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元年（501年），萧衍领兵攻郢城，围攻两百余日，城破，“积尸床下而寝其上，比屋皆满。”同年十二月，萧衍发兵攻占首都建康，改立南康王萧宝融于江陵称帝，是为齐和帝；东昏侯在政变中被将军王珍国所杀。

中兴二年（502年），皇太后王宝明临朝称制，之后萧衍受齐和帝禅让登基，改国号为天监元年（502年），是为梁武帝。

梁武帝昔日的好友沈约、范云等世族出身的名门后人在梁朝当上宰相，与前朝重臣萧秀等人合力推动各种改革，改正南齐时施政上的种种问题。

此外，武帝登基后对乐府诗的兴趣不减当年，仍参与乐府诗的创作及编修。在他的影响和提倡下，梁朝文化的发展达到了东晋以来最繁荣的阶段。

《南史》作者李延寿评价道：“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

520年，梁武帝改元普通，这一年被中国历史学家视为南朝梁发展的分水岭。在这年开始，梁武帝开始笃信佛法，多次舍身出家。

第一次：普通八年（527年）三月八日，梁武帝第一次前往同泰寺舍身出家，三日后返回，大赦天下，改年号大通，是为大通元年（527年）。同年，隶领军曹仲宗伐涡阳（今安徽蒙城），在关中侯陈庆之的奋斗下梁军大败北魏军、俘斩甚众，又乘胜进击至城父。梁武帝诏下令涡阳之地设置西徐州，并以手诏嘉勉陈庆之：“本非将种，又非豪家，觖望风云，以至于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终。开朱门而待宾，扬声名于竹帛，岂非大丈夫哉！”

第二次：大通三年（529年）九月十五日，梁武帝第二次至同泰寺举行“四部无遮大会”，脱下帝袍，换上僧衣，舍身出家，九月十六日讲解《涅槃经》。当月二十五日群臣捐钱一亿，向“三宝”祷告，请求赎回“皇帝菩萨”，二十七日萧衍还俗。

梁武帝因天象称“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就赤脚下殿以应天象。之后传来北魏孝武帝西奔的消息，得知此事的武帝羞惭地说道：“绑着辫子的胡虏（索虏）也应天象吗？”（由于天象应于北魏，意味天意认为北魏孝武帝才是正统天子）

第三次：大同十二年（546年）四月十日，萧衍第三次出家，此次群臣用两亿钱将其赎回；

第四次：太清元年（547年），三月三日萧衍又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资一亿钱赎回武帝。

郭祖深形容：“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此时国力日衰。

侯景原为东魏的将领，由于他与东魏丞相高澄的矛盾，于太清元年（547年）正月据河南十三州叛归西魏，但西魏宇文泰对其不信任。迫于无奈，侯景致函萧衍，许愿献出河南十三州来投奔南朝梁。萧衍接纳了侯景，并任命他为大将军，封河南王。

不久，东魏攻击侯景，萧衍派侄子萧渊明支援，结果战败，萧渊明被俘。侯景败退后占据寿阳。高澄假意提出和解，意在离间侯景和梁朝。司农卿傅岐认为高澄议和是离间之计。而朱异等人则极力主张与东魏和好。萧衍不听臣下劝告，与东魏使者往来，侯景感到恐慌。

此时，侯景假托东魏名义写信给萧衍，提出用萧渊明交换侯景，萧衍居然表示接受。侯景十分气愤，遂起兵叛变。他以萧正德为内应，轻易渡过了长江，并在公元549年三月围攻建康。城中久被围困，粮食断绝，饥病困扰，人多浮肿气急，横尸满路，能登城抗击者不到四千人。南梁诸王手握重兵，却彼此猜忌按兵不动，无人讨叛。十二日，侯景攻入建康，纵兵洗劫，萧家宗室、世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皆遭血洗，史称侯景之乱。

城陷之后，侯景的武士随意进出皇宫、甚至佩带武器。萧衍见了很奇怪，问左右侍从，侍从说是侯丞相的卫兵。萧衍生气地喝道：“甚么丞相！不就是侯景吗！”侯景听说了，非常生气，于是派人监视萧衍，萧衍的饮食也被侯景裁减。萧衍忧愤成疾，口苦干渴，索蜂蜜水，未得实现，怒愤更疾。

据说梁武帝曾经在志公禅师临终时，向其询问自己寿命。志公说：“我的墓塔倒了，陛下的大限就到了。”

志公涅槃后，寺方造了木制的灵塔，梁武帝担心志公的木造灵塔不坚固，就拆除，打算重建，拆了以后不久侯景之乱就发生了。

五月，萧衍在粮食尚足的情况下（身旁有数百颗鸡蛋），因激愤不已，病卒于台城内，死前犹喊著军事战阵时的“荷，荷”（士兵先退后进的口号），表示他反击侯景的志愿。死时86岁，葬于修陵（今江苏丹阳市陵口）。谥号武帝，庙号高祖。

梁武帝除了帝王的身份，也身为学者在经、史、诗词、佛学等领域留下大量著述而出名。

1、经学方面

他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二百余卷。天监十一年（512年），又制成吉、凶、军、宾、嘉五礼，共一千余卷，八千零十九条，颁布施行。

2、史学方面

他不满《汉书》等断代史的写法，因而主持编撰了六百卷的《通史》，并“躬制赞序”。命殷芸将无法入史的剩余材料（主要是异闻杂谈），编入小说。这些著作大都没有流传下来。

3、文学方面

梁武帝也非常喜欢诗赋创作，现存古诗、乐府诗等诗歌有80多首。萧衍和王融、谢朓、任昉、沈约、范云、萧琛、陆倕七人共称竟陵八友，在齐永明时代的文学界颇负盛名。

4、宗教方面

汉传佛教的素食主义即以梁武帝为首。佛教的梁皇宝忏是他编制成的，他又著有《大般涅槃经》、《大品般若经》、《净名经》、《三慧经》等诸经义记数百卷。在道教学说中，他把儒家的“礼法”、道家的“无”和佛教“因果报应”揉合，创立了“三教同源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梁武帝对佛教流通的贡献，寺庙时以梁武帝与其长子昭明太子合祀为护法神。

梁武帝的学问路线，是先习儒，再奉道，后入佛。少年时代是习儒阶段，“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二十岁以后，改奉道教，一直到即位为帝后，仍未舍道。《隋书·经籍志》载，“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称帝后的萧衍和道士陶弘景的关系极善，他每当遇到国家大事，经常要派人到茅山去向陶弘景请教，以致于陶弘景有“山中宰相”之称。不过，在即位后的第二个年头，即天监三年（504），萧衍就颁布了《舍事道法诏》，宣布舍道归佛。而据其《述三教诗》，则称“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到晚年才开始研读佛经。这也许说明，他虽然已经颁布了事佛诏，实际上还未真正彻底放弃道教。但总的来说，颁诏以后，他是以事佛为主的。有关《舍事道法诏》的真实性在学术界存疑，但无论其真伪，萧衍的奉佛则是事实。

梁武帝对佛教的支持，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亲身修佛，二是从各方面扶持佛教的发展。

梁武帝本人归佛后，逐渐过上了佛教徒的生活。在武帝发表《断酒肉文》前汉传佛教“律中无有断肉法”（反而是与释迦佛作对的天启，提倡素食），萧衍把佛教五戒中的不杀生引申为素食，颁布了《断酒肉文》，禁止僧众吃肉，自己也行素食，开启了汉传佛教素食的传统，之后汉传佛教僧团开始遵守《梵网经》规定的菩萨戒，不再食肉。对那些敢于饮酒食肉的僧侣，他以世俗的刑法治罪。他又颁布《断杀绝宗庙牺牲诏》，禁止宗庙的牺牲，这是有违儒家祭祀礼仪的，但他坚持推行。他还正式受戒，据《续高僧传》卷六记载，他于天监十八年（519）“发宏誓心，受梵网经菩萨戒”。

梁武帝晚年奉佛更甚，经常日食一餐，过午不食，所食也只是豆羹、粗饭而已。笃信佛教，由于不近女色，曾经四十年无幸后宫，最突出的奉佛行为，是多次舍身出家，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每次都是朝廷花了大量的香火钱才把他赎出来还俗。他的第四次舍身是在太清元年（547）三月，历时一个月，所花赎钱为“一亿万”，这为同泰寺带来了巨额资金。

武帝本人是可以划入“义学”一类的，他对佛经很有研究，尤重《般若经》、《涅槃经》、《法华经》等，他常常为大家讲经说法，召开各种法会，开设过千僧会、无遮大会。中大通元年（529）开设的无遮大会，参加者有道俗五万多人。他的佛教撰述，则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注解》（现仅存序）、《三慧经义记》（《三慧经》本是《摩诃般若经》中的《三慧品》，萧衍认为此品最重要，因而独列为《三慧经》）、《制旨大涅槃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均佚），另著有《立神明成佛义记》、《敕答臣下神灭论》、《为亮法师制涅槃经疏序》、《断酒肉文》、《述三教诗》等，均存。

武帝在哲学上对中国佛教的贡献，突出之处是把中国传统的心性论、灵魂不灭论和佛教的涅槃佛性说结合起来了，他本人是属于涅槃学派的，主张“神明成佛”，所谓“神明”，是指永恒不灭的精神实体，它是众生成佛的内在根据，“神明”也就是佛性。他又提出三教同源论，认为儒、道二教同源于佛教，老子、孔子，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三教可以会通，同时，三教的社会作用也是相同的，都是教化人为善。

除了自身奉佛，萧衍还大力扶持佛教事业的发展。他非常支持外僧的译经，僧伽婆罗被他召入五处译场从事译经，所译经典，又请宝唱等人写疏，他甚至“躬临法座，笔受其文，然后乃付译人”。真谛在萧衍门下也受到礼遇，只是因为侯景之乱，真谛的译事难申。萧衍和国内法师的关系也很密切，宝亮、智藏、法云、僧旻等人，都是萧衍非常器重的。他组织僧人编撰佛教著作，编成的作品至少有十二种。他还广造伽蓝，所建有大爱敬寺、智度寺、光宅寺、同泰寺等十一座，各寺铸有佛像，大爱敬寺有金铜像，智度寺的正殿铸有金像，光宅寺有丈九无量寿佛铜像，同泰寺有十方银像。

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南北朝时期来中国弘法，与梁武帝会谈。但因理念不合，话不投机，离开梁朝而北去。

在梁武帝的支持下，梁代佛教达到了南朝佛教的最盛期，他最后在侯景之乱时，饥病交加，死于寺中。但武帝之后，梁简文帝和梁元帝也都笃信佛法。

沈约出自吴兴沈氏，“江东之豪，莫强周、沈”，其父沈璞在宋文帝元嘉末年皇族争位时，因忠于弑父自立的太子刘劭，被起兵讨逆的宋孝武帝刘骏诛杀。

沈约幼年因身为罪臣之子，流寓他乡，少时笃志好学，母恐其积劳成疾，常为之减油灭火，早上读书，晚上还要复习一遍，遂博通群籍，擅长诗文。仕刘宋、萧齐、萧梁三朝，许多重要制诏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在宋仕记室参军、尚书度支郎。在齐仕著作郎、尚书左丞、骠骑司马将军，为文惠太子萧长懋家令，“特被亲遇，每直入见，影斜方出”。

齐梁之际，为萧衍拟定即位诏书，萧衍重之，称赞说，“生平与沈休文群居，不觉有异人处；今日才智纵横，可谓明识。”，封建昌县侯，官至尚书左仆射，后迁尚书令，领太子少傅。梁武帝认为沈约为人轻脱，故沈约虽官至宰相（尚书令），但却没有参与机密的实权，晚年更激怒梁武帝，被梁武帝痛责不是忠臣，沈约因此战栗忧惧而死。

另外沈约的治国才干也颇受当时统治者质疑，齐武帝、齐明帝就曾在不同场合，说出“学士辈不堪治国”、“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等类似评价。

及后协助梁武帝萧衍进行篡位大计，参与废杀齐和帝的计划，晚年更因此事而精神恍惚，未几毙命，享年七十三岁。朝议请赐谥为文，梁武帝改为一“隐”字以贬之。

从20余岁时开始，历时20余年，撰成《晋书》120卷。487年，奉诏修《宋书》，一年完成。另著有《晋书》110卷、《齐纪》20卷、《梁武纪》14卷、《迩言》10卷、《谥例》、《宋文章志》30卷、《四声谱》等，皆佚，仅《宋书》流传。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其遗文8卷，作品由张溥辑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沈约是永明（齐武帝年号）诗坛领袖作家，撰《四声谱》，使诗歌产生人为音律，而酝酿律诗之试作，沈约说：“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还提出了“八病说”，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声律上的毛病。其四声八病说，一时附和者颇多。不过，八病在沈约之著作中已不可考，只有《文镜秘府论》与《续金针诗格》中有详细的记载。

沈约主张“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注重音调流畅的美感，但沈约本人并未完全做到。沈约还精研佛经，可说是一名通才。邢子才称沈休文：“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沈德潜评论沈约不如鲍照、谢灵运，“然在萧梁之代，亦推大家，以边幅尚阔，词气尚厚，能存古诗一脉也”。

元人伊世珍的笔记小说《琅嬛记》记有一位书生名叫沈休文，一日有仙女用雨丝所纺成的轻纱送给了他。沈休文后来把冰丝做成衣裳和扇子。

此外沈约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美男子之一，以“沈郎瘦腰”闻名，沈约曾任东阳太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自己的臂围每月都减少半分，南唐国主李煜曾在词句中以“沈腰潘鬓消磨”，做为借代文人消瘦的典故；纳兰性德【采桑子】提到“东阳瘦”，也出自相同的典故。

沈约亦是女诗人沈满愿的祖父。

谢朓出身名门世族，与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同为陈郡谢氏一族，祖母是《后汉书》作者范晔的姊妹，祖父谢述，为宋初宰相刘义康的亲信重臣；父亲谢纬，官至散骑侍郎，谢朓的母亲则是刘宋的长城公主。谢朓世代高门，故以甲族资格的太尉行参军为起家官。

谢朓少有文名，早年在京城建康生活，无忧无虑，南齐永明（483-493）年间，竟陵王萧子良招集诗人，在京城鸡笼山的府邸饮宴赋诗。谢朓来至幕下，与沈约、萧衍等人号称竟陵八友，为当时文坛的中心。

490年，谢朓受任为随郡王萧子隆的“文学”，并跟随随王远赴荆州，甚得赏识，成为萧子隆的亲密挚友，朝夕论诗，引起荆州其他官员的猜忌。萧子隆一名部属向齐武帝告密，493年谢朓突然被召回京。同年齐武帝驾崩，其后萧子良和萧子隆亦相继离世。

495年谢朓被任命为宣城太守，在宣城写了许多山水诗，修建了不少亭台楼阁，与友人宴游；他不满做宣城太守这种地方官，有意出世归隐。两年后谢朓回京，出任中书郎、南东海太守、尚书吏部郎，曾告发岳父王敬则叛乱，以致夫妻反目。499年，谢朓不肯参与外朝宰相始安王萧遥光的叛乱，又曾轻视内朝重臣江祏（与萧遥光同谋废立），被诬告下狱，卒于狱中，年35。

谢朓诗歌今存130多首，早年在竟陵王幕下时，所作多是咏物诗，如《咏竹》、《咏琴》、《咏镜台》，属宴会上的游戏之作。后来他撰写许多山水诗，吟咏自然风景，如《游山》、《游敬亭山》、《游东田》等。以下引录《游东田》一诗，其中“鱼戏新荷动”一句，广为后人用作绘画题目：

戚戚苦无悰，携手共行乐。

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

远树暖阡阡，生烟纷漠漠。

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

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

谢朓诗风，以清新、清丽、清俊见称，用字细腻而妍丽工巧。部分诗歌摹仿谢灵运，如《游山》、《游敬亭山》，都是铺排罗列景物。《游山》一诗以游山的由来和动机起笔，大致依山与水而作对，以理悟作结。谢朓亦常描写自轩窗或案头所见的景物，所写山水风景多与都邑建筑物相连，诗中风景出现具画意的平远构图，颇具远近层次，如《冬日晚郡事隙》依次由门前池、窗外竹而推向窗外的远山平陆，以“上”、“际”、“中”等词彰显景物之间的方位关系，又能巧用动词“带”字，如“巉岩带远天”、“清川带长陌”，突出了巉岩与清川仿佛由笔墨挥洒而生的动态，因此获得“诗中有画”的评价。

谢朓诗语调摇曳从容，常用叠字，如“漠漠轻云晚，飒飒高树林”，使语调纡缓婉转。其山水诗善于将自己移入景中，注入感情。景象变化撩动他敏感的心灵，心境变化与风景同步，因一霎风雨、一群飞鸟、一团悄然散尽的雾气，心中波澜顿起。当时沈约主张“四声八病”说，讲求平仄声律，谢朓与沈约友好，受其影响，作诗时特别注重声律。谢朓现存作品中，有三份一是八句诗，八句中的中间四句，往往由对仗构成，而且平仄工整，与后来的近体诗相近，超越了六朝诗的范围，具备了唐诗风格。

中国文学中，谢灵运与谢朓合称大谢、小谢，谢朓在生时，已被誉为当世最出色的诗人，沈约说：“二百年来无此诗”；梁武帝则说：“三日不读谢朓诗，便觉口臭。”谢朓是南齐一代山水诗的代表，开拓了自轩窗中观赏山水的新空间，词汇与技巧为其后的何逊、阴铿、王维的山水诗学习，不少诗评都认为谢朓诗已具有唐诗风格。谢朓在宣城时，与友人合作联句，每人作4句，续成一首长诗。联句源出晋朝，谢朓的作品使联句更普及。唐代李白最敬仰和赞赏谢朓，李白作品亦受其影响，现存直接提到谢朓的诗有12首，如《秋登宣城谢朓北楼》。李白对谢朓特别怀念，有认同感和强烈共鸣，在《秋夜板桥浦泛月秋酌怀谢歌》中抒发对谢朓的思慕之情，其闺怨诗《玉阶怨》，即模仿谢朓的同题诗歌。

谢朓在宣州建有一楼，在城中小丘陵阳山上，后人多次重建，称为谢朓楼，与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并称为江南四大名楼。

史载“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声称自己三十岁前要位至三公，所谓“三十内望为公辅”，“使天假之年，而老其才，徐、庾不得专美于后”，二十七岁官至中书郎，一日值夜中书省，自叹说“为尔寂寂，令邓禹笑人”（邓禹汉代人，二十四岁为司徒）。王融后来成为竟陵王萧子良幕僚，与沈约、谢朓、萧衍、范云、任昉等合称“竟陵八友”。

永明九年（491年），齐武帝在芳林园禊宴群臣，王融作《曲水诗序》，“文藻富丽，当世称之”。有才辩，永明十一年（493年），接待北魏使者。王融文辞辩捷，能在仓卒之间写文章，史称“诗名比元长，赋体凌延寿”。《诗品》称“词美英净”。

王融躁于名利，一次经过朱雀桥，逢巨船出入，于是吊桥中开，一时间车马拥挤，寸步难行，王融不由得出发感慨：“车前无八驺，何得称丈夫。”武帝病重，萧子良和萧昭业争夺帝位，王融“戎服灾身”欲拥立子良即位，但萧鸾矫诏拥萧昭业夺下帝位。郁林王即位仅十余日，王融就被下狱，由中丞孔稚珪罗织罪名，被赐死，年仅二十七。王融《下狱答辞》愤称：“若事有可征，爰对有在，九死之日，无恨泉壤。”沈约有《伤王融》。

史载萧琛“性通脱，常自解灶事，毕狖余，必陶然致醉”（《梁书》），不事产业，好音律，有纵横才辩，任金紫光禄大夫。

齐武帝永明十年（492年），和范云出使北魏，受到北魏孝文帝的称赏。

中大通三年二月乙卯（531年3月18日）卒，享年五十二岁，谥曰平子。

东晋时期曾任安北将军范汪之六世孙。其祖父范璩之在南朝宋其间曾任中书侍郎。其父范抗为郢府参军。

萧衍执政，与沈约等辅助。齐武帝永明十年（492年），和萧琛出使北魏，受到魏孝文帝的称赏。加入梁后，官至尚书右仆射、霄城侯。

天监二年五月丁巳（503年6月15日）卒，年五十二。追赠侍中、卫将军，谥曰文。

范云有文集三十卷，他的诗词风格清丽，叙情婉转。

自幼“聪明神悟”，四岁能诵诗，八岁能文，“雅善属文，尤长载笔，声闻藉甚”。叔父任晷夸他“吾家千里驹也”。

南朝宋时，举兖州秀才，拜太常博士。入齐为王俭所重，任丹阳尹刘秉的主簿（办公室主任）、竟陵王记室参军，官至中书侍郎、司徒右长史，梁时历任义兴（今江苏宜兴县）、新安（今浙江淳安县）太守。一生仕宋、齐、梁三代，为官清廉，仁爱恤民，离开义兴时，“舟中惟有绢七匹，米五石而已”。

天监七年（508年）卒于官舍，家中仅有桃花米20石。梁武帝萧衍“悲不自胜”，“即日举哀，哭之甚恸”。

任昉写文章时擅长表、奏、书、启等文体，文格壮丽，“起草即成，不加点窜”，而同期的沈约以诗著称，时人称“任笔沈诗”。沈约称任防“心为学府，辞同锦肆”。王融“自谓无对当时”，可是一见任昉之作，似“恍然若失”。王俭见其笔札，“必三复殷勤，以为当时无辈，曰：‘自傅季友以来，始复见于任子。若孔门是用，其入室升堂。’”又与沈约、王僧儒同为三大藏书家。竟陵八友之一。作《奏弹范镇》文，他反对范缜的“神灭论”。著有《述异记》2卷、《杂传》247卷、《地理书钞》9卷，《地记》252卷、《文集》23卷、《文章缘起》1卷等。

陆倕年少好学，会写文章，在家院内建有两间茅屋，与外人杜绝往来，昼夜读书其中，如此数年。陆倕记忆力惊人，可以将《汉书·五行志》默写一遍。还工于行、草书。他写过《感知己赋》送给好友任昉。曾在齐、梁二朝当官。

梁武帝令他作《新刻漏铭》、《石阙铭》，载于《文选》，梁武帝称之“辞义典雅，足为佳作”。并赐绢三十匹。迁太子庶子、国子博士，后以母忧去职。卒于梁普通七年。陆倕是竟陵八友中年龄最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