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支提式窟的形式曾流行于北魏和隋唐时期，唐代以后就不多见了。但在药王山，仍然可以实地看到的这种石窟风格，也可以印证此石窟的开凿时间和史料记载基本是比较吻合的。由此可见，通过对查拉鲁甫石窟造像的考察可以断定，药王山摩崖的开凿从吐蕃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从此推断，也就是说早在吐蕃王朝的前期，药王山就已经开始了佛造像的雕刻工作。

在五世达赖喇嘛所著的《西藏王臣记》中也有这样一段记载与石刻有关的资料，大致内容是：“藏王亲眼看见那里有自然显现的六字真言，他当即沐浴净身虔诚祈祷。岩石之上也自然现出菩萨、度母、马头金刚等佛像。松赞干布即请来尼泊尔的一些有精巧的造像技能的工人，依照自然显现出的佛像身形、神采，而精细雕刻出清晰的佛菩萨像。”

在以后千余年的历史演变中，随着西藏地方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佛教信仰的深化和普及，陆续有造像、刻字活动，不断有各种新的作品增刻在山上，大者数丈，小者不足方寸。

唐代初年，在天兴(今凤翔)三峙原发现了10个鼓形石，上面各刻着四言诗一首，共六百多字，人们叫它“石鼓文”。石鼓文的发现引起了唐代文人的极大兴趣，很多人都进行了研究，杜甫、韩愈、韦应物等人作诗题咏。其拓片也流传于世，为历代所珍视。因为诗的内容主要写秦国国君的游猎活动，所以也称为“猎碣”。

石鼓文是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书体为秦大篆，历代评价甚高。它结构和谐，隽美秀丽，被视为大篆“经典”之极品。其年代唐代人以为是周文王或周宣王时，宋人提出是秦始皇以前之物。经近代和现代学者考证，认定是秦国刻石，但仍有文公、穆公、襄公、献公之说。

石鼓发现后，曾经多次辗转迁徙。现原石保存在故宫博物院中。陕西历史博物馆里可看到复制品。

石刻艺术

中国最早的石刻医学论著是南齐.褚澄（公元？-483年）所撰的《褚氏遗书》（一卷）。

该书始著录于《宋史.艺文志》。根据后唐清泰二年（公元935年）萧渊序所记载，《褚氏遗书》是在唐末黄巢起义时发现的石刻碑文。全书分十篇，即受形、本气、平脉、津润、分体、精血、除疾、审微、辨书、问子，总计二千六百二十字。内容丰富，具有真知灼见。《四库全书提要》评论说：“其书于《灵枢》、《素问》之理颇有发明”，在许多方面“发前人所未发”，“犹千古之龟鉴”。《褚氏遗书》最早论述了阴阳之气的发生时间、部位和循行路线。如《本气》篇说：“天地之气，周于一年；人身之气，周于一日。”并且用一日中不同时辰来说明 阴阳之气的流行情况：“人身阳气，以子中自左足而上，循左股、左手指、左臂、左脑，横过右脑、石肩、石臂手指、助、足，则又入子中矣；阴气以午中自右手心 通右肩、右臂，横过左肩、左臂、左肋、左足、外肾、右足、右肋，则入午中矣。”《灵枢.营卫生会篇》有依太阳运行周天度数把营卫之气分为昼夜各行阴阳二十五度的论述，但尚没有明确阴阳之气的发生时间、部位、循行路线，历代医籍也未见记载。

在中国医学史上，本书最早提出了关于男女胚胎形成的理论。《受形》篇说：“男女之合，二情交和，阴血先至，阳精后冲，血开裹精，精入为骨，而男形成矣；阳 精先入，阴血后参，精开裹血，血入居本，而女形成矣。”这种理论虽然源于《易经》而见诸医籍者，当首推此。本篇中还提出了由于“阴阳均至”形成“非男非女 之身”的理论，这不仅在中国医学史上是最早的，而且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最早的。 中国最早的界域石刻——西汉琅琊界碑

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界域石刻，位于连云港市连云区东连岛北面。共两块，一块在灯塔山羊窝头北麓，面海而立，距海潮面8米。一块在苏马湾海滨浴场山坡岩体上。

东海郡，汉高祖刘邦置。朐，东海郡最北端的濒海之县。琅琊郡，秦置，汉沿。柜，琅琊郡的一个濒海之县，东汉初并省，羊窝头北麓界域石刻在一碣形大石上。碣石风化断为二截，刻石亦随岩石自然切理而裂，断为两部分。刻石长1．9米、宽1．1米，竖书8行，隶带篆意。因年代久远，又长期受海水侵蚀，多半字迹已模糊不清，现有30余字尚可辨认。据文献考证，此刻石为西汉琅琊郡南界石，内容涉及两汉时期琅琊郡的柜县和东海郡的朐县等各地，以及琅琊郡东、西、南、北诸界的划定。

苏马湾界石1999年发现。刻面石宽2．15米、高0.85米，文12行，60个字刻文为竖字，隶体带豢意，内容为“东海郡朐与琅琊郡柜为界，因诸山以南属朐，水以北属柜。西直况其，朐与柜分高陌为界。东各承无极。始建国四年四月朔乙卯，以使者徐州牧治所出造”。“始建国”为王莽时期的年号始建国四年为公元12年。据此推断，此刻石距今已有1989年，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最早的星数最多的石刻天文图

苏州石刻天文图，是中国和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星数最多的石刻天文图。

苏州石刻天文图总高约2.45米，宽约1.17米，星图本身直径为85厘米。分两部分，上部分是星图，下部分刻着说明文字，图文对照，相得益彰。它是根据北宋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的观测结果，由黄裳于南宋光宗元年（公元1190年）绘图，王致远于南宋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刻制而成的。

苏州石刻天文图以北天极为圆心，刻画出三个同心圆。外圆是南天星可见的界限，包括赤道以南约55度以内的恒星；中圆是天赤道，直径为52.5厘米；永不下落的常见星用直径为19.9厘米的小圆（即上规）界开；黄道与赤道斜交，交角约24度，并按二十八宿距星之间的距离（赤经差）从天极引出宽窄不同的经线，每条经线的端点处注有二十八宿的宿度。再外边还有两个比较接近的圆圈，圈内交叉刻写着十二次、十二辰及州国分野各十二个名称。全图共有星1440余颗。银河清晰，河汉分叉，刻画细致。

苏州石刻天文图是北宋时代天文学家们认识和记录星象的智慧结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天文学的发展水平。为了解古代星区划分和论证现代恒星，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中国最早的官定石刻经本——《熹平石经》

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议郎蔡邕、张训等上书要求正订六经文字。皇帝批准后，蔡邕、张训等将《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种经典选定正本、订正文字。由于当时正值碑刻盛行之际，七种典籍便被用隶书刻于石碑上，作为经书的标准版本，成为中国第一部官定石刻经本。

参与者们对汉代通行的经学流派经书文本进行参验比勘后，择善而从，确定了经书的标准文字；再由多才多艺的蔡邕笔蘸朱砂，用漂亮的八分书———隶书在碑石上写好经文；最后工匠依文镌刻。工程从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起至光和六年（公元183）止，历时九年，共刻石碑46座，全部碑文约20万字。这部石经因刻于熹平年间，又只有隶书一种字体，故称《汉石经》、《熹平石经》或《一字石经》。

熹平石经竣工后，立于当时都城洛阳城南太学门外，碑石均为长方形，约高1丈、宽4尺。碑顶以瓦屋覆盖，碑下有座。每碑双面刻文，经文自右向左直下书刻。这项由最高统治者钦定、规模空前的文化工程在当时引起极强的轰动。《后汉书·蔡邕传》载：“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其盛况可见一斑。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烧毁洛阳宫庙，石经开始被损坏。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北齐高澄时将石碑从洛阳迁往邺都，结果在半路上掉到水里，运到邺都的还不到一半。隋朝开皇年间，又从邺运往长安，但由于隋官府不重视，营造司竟用石碑做柱子的基石。到唐贞观年间，魏徵去拯救这些文化瑰宝时，已是十不存一。以后就仅剩些拓片和零星出土的碎石残片。只能在博物馆看到为数不多的珍贵的残石拓片。

规模浩大、气势宏伟的熹平石经，是东汉时期尊崇儒学、古文经学发达、碑刻盛行等历史因素的结晶。它作为我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家经典石刻本，对校对版本、规范文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也拉开了历史上以多部经典文献为内容的大规模刻石的序幕，自此以后，陆续出现了《三体石经》、《唐开成石经》、《蜀石经》等；不仅如此，它精美的字体、严谨的结构也是研究汉代书法史的重要资料。 中国最早的石刻连环画——《圣迹图》

作者是明代大石刻家章草，他苦心钻研石刻艺术，独出心裁，在120块石头上刻绘出孔子一生的事迹。《圣迹图》叙述故事严谨，刻石刀锋刚健，堪称艺术珍品。

1900多年的东汉“何君阁道碑”，石碑完好无缺，碑文中的52个隶书字，字迹清晰，字形方中带圆，雄浑古朴。这是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摩崖石刻，其记载极有可能改变人们对“南丝绸之路”路线的认识。

《何君阁道碑》被一个上凸下凹的岩石腔保护着，免受了风雨侵蚀，保存完好。“何君阁道碑”呈正方形，边长约0.8米，碑文记载了东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蜀郡太守何君令人在此修建古栈道的事迹。碑文中的52个隶书字，字迹清晰，字形方中带圆，雄浑古朴。

《何君阁道碑》不仅是研究古代栈道修建的珍贵文献资料，同时在汉字的发展演变史研究上，也是极其重要的实物研究资料。而且这块摩崖石刻的发现还极有可能改变人们对“南丝绸之路”路线的认识，对研究西南地区的交通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最早的露天摩崖石刻大佛

位于太原市的蒙山开化寺内，是我国最早的露天摩崖石刻大佛，历史悠久居中国佛像之首。

蒙山大佛主峰海拔1325米，是晋阳佛教胜地和避暑胜地。公元551年，北齐文宣帝高洋凿寺后大岩为大佛，历五代24年始成。蒙山大佛以山镌刻，结跏趺定而坐，双手施禅定印，佛体厚胛肥肩，佛超山峦，高遏云天，气势非凡。据史称，佛高“二百尺”（约63米）略低于四川乐山大佛，但早于乐山大佛162年。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龙门地区的石窟和佛龛展现了中国北魏晚期至唐代（公元493～907年）期间，最具规模和最为优秀的造型艺术。这些详实描述佛教中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

龙门石窟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窟内造像雕刻精湛，内容题材丰富，被誉为世界最伟大的古典艺术宝库之一。它以自身系统、独到的雕塑艺术语言，揭示了雕塑艺术创作的各种规律和法则。在它之前的石窟艺术均较多地保留了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成分，而龙门石窟则远承印度石窟艺术，近继云冈石窟风范，与魏晋洛阳和南朝先进深厚的汉族历史文化相融合开凿而成。所以龙门石窟的造像艺术一开始就融入了对本民族审美意识和形式的悟性与强烈追求，使石窟艺术呈现出了中国化、世俗化的趋势，堪称展现中国石窟艺术变革的“里程碑”。

武氏墓群石刻 位于嘉祥县城南15公里纸坊镇武翟山村，是东汉末年武氏家族墓地前的一组石刻艺术品，有石阙、石狮各1对，汉碑2块和武氏祠汉画像石44块。它是国家一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属于建筑与设施类景观与小品建筑亚类中的摩崖字画。外观形态与结构：保障东南石刻位于自贡市富顺县赵化镇普安村6组，坐南向北，凿刻于清光绪九年（1883），石刻镌刻于泸自路下崖壁上，龛内从左至右横排阴刻“保障东南”四个大字，字体楷书，右边跋文小字，其内容记述清代咸丰年间富顺县地主团练头目肖云笙（肖镛）在石灰溪镇压李永和、兰朝鼎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的史实。

大足石刻 是唐末、宋初时期的宗教摩崖石刻，以佛教题材为主，尤以北山摩崖造像和宝顶山摩崖造像最为著名，是中国著名的古代石刻艺术。北山摩崖造像位于重庆市大足县城北1.5公里的北山。北山摩崖造像长约三百多米，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造像最初开凿于晚唐景福元年（公元892年），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至南宋1162年完成，历时250多年。现存雕刻造像四千六百多尊，其中造像264龛窟，阴刻图有1幅，经幢8座，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中的优秀代表。

第一山石刻 据清光绪《盱眙县志稿》记载：第一山碑刻，包括敬一书院、试院、文庙、瑞岩观、县署的碑刻，正、草、篆、行皆有，具有一定历史和艺术价值。

原不题跋88块，记载25块，诗56块，共169块。尚有摩崖石刻74块（其中宋代45块），碑刻39块，共113块，山腰间有著名的秀岩、瑞岩、西城寺三座石刻。均系摩岩石刻，及碑刻，多属宋、元、明、清历代名家题留。诗词并茂，字体齐全。

安岳石刻 中国佛教与道教混合的石窟位于四川省安岳县境内,分布于全县4个区32个乡,保存较完好的有45处，主要有卧佛院、千佛寨、圆觉洞、毗卢洞、华严洞、茗山寺、玄妙观等处，计有摩崖造像105处,造像约10万身。根据现存题记，造像盛期主要在盛唐至北宋末近 400年期间。石刻内容以佛教造像为主，有少量道教造像，也有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描写。

凌云石刻 最具石山区特色和州府治地特色的人文景观之一。据县文物管理所调查统计，凌云现存的石刻分为10个部分130多款，字数最多的一款有石刻2400多字，最大的一款石刻为2平方米，最早的石刻是明代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已有542年。

石刻内容有契约、诗词、题联题字、碑文、墓志铭和杂文游记等。主要分布在县城周围，以汾洲、五指山、水源洞、云台山、翠屏山、独秀峰、寿桃山为多。石刻最多是水源洞摩崖石刻，共50余幅，大都是地方官吏、社会名流所题，内容有题额、对联、诗词、联诗、散文、碑记等，记录了当时文学之精华；其书法有楷书、行书、隶书、魏书、篆书、一应俱全，风格各异，用笔苍劲有力，书艺精湛，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为县文物保护单位。

象鼻山石刻 桂林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石刻64件, 其中宋23件,元代1件, 明代12件, 清代14件, 民国2件，无年代及姓氏署款12件。有题诗、填词、题榜、铭文、传记、营缮纪事、跋刻名人作品等。

水月洞石壁上两幅巨大的摩崖, 是宋乾道二年(1166)张孝祥的《朝阳亭记》和《朝阳亭诗》。《记》文大意是, 张孝祥与好友张维, 朱元顺来游, 张维酷爱此处山水, 留连忘返, 僧人了元明白他的心意, 便在岩前建亭。亭竣工后, 再次来游, 张维要张孝祥给亭起名, 张孝祥想起他们在建康(今南京)共事时也曾建过亭, 取名“朝阳”, 以示张维“学业足以凤鸣于天朝”。于是仍旧用“朝阳”二字给新亭起名, 并且把水月洞也改名朝阳洞。

2022年9月，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经过近4年持续发掘，“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开封北宋东京城州桥遗址取得重要进展，出土巨幅石雕祥瑞壁画，为我国发现的北宋时期最大的石刻。

2022年1月消息，国家文物局发布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强石刻文物拓印管理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