实学起源于17世纪，李光、柳馨远等为其先驱。李光依据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认为世界的始源是物质的气，明确地把“天”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否定“天”是超自然的存在。他还科学地解释了月亮与太阳的关系，强调人们必须研究客观事物，发展规律，指导自己的行动。在经济上，他提出实行均田和发展工商业的设想。在此基础上柳馨远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使实学初步形成体系。

18世纪，实学进入极盛时期，形成了以李瀷为代表的星湖派和以朴趾源为代表的北学派。在哲学基本问题上，两派都强调“气”的第一性与不灭性，借助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就，对很多自然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李提出人的意识与动物心理的差异在于它的能动性的观点，认为脑是人的感觉器官，心是人的认识器官。这种解释虽尚缺少科学性，但却明确表述了人是通过感觉器官来认识客观事物的唯物论观点。洪大容提出了地圆地动说，解释了日食、月食等天文现象的原因。朴趾源进一步阐述物质不灭思想。在经济方面，星湖派强调经世致用，强调调整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北学派则在此基础上又强调向中国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实学思想由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丁若镛集大成。这一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还有任圣周、崔汉绮等。

19世纪中叶，“东学”思想在社会上颇有影响。“东学”思想是崔济愚针对当时在朝鲜开始传播的天主教而创立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思想。这种思想主张“人乃天”，要求人的平等。它的哲学观是以唯气论为基础的泛神论，认为“气”即“神”，神乃自然（气）的表现形态，天地万物包括人的动静、喜悲、善恶都源之于气运的造化。从而否定存在超自然的“造物主”。东学思想虽然蒙上宗教外衣，但它却内含着唯物论思想因素。

18世纪70年代以后的哲学：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王朝签订《江华条约》。从此，这个与世隔绝的封建王国大门被叩开了。外来资本主义势力的日益侵入和国内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从根本上动摇了朝鲜封建制的基础，也打破了封建制的精神支柱朱子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富国强兵，振兴国运已成为当时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潮流。顺应这种时代要求，产生了“儒教求新论”、开化和文化启蒙等爱国思想。以李建昌（1852～1808）、金泽荣（1850～1929）为代表的“儒教求新论”派撷取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中的“实践”因素，批判传统朱子学的空洞学说，试图建立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儒教。这反映了当时渐臻成熟的资产阶级的阶级要求。开化思想是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在朝鲜壮大而产生的一种要求采用西方文明，消除封建愚昧，实现富国强兵的改良思想。其主要代表有金玉均、朴泳孝等。它在经济上要求发展工商业，在文化上要求否定封建意识，在政治上要求逐步建立君民同治的君主立宪政体。这种思想对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文化启蒙思想包括要求发展科学技术、振兴生产、普及教育等内容。它反映了朝鲜民族不甘沦落的气概。其主要代表有朴殷植、张志渊、申采浩等。20世纪初的朝鲜爱国文化启蒙运动，广泛地促进了民族的觉醒，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发展，同时也表明了领导这场运动的阶级已无力再把朝鲜引向独立和富强了。

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共产主义者领导广大人民进行长期的抗日解放斗争，1945年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光复后，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朝鲜劳动人民在朝鲜北半部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金日成在民族解放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对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统一战线、阶级和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作了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