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识形态背景上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确立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繁荣的光辉民族政策，无疑又是“壮学”研究得以逐步展开以致“八桂学派”能够大胆突破传统大民族中心主义观念而得以“破土而出”的前提条件。

在建国后“国家正确的民族方针和民族平等政策”全面实施的良好政治背景下，中国民族学研究长期以来总体趋势上得以健康的发展。特别是上个世纪50年代全国广泛围内少数民族调查、识别和研究工作的蓬勃兴盛，使得民族学界对少数民族研究的情热如日中天，以致少数民族研究的成果层出叠见。建国后形成的这种民族学研究健康发展的学术背景，又为“八桂学派”的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学术条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学术事业日益繁荣，呈现出一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新气象，特别是壮学领域，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令人瞩目。壮学研究虽在总体规模上尚不能与汉学同日而语，但在形式上开始与汉学齐头并进，逐步走向世界，表明中国学术已走入多元化格局的新时代。”这种改革开放新时代逐步造就的国泰民安良好国势的背景，显然又是促进“八桂学派”蒸蒸日上壮大发展的必然条件。

在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学术环境和改革开放等形势一片大好的时代背景这一土壤上，生长出“八桂学派”这朵香飘八桂的绚丽“桂花”，自然顺理成章。当然，“八桂学派”作为一个以研究少数民族为对象的地域性学派，它的形成必然又与学派内的导师和主将对振兴广西少数民族的自觉意识以及身体力行地积极参与到民族文化教育和学术建设事业的火热激情与躬身实践关系密切。正如世所公认的“壮学宗师”黄现璠“尝言：‘壮族若要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当以推动广西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启发壮人民族忧患意识、提高壮民文化素质和凝聚力为要，而此尤需吾辈努力。’”为此，黄现璠自二十世纪20年代便开始了对中华民族的思索，40年代后他又开始积极投入到了少数民族的调查和研究中。新中国成立后，黄现璠相继参加了“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广西分团和“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领导工作。50年代中期他以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和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的身份频繁深入到广西各少数民族地区宣传政府的民族政策和进行调研，陆续写出了一些民族史研究上具有开拓性的重要论文和著作。他还积极筹建了“桂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文教局历史文物调查工作组”，“策划成立‘少数民族联谊会’，倡议建制‘壮族大学’，拟定‘壮族史研究学会’设立草案”，同时为宣传党和政府制定的民族平等政策和方针到处奔波；为发展桂西生产事业和广西文化教育不断献计献策。这从1957年元月3日黄现璠教授与门生张一民、覃树冠、陆恒明等师院教师联名给时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的陈漫远等人写的信中以及他当年出席全国人大时的大会发言中可见一斑。1957年6月底，黄现璠赴京出席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7月5日，胡耀邦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执行主席之一主持了当天会议。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作报告以后，会议进行大会讨论。今天发言的有：郭沫若、黄现璠、陈经畲、张泗洲、赛福鼎、冷遹、吴若安、刘文辉、李赋都、秦仁昌、程士范、许德珩、王祝晨等十三人。黄现璠就广西生产事业和文化教育提出了一些意见。他说，桂西僮族地区矿产特别丰富，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分布很广。而桂西一带地广人稀，可以利用的土地很多，对发展经济作物、土特产、畜牧和森林等事业有很好的地理条件，若政府予以重视、投资，把这些旷地和矿藏逐步开发利用起来，不独可以改善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状况，而且有利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黄现璠还建议恢复广西大学，注意发展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文教事业。”这一切皆为黄现璠对振兴广西经济和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自觉意识和全力以赴地进行社会实践的外在表现。而这种“外在表现”反映的不仅仅是他个人为振兴广西各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一厢心愿和个体实践，从壮学和“八桂学派”不断壮大发展的成长史上看，八桂地区广大壮、汉、瑶、苗等各民族学者专家为振兴广西民族文教、经济和学术事业出谋划策所作的不懈努力和学术实践，显然反映出振兴广西民族文化教育学术事业是广西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这种“共同心愿”体现出的自我觉醒的“全体意志”以及亲历躬为的学术实践日益兴盛的背景，可说又是孕育“八桂学派”形成和茁壮成长的催生剂。

“八桂学派”的开拓性学术群体，当属黄派。即一般认为，“八桂学派”的形成以黄派的形成为其标志。黄现璠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便开始了民族思索，曾向先贤梁启超请教过民族问题，又与北师大老师王桐龄经常在一起热心讨论中华民族史问题，受益良多。1943年后他便开始了少数民族调查研究，相继组织过“黔桂边区考察团”和“黔南边民考察团”，任团长，带团深入到广西义宁、龙胜、三江等县和贵州榕江县大有乡一带考察壮、侗、苗、水、瑶等少数民族生活，调查当地少数民族教育、文化、生活、习俗和婚姻状况和收集史料。1951年6月，黄现璠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任广西分团副团长，与团长费孝通等一行，深入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慰问，了解壮族在广西的分布及社会状况。1953年6月，黄现璠接受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委托，在广西大学抽调本校热心民族工作的黄国安、沈建尊、谭石浙、王天眷、黄耀坤、李总平、刘永裕、屈治平、王少聊、黄秉荣、韦光前、黎国轴等12人组建了“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文教局历史文物调查工作组”。随后，他带领调查组深入到了桂西壮族自治区辖地的南丹、天峨、河池、罗城、忻城等5个县，先后访问调查了白裤瑶、背篓瑶、毛难族、苗族、红苗、壮族、水家族、仫佬族等少数民族，整个调查工作历时1个多月，收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将其中的一部分整理成《罗城、河池县少数民族情况调查报告》，呈报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为桂西壮族自治区制定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及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的重要参考资料。跟随黄现璠进行这次调查的这些组员，大多数都是他的学生，他们后来大多成为了广西各高等院校的教授。在黄现璠的民族思想和言传身教影响下，他们当中不少人开始了民族学研究，尤以黄派老帅黎国轴教授于壮学研究上的成就突出。1956年8月，黄现璠受全国人大民委之托，参与组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实际负责全组工作，领导开展了广西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全面深入的少数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调查。黄现璠以年近花甲之龄，在交通条件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带领调查组成员，爬山涉水，历尽艰辛，深入广西崇左、龙州、凭祥、天等、德保、大新等地的壮族乡村进行调查访问，收集了一大批珍贵资料，为开展对壮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全面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随着壮族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这些资料弥显珍贵，直到现在，仍然是壮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当时跟随黄现璠从事调查工作的部分成员，后来成了广西民族研究所的基本力量。所以说，这些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调查工作，既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也培养了人材，为广西民族研究所的建立和后来壮学研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调查结束后，黄现璠将其中一部分整理出1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并力陈将广西省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必要性，从理论上为广西的民族区域自治规划提供了依据。1956年，黄现璠在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后，就壮族问题征求周恩来总理的

意见。在周总理的启发和鼓励下，开始编著《广西僮族简史》，并于翌年出版。这一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壮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为宣传壮族，让世人了解壮族，确立壮族的历史地位，争取民族的自治权利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正如“黄门”老帅张一民教授指出：“黄教授对学生都是循循善诱，教而不倦。同时，他深明身教重于言教的道理，十分注意以身作则，也很能以身作则。凡是要求学生做的，他首先自己做到。他常常教育学生为人要正直，要勤奋，要艰苦朴素。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因此，学生们都很信服，对他都十分敬佩。黄教授在奖掖后学方面，更是费尽苦心，不遗余力。1956年他担任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负责人时，有意挑选那些有一定学识、愿意从事民族工作的青年，特别是少数民族青年作为组员。有的还被指定为调查小组的组长，以便在调查实践中进行培养。对于组员和小组长，除教以工作方法和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外，还鼓励他们大胆去干，使他们在工作中得到锻炼，得到提高。广西师大历史系教授粟冠昌（壮）、广西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李干芬（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王昭武（汉）等人，就是黄教授当年挑选为组员的，其中粟、王两人还被指定为小组长。”“在他培养下的青年教师和学生，许多人后来都成为历史学专家和高校教授。”

在黄现璠领导的一系列少数民族调查过程中，他一边向组员传授自己的民族调查经验和民族学研究方法，一边传播马列主义的“民族平等思想”，从而影响了他的一些学生后来逐步走上了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的道路，“黄派”随之脱颖而出。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为了增进各民族师生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团结，黄现璠在广西师院策划成立“少数民族联谊会”。当时参与策划的人员便有黄现璠的学生、黄派老帅张一民、覃树冠教授（两人时任讲师），两者后来都走上了民族学和地方史研究的道路。由此可见，黄派这一学术群体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壮大发展的过程，表现为在黄现璠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下，他的学生、私淑弟子和助手在民族学和“壮学”研究过程中对黄现璠民族思想和民族史观的部分继承与发展以及由此派内成员逐步增多和形成了共同的学术传统这样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反映在黄派的日益壮大中，而且还体现在黄派这一学术群体于建国后的壮学研究中不断推出的开拓性研究成果中，以致影响广泛，不仅为“八桂学派”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八桂学派”其他支派的形成，最终成就了当今“八桂学派”的壮大规模。

从“八桂学派”的形成和发展阶段以及学派成员对壮学研究主题的侧重面而言，一般分为“黄派”、“覃派”、“壮医药派”、“文艺派”、“科技派”等支派或流派。

黄派

八桂学派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开派领袖为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的黄现璠（1899～1982）。该派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为黄现璠及其弟子黄增庆、张一民、粟冠昌、欧阳若修、李干芬、黎国轴，即“黄门六老帅”。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黄派”，它是指以黄现璠为代表而形成的以研究壮族历史、人物、文艺、考古和教育为对象的“八桂学派”的一个支派或流派，成员包括黄派宗师黄现璠和“黄门十八贤”，即黄现璠的学生、私淑弟子和助手，计有黄增庆、张一民、粟冠昌、周宗贤、李干芬、黎国轴、覃树冠、萧泽昌、黄伟城、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周作明、何英德、何龙群、玉时阶、龚永辉、覃德清等18人，皆为新中国成立后广西学术界的资深教授、研究员或学科带头人，大多在壮学研究的逐步兴盛过程中取得了开拓性的学术成就。“黄派”的学术活动中心以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为主，成员大多为广西师范学院教授。除此之外，还有广西博物馆、柳州博物馆、桂林市博物馆、广西民族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学院（现广西民族大学）的教授或研究员，可谓涉及面广，影响广泛。“黄派”作为“八桂学派”的开拓支派，它的的形成，即标志着“八桂学派”的形成。

“八桂学派”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规模迅速扩大，形成了数支推动“八桂学派”壮大发展的主力军，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有黄派成员周作秋、黄绍清、何龙群、覃德清以及“覃派”三剑客、“壮医药派”罗家安、班秀文、覃保霖、王鉴钧、龙玉干、黄瑾明、黄汉儒和“文艺派”蓝鸿恩、黄勇刹、韦其麟、莎红、潘其旭等人。

覃派

覃派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指以广西民族研究所“三覃”（覃乃昌、覃彩銮、覃圣敏）为代表而形成的一个以研究壮学历史和文化为中心的“八桂学派”的一个支派或流派。“覃派”的学术活动中心主要在广西民族研究所，同时波及到广西师范大学和广西民族大学。“覃派”属继“黄派”之后较有成就的“八桂学派”的一个支派，派中“三剑客”覃乃昌、覃彩銮、覃圣敏为壮学研究的新一代领军人物，为推动八桂学派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白耀天、邵志忠等广西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皆可归为覃派成员。从广义上而言，覃派亦可称为民研派。

壮医药派

壮医药派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指由一群以研究壮族医学为中心的壮医学者形成的“八桂学派”的一个支派或流派，代表人物有罗家安、班秀文、覃保霖、王鉴钧、龙玉干、黄瑾明、黄汉儒、黄老五、苏汉良、黄尚勋、岑利族、黄燮才、黄正雄、韦金育、刘智生、牙廷艺、庞声航、黄冬玲、庞宇舟、赵作锦、钟鸣等人。“壮医药派”的学术活动中心主要在广西中医学院壮医药研究所和壮医药学院、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广西壮医医院、柳州地区民族医药研究所、广西靖西壮医药学校和桂林市壮医研究所。派中成员罗家安、班秀文、覃保霖、王鉴钧、龙玉干、黄瑾明、黄汉儒属“八桂学派”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而其他成员可以看作是“八桂学派”第三代主要代表人物。

文艺派

文艺派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指由一群以研究壮族文化和艺术为中心的广西学者形成的“八桂学派”的一个支派或流派，代表人物有蓝鸿恩、黄勇刹、韦其麟、莎红、潘其旭、郑超雄、覃国生、韦苏文、范西姆、农冠品、农学冠、丘振声、黄桂秋、廖明君、李富强、谢崇安、陆君田等人。文艺派的学术活动中心主要在广西文联、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间文艺研究会、广西社会科学院壮学研究中心、广西民族大学壮学研究中心、广西民间艺术家协会、广西艺术研究院。

院派

院派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指由一群以研究壮族历史、文化、考古、经济和科技为中心的学者形成的“八桂学派”的一个支派或流派，代表人物有蒋廷瑜、范宏贵、万辅彬、黄成授、萧永孜、覃高积、黄雄鹰、覃尚文、黄兴球、黄家信、李甫春、黄润柏、韦顺莉、金莉等教授。由于这些代表学者长期生活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分别工作在广西各大专院校、博物馆和科研机构，属草根学者，皆有突出的壮族研究成果，又不便归类为“八桂学派”的上列支派，故以院派称之。

反规律至上论

黄现璠认为：“学术主张，理应百家争鸣，不能随便戴上违反马列主义或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高帽。看过马克思著作的，首先应该认同这一点，始好讨论问题。”公开反对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和“规律至上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在对中国民族历史具体问题的研究中体现出五个“破除”和三个“确立”的特征：一，破除教条主义的局限；二，破除“规律至上论”的主观论；三，破除学术研究“公式化”的格局；四，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的古史研究中破除“唯我独革”、“唯我独尊”的“一言堂”定式；五，破除中国古代史和民族史研究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观”或“欧洲中心观”。由此破旧立新，在这五个“破除”的基础上确立了三个崭新的学术史观：一，跳出教条主义思维的陷阱，确立中国古代史新体系思维观；二，走出“西方中心观”思维误区；确立学术研究“中国中心观”；三，摆脱“五种形态论”束缚，确立“社会形态发展跳跃论”或“跨越论”史观。正如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理·G·巴罗明确指出：“由于对马恩著作的理解混乱和解释不清，对这个地区的传统的中国解释仍使人表示怀疑。传统看法认为：壮族在宋以前属奴隶社会，因而不可能建立国家，只是后来被拖进封建社会。黄现璠，这位公认的壮族历史学家、历史系教授雄辩地论证了一个曾多次遭到诘责的观点：传统解释不符合壮族社会。”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冢田诚之教授同样指出“黄氏（指黄现璠——笔者按）认为壮族社会的发展阶段系从氏族社会直接进入初期封建社会，转折起点始于唐宋时代，从而掀起了围绕古代壮族社会性质的论争。他主张原始氏族部落未经过奴隶社会而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以致黄现璠又被史学界推尊为中国当代无奴派导师，他旗帜鲜明地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有奴派”展开了分庭抗礼。同时，黄现璠提出的“壮族土著说”、“侬智高起兵反宋正义说”、“铜鼓文化壮人建立说”等史观，皆为八桂学派宗之，由此奠定了八桂学派“民族史观”的基本立场。

倡导理论与实际结合

黄现璠认为“盲目拿西方民族理论进行不合国情的“本土化”实践，只能是削足适履。”主张将马克思民族平等思想与壮族历史文化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展开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由此奠定了八桂学派主张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研究壮学的思维基础。

黄现璠在对壮族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系统研究中得出的大量事实，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思索”或“主张”，而是尝试借助于论述壮族历史和人物时所汇集而来的历史、社会、政治、文化、制度等零散的素材来唤醒民族意识，重新建立一种科学化的思维体系——壮人看待民族和世界的哲学观念。换言之，这种民族意识便是黄现璠主张的“壮族若要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当以推动广西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启发壮人民族忧患意识，提高壮民文化素质和凝聚力为要，而此尤需吾辈努力。”这种观念便是壮人重新认识人与人、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在世界上的位置的观念。这种民族自觉意识意味着黄现璠发现了“自我”，进而为一门新学问或新学科确立了一个历史“起点”，为传统的“文化”或“文明”定义进行了重新界定，为一种民族精神升华创造了无限的历史“机遇”。而任何“发现自我”的民族意识和思维，无疑为构筑本土化民族学理论提供了最高智慧的思想启迪，显然超越了那些沉迷和醉心于不断引进和喜言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又顶礼膜拜的思想观念体系。反映出黄现璠是一位在自己的时代唤醒壮人觉醒和使命感的启蒙智者，为壮族“发现自我”重构了一种全新的历史意识和民族意识。他的这种强烈民族意识，影响深远，由此奠定了八桂学派拥有的浓郁“民族意识”和“自我觉醒”特点。

重视开拓创新

“为学贵自辟，勿依门户侧”为黄现璠一生治学最显著的特点。这一特点贯穿他生涯治学的始终，从而孕育出的开拓创新成果层出不穷，由此深深影响到黄门弟子和八桂学派后起之秀的治学风格，使得重视开拓创新成为了八桂学派最突出的治学特点。

黄氏三重证据法

黄现璠认为：“凡研究一事一物，欲得其完全的知识，不外三种方法：第一，科学研究法；第二，哲学研究法：第三，历史研究法。第一为事物‘当然’的研究。第二为‘所以然’的研究。第三则兼此二者，不独为事物‘当然’的研究，且为事物‘所以然’的追求，以明其演进次序。”因而他在继承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基础上推陈出新，开创出独具一格的“黄氏三重证据法”，即将考古史料（实物和文字）、文献史料、民族学史料（不包括田野调查所得古文书和民间古遗物，仅指口述史料）三重证据结合起来用以研究和考证中华民族古史及其文化的一种新治史法。这一“黄氏三重证据法”为八桂学派所继承。

重视田野调查

黄现璠在对民族学研究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田野调查。1943年8月，他组织“黔桂边区考察团”，任团长；1945年4月，又组织“黔南边民考察团”，任团长，多次带队深入黔桂两省少数民族地区展开广泛的学术调查活动，成为我国现代少数民族田野调查先驱之一。1951年6月任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广西分团副团长（团长费孝通），深入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和调查。1952年3月，带领助手前往都安、东兰、南丹一带调查；同年夏，到扶绥陇罗（今扶绥东罗）、崇左、德保、靖西一带从事田野调查，收集土司遗存文物史料、吴凌云父子反清起义史料和侬智高起义史料。1953年6月，在广西大学组建“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文教局历史文物调查工作组”，任组长，带领调查组成员深入南丹、天峨、河池、罗城、忻城等地，先后访问调查了瑶族、毛难族、苗族、壮族、仫佬族等少数民族，收集到大量文物和史料。1954年3月，到贵县一带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壮族在贵县的分布以及收集黄鼎凤闹革命历史资料和太平天国起义革命史料。1956年4月，赴武鸣、上林、宾阳、贵县、来宾和桂平等县深入乡村和山区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壮族在这些县的分布情况和收集太平天国和黄鼎凤、李锦贵等人反清起义的革命史料。同年8月，参与组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兼壮族组组长，实际负责全组学术调查工作，领导开展了广西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全面深入的少数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调查，带队深入到桂西壮族自治州所辖5专区、2市、52县、1自治区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广泛围的社会历史调查和收集史科，收集到一大批珍贵史料，为壮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全方位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为广西民族研究所的建立和后来壮学研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正如识者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三个阶段的工作里，费孝通、黄现璠、夏康农……等20世纪中国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的名家以及大批学者、民族工作者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正是基于全国民族识别工作的研究成果，国务院先后公布了中国总共56个民族。通过科学研究和民族自愿原则决定民族成分，成为中国民族研究工作的创举，同时也引起了国际民族学界的广泛注意，得到很高的评价。”“这便是民族学界人士誉称黄老为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的缘由。”由此奠定了八桂学派十分重视田野调查的学术基础。

本土化多样研究法

由于八桂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绝大多数为壮族人，他们皆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大都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长期从事教育和民族科研工作，因而他们拥有的学问整体研究水平非同凡响。特别是学派领袖黄现璠，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九年，又在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留学数年，学贯中西，具有深厚的历史学和古文字学造诣。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安德鲁·斯特拉森说过：“每个人类学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历史学家。”由于人类学与民族学于某些方面有相通之处，因而这句话对黄现璠而言再恰当不过。同时，事实证明：一位优秀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语言学家。而黄现璠精通英语、日语、汉语、壮语、瑶话、侗学，语言文字水平出众。

这为他善于将“史志结合”（历史文献与民族志田野调查资料的结合）、“文史志结合”（考古文物与历史文献和民族志的结合）、“文史诗结合”（考古文物与历史文献和神话史诗结合）、“语史结合”（壮语与历史文献的结合）等多样研究方法运用于壮学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为黄现璠勇于突破传统大民族中心主义史观的蕃篱，克服借用西方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时难免存在的一些偏见弊端，大胆地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与壮族的历史文化有机地进行“本土化”结合，提供了去伪存真的科学认识基础。

在黄现璠长年累月的民族研究和调查实践工作中，他逐步模索出了一套适合壮学发展的科学化综合研究方法，这就是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指导思想、壮族固有的历史、文化、语言与汉文古籍融会贯通，注重运用民族志和田野调查资料、考古学的文物史料、本民族固有的壮语和古壮字以及历史文献等综合研究手段，结合现代哲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人口学、考古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壮族展开多维性研究。

这种“本土化综合研究方法”在黄现璠的开拓性论著《广西僮族简史》、《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正义的战争》、《土司制度在桂西》、《僮族女将瓦氏领兵抗倭》、《侬智高》、《壮族通史》中皆有突出体现。这种研究法既克服了西方传统人类学或民族学通常只注重民族志的田野调查资料而不运用历史文献的相对单一的研究方法弊端，同时还克服和解决了中国传统民族学研究大多站在大民族中心主义同化立场而出现的“一边倒”史观及其论述以及过于偏重历史文献与民族志的田野调查资料而忽视考古新成果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等方法上难免的局限和缺陷。黄现璠首创的这一本土化多样研究法，为八桂学派继承和发扬光大。

八桂学派的薄弱环节是发展到现阶段尚未能建立起一个完整系统的民族学理论体系。这并不是这一学派缺乏构筑完整系统民族学理论体系的学者，而是受到时代环境制限。黄现璠生前曾提出“中华民族多体一元论”，以抗衡他反对的民族“混合论”和“多元一体论”，但他的这一研究尚未见诸于世。即便今后黄现璠提出的“中华民族多体一元论”被整理出来，是否能作为指导八桂学派今后发展的系统化民族学理论尚难以予料。

1、确立了壮族史的基本脉络，建构了壮族历史文化大系，将壮族文明史提早到距今4000多年前。

2、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提供了史料参考。

3、建立了壮学这门学科及其研究体系，将壮学中的部分研究课题引入了大学正规教育课程。

4、创立了壮族拉丁文字，对壮族古籍进行了大量整理和编定工作，完成了《壮语地名选集》、《古壮字字典》、《壮语词典》、《布洛陀经诗译注》、《壮族百科词典》（约200万字）、《壮族民歌古籍集成》、《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8卷，500万字）、《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5卷，约300万字，为壮族学者与泰国学者历时13年通力合作的研究成果）的编辑出版工作。

5、提出了壮族“大石铲文化”、“布洛陀文化”（即神话文化）、“波乜文化”（即原始信仰文化）、“那文化”（即稻作文化）、“铜鼓文化”（即青铜文化）、“干栏文化”（即居住文化）、“图腾文化”、“诺鸡文化”（即原始宗教文化）、“麽文化”（即原始麽教文化）、“筛文化”（师公文化）、“僚歌文化”（即壮歌文化）、“蛙婆文化”（即歌谣文化）、“圩蓬文化”或“航端文化”（即歌圩文化）、“岜莱文化”（即花山崖壁画艺术文化）、“壮锦文化”、“壮剧文化”、“依托文化”（即古医药文化）、“盘古文化”、“红水河文化”、“左江文化”、“右江文化”、“刘三姐文化”等重要概念，建构了这些文化体系，提出“壮族地区早在距今9000多年以前就出现了原始的稻作农业，成为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的新观点，解明了壮族“那文化”对华南以及东南亚地区作出的杰出贡献。同时有力推动和促进了现代“布洛陀文化”、“铜鼓文化”、“僚歌文化”、“蛙婆文化”、“歌圩文化”、“刘三姐文化”的发展。

6、解明了壮族从氏族部落开始沿续了数千年的“都老制”社会组织形态和封建社会时期“土司制度”的社会组织形态。梳理了壮族教育史的脉络。对壮族历史人物展开了全面深入研究。

7、相继成立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广西民族研究所、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后改为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地方民族史研究所、南宁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学院）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所（后改为民族民间文化研究所）、广西艺术研究所（后改为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广西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研究所、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广西中医学院壮医研究所、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广西大学民族研究所、广西社会科学院壮学研究中心、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民族研究所、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广西民族大学壮学研究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壮学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广西壮学学会。这些科研机构主要从事壮族研究，繁荣“壮学”和推动八桂学派的壮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8、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理论。

9、实施了壮泰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国际合作项目，取得了重大科研成果。得出了壮泰民族“同源异流”的共识。

10、初步建立了壮医药理论体系，构筑了科学化的壮族医学（又称壮医学），将疗效独特的壮医药线点灸疗法推向世界。

11、建立了壮族博物馆。

12、致力壮族民间文艺的挖掘、整理和发展，致力保护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到世纪末，国内公开出版的八桂学派成员著作多达近百余部。除此之外，发表的论文已达500多篇。八桂学派成员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涉及壮族的起源、社会发展史、语言文字、古崖画、青铜器、铜鼓文化、壮语地名、壮族宗教信仰、壮族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民间文学艺术、音乐舞蹈、壮族医药、壮族风俗、壮族经济史、壮族教育史、壮族体质人类学、壮族与周边民族关系等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现璠多次领导开展的广泛围少数民族调查及其研究为壮学的萌芽、确立奠定了史料和研究基础，进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又为八桂学派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学科方法论的基础。学派部分著作内容简介和评价

1.《广西僮族简史》（黄现璠著）

本书虽说是“简史”，但论述的范围极为广泛，内容涉及到壮族的分布和起源、社会组织、革命斗争史、生产、衣食住、婚丧习俗、文化艺术、语言文字、教育等。其中论述到新中国成立后壮族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和各项事业有所发展等方面的篇幅较多。这种新模式与后来由《壮族简史》编写组编写的《壮族简史》（1963年初稿，1980年正式出版）比较而言，虽然两书细节上稍有差别，但显而易见，《壮族简史》的体例大体上继承着《广西僮族简史》的新模式。黄氏于《广西僮族简史》中论及的“原始乱婚”、“对偶婚”、“单婚”等，援引的是摩尔根《古代社会》中单系进化的婚姻和家庭形态观点。同时，他对壮族婚姻习俗中“不落夫家”的解释，同样属摩尔根的单系进化论一路。可见黄氏早年就已意识到社会的发展阶段并非是按照马列主义的模式进行。《广西僮族简史》具有的以上特点，几乎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民族志（不是所有）中大都难得一见。由此而言，《广西僮族简史》无疑属社会主义制度下民族志记述新模式的开山之作。

2.《壮族通史》（黄现璠等编著）

本书“以丰富充实的史料为佐证，详尽地论述了壮族的起源，全面地介绍了壮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状况。它是目前我国第一部壮族通史，本书丰富了我国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成果，也为壮族史的研究提供了较新较全的资料，是不可多得的参考书。”“《壮族通史》被我国史学界推为最具开创性、科学性和学术理论价值的经典巨作。”“本书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史料积累价值和深切的现实意义。从开创性而言，可胪为四：一、全面、系统地发掘和整理了壮族史料。本书最突出、最鲜明的特点是广征博引，史论结合，平实不虚，从实立论……。二、首次创造性地将壮族研究提升到民族史论的高度。本书对壮族形成的历史概况、发展脉络和总体特征都作了理论性的概括和总结，并注重以史带论与史论统一的学术性和科学性，从而将壮族史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成为一个独立研究的新领域……。三、开创了自成格局、规模恢宏、堪足传世的大型民族通史的写作先例。本书自成一体．高起点，高品位，是研究壮族历史的独创之作……。四、旗帜鲜明地以“宜合不宜分”的民族大团结观点贯串始终。

3.《壮族人口》（萧永孜著）

本书对壮族人口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是一部“拓荒之作”，“开创了民族人口研究的先河”。

4.《壮族体质人类学研究》（李富强、朱芳武著）

本书对壮族的体质特征及其与史前人类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它以翔实的材料和严谨的论证，说明壮族其在血缘上与傣、泰、黎、侗等民族有密切的联系。

5.《壮族百科辞典》

由500多名专家学者共同编纂出版的《壮族百科辞典》，分22 个门类，以宏大的篇幅，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壮族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社会形态、文化特质和现代生活风貌，它综合地反映了壮学研究的成果，是研究和了解壮族的重要工具书。

6.《右江流域壮族经济史稿》（杨业兴、黄雄鹰主编）

本书是我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其内容丰富,选题精当，重视第一手材料的收集和分析，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

7.《壮族稻作农业史》（覃乃昌著）

本书是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壮族及其同源的壮侗语族民族稻作农业史的著作，它首次运用民族学与考古学、历史学、遗传学、语言文化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以大量的资料论证了华南——珠江流域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填补了我国农业史和民族史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同时为发展广西的现代农业提供了历史借鉴。

8.《壮族医学史》（黄汉儒等编著）

本书是壮族人民第一本系统地总结壮族医药史的专著。壮族医药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漫数千年的历史，而对壮族医药的系统总结，这还是第一次。因此，诚如著名民族医药研究专家蔡景峰教授在该书作序中写道：“对壮族医药的系统总结，这还是第一次。在壮医药的发展史上，它是一块里程碑。就整个中国民族医药学发展史而言，它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它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壮族医学史》有着自己的特点：一、壮汉对照。有利于壮族医药的传播，有利于扩大壮族医药的景响。二、兼顾了学术性和实用性。对一些壮医特殊的名词、术语、概念、疗法等，都做了深入的叙述和彻底的解释，诸如药线点灸疗法、鼻饮、毒药和解毒药，直到“巧呜”、“咪心头”和喧嚣的壮儿药市、花山崖壁画等，莫不散发出壮族壮乡浓烈的民族氛围和风味。医学方面，系统阐述了壮医理论和临床的丰富内涵，如在理论上，以阴阳为本、三气同步、三道两路为核心；在致病因素上，强调毒虚致百病；在诊断上，强调数诊合参，重视目诊；在治疗原则上，强调调气解毒补虚，等等。三、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由于作者分别从文献搜集、文物考察和实地调查三个方面，收集了大量有关壮族医药的历史和现实的资料，因此该书的资料是翔实可靠的，其有关结论和论断是有充分根据的，真实地再现了壮族医药发展的历史概貌。总之，《壮族医学史》的出版，为弘扬民族精神、振兴民族医药做出了贡献，填补了壮医史研究的空白。

9.《壮族自然崇拜文化》（廖明君著）

本书运用人类学、神话学、民族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相关材料，注意把握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与文明结构的相互推动和相互制约的互动循环关系，全面，系统、深入地考察与研究壮族自然崇拜文化，通过壮族自然崇拜文化群、壮族自然崇拜文化丛、壮族崇拜文化圈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壮族自然崇拜文化主体的各子文化圈之间所存在的互动循环关系、壮族自然崇拜文化与壮侗语民族、汉族及其中华其他民族的自然崇拜文化的关系的研究，揭示出壮族自然崇拜文化的特点类型以及所蕴藏着生死崇拜文化和“那”文化的文化内蕴。该著作以跨学科的学术视野，通过深入的实证性的专题研究，破译出壮族自然崇拜文化的特点及其所独有的文化内蕴，填补了壮族文化研究的空白，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10.《壮族科学技术史》（覃尚文等主编）

本书是由覃尚文、陈国清任主编，有三十余名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参加研究编写的一部专门论述壮族科技史的专著，这样规模的专门论述中国一个少数民族科技史的专著，到目前来说尚属首次。统观全书，共包括农业、林业、水生资源、畜养、织染、建筑、交通、水利、采冶、传统工艺、壮医药、天文地理、自然观十三章。各个学科的内容应有尽有，几乎涉及各种学科的各个方面，从时间范围来说，从人类文明开始形成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内容十分丰富。该书之所以取得较大成就，与壮族历史上对科学技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分不开，也与壮族科技史已经具有较好的研究基础分不开。本书反映了壮族先民对世界文明的几项杰出贡献，一为对野生稻的培育和稻作农业发展的贡献；二为对热带作物的培育和发展的贡献。

11.《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全五册，覃圣敏主编）

本书是一部共284.4万，由数十位中国学者和泰国学者经十几年合作完成的研究壮泰民族传统文化的划时代巨著。这部著作在广西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创造了几个第一：它是解放以后我国学者和友好邻邦学者合作研究出版的研究两个国家两个重要民族传统文化的第一部多卷本学术著作；它是中国学者和东盟国家学者合作研究出版的第一部多卷本民族历史文化研究著作；它是广西社会科学界近年来完成的一部卷数和字数最多、包含(时间、空间和学科门类)范围最广、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著作。该书在最近一届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众望所归地荣膺一等奖,反映了社会各界对该书的高度评价。

12.《布洛陀寻踪：广西田阳敢壮山布洛陀文化考察与研究》（覃乃昌主编）

2003年2月，广西壮学会、广西民族研究所又组织了一批有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参加的专家组，对敢壮山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全方位的田野调查，认定敢壮山是布洛陀文化遗址，是珠江流域原住民壮侗语系民族的人文始祖，为此出版了三十多万字的《布洛陀寻踪—广西田阳敢壮山布洛陀文化考察与研究》，本书出版后反响强烈，把敢壮山布洛陀文化研究推向了高潮，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当年的歌圩人数从往年的几万人一下子达到十五万人，突破了历史上歌圩人数记录。

13.《壮族文明起源研究》（郑超雄著）

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已成了近年来中国汉学界的热点,继“夏商周断代工程

14.《壮族铜鼓研究》（蒋廷瑜著）

本书从文献记载、考古资料、民间收藏、民俗活动、民族信仰和民族文艺等诸多侧面，梳理出壮族铜鼓文化发展历史的清晰脉络，阐明壮族及其先民是历史上铸造和使用铜鼓的主要民族，对创造铜鼓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15.《壮侗民族建筑文化》（覃彩銮等著）

本书采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建筑学、环境工程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多维的视野，对壮侗民族以干栏民居建筑为代表、以鼓楼、风雨桥为特色的传统建筑及其文化面貌进行了整体性、多层面和多维度的研究，揭示其产生的自然生态环境、生产方式、文化心理和社会人文环境；利用相关的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和文献资料，从历史的纵向上揭示壮侗民族以离地而居的干栏式建筑、鼓楼和风雨桥为代表的传统建筑及其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成因；从横向上阐明壮侗民族聚落的形成、分布规律、建筑结构及建筑装饰的丰富多样性与鲜明的风格特征；深入揭示了壮侗民族村落分布及建筑结构中所寓含的合理性及科学因素；全面论述了壮侗语诸民族与瑶、苗、汉等民族建筑文化的相互交流与互动；从立体层面上系统揭示了壮侗民族传统建筑的物质性、行为性和观念性文化的丰富独特的内涵与特征；阐明了壮侗民族建筑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多姿多彩的建筑文化的重要地位，系统揭示了壮侗民族所创造的独具特色、形式多样的建筑文化为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璀璨多姿的建筑文化做出的杰出贡献；论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重视和加强对民族传统建筑优秀文化的继承、弘扬、保护以及在当代城镇化建设吸收和应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本书共收录实地调查测绘的各种代表性的建筑结构图和各种类型建筑体、构件或建筑装饰的珍贵照片，是一部图文并茂、资料丰富翔实、论述全面深入，具有理论阐述与实证分析、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宏观研究与个案剖析、资料性与学术性相结合的大型民族建筑文化的研究著作，是迄今出版的内容最为丰富、资料最为丰富、研究最为全面深入的壮侗民族建筑及其文化的一部专著，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学术和应用价值，既可为民族学、建筑学界进一步开展对民族建筑及其文化的研究的提供重要的借鉴与参考，更可为城镇规划与建设部门以及广大建筑设计师在规划与设计实践中吸收地方民族建筑文化元素、走地方民族特色发展之路提供丰富翔实的基础资料。

16.《壮族文学发展史》（周作秋等编著）

本书除了以社会发展统观全局外,还贯穿着“民族文化的演进”、“人的主体意识觉醒过程”、“审美意识的流变”、“文学体态的演变”和“叙事风格变迁过程”等线索,阐明文学发展同这些因素的相互关系,并在绪论和各编前两章给予提纲挈领的阐述,将文学史的变革落到实处。《壮族文学发展史》借助多学科交叉的理论方法,融汇新时期的相关学术成果,革新传统文学史观,在编撰宗旨、体例建构、总结规律和具体论述等方面,呈现出多维文化渗透的鲜明时代特色和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个性。

17.《韦拔群评传》（黄现璠等著）

本书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黄现璠遗作，全书90.3万字，共分17章，书中收有黄现璠生前珍贵手书墨迹1幅以及有关壮族英雄韦拔群革命活动的珍贵图片61幅，前有黄老生前撰写的“自序”一篇，同时内收黄荣、梁成业、陆地各作代序一篇。书中以韦拔群烈士光辉战斗的一生革命事迹为叙述经线，以韦拔群烈士的革命思想、爱国思想、民族思想、教育思想、人道思想、平等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为论评纬线，经穿纬插地着重对“韦拔群思想”的起源、演变和内涵进行了详细分析与论证。它以史事为经和以论评为纬进行经穿纬插纵横论述的同时，还附有大量的注释引文以及一些插图，使得本书不但具有革命英雄事迹的可读性、感染性和图文并茂的生动性，而且具备了学术研究的信史价值。本书所具有的学术开拓创新价值，同样引人注目，其重点表现在：它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革命烈士评传，属史无前例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