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道”是道家这一思想文化体系的最高范畴，为所有的道家学者所推崇。可以说不管道家内部各个学者之间的思想文化的差距有多大，他们都是围绕“道”这一核心范畴来展开的，而且合于道是所有道家追求的终极目标。那么“道”到底是指什么呢？从文字学的意义上来说，道即是我们所说的道路。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其名著《说文解字》中说：“道，所行道也。”即是指人走的路。而道家作为一个思想文化流派，其核心范畴“道”，显然不是这种文字学上的意义所能解释的。

一般说来，道家的“道”具有下列几方面的意义：（一）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二）道自然而无为。（三）道无形而实存。（四）道具有普遍性，无所不在，无时不在。

以道为核心，把合于道作为终极追求目标的道家学派，实际上在其内部是存在着很大的思想差异的。道家是一个从各个不同层次不同方位展开的动态的思想流派，但各个不同层次、不同方位展开的动态的思想流派之所以总名之道家，显然在他们之间体现出了某些基本的特征，即是说，他们始终没有离开之所以称之为道家的最基本的东西。关于道家的基本特征，古代的学者多所概括。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引其父之《论六家要指》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汉书-艺文志》则说道家：“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总起来说，道家作为一个思想文化流派，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特征：（一）崇尚老庄黄老之学说。（二）以道作为该学派的思想核心和最高范畴。（三）在天道自然无为、人道顺其自然的天人关系的架构中展开自身的思想体系。（四）以幽深微妙的言语，以高蹈隐逸之士的心态关怀世情。与其他各家相比，他们对社会的观察和体认更冷静、更清醒，也更为深刻。（五）具有独任清虚、超迈脱俗、绝礼去仁、追求返璞归真这样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道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丰富的多样性，凸现其各自的个性差异，但只要是道家中的一员，他就不能不具备以上的一些基本特征。

他们基本上站在道家的立场，却成为了道家的左翼。稷下黄老之学一开始就受到齐国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利用，它在稷下学宫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齐国的田氏政权是取代姜氏而成立的新政权，它需要对其合理性进行辩护，以巩固统治地位。那么，这种学说是怎样建立的呢？因为老子是陈国人，而田氏的祖先公子完正是在春秋中期齐桓公时由陈国避乱逃到齐国的。所以，田氏政权选择了来自南方陈国的老子学说，同时又抬出传说比尧、舜、禹、神农更早的黄帝来。一方面是要以此压倒儒、墨、农等家，更重要的是齐威王把黄帝作为田氏的始祖，确是下了一番苦心琢磨出来的。因为田氏是黄帝的后裔，而姜氏是炎帝的后裔。黄帝战胜炎帝而有天下的传说，就为“田氏代齐”的合法性找到了历史的根据。

同时又打着黄帝的旗号来建立霸业，甚至统一六国。古器物铭文《陈侯因敦》记载：“其唯因，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大意是齐威王（因即因齐）要发扬他父亲桓公午的光荣传统，远要以黄帝为祖宗，近要继承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齐威王把黄帝作为田氏的始祖，此说是有历史根据的。齐威王在铭文中宣扬田氏的祖先是黄帝，又把黄帝与老子的学说结合起来形成黄老之学，以此作为稷下学宫的主体，为田氏建立的政权进行辩护，造成“田氏代齐”的合理观念。在这样政治背景下，黄老之学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形成了。因此，郭沫若说：“黄老之术......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这话是很有道理的。黄老之学是兴起于齐国的学派，因其有田齐政权的支持，它在齐国的势力相当大。

当庄子还在宋国的隐居处发表游世、出世的高论时，东方的齐国、陈国，道家正发生着划时代的变革；老子哲学中积极入世的思想基因，已成长发育成极具“攻击力”的黄老学派，将在未来的中国历史舞台上领数千年风骚。”①关于黄老之学的形成和发展的问题，学术界还有争论。说到黄老之学首推齐国的稷下学宫，时间在战国中期。稷下学宫的黄老之学主要是由稷下先生们从老子学说进一步发展而来的。齐国推行黄老，不久使齐国得到强盛。④人们将这些学者统称“稷下先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而且著作也很多，“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著焉”。稷下黄老之学按郭沫若的意见，分为三派：一派是宋钘、尹文；一派是田骈、慎到；一派是环渊。《老子》一书是环渊整理出来的，这一派较多的保留了老子的虚静无为思想；田骈、慎到一派，则提出“以道变法”。而刘蔚华、苗润田《稷下学史》认为《黄老帛书》可能是环渊的著作。这种意见比较谨慎，又照顾到《黄老帛书》多楚语，其作者应是楚人，而环渊正是楚人，同时又是稷下先生，属于稷下黄老之学的创始人之一。因此，说他著《黄老帛书》应当是有道理的。战国时期有名的黄老学者还有申不害、鹖冠子、文子等，而在思想史上地位更为重要的则是宋钘、尹文一派。

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有《经法》、《十六经》、《称》、《道原》4篇古佚书，共一万一千多字。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佚书的研究》一文中认为，这4篇古佚书就是《汉书·艺文志》里所说的《黄帝四经》（《考古学报》1975年第一期），这4篇古佚书与《老子》合在一起，应是黄老之学的主要经典之一。人们又把它叫做《黄老帛书》。据《史记·乐毅列传》介绍汉初治黄老之学的有名学者盖公的师承关系，一直上溯到战国中期赵国的河上丈人。因此，有人推测，《黄老帛书》的作者即是河上丈人。③又有人认为河上丈人是齐闵王后期稷下诸子各分散时，隐居在齐之高密一带的稷下黄老学者。④《黄老帛书》的发现，为研究黄老之学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但学术界对它的研究，意见分歧较大，这里不再详细介绍。

除《黄老帛书》之外，黄老之学的代表著作，主要是《管子》、《吕氏春秋》等。有的学者提出，过去认为是伪书的《尹文子》、《鹖冠子》，其实不伪，也属于黄老之学的著作。

稷下道家学派继承了原始道家思想，主张不累于俗，不滞于物，见侮不辱，情欲寡浅。提出齐万物以为道，顺乎自然，不顾于虑，不谋于智，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并把黄帝与老子相并称。道教将黄帝与老子同尊祖师的根源也是从庄子的文章里宣传出来的。在《庄子·大宗师》就说黄帝得道，升天成仙了；《在宥》篇中有广成子向黄帝传授“至道”。将黄帝尊为祖师的是道家的另一派黄老术士神仙方技家，继承发扬了道家养生思想，这给神仙信仰及道教以后的内丹术理论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黄老之学是道家的一种分支，在战国中晚期思想界有相当强大的势力。在几个诸侯国握有统治权的法家人物，颇多学习黄老，如韩国的申不害和韩非、齐稷下的赵人慎到等等，都以其学归本于黄老。汉代窦太后好黄老术，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仍把黄老列为首位。

黄老之学的特点是黄老学派推崇黄帝，在稷下学宫黄老学派的推动下黄帝传说在战国大行其道，黄帝发明了车、弩、釜、甑和冠冕，作灶穿井，作宫室筑城邑，并作棺椁。此外，黄帝还画洛书河图，铸鼎制镜，合符封禅，别12相与28宿，创原始共和制国体。黄帝的妃子嫘祖教桑，大臣宁封制陶，共鼓、化狄作舟，杜康造酒，仓颉造字，大桡作甲子，容成制历，隶首作数术，伶伦作乐，牟夷造矢，挥作弓，曹胡作衣，伯余造裳，于则制履，胲作牛车，黄雍父作舂，风后发明指南车，岐伯作铙鼓、号角，雷公、岐伯论医，俞跗外科，马师皇为龙医（兽医）。

除以上所述，黄帝时代还有市场、货币、图画、伞、蹴鞠（足球）等发明。此外还提出“道生法”的观点；突出刑德观念，主张恩威并施以巩固政权；在以道、法为主的同时，又兼采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的思想。李学勤教授指出：“在《黄帝书》公布以后，学术界为‘黄老之学’面貌的揭示而振奋。原来文献艳称的‘黄老之学’，其思想富于积极色彩。”

黄老之学兼容并包，认为“贵清静而民自定”。主张君主治国“无为而治”，掌握政治要领即可，因势利导不要作过多的干涉。还主张“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这些主张受到汉初统治者的赞赏。汉初主要大臣萧何、曹参、陈平等“好黄老之学”，施“无为之政”，当时恢复了经济，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

战国至西汉的黄老之学，本是经世之学。到东汉时，黄老之学蜕变为“自然长生之道”，一些方士把黄老之学与神仙长生、鬼神祭祷、谶纬符箓等方术杂糅一起，视黄帝、老子为神仙，形成了原始道教，给黄老之学带来了消极影响。

与古代西方的原子论不同，古代中国流行的是元气论。根据这种学说，万物都是由元气或者精气组成的，元气或者精气聚在一起，就是有形的东西；散开来就成为了无形的东西。而黄老道家首先提出了元气和精气这两个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另外，黄老道家继承了老子观点，认为万物的主宰是虚静的道，而且正因为道是虚静的，所以才能因顺万物，成为万物的主宰。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竞争加剧。为了因应这种局势，黄老道家首先提出了法、术、势、利、力等概念，使先秦学术摆脱了理想主义的窠臼，开始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在此基础上，黄老道家又提出了道生法的主张，不但解决了法律本身合法性的问题，还为道家治世开辟了道路。

另外，黄老道家还提出了因天循道、守雌用雄、君逸臣劳、清净无为、万民自化、因俗简礼、休养生息、依法治国、宽刑简政、刑德并用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让民众发展自组织，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学的精华。除此之外，黄老道家还提出了天下为公和用法律来约束君权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专制政治的反思和批判。

黄老道家主张治身治国，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认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试图将治身和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熊冬眠，冬藏春伸，喜水善捕鱼，壮硕孔武，这些生物特性都很符合古代的天道的概念。《庄子·刻意》、《引书》、《导引图》。

《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可见，汉初的社会经济状况是极其恶劣的。

汉初的东西文化差异。汉初，刘邦能够再建帝业，得益于当时“（刘邦与萧何）在完成对全国军事征服和政治统一之后，接受和容忍不同习俗并存的局面，针对不同习俗采取不同政策，在秦、韩、魏等西部地区设郡县‘奉汉法以治’，在赵、燕、齐、楚等东部地区则立王国从俗而治，并制定了相应得律令制度。这种东西异制、郡国并行、法俗兼存、秦楚杂糅的局面就是刘邦、萧何留给后人的遗产”。

从史料中分析可以看出，只有黄老的清静无为才符合刘邦与萧何所创立的制度，而后来“萧规曹随”，没有改变最初的这种治理方式，可以说黄老思想参与汉初政治，其实从汉高祖时期已经在潜意识中开始了。

1.汉初，经济残破，百废待兴。

2.汉初的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

3.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适应了汉初的休养生息的政策的需要，实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等等。

4.汉初，由于秦朝的苛政和连年战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统治者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巩固刚刚建立的封建政权。这时，刘邦要陆贾总结秦亡的教训，作为借鉴。陆贾根据黄老思想，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提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所以，“道大于无为”。所以，黄老思想在这个时候受到政治社会的重视，从皇帝到丞相无不尊崇。这时政治社会侧重于黄老的清静无为，与民休息，垂拱而治。其重点在于从统治术的角度来利用黄老学说。这样：文帝、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皆读《老子》，尊其术”。无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导思想上是“轻徭薄赋”、“约法省刑”。刘邦时就开始增减赋税，规定田租十五而税一。因为刘邦发现：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所以，刘邦立刻采取措施：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予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

尽管刘邦本人对学术一窍不通，但“约法省禁”举措所蕴含的清静简约指导思想，可视为西汉前期的“黄老之治”的先声。

曹参死后，用黄老思想治国的是陈平，据《史记》中记载：“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

曹参和陈平主张“清静无为”的治国理念，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君臣俱欲休息余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孝文即位，有司仪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据说文帝曾想建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十个中家人财产，于是作罢。“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圄，狗马服御无所增益”，“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汉景帝把文帝的兵役、徭役的年龄推迟到二十岁，政治方面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对周边少数民族也不轻易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以免烦扰百姓。

汉文帝之妻，景帝之母窦太后更崇尚黄老清静之术，她经历了文、景、武三朝，当了文帝23年的皇后，景帝16年的皇太后，武帝6年的太皇太后，在朝中影响达45年之久。因为她的影响所施行的黄老“无为而治”的结果是：“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说到了汉武帝时“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作”。国家真的强大了，人民真的富裕了。

黄老道家尊崇黄帝和老子，这当然不能说黄老道家的起源于黄帝时期或商周时期，但说黄帝、伊尹、辛甲、吕尚、鬻子等人的治世思想是黄老道家的重要源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春秋末期，老子站在历史的高度对现实社会进行反思，写成了《道德经》一书，标志着道家学派从此诞生。而他的思想传人，有的继承了他批判和超越的精神，形成了老庄学派；有的继承了他贵生重生的思想，形成了杨朱学派；有的继承了他经世致用的理念，形成了黄老学派。其中黄老学派契合了治国安邦的时代潮流，受到了诸侯们的青睐，逐渐成为了当时道家思想的主流。

就在《道德经》诞生前后，发生吴越争霸的事件，本来弱小的越国，在范蠡等人的帮助下，制定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经过十年生聚最后取得了全胜。在此基础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黄老帛书》出现，成为了黄老道家的经典著作。此后，黄老道家分别以齐楚为中心，形成了南北两个关系紧密相互影响的支系。而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稷下黄老道家。它与齐国的稷下学宫有密切的关系。

田氏代齐后，为了摆脱篡逆的指责，也为了笼络人才、巩固政权，便创立了稷下学宫，并四处延揽人才，不久就出现了诸子驰说、百家争鸣的盛况。而在稷下学宫诸子百家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著作最丰、影响最大的当属稷下黄老道家，可以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其代表人物是彭蒙、慎到、田骈、捷子、环渊、宋钘、尹文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经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之外，还有留存的《慎子》、《尹文子》、以及与黄老道家关系密切的鸿篇巨制——《管子》。齐国统治者也基本上按照黄老道家思想治国，成为了战国七雄中最富强的国家之一。

到了战国晚期，齐愍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稷下学宫衰落，稷下黄老学派的传人也逐渐散去。不久，时任秦相的吕不韦大力召集门客，他们便纷纷投奔吕不韦，成为吕不韦的谋士和助手，并在编撰《吕氏春秋》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吕不韦也在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秦国推行黄老政治，使得秦国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诞生在楚地的《鹖冠子》，也是黄老道家的重要作品。它和《吕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战国末期黄老思想的风貌。

秦始皇执政后，废除了吕不韦的大多数措施，重新启用法家思想，并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将其意志推行到了全国，不久又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使得包括黄老道家在内的百家思想遭到了沉重打击。但黄老思想在民间的余脉还在。汉朝取代秦朝以后，当时的丞相曹参在稷下黄老学派的策源地——齐国学到了黄老思想的治国精髓，并将其变为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名为“文景之治”的盛世。有了这样雄厚的现实背景，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对黄老道家思想进行总结，首次提出了道家的概念。他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另外，当时的淮南王刘安还组织门客编撰了《淮南子》，成为了黄老道家巅峰性的著作。司马迁受其父的影响，其著作《史记》处处流露出黄老道家的思想，而且因为道家治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繁荣，司马迁还探讨了经济运行规律和企业家精神，成了以后中国古代学术绝无仅有的现象。

不过，当时黄老思想成为主流，是建立在天子、诸侯和军功阶层三权分立、皇权受到一定程度制约的基础上的。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诸侯势力大大削弱、军功阶层也是一代不如一代，权力膨胀起来的皇帝，再也无法容忍黄老道家“清静自然”的约束，于是，主张尊君隆礼的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成为了国家的正统思想。这样的局面此后延续了将近两千年。在这两千年里，黄老道家的大多数著作逐渐佚失，黄老道家曾经的辉煌逐渐被人遗忘，因为大量古代简牍的出土，才使人们逐渐了解了战国秦汉时期黄老道家的盛况。

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成为了国家的正统思想后，黄老道家思想并没有完全消失。大多数时候，统治者像汉宣帝说的那样，是“霸王道杂用之”。即有时是“外儒内法”，有时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每当君权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部分限制时，黄老道家就会复活，并带来经济文化上的繁荣（因为统治者的无为而治仅限于经济和文化），像唐玄宗、宋真宗、朱元璋、康熙这样的明君，都曾注解过《道德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熙盛世”，以及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今改革开放的成就，都与黄老思想有密切关系，因此民间有“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的说法。

附金庸和邓小平关于黄老道家思想的对话：

邓：查先生做新闻工作，接触到的人很多，大家对我们有什么意见？

查：主要的意见是，希望政策能长期推行，不要改变。大家有些担心，不要政策执行了一段时期，将来忽然又变了。因为过去的变动实在太多，令人不能放心。

邓：那是对的。国内人民的主要意见也是这样。要保证我国政策的连续性。要建设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干部政策也要四个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制度化。这是陈云同志提出来的，那好得很，应当这样，是不是？但不是说干部老了就没有用，老干部有经验，有见解，还是宝贵的，但实际工作就可以少做或不做。我们担任领导的人，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坏事。

查：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是盼望国家领导人“清静无为”。共产党人当然不能“无为”，要“有为”。但领导人心境清静一些、工作清静一些，还是好的。

邓：担任领导的人，不能出太多的主意。如果考虑没有成熟，不断有新的主意出来，往往要全国大乱。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坏事的。领导人宁静和平，对国家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查先生对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还有什么可以谈谈的。

司马谈说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黄老道家对儒墨名法百家采取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态度，不但丰富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也对其他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史事实也说明，凡是采用黄老道家治国的时期，大多是文化繁荣、百家争鸣的时期。

1、和道家的关系

黄老道家是道家的两大分支之一。在战国秦汉时期，是道家思想的主要形式。魏晋玄学崛起后，它的地位才被老庄派取代。而且它与老庄派关系非常密切。今本《道德经》就是老子原始思想和黄老思想共同融合的结果，即使是老庄派的代表作——《庄子》，也深深的打上了黄老思想的烙印。

2、和法家的关系

如果从学术渊源上来说，法家是黄老道家派生出来的。法家学派非常重视道的规律性，明晰了“道”与“理”的关系，对黄老思想有继承和发展。而他们重点阐述的所谓法术势，都是黄老道家首先提出来的。所以在许多方面都很相似，所以许多人认为，黄老道家和法家一样都是“君人南面之术”。但是，黄老道家坚持“道本清静、以道生法”的原则，和法家学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以重用法家思想的暴秦灭亡之后，新起的汉朝要用黄老思想拨乱反正的重要原因。

3、和儒家的关系

黄老道家对儒家等级思想和仁义礼治思想多有吸收，同时，黄老道家的大一统思想、刑德并用的思想，对儒家也有深刻的影响。因为纯用儒家会带来王莽式的灾难，所以以后的统治者大多都是“外儒内法”，或者是“外示儒家，内施黄老”。在许多朝代立国初期，儒家思想和黄老思想互为表里，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

4、和杂家的关系

因为黄老道家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所以呈现出了一种斑驳芜杂的特点，所以在历史上经常被人当成杂家，但事实上，黄老道家对诸子百家思想，无一不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干的。反映在《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中，就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加以融会贯通而已，和《晏子春秋》等纯粹的杂家有所不同。

黄老之学代表人物众多略举如下：

黄帝先秦公认的黄老道家创始人。如儒家的创始人尧舜、墨家的创始人禹。

1、老子（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公认的道家学派正式创始人，大约是春秋末期战国初期陈国人，代表作是《道德经》。

2、文子：老子的弟子，与卜商子夏同时，而少于孔子，曾问学于子夏和墨子。现存作品《文子》十二篇，曾被认为是汉以后的伪书，但1973年河北定县40多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文子》的残简，所以确证是先秦著作无疑。

3、田骈：战国时思想家。又称陈骈，齐国宗室。曾在稷下讲学，因能言善辩，人称“天口骈”。主张“贵齐”、“顺道”、“明分”、“立公”，其著作已经佚失。

4、慎到（约公元前395~前315年）：战国时期赵国人。早年学黄老之术，曾在齐国的稷下讲学，负有盛名，后离齐至韩。主张“因循”、“尚法”和“重势”。《汉书·艺文志》著录《慎子》42篇，列法家，现存残本仅7篇。他的名言是：“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也。”

5、宋钘（约公元前370年至前291年）：宋国人，主张“崇俭”、“非斗”、“别宥”。曾有《宋子》十八篇，今亦亡失，仅存辑本。

6、尹文（约公元前360—前280年），齐国人。反对诸侯间的兼并战争。认为“道”即是“气”，明确提出了精气说。并对社会分工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进行了论证。其他主张与宋钘类似。现存《尹文子》一卷，分《大道》上下两篇，上篇论述形名理论，下篇论述治国之道。

7、环渊：战国时思想家。楚国人。学黄老道德之术（一说环渊即关尹，与老聃同时）。曾讲学稷下，著有《蜎子》十三篇，早佚。

8、吕不韦（前292年—前235年），中国战国时代卫国商人，后通过政治投机任秦相，成为战国后期著名政治家。并召集门客编撰《吕氏春秋》。

9、萧何（前257年—前193年），沛丰人，早年任沛县县吏，后辅佐刘邦建立汉朝，做《汉律九章》，主张无为，喜好黄老之术，采用黄老治国。

10、曹参（？一公元前190年）：江苏沛县人，秦朝时曾担任沛县狱吏。公元前209年，跟随刘邦在沛县起兵反秦，刘邦称帝后，曹参被封为平阳侯。他在担任齐相的时候，从胶西盖公处接触到黄老道家思想，并应用于实际当中，使齐国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汉丞相萧何死后，曹参继任汉丞相，并遵照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治理国家。成就了“萧规曹随”的历史佳话。

11、刘安（前179年—前122年），西汉沛郡丰（今江苏省丰县）人，刘邦之孙，当时被封为淮南王。是豆腐的发明者之一。汉武帝时因谋反之事自杀。曾招宾客共同撰写《淮南子》。

12、汲黯（？——公元前112年）西汉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字长孺。孝景帝时为太子洗马，武帝即位后为谒者，并先后任荥阳令，东海太守，主爵都尉，位列九卿。为官清正，经常直谏犯颜。

汉代的黄石公、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吕后、司马季主、窦太后、汉景帝、汉文帝、安丘生、王生、黄生等等也是著名的黄老思想的信奉者。

俞樾《诸子平议》

王念孙《读书杂志》

金受申《稷下学派之研究》

蒙文通《古学甄微》

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

昊光《黄老之学通论》

刘蔚华《稷下学史》

丁原明《黄老学论纲》

陈丽桂《战国时期的黄老思想》

《秦汉时期的黄老思想》

胡家聪《管子新探》

胡家聪《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

白奚《稷下学研究》

赵蔚芝《稷下学宫资料汇编》

张秉楠《稷下钩沉》

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

司修武《黄老学说与汉初政治平议》

郑圆玲《史记黄老思想研究》

陈金霞《史记中的黄老学术》

熊铁基《秦汉新道家》

王葆玹《黄老与老庄》

林庆彰《中国学术思想研究集刊：从正统道学道到黄老思想.第7册》《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辑刊十编第13册 两汉黄老思想研究 上》《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辑刊 十编 第14册 两汉黄老思想研究 下》《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辑刊 十一编 第38册 汉代养生思想研究 以黄老思想为主题》

张绪通《黄老管理》

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乙辑（全二册）》

王中江《出土文献与道家新知》

曹峰《近年出土黄老思想文献研究》

发展老子思想成为先秦道家的集大成者的当为庄子及其学派。司马迁说庄子“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即是说庄子是承老子的思想而来，但庄子及其学派又大大发展了老子的思想，成为道家中的一个高峰。庄子名周，生活于战国中期，他及其后学所形成的庄学学派的思想集中在《庄子》一书中。庄子学派与北方道家的三晋之地的文子学派和齐国的黄老学派遥相呼应，是南方道家的代表。于庄子同时或早的道家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即是稷下黄老之学。它成为在先秦道家中形成的不同于庄子学派的另一类的道家流派。黄老之学到汉初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

黄老学派为道家黄帝之言与老学的合称。在春秋战国《老子》的传授有两套传授系统，即“刑名法术系统和养生神仙系统”③。黄帝书包括哲学、阴阳、政治、军事、天文、历谱、五行、杂占与医经、气功、按摩等著作共13类30多种。

《黄帝书》为道家黄老学派典籍的总称，从黄帝书的主体性质而言，它仍然是道家的文献，但它代表了道家学说思想的下行方向，侧重于对现实生活（治国用兵、养生方技）的思考，从而与刑名法术之学、方技术数有了结合，体现了道家学说发展过程中，兼收并蓄的开放心态。发展主要分为两大主题：技术发明和政治思想。就道家这两个承传系统的差异来看，二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淮南子·泰族》载：“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动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诚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为之者也。故有道以统之，法虽少，足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虽众，足以乱矣。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养神、养化为上，养形、正法为下。其上都以道的表现特点为宗旨，清静无为，克己去智，逻辑的起点一致。刑名法术系统与养生神仙系统，就目的指向上而言，一治国，一治身，二者呈现的最高境界就是向道的回归，所以本质上没有任何冲突。

先秦时期经过稷下道家的发展，黄老学著作甚多，仅据各种典籍记载的黄帝书就有《黄帝四经》（《经法》《十六经》《称》和《道原》）、《黄帝铭》六篇（存《金人铭》《巾几铭》两篇）、《坟》《归藏》《黄帝君臣》《杂黄帝》《力牧》《黄帝泰素》《黄帝说》《黄帝十六篇》《鬼容区》《盘盂篇》《黄帝杂子气》《黄帝五家历》《黄帝阴阳》《黄帝诸子论阴阳》《黄帝长柳占梦》《黄帝内经》《外经》《脉经》《泰始黄帝扁鹊俞木付方》《神农黄帝食禁》《天老杂子阴阳》《黄帝三王养阳方》《黄帝杂子步引》《黄帝岐伯按摩》《黄帝杂子19家方》《黄帝杂子芝菌》《难经》等等。稷下道家把黄老思想发展到涉及当时诸多学科领域。

然而在汉朝独尊儒术时期的班固并不喜欢，但又绕不过那个在汉初与儒家争雄占统治地位的“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黄老道家，在《汉书·艺文志》中他把黄帝书分散在了各家中，并把黄老之学从诸家学派第一，降到“可观者九家”中最后一名，仅在小说家之上，并把道家的另一支列在儒家之后位列第二。虽然黄老道家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所以呈现出了一种斑驳芜杂的特点被称为杂家，但事实上，黄老道家对诸子百家思想，无一不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干的。

我们习惯上把老庄作为道家的代名词，然就先秦道家来说，老庄而外，在当时还有一些其他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们以其不同的思想特征，形成道家中颇具个性的道家流派。可以说，先秦是道家大发展的时期，它人物众多，流派纷呈，蔚为大观，形成了与儒、墨相抗衡的显学，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过齐国与魏国的大力发展，以至于在战国末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说的“黄老独盛压倒百家”的局面。黄老学在汉代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统治者集团信奉黄老之学，由是黄老思想全面运用于汉初政治，达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从学术角度看，《淮南子》、河上公《老子章句》的许多观点都反映出黄老思潮的影响；受现实影响，西汉道家多以老子思想为依据批评政治，讨论国是。影响所及，如《史记·外戚世家》载汉景帝之母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汉景帝则“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敕令朝野，悉讽诵之”。黄老之书升格为经在汉武帝尊六经之前。这些都为其后在民间继续发展奠定了根基。

老子而后，道家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人物众多，流派纷呈。具体来说，到庄子成为道家发展的另一个高峰之间，有下列一些代表人物和流派：

1.杨朱，子华子学派，接近它嚣、魏牟的思想。有关杨朱的生平著作，已无法详知，一般认为是老子以后战国初期时发挥了老子的思想，成为杨朱学派的创立者。杨朱在战国时期的影响就很大。孟子曾对他的思想作过激烈的批评。孟子在世时，杨朱的思想可谓甚嚣尘上，与墨学并为显学。《孟子.滕文公》篇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孟子曾说当时的人们发表言论，不是拥护杨朱、就是拥护墨子，可见其影响。由于没有著述流传下来，要了解杨朱的思想全貌就比较困难，诸如《孟子》、《列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都记录下了杨朱的某些言行。继承杨朱思想的人中，有两个人可以一提，一是子华子，《吕氏春秋》一书中的《贵生》篇曾引录他的话，在《庄子》中也引录过子华子的话。另一是詹何。先秦两汉的著述中所引他的话，可见是从杨朱思想的发展而来。

2.宋鈃、尹文学派。所谓宋尹学派是指以宋鈃、尹文两人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流派，关于宋、尹两人的情况已不能确知其详，也没有著作流传下来，他们略早于庄子，应与孟子同时。先秦时期的一些著述中曾记录了他们的某些言论，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当时有比较大的影响，并且就其思想的核心来看，着重发挥了老子学派中知足反战的思想，他们具有比较强烈的救世精神，与杨朱学派重自我的精神相反，是利他主义者。而他们的传承情况则无法知道了。

3.彭蒙、慎到、田骈。《庄子·天下篇》把这三个人列为一派，并指出他们的共同之点，实际上他们的思想也是承老子的学说发展而成。关于彭蒙与田骈，流传的资料很少，据说彭蒙是田骈的老师，但彭蒙的老师是谁，田骈又传给哪一个人，我们已无法知道。《吕氏春秋·执一》中曾记录田骈教齐王如何治国之事，很简单，就是以不治为治，即君无为，而臣有为。这一理念的具体内涵是：臣属能够勇敢、智慧地进谏，能死义尽忠；同时君主也要能修身养性知人善任和善听。值得注意的是慎到，他有《慎子》流布于世，并且从他的思想中的某些方面成为法家思想的重要来源，说明先秦诸子是在相互的批判吸收中共同成长的。

4.列子。列子与老庄并称，但就列子及其学派的思想而论，依然是承传老学而来。《庄子》一书中多次提到列子，只有《吕氏春秋》中说“列子贵虚”一句说出了他的基本倾向。他及其后学著有《列子》一书。

5.太公。道家怎样使人们能保守天下，怎样使人民不变乱的问题。能解决这问题才能为人谋国。因此从道家分出来的兵家、阴谋家便应运而起。《艺文志》道家书籍中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梁阮孝绪《七录》有《太公阴谋》六卷，《太公兵书》六卷，这恐怕是《太公书》中《谋》与《兵》的残本。

6.文子。道家北方系的三晋的一支有《文子》一书。过去普遍认为《文子》是伪书。八角廊西汉墓葬中出土竹简中有《文子》。与郭店本《老子》显示的老子之学的基本倾向一致，《文子》主要从《老子》的无为、尚虚、贵柔及主在人后的宗旨出发，推阐出一番道家的治世之道。古本《文子》假托周平王与文子对话。学者认为，这不是无谓的设辞，文子是晋人，而且是史官出身，他的学术背景正以三晋的史学为背景，这与我们对老子学术背景认识有一致处。

7.管仲。《管子》基本上是稷下道家推尊管仲之作的集结。即稷下之学的管子学派。

老子而后，除了上述所提各派以外，还有关尹、庚桑楚、接子、环渊等等，书简有缺，无法一一介绍，由此说老子学派的发展，到战国初期，确实蔚为大观，呈现繁荣景象。载籍所记，当时不少著名学者都学黄老之术，并不是夸大的。

黄老之学的贵阳

古代学派的分衍，往往受地理因素的影响。上文所说的黄老、老庄两派，在其兴盛的时期乃是超越地域局限的，而在其萌生的时期却与地域有关。大致上看，两派的学说都是广泛流行于战国晚期的北方与南方，而黄老一系的北方道家色彩更为浓厚，老庄一系则相反。南北道家的思想歧异，应当是不少的，其中最能体现地域文化差异的分歧，应是南方道家主张贵阴，北方道家主张贵阳。

《文子·上德篇》说：阴害物，阳自屈。阴进阳退，小人得势，君子避害，天道然也。阳气动，万物缓而得其所，是以圣人顺阳道。……阳上而复下，故为万物主。不长有，故能终而复始。终而复始，故能长久。能长久，故为天下母。阳气畜而后能施，阴气积而后能化，未有不畜积而后能化者也，故圣人慎所积。阳灭阴，万物肥；阴灭阳，万物衰，故王公尚阳道则万物昌，尚阴道则天下亡。阳不下阴，则万物不成；君不下臣，德化不行。故君下臣则聪明，不下臣则暗聋。

《文子》一书之为道家著作是无可置疑的，而书中关于“圣人顺阳道”、“王公尚阳道则万物昌”的议论却使今人瞠目，这不是“道家贵阳”说又是什么呢？当然，书中也提到“阳不下阴，则万物不成”，意谓“尚阳道”与老子关于柔弱谦下的主张是并行不悖的，但道家著作之贵尚阳道至多是如此。关于《文子》一书的时代作者，学界尚无定论，有人根据《汉志》，承认《文子》中的“平王”为周平王；有人鉴于《文子》多战国词语，推断《文子》中的“平王”为楚平王，《文子》不会比齐湣王称东帝、秦昭王称西帝的时间早出很多。

在这情况下，《文子》指称“天王”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天王”是春秋战国时代北方人对周王的尊称，南方楚、吴、越诸国僭号称王，有与周朝对峙的意味，似不会尊称周天子为“天王”。竹简本《文子》称：

[辞曰：道者，先圣人之传]也。天王不[赍不□]……这段话显然是《文子》书中文子答平王之问时所说的，其中“天王”一句可能是文子所引的“辞”的文字，也可能是文子对“辞”的文字所作的解说和发挥。《文子》原本提到“天王”并以“经”、“传”对举，可证它是春秋以后北方人的作品，不会是南方楚、吴、越诸国人物的手笔。《文子》关于“圣人顺阳道”的主张只能是“北方道家贵阳”这一命题的例证，而与南方道家无关。

《文子》“贵阳”之说，可能是承袭《黄帝四经》。这部书的第二篇《十六经》有《姓争》一章，以“刑”、“德”对举，称“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这一命题在当时重德轻刑的背景下，乃是“贵阳”之说的变相的提法。《经》又有《顺道》一章，主张“不阴谋”；在另一章《行守》里，又有“阴谋不羊[祥]”的论断，这种反对“阴谋”的见解与“贵阳”的见解，无疑是相辅相成的。帛书《黄帝四经》有很多文字，分别见于《管子》、《鹖冠子》、《文子》、《韩非子》、《国语·越语下》、《战国策》、《史记》及《淮南子》等书，其中见于《管子》与《鹖冠子》者尤多，而见于《管子》的文字又略多于《鹖冠子》。《管子》的时代虽不能确定，但可肯定是齐人的作品。《鹖冠子》的作者虽传说为魏人，却与赵国名将庞煖有密切的关联，如书中《近迭》、《度万》、《王》、《兵政》、《学问》五篇的内容都是鹖冠子答庞子之问，《世贤》、《武灵王》两篇则是庞氏答赵王之问，可见《鹖冠子》与赵国文化的联系当更为密切。帛书《黄帝四经》的内容既与《管子》、《鹖冠子》两书较为接近，则推断其为北方道家的作品应是允恰的。又据《史记》，战国秦汉黄老之学的流行地域以齐、燕、赵、韩诸地为主，这也可支持《黄帝四经》之出于北方道家的论断。在这论断的前提下，帛书《黄帝四经》关于“不阴谋”及“刑阴而德阳”的主张，只能说是“北方道家贵阳”的命题的例证，而与南方道家无关。

战国时期南方道家的著作，以《庄子》、《范蠡》、《蜎子》、《鬻子》、《老莱子》、《长卢子》、《鹖冠子》等数种较为著名。上文已说明，鹖冠子其人虽有可能是魏人，但《鹖冠子》其书却有可能是出自战国晚期赵国庞煖后人之手，不能算是单纯的魏国道家作品。《蜎子》的作者即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说的环渊，环渊虽是楚人，却成名于齐国稷下，有稷下先生的身份，则《蜎子》究竟应代表齐道家还是楚道家，尚是有待澄清的问题。至于《鬻子》、《老莱子》、《长卢子》在贵阴贵阳问题上有何意见，已不可考。这样，研究南方道家“贵阳”抑或“贵阴”的问题，不能不以《庄子》和《范蠡》为主要的材料。

《庄子·田子方》所引的一节老聃之言颇引人注目：“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其说“至阴”出自天，“至阳”出自地，与古代天阳地阴的共识相抵触，颇令后人费解。郭象对这奇特的议论未作解释，成玄英《疏》则说：“肃肃，阴气寒也；赫赫，阳气热也；近阴中之阳，阳中之阴，言其交泰也。”此种“阴中之阳”、“阳中之阴”的提法多是受《易传》的启发，用以解说《庄子》很勉强，而且《易传》以天为纯阳，地为纯阴，纯阴纯阳即为《庄子》所谓至阴至阳，与“阴中之阳”、“阳中之阴”的概念也不相同。在《易传》的体系里，“阴中之阳”、“阳中之阴”乃坎、离二卦之象，而坎、离在易卦当中素无“至阴”、“至阳”之称。看来，对《庄子》关于天生至阴、地生至阳的议论有必要重作解释。有趣的是，友人王博先生指出，此说与《老子》的“负阴抱阳”之说正好吻合。通行本《老子》第四十二章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帛书本此句残佚，甲本有“中气以为和”五字尚可辨识，乙本仅“以为和”三字可以识别。今据《淮南子·精神篇》及《文子·上德篇》所引《老子》之文，《老子》今本“负阴”应校为“背阴”，全句应为：万物背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将此句与上述《庄子》“至阴”、“至阳”的说法对照，可以看出“背阴”有“背负青天”的意蕴，意味天生至阴之气，在万物之上，故称“万物背阴”或“负阴”；“抱阳”有“俯抱大地”之意，指地生至阳之气，在万物之下，故称“万物抱阳”。（笔者此解，是因听到友人王博的议论而生。）考察《庄子》对天地的议论，似承认天的重要性超过地的重要性，则辨明《庄子》确有天生阴气、地生阳气这一点，堪为老庄之学或南方道家“贵阴”之例。

《汉志》著录《范蠡》二篇，在《兵书略》，而兵家的权谋往往与道家的谋略相关联，如《汉志》有“出”、“入”之例，可证《范子》、《鹖冠子》的一些篇章既可入于兵家，又可入于道家。《国语·越语下》、《越绝书》及《吴越春秋》等书多载范蠡言论，富于道家特色，当是《范蠡》二篇的佚文，由此也可证明《范蠡》二篇兼有道家著作与兵书的性质。《越绝书》卷十三《外传枕中》说：

越王曰：“何谓道？何谓术？何谓末？何谓实？”范子对曰：“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万物，不名巧；故谓之道。道生气，气生阴，阴生阳，阳生天地。天地立，然后有寒暑、燥湿、日月、星辰、四时，而万物备。”

此节内容完全是根据《老子》而进行发挥，其中“道生气，气生阴，阴生阳，阳生天地”几句，表明“阳”在宇宙发生系列中的地位在“阴”之下。这是彻底的“贵阴”说，由于《范蠡》一书的纂集者很可能是南方越人（据《史记·越世家》及《越绝书》，楚灭越之后，越国残余势力长期存在，越王子孙世代称君，在战国之末至西汉之初若有越人记述范蠡言论，当是很自然的事。），因而此书“贵阴”当是南方道家“贵阴”的又一个例证。

以上关于南方道家“贵阴”的论述，已显示出《老子》思想也属于“贵阴”一派。《老子》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既与《庄子》所谓天生至阴、地生至阳的说法有相似之处，意谓阴在万物之上、阳在万物之下，则《老子》此说已有“贵阴”之意。大致上看，南北道家同祖于《老子》，而南方道家的“贵阴”说较之北方道家的“贵阳”说更近于《老子》的思想。这种远近的关系可由老子其人的籍贯而得到说明：老子为春秋晚期陈国人，陈文化发源于舜，属于华夏的周文化与中原文化系统。陈国的地理位置靠近吴楚，终被楚国吞并，则陈、楚的文化交流定是由来已久。

这种贵阳贵阴的分歧，除有在朝在野的思想立场为其基础以外，可能还与南北的气候有关。在中国文化史上，“阴”素来意味着清凉或寒冷，“阳”则一直意味着炎热或温暖。上述“贵阳”和“贵阴”的分歧，同气候的炎寒有密切的联系。南方气候炎热，故南方道家以炎热为苦，以清凉为美，提倡“贵阴”；北方气候寒凉，故北方道家喜好温暖，厌恶寒冷，提倡“贵阳”。世界上其他一些民族的好尚也多循由这样的规则，如印度气候以热带为主，故印度的宗教多以清凉之水象征痛苦的解脱；欧洲德、英诸国稍近于寒带，在这些国家盛行的基督新教便崇尚光明，提倡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历数古代世界的侵略战争，南侵者多，北伐者少，如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常是由北方势力统一南方，马其顿人的进军路线是由北向南，罗马人之征服迦太基人也是如此，此种态势与寒冷地域的居民尚动、炎热地域的居民尚静的倾向多少有些关联。从这普遍的情况来看，笔者断言南方道家“贵阴”、北方道家“贵阳”也是合乎情理的。

盛行的时间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即位约70年的时间。

是汉初政治上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上居于支配地位。

黄老之学指道家学说中的两派，即黄帝和老子，包括治身和治国两个方面。

基础是早期的道家理论；同时又兼采阴阳、儒墨、名法、兵农等各家学说，可以说具有兼采众家的特点。

强调“无为而无不为”，既尊重自然规律，反对侯王盲目行动，又主张发挥臣民的主观能动性，倡导“待时而动”“因时而动”，是一种“积极无为”的哲学观。

马勇先生在其《汉代春秋学研究》一书中总结了黄老之术对汉初社会的三点贡献：

第一，令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第二，稳定了社会秩序；

第三，推动了先秦以来，大的几派思想学说的自由发展。

汉初的社会迅速地恢复了元气，百姓富裕起来。到景帝后期时，国家的粮仓丰满起来了，新谷子压着陈谷子，一直堆到了仓外；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了。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

地方势力的发展，严重地威胁了西汉的中央集权

汉初推行“黄老之学”的文教政策，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经过长时间的休养生息，经济、学术上得到恢复和发展，黄老之术贡献斐然，特别是在带动社会生产和推进思想发展的层面上，其成就远超秦朝。然而这些贡献在刘彻眼中却一文不值，他根本不在乎，他反对黄老之术是因为他厌恶他的奶奶，而不是发自内心地觉得黄老之术不好。

儒学在某种意义上被刘彻选为他反抗窦猗房的武器。窦猗房走上了干预政治的道路，原因是三方面的，她有权力欲，她觉得孙子年纪还小，她充分相信自己的人生经验。

窦猗房的悲剧在于，她不知道什么叫作青春期的‘“逆反心理”。她对于刘彻的管教若在平常人家或许只是稀松平常，然而皇权却给予了刘彻狂妄与野心，在他看来，这种管教成为了一种强有力的压制，至高无上的皇权被窦猗房践踏得分文不值，这让少年刘彻感到愤怒无比，仇恨的种子从此埋下。

冲突是窦家人自己先点燃的。刘彻的舅舅田蛤拉来了窦家外戚、当时任垂相的窦婴，二人一起举荐了儒生赵绾、王臧，让他们分别担任了御史大夫和郎中令。此二人不负田、窦所托，推行礼制，改换朝服，还要建造明堂。

窦婴尚儒，他虽然是窦家的外戚，但却一直同窦琦房说不到一块儿去，此时儒学和黄老之学的斗争十分激烈，正所谓““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窦婴投靠儒学阵营对黄老学派而言打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