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主题上看，壮学学科的综合性特点表现为涵盖壮族历史文化和壮族现代化两大主题。

从研究内容上看，壮学学科的综合性特点表现为从小到大、从点到面的渐进扩大。在壮学形成期（20世纪50～60年代），壮学研究的课题以历史（包括壮族渊源、社会发展史、人物史、反抗史、革命史）、语言、文学、艺术（包括壮族民歌、歌仙刘三姐、左江花山崖壁画、青铜器与铜鼓）、考古、壮族土司制度、壮医药为主，开始具有了综合性特点。到了发展期（1978年～20世纪80年代），壮学研究内容上的综合性特点表现为在形成期的基础上的深化、扩大和推陈出新。这一时期壮族史学、文学、艺术以及语言和文字研究得以深化和完善，壮族的别称、地名、文化、民风习俗、婚姻、都老制、羁縻制、歌圩、歌会、文学、葬制、俍兵、近现代历史人物、图腾、社会经济、农业种植、住居、巫术、神话、史诗、原始宗教、哲学、音乐、庄田制度、人口、壮汉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新内容问世，从而突现出了研究内容上的壮学综合性特点。进入繁荣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壮学研究内容上的综合性特点进一步得以彰明，表现为壮族文化研究的深化以及对新内容的开拓。壮族的“大石铲文化”、“布洛陀文化”、“波乜文化”（即原始信仰文化）、“那文化”（即稻作文化）、“铜鼓文化”（即青铜文化）、“干栏文化”（即居住文化）、“图腾文化”、“诺鸡文化”（即原始宗教文化）、“麽文化”（即原始麽教文化）、“筛文化”（师公文化）、“僚歌文化”（即壮歌文化）、“蛙婆文化”（即歌谣文化）、“圩蓬文化”或“航端文化”（即歌圩文化）、“岜莱文化”（即花山崖壁画艺术文化）、“壮锦文化”、“壮剧文化”、“依托文化”（即古医药文化）、“盘古文化”、“红水河文化”、“左江文化”、“右江文化”、“刘三姐文化”等重要概念以及它们当中的一些壮学研究新内容，皆在这一时期相继登台亮相并逐步建构了部分文化体系。壮学繁荣期有力推动和促进了现代“布洛陀文化”、“铜鼓文化”、“僚歌文化”、“蛙婆文化”、“歌圩文化”、“刘三姐文化”的发展以及壮医药的体系形成和完善。这些皆为八桂学派的“黄派”、“覃派”、“壮医药派”、“文艺派”和“院派”等支派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当中尤以“覃派”（以广西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三覃”为代表）的覃乃昌、覃彩銮、覃圣敏；“黄派”的粟冠昌、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何龙群、覃德清；“壮医药派”的班秀文、黄瑾明、黄汉儒；“文艺派”的蓝鸿恩、潘其旭、郑超雄、覃国生、韦苏文、范西姆、农冠品、农学冠、丘振声、黄桂秋、廖明君；“院派”的蒋廷瑜、范宏贵、黄成授、萧永孜、李富强等人贡献突出，俱功甚大。

除此之外，在壮学繁荣期，壮族的体质人类学、教育、壮泰文化关系等研究新内容先后问世。这一切完全展现出研究内容上壮学学科的综合性特点。

壮学学科具有的交叉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的交叉性（包括多样化和融会贯通性），二为学科的交叉性。

从史料和研究方法上看，壮学形成期主要以调查资料（包括统计史料和口述史料）、历史文献、考古史料等涵盖文献史料、考古史料、口述史料的交叉性史料为基，运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俗学等不同学科的交叉性研究方法（义指多样化和交叉化）展开研究。到了发展期和繁荣期，这种交叉性研究方法得以进一步扩大，开始借用哲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教育学、人口学、文化学、考古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交叉性研究方法对壮族展开多维度研究。

从学科上看，在壮学的发展期和繁荣期展开的壮汉民族关系研究、壮侗语民族论、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皆属壮学与其它学科的交叉性研究。当然，这种壮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性研究成果，不能只算作壮学单方面的成果，应属多学科成果。

壮学学科的交叉性特点由壮学的综合性特点以及壮族的地域性特点所决定。壮族人民主要世代居住在当今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这里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12个主要民族，自治区西南又与越南交接。因此，历史上壮族与其他民族交往密切，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特别是历史关系上同源异流的壮泰文化关系密切。这就决定了壮学与传统汉学、泰学和新兴的瑶学、苗学、侗学等有着必然关联，从而决定了 壮学学科的交叉性特点。由这些方面看，壮学学科属典型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

壮学学科具有的综合性和交叉性特点，决定了壮学无论在指导思想、观念和理论上，还是在研究主题、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皆具有了广泛性的特点。

壮学具有学术研究、民族文化传承和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保护的三位一体并重的特点。由于壮学不同于普通学科，因此它不仅注重对壮族的方方面面进行学术研究和知识积累，构筑体系，同时注重将知识化为文化效益的现实实践意义和作用，致力于传播民族文化和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工作，即以壮学知识为指导来达到传播民族文化和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工作的目的。近年来人们在中央电视台等重要传媒平台上聆听到的天籁之声“僚歌”和观赏到的广西田阳“敢壮山”数万人汇集一处祭祀壮族创世神、始祖神和道德神布洛陀的盛典以及壮族地区的民族传统节日“三月三”的空前盛况，既是壮学学科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外延和散发结果，又是壮学专家们亲临现场运用深厚的壮族文化知识加以指导的成就。壮学专家潘其旭教授于2006年4月4日在广西壮乡田阳“敢壮山歌圩”现场接受中央电视台现场实况传播主持人访谈并与其一道解说歌圩，便是壮学研究与民族文化传承紧密结合，学科知识与实践并重的表徵。2006年壮剧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样是壮学研究与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保护并重的成果。2008年出版的由壮学专家韦苏文、周燕屏合著的《千年流韵——中国壮族歌圩》被收入“中国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推介丛书”之一，则是广西民协主席韦苏文等人长年累月将壮族非物质文化研究和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保护结为一体辛勤耕耘的成果。

壮学学科的现实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为壮族现代化研究，它是学科研究主题之一。尽管迄今为止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不多，使得壮学为壮族现代化服务的现实特点并不突出，但这并不能否定壮族现代化研究具有的现实性特点。二为壮学学科具有为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社会现实服务的特点。这一特点在迄今为止问世的汗牛充栋的壮学研究成果及其弘扬的民族团结和平等思想已经广泛深入人心的现实社会中几乎无处不显，尤在2009年政府表彰广西民族“四个模范”的民族团结事业中有所体现。壮学学科的现实性特点今后不仅要在民族团结事业中有所体现，更重要的是重视在民族平等的事业中有更多更大更突出的体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壮族被确认为多民族祖国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特别是民族学家费孝通、黄现璠等人于1951年领导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广西分团（团长费孝通，副团长黄现璠）访问广西各县后，经过民族访问团深入的调查和专家论证以及壮族各界代表协商，将分布较广的“布壮”和支系多达20多种的壮族分支统一起来称为“僮族”，这一族称为沿有壮族历史上的旧族称。不久，始于宋代的“僮族”民族称谓，即由中央人民政府正式确认为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民族，僮族（1965年周恩来总理建议将“僮族”改为“壮族”，取健壮、强壮之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为此，专门以壮族为研究主题的壮学开始得以萌芽和确立，进而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得以发展和繁荣。壮学的萌芽始于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壮族历史学家黄现璠参与的民族识别工作以及领导开展的一系列壮族社会历史调查活动和撰写的调查报告。国家实施的民族平等政策以及壮族学者强烈的民族振兴自觉意识，可说是壮学萌芽的基础。壮学的萌芽、确立、发展和繁荣可说与黄派和八桂学派的兴起、确立、发展及其壮大具有同步性。

按照学科成立的必要条件——客观存在的明确单一研究对象、理论（包括指导理论）、研究方法的一应俱全，一般认为，壮学形成的起点以1957年黄现璠教授撰述并发表和出版的一系列论著《广西僮族反抗压迫史》（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印，1957年1月）、《广西省大新县僮族调查资料》（36万余字，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印，1957年2月）、《谈壮歌》（《广西日报》1957年2月10日）《壮族在广西的历史分布情况》（载《广西日报》1957年4月19日）和《广西僮族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为标志。黄现璠在这些论著中首先将壮族当作了明确单一的研究对象，第一次全面、系统的介绍和研究了壮族历史。正如权威的《壮族百科辞典》指出：《广西僮族简史》是“一本最早的全面、系统的介绍和研究壮族的专著。”广西大学教授徐君慧等人明确指出：“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经济文化发达、历史悠久的民族，但在黄老之前，还没有一部自己独立的历史著作。壮族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著作，自黄老始。因而，黄老不仅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也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黄现璠的“这一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壮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为宣传壮族，让世人了解壮族，确立壮族的历史地位，争取民族的自治权利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都具有积极的意义。”黄氏之书“为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提供了史料准备。”“他是最早对壮族进行全面、系统田野调查的学者。”由此有了黄现璠“壮族史学奠基人”和“壮学宗师”的盛名。黄现璠所著《广西僮族简史》的学术价值不仅仅在于此，它推陈出新的记叙体例，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后来相继问世的一些壮学论著，正如日本学者冢田诚之教授明确指出：“《广西僮族简史》虽说是‘简史’，但论述的范围较为广泛，内容涉及到壮族的分布和起源、社会组织、革命斗争史、生产、衣食住、婚丧习俗、文化艺术、语言文字、教育等……这种新模式与后来由《壮族简史》编写组编写的《壮族简史》（1963年初稿，1980年正式出版）比较而言，虽然两书细节上稍有差别，但显而易见，《壮族简史》的体例大体上继承着《广西僮族简史》的新模式。”“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志的记述体例除了包含有革命斗争、阶级斗争、摩尔根的单系进化论等程式化连续性外，还存在着以黄现璠为代表的站在少数民族立场和视点上展开记述的民族志模式的连续性。”这些评价为黄现璠的民族学在旧民族志与新民族志的此疆彼界间作了准确的定位，扭转了千年来只有大民族主义史家随意一味歪曲壮族传统历史和文化的格局，揭示出黄氏之书的问世对20世纪中国民族学研究和壮学发轫起到了筚路蓝缕作用。由此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现璠教授最先以壮族为专门研究对象而展开的一系列壮族田野调查及其系统化的学术研究成果，满足了壮学形成的基本要件，标志着壮学的形成。而且，将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壮学研究与民国时期华南民族史或广西民族史研究中涉及到的壮族论述比较而言，可以明显看到，无论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还是在观点、民族思维和指导理论上，两者既无丝毫关联，更无一脉相承的关系，这从黄现璠等人的著述对早期研究中有关壮族的论述无丝毫引用而多为批判的客观事实方面同样可窥一貌。壮族正是在壮学形成期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主体——历史和民族文化，而且从中引出了自己的主题思考——壮族族源、古代社会性质、历史人物评价及其民族语言、文化、艺术特质，并从中提出和论证一系列问题，提炼出一些概念和理论，从而形成一门独立的壮学学科。

特别是国家在1957年11月正式推出了以拉丁文为基础的拼音壮文后，黄现璠的学生韦庆稳便开始了长期专门从事壮语及其文字的研究，硕果累累。“黄派”（由黄现璠及其众多弟子组成）弟子周作秋教授于1958年秋季在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下同）首次开设了“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学”课，并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成为将壮学研究课题列为大学教育课程的第一位学者。与此同时，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语文系设置了僮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由此表明，壮学学科不仅作为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已经成立，而且标志着壮学学科作为“教学科目”的同步诞生。

1956年，黄现璠参与组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领导了广西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正如壮学专家指出“1956年8月，先生（指黄现璠，下同）受全国人大民委之托，参与组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实际负责全组工作，领导开展了广西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全面深入的少数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调查。先生以年近花甲之龄，在交通条件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带领调查组成员，爬山涉水，历尽艰辛，深入广西崇左、龙州、凭祥、天等、德保、大新等地的壮族乡村进行调查访问，收集了一大批珍贵资料，为开展对壮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全面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随着壮族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这些资料弥显珍贵，直到现在，仍然是壮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当时跟随先生从事调查工作的部分成员，后来成了广西民族研究所的基本力量。所以说，这些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调查工作，既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也培养了人材，为广西民族研究所的建立和壮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调查结束后，先生将其中一部分整理出1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并力陈将广西省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必要性，从理论上为广西的民族区域自治规划提供了依据。1956年，先生在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后，就壮族问题征求周恩来总理的意见。在周总理的启发和鼓励下，开始编著《广西僮族简史》，并于翌年出版。这一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壮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为宣传壮族，让世人了解壮族，确立壮族的历史地位，争取民族的自治权利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特别是1956年在黄现璠教授领导成立的“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广西民族研究所”，该所的研究工作为推进壮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962年和1963年，学术界分别在南宁和北京召开了壮族历史科学讨论会，着重围绕着壮族历史上的三大问题，即壮族族源问题、壮族是否经过奴隶社会问题和侬智高起兵反宋的性质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进而促进了壮学的发展。在壮学发展期，黄现璠及其黄派门人弟子不顾当时“左倾思潮”的泛滥，排除“阶级斗争理论”的干扰，继续冒着政治风险从事壮学研究，学术成果层出叠见，例如黄现璠撰《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正义的战争》（载《广西日报》1962年4月2日）、《土司制度在桂西》（载《壮瑶史科学讨论会论文集》第一集，1962年7月）、《僮族女将瓦氏领兵抗倭》（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学会成立大会论文集》，1963年3月）；粟冠昌撰《关于僮族族源的探讨》（载《民族研究》1958年第9期）、《关于僮族族源问题的商榷》（载《民族研究》1959年第9期）、《广西土官民族成份初探》（载《民族团结》1963年第2、3期）；黄增庆撰《从出土文物看广西僮族的古代社会》（载《广西日报》1962年6月20日）、《广西出土铜鼓初探》（载《考古》第11期，1964年）、《从考古资料看广西壮族的由来及其在原始社会的生活情况》（载《广西日报》1967年4月19日）；司马骅、李干芬合撰《关于僮族瑶族历史上几个问题的不同意见》（载《广西日报》1962年8月8日）；周宗贤、李干芬合撰《关于僮、瑶族几个历史问题的讨论》（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等等，深入探讨和辨析了壮学传统研究课题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黄派”宗师黄现璠及其黄派名贤黄增庆、粟冠昌、萧泽昌、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李干芬、周宗贤（后两者为广西民族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李干芬即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调查成员）等教授或研究员在这一时期对“僮族考古”、“僮族山歌”、“瓦氏夫人”、“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壮族子弟”、“花山壁画”、“铜鼓”、“刘三姐”、“土司制度”、“壮族文学史”等壮学课题的研究中，不仅具有开拓性贡献，而且扩大了壮学研究的课题，对促进壮学的发展和“八桂学派”的兴盛皆起到了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除此之外，八桂学派的支派“文艺派”主将韦其麟、蓝鸿恩、黄勇刹、莎红等人同样在发展期推出了一些壮学研究成果。

1979年改革开放后，黄现璠及其“黄门十八贤”的壮学成果更是不胜枚举。具体成果可参看覃乃昌教授和陈吉生教授的研究论文。这一时期以韦庆稳、覃国生合著《壮语简志》（1980年）；《壮族历史人物传》（1982年）；胡仲实编《壮族文学概论》（1982年）；黄现璠遗著《侬智高》（1983年）；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编《汉壮词汇》、《壮汉词汇》（1984年）；韦以强编《壮文论文集》（1984年），韦庆稳著《壮语语法研究》（1985年），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曾庆全合著《壮族文学史》（3卷，1986年）；黄现璠、黄增庆、张一民合著《壮族通史》（1988年）；《广西壮语地名选集》（1988年）；黎国轴著《论韦拔群》（1989年）；黎国轴,严永通合著《韦拔群传》（1989年）；广西民族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写《古壮字字典》（1989年）等壮学论著名高一时。特别是黄现璠遗著《壮族通史》，专家评曰：“本书以丰富充实的史料为佐证，详尽地论述了壮族的起源，全面地介绍了壮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状况。它是目前我国第一部壮族通史，本书丰富了我国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成果，也为壮族史的研究提供了较新较全的资料，是不可多得的参考书。”“《壮族通史》被我国史学界推为最具开创性、科学性和学术理论价值的经典巨作。”“另外，1988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百余万字的巨著《壮族通史》，为壮医尤其是壮医史的研究提供了可参依据。”正如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马克·本德尔评价说：“从黄老教授亲自组织、参加和领导过的多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重要调查活动及其身居的学术和政治地位上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广西省桂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以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等重大事件中，他无疑都曾作出过重要贡献。同时，他将大量实地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史料与历史文献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自己博古通今的史眼史才、深厚的考据学功底和古文字学识，去伪存真，客观地写出了自己民族的第一部历史，从而结束了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壮族没有一部完整历史记载的历史，可谓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以后黄老教授撰写出版的《侬智高》、《壮族通史》等著作，同样史料丰富，学术价值极高，均为国际民族学界开山之作，由此开拓出壮学研究的一代风气。”由此便有了国际学术界将黄现璠尊称为“壮学之父”的盖棺论定。这绝非溢美之词，盖自有其缘由。事实表明：在壮学的形成期和发展期，八桂学派领袖黄现璠及其“黄门十八贤”（黄现璠的学生、私淑弟子和助手，计有黄增庆、张一民、粟冠昌、周宗贤、李干芬、黎国轴、覃树冠、萧泽昌、黄伟城、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周作明、何英德、何龙群、玉时阶、龚永辉、覃德清等18人）皆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已为世所公认。由此加速了壮学的发展，使得壮学进入繁荣期。

任何学科的形成或产生都必须经过一段时期的知识积累，只有当它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人们开始认识到它的存在以及对这种知识体系进行回顾、归纳和总结，方会出现对这一知识体系的命名，给出一个适当的称谓。壮学正是经过了形成期和发展期大量研究成果的知识积累，建立了初具规模的知识体系，始有了繁荣期对前期壮学研究知识体系的回顾、归纳和总结从而提出“壮学”概念，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壮学概念的思维形成不可能来自毫无客观事实依据和毫无壮学知识积累基础的凭空想像而一夜之间一蹴而就，这显然不符合新生事物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壮学形成期和发展期的大量知识积累，壮学概念提出的认识思维观念基础如同无源之水或无根之木，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壮学学科概念的形成或产生，实与蒙古学和藏学学科概念的形成或产生具有相似性，即这些学科概念的提出或产生，皆经历过学科形成期或发展期的知识积累，即在一定的知识体系已经建立的基础上方会产生。

壮学进入繁荣期以1991年1月21日成立的“广西壮学学会”为重要标志，壮学概念的提出即产生于此时。1999年4月15日在广西武鸣县举行的壮学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则是壮学繁荣的象征以及壮学走向世界的标志。壮学从形成期经发展期到繁荣期，学术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据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到世纪末，国内公开出版的壮学论著共100多部，发表的壮学论文达800多篇，尤以繁荣期硕果累累，具体成果可参看覃乃昌教授和陈吉生教授的研究论文，于此不复赘列。在这一时期，八桂学派的五大支派黄派、覃派、壮医药派、文艺派、院派等派中成员对促进壮学进入繁荣期皆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区内外学者莫俊卿研究员（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韦庆稳研究员（黄现璠的学生）；中国社科院民研所王昭武研究员（曾任黄现璠的助手）；贵州民族研究所的雷广正；国家出版局研究室的韦文宣研究员（壮）；中南民族学院的黄印庆教授（壮）；贵州社科院的朱俊明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梁庭望等人，皆对促进壮学的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十世纪60年代

* 广西民族研究所（在黄现璠领导成立的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基础上建立）

* 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后改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

二十世纪80年代

*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地方民族史研究所

*南宁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学院）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所（后改为民族民间文化研究所）

*广西艺术研究所（后改为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广西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研究所

*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

*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

二十世纪90年代

*广西壮学学会

*广西大学民族研究所

*广西社会科学院壮学研究中心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民族研究所

*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

*广西师范大学壮学研究所

*广西民族大学壮学研究中心

二十一世纪

*广西壮医医院

这些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主要从事研究壮学。广西壮族自治区专门从事研究壮学的专家学者约有60多人，兼职从事研究壮学的专家学者及实际工作者约有400人。同时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云南省、广东省等与壮学有关的学术机构陆续建立起来，对全面推动壮族的研究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