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念鹪鹩鸟，安身在一枝。

弟兄同五郡，父子本三州。

欲验飞凫集，须旌白兔游。

灵瓜梦里受，神橘座中收。

乡国何迢递，同鱼寄水流。

一为书剑客，三遇圣明君。

东守文不赏，西征武不动。

学文兼学武，学武兼学文。

今日既老矣，余生不足云。

庄子说送终，天地为棺椁。

吾归此有时，唯须一番箔。

死将喂青蝇，吊不劳白鹤。

饿着首阳山，生廉死亦乐。

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

夏天冰未释，日出雾朦胧。

似我何由届，与君心不同。

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

天生百尺树，剪作长条木。

可惜栋梁材，抛之在幽谷。

多年心尚劲，日久皮渐秃。

识者取将来，犹堪柱马屋。

民间举行婚礼时，往往在厅堂上挂着一幅和合像，和合二仙都是蓬头笑面，一个手持荷花，一个手捧圆盒，取“和谐好合”之意。为了图个吉利，有的终年悬挂。

这和合二仙，起源很古，宋代时京城在腊月都要祭祀万回，其像蓬头笑面，左手擎鼓，右手执棒。相传万回是唐初阌乡人，胞兄万年远戍辽阳，久绝音问。他卷起饼茹，去看哥哥，万里路程，一日就回，故名。后人奉祀他，希望能与万里之外的亲友顷刻相会。到了清代，一神衍为二神。翟灏《通俗编·神鬼·和合二圣》称：“雍正十二年，封天台寒山大士为和圣，拾得大士为合圣。”

这拾得，原来是国清寺诗僧丰干从路上拾来的，他们同寒山结为莫逆之交，世称“三贤”。

丰干，一作封干，天台东郊丰家（今路口村）丰尚书之子，出家为僧。他个子高，剪发齐眉，穿一身内衲，木讷寡言。人家问他什么事情，他只是回答“随时”二字，不再作声。每天舂谷出米，以应斋炊。传说他有时口诵《唱道歌》，骑着猛虎从松门进入寺院，把和尚们吓坏了，但时间一长，人们也就不当一回事了。

有一次，丰干拜访赤城山德清法师归来，在岭路上听到一阵阵啼哭声。循声寻去，原来是一个被父母遗弃的五六岁小孩子。于是把他带回国清寺，交给典座僧，就唤作“拾得”。那条岭从此被称作“拾得岭”。拾得后来由灵熠抚养成人，管理食堂香灯事务。

拾得之所以被称为“奇僧”，是因为他颇有一些惊世骇俗的神奇举动。据说他还是小沙弥时，曾经胆大妄为登上法座，与佛像对盘而食，还称受到供奉的罗汉乔陈如是“小果声闻”，手里拿双筷子比划着呵呵大笑，旁若无人。僧众要求把他驱逐出寺，幸有灵熠说情，方丈只撤掉他食堂总管的职务，贬他下厨房洗涤碗盏盘碟。可他依然故我。看到伽蓝殿供品被乌鸦啄得满桌狼藉，就用大木杖用力敲打伽蓝神像，还边打边骂：“你连自己吃的东西都管不了，又怎么保护寺院呢？”这天晚上，僧众都见伽蓝哭诉：“拾得打我！”第二天大家一凑，都做了同样的梦，于是议论纷纷，知道拾得并非常人。后来拾得为寺庄放牛，不时歌咏呼天。甚至一直把牛赶到正在做佛事的法堂前面，倚门抚掌大笑：“悠悠者聚头了！”正好让管理戒律的首座看到，斥责说：“你疯了，为什么大声喧哗妨碍佛事！”拾得回答：“这群牛都是寺院里的知事僧。”说着就一一呼喊已故僧人的法号，牛也一一应声而走过堂前。僧众惊愕极了，都暗暗下决心改往修来，以感动菩萨垂迹度脱自己。

丰干也有几段神话。僧传记载他曾去文殊菩萨道场五台山巡礼，遇见一位老僧，颇有佛相，就问：“你莫非文殊菩萨吗？”老僧回答说：“难道有二位文殊吗？”丰干来不及作礼，老僧已经走远了。

当时新任台州刺史闾丘胤，在赴任途中，突然患了头疼症，怎么也医不好。后来请丰干和尚给他治病，拿神水一洒，竟霍然而愈。他问丰干台州有何贤德之人，回答是：“有，有，只恐你见之不识，识之不见。一个是寒山，那是文殊菩萨化身，一个是拾得，那是普贤菩萨化身。他们都在国清寺，可别以貌取人呀！”刺史来到国清寺寻找，住持道翘说：“寒拾二人在厨房里烧饭洗碗。”到了厨房，二人果然围炉烧火。刺史薛敬行礼，二人大笑：“丰干饶舌，丰干饶舌！你们不识弥陀，却来拜我们做啥？”携手共出松门。刺史率领五名亲兵飞骑追赶，追到寒石山，寒、拾高喊：“贼贼”，破壁而入，回头又说：“你们各自努力吧！”说罢石缝泯然而合——如今明岩还留有“五马隐”胜迹呢。刺史无奈回城，来到国清寺藏经楼后面，不见丰干，只有一只吊睛白额的老虎在院子里徘徊呼啸。就让住持道翘在寒山平时行踪所至之处，抄录到他写在寒石山和村外竹木、岩壁上的三百多首诗，加上拾得写在土地堂墙上的偈词，一起编入《寒山子诗集》之中。

拾得留存的50多首诗，大多是佛家劝戒诗，劝人行善，以通俗自由、平直幽默为特色，犹如山花，素淡清幽别占一枝。例如：“银星钉秤衡，绿丝作秤纽。买人推向前，卖人推向后。不顾他心怨，唯言我好手。死去见阎王，背后插扫帚。”讽刺世人为争蝇头小利而斤斤计较，全不顾死后入地狱受惩罚，可谓观察入微，惟妙惟肖。丰干留存的诗更少，他有诗题在国清寺僧房的壁上：“寒山特相访，拾得常往来。论心话明月，太虚廓无碍。法界即无边，一法普遍该。本来无一物，亦无尘可拂。若能了达此，不用坐兀兀。”禅机畅发，一副禅宗大师的本来面目。

国清寺很早就有“三贤殿”，悬有清代寺主宝琳珍祖撰书的“为寻古刹耽山水，来访灵踪识圣贤”的楹联。今人亦有联赞三贤其人其诗：“看彼貌，道耶、僧耶、隐耶、儒耶？深观毕竟文殊相；读伊诗，雅语、俗语、庄语、趣语，细品无非劝世言。”

徐 俊

中华书局2001年3月出版的《寒山诗注（附拾得诗注）》是项楚先生继《王梵志诗注》之后，关于唐代白话通俗诗歌校注、阐释的又一力作。其贡献和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网罗海内外所存寒山诗善本，校勘完备、准确。本书以《四部丛刊》 影宋刻本《寒山子诗集》为底本，校本除了大陆学者一般可以见到的《四部 丛刊》影高丽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外，重点参校了日本所存宫内省本、 正中本等海外传本。另外对日本所存日人古注本，也予以参校，如岛田翰校 订宋大字本、古刊本《首书寒山诗》、日释交易《寒山子诗集管解》、白隐禅师《寒山诗阐提记闻》、大鼎老人《寒山诗索赜》等。寒山诗版本搜罗之富，参考文献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书末附录与寒山及寒山诗有关的研究资料，包括事迹、传记、序跋、叙录等，其中日本诸传本的序跋文字，对大多数不能见到日传本的读者来说，尤为难得。

二、注释详明、丰赡。寒山诗一向被称为通俗诗、白话诗，但由于寒山 诗表达上的特殊性，并非浅显易懂。或看似明白如话，实际上另有奥旨。本 书的注释，除了一般的生词僻典外，重点在寒山诗所涉及的俗语词、佛教语言典故，特别注重寒山诗语言、寓意的佛教来源以及在禅门、世俗社会运用 中的流变。即有翔实的文献依据，又有贴近诗意的解读。作者本人是语言学 家，又精熟佛教典籍，表现在全书的注释中，推源溯流，广征博引，探赜索引，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如对大量取材于寒山诗的禅宗“话头”的梳理，清晰地表现出寒山诗深受禅林喜爱程度，展示了寒山诗在禅林流传、变化 的情形。

三、寒山诗是中国古代诗国中的一枝奇葩，寒山诗长期流传于禅宗丛林， 宋以后受到诗人文士的喜爱和摹拟，号称“寒山体”。近代以来风靡欧美和日本，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寒山诗热”。但相对而言，寒山诗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仅有一二种简注本问世，本书堪称填补空白之作。需要特别提出肯定的是，本书注释除了充分显示了寒山诗作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外，还有几个方面的突破同样是不容忽略的，如本书在语言学学方面（特别是俗语词、佛教语词）的创获，我们称其为语言学专著也并非不切合；又如贯穿全书的对生词僻典和佛家语的推源溯流式的考释，揭示寒山诗思想内容、艺术风格、文化意蕴的承传流变，使本书在文学、语言学的

价值之外，更具有了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和宗教史的意义。

尽管寒山诗的三大板块（主流诗、通俗诗和宗教诗）都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在丛林内外拥有大量的读者，甚至还得到历代一些知名文人的推崇，但寒山的迷离身世、文言与白话之间的雅俗之隔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文学利益，使得寒山诗长期游离于中国文学正典之外。

尽管在大清朝寒山诗被幸运地选入代表中国古典诗文正统的《全唐诗》，寒山在20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中还被胡适和郑振铎以诗人的名分“请”进了中国文学史。然而可能是因为文学正统和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积极入世的思想与寒山诗中屡屡出现的“消极避世”倾向产生了某种排斥力，尤其是当寒山诗作为白话文学表现出的批判精神被西来的马克思主义所宣扬的“革命性”淡忘的时候，寒山诗再一次成为历史陈迹。正如有论者所说：“但当再行研究、深入分析和全面把握的时候，人们就看出了它的倾向与当时政治、思想、文化的差距和偏离，因而自然而然地抛弃了它”（王庆云 53）。由此可以看出，寒山诗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史上始终只是一个“陪衬”和“工具”的角色，对于寒山诗的研究也仅仅限于“为我所用”的功利主义层面。

在中国，真正的寒山诗研究肇始于1958年著名国学大师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此书卷二十（集部一）对《寒山子诗集序》的证伪以及对于寒山生平的缜密考证让寒山和寒山诗在两岸三地有了真正的学术研究上的互动，而此时离寒山诗的问世已经有一千二百余年了。

相对于这种寥落的景象，寒山诗在旅行至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时，却获得了几乎所有中国“主流诗人”们也许永远都无法与之比肩的巨大成就。寒山诗的各种译本、注本和评论在日本纷纷问世，有关寒山的各种神话传说亦被改编成小说，寒山的形象也开始走入日本画史和神坛。从故国文学中的“被边缘化”到日本文学中的“被经典化”，寒山诗在翻译文学中塑造了一个不朽的神话。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日两国就冲破海洋的阻隔开始了友好往来。《后汉书》记载了日本在建武中元二年（57年）和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两次向东汉派遣朝贡使者的情况。实际上，古代日本属于以汉字为中心的东亚和东北亚文化圈，在它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文献典籍都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日本。

值得一提的是，自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年）起，日本先后5次派遣“遣隋使”。唐灭隋后，于舒明二年（630年）始，又先后派遣“遣唐使”，出现了像阿倍仲麻吕（698—770年）、吉备真备（695—775年）、空海（774—835年）、最澄(767—822年)等著名的日本留学生和学问僧。事实上，双方在文化和贸易领域频繁的人员往来掀起了文献典籍交流的鼎盛局面。有学者考证：9世纪在日本流传的汉籍，分别为隋代的50.1%、唐代的51.2%。即是说，当时中国文献典籍的一半，已经东传日本（严绍璗260）。唐代大诗人白居易(772—846年)的《白氏长庆集》就是在这一时期由唐商和日本留学僧带入日本后而广为流传的。尽管在宽平六年（894年）日本正式废止“遣唐使”，企图削弱汉文化对日本本土文化的渗透与影响，但两国民间却一直没有中断过交往。日本和唐灭后继起的宋代在民间贸易方面仍然交流甚密，但多属于走私贸易。

然而，宋日在宗教领域却有多次官方意义的交流。日僧赴宋取经学习禅宗、律宗者不在少数，甚至亦有留宋达数年或十数年者。据资料显示，自宋太宗朝起，日本名僧来华的先后有[大/周]然（太宗时期）、寂昭（真宗时期）、庆盛（仁宗时期）、成寻（神宗时期）、仲回（神宗时期）等。据《五山诗僧传》资料，日本入宋求法的僧侣有37人，而由宋元赴日的禅僧亦有21人（转引自绪方惟精 133-134）。赴宋日僧除了将唐宋时期中国佛经翻译的大量成果带回日本外，中国儒学经典和各类诗文集等也经由他们流入日本。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全得力于这些释僧。

寒山诗集就是由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来中国天台山巡礼参拜的日僧成寻（1011-1081年）从国清寺僧禹珪处得到《寒山子诗一帖》后于翌年命其弟子赖缘等五人带回日本流传开来的。成寻本人的《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一）也记载了这段轶事。值得一提的是，12世纪的日本藏书家通宪入道（1106—1159年）的藏书目录中就有《寒山子诗一帖》。事实上，禹珪所赠成寻的《寒山子诗一帖》要较宋释志南刊刻的1189年“国清寺本”早一百余年。有学者考证认为这一版本可能是“目前海内外所存寒山诗集之最早的宋刻版本”，即所谓的“天禄宋本”。不过台湾学者叶珠红在《寒山资料考辨》中则明确指出：“有次序有条理的《天禄》宋本，要比寒山、拾得、丰干之诗均未细分，且全无‘闾丘伪序’、‘丰干禅师录’、‘拾得录’的《永乐大典》本《寒山诗集》，还要来得晚出……《天禄》宋本所谓的‘别本’，大有可能是《永乐大典》本所根据的‘山中旧本’”（172）。姑且不论成寻弟子带回日本的寒山诗版本是不是“天禄宋本”，也不论它与“山中旧本”有无实际的联系，这个北宋刊本无疑是最早流播于日本的寒山诗版本。它的传入从此揭开了日本寒山学研究的大幕。

据资料显示，日本宋以后的寒山诗藏书除了“成寻本”外，还包括元贞丙申（1296年）杭州钱塘门里东桥南大街郭宅纸铺印行的朝鲜版寒山诗一卷、正中二年（1325年）宗泽禅尼刊五山版寒山集一卷（藏于大谷大学图书馆）①、雍正十一年（1733年）御选妙觉普度和圣寒山大士诗一卷、民国五年（1916年）张钧衡辑《择是居丛书》初集之寒山诗集一卷（附丰干拾得诗）、昭和三年（1928年）审美书院复印的宋版寒山诗集一卷以及1929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集部（景建德周氏藏景宋刊本）寒山诗一卷（附拾得诗一卷）等版本。

值得一提的是，寒山诗的注释本在中国国内早无存本，但在日本，近百年来却有多种注释本流传。日本学者大田悌藏在《寒山诗解说》中介绍道：“日本之注释本，计有宽文年间（1661-1672）之《首书寒山诗》三卷，元禄年间（1688-1703）交易和尚《寒山诗管解》六卷，延享年间（1744-1747）白隐和尚《寒山诗阐提记闻》三卷，文化年间（1804-1817）大鼎老人《寒山诗索颐》三卷。《阐提记闻》说禅特详，《首书》简易，《索颐》详密。白隐之注可能系根据《管解》者。明治（1868-1911）以后亦有若干解释或讲话，其中释清潭氏之《新释》颇具参考价值”（大田悌藏 126）。此外，明治期间还有和田健次编著之《寒山诗讲话》。

20世纪以来，寒山诗继续在日本延传。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翻印了日本皇宫书陵部的南宋珍藏本，并由著名汉学家岛田翰作序。该刊本载有寒山诗304首，丰干诗2首，拾得诗48首，较“天禄宋本”少10余首，而且不分五七言。首句为“重岩我卜居”，异于“天禄宋本”的“凡读我诗者”。这个刊本的第一页还印有“是书所印行不过五百部，此即其第000本也”字样。据考定该版本是“国清寺本”的三刻，源于1229年的“东皋寺本”和1255年的“宝祐本”之间刊刻的“无我慧身本”。序中岛田翰首先分析了寒山诗版本之不传的原因，他将其归咎为“刊刻不力”和“后人不好”两个方面的因素。而对寒山诗，岛田翰则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寒山诗机趣横溢，韵度自高，在皎然上道显下，是木铎者所潜心，其失传为尤可叹”（转引自项楚，《寒山诗注》 953）。

昭和以来，日本学术界的寒山诗研究成果（注释本和论文）在张曼涛的“日本学者对寒山诗的评价与解释”一文中曾有这样的介绍：（1）《寒山诗》（岩波文库）（大田悌藏译注，昭和九年（1934年），岩波书店）；（2）《寒山诗》（原田宪雄译注，方向出版社）；（3）《平译寒山诗》（延原大川，明德出版社）；（4）《寒山诗一卷附解说》（朝比奈宗原）；（5）《寒山》（入矢义高，1958年，岩波书店）；（6）《寒山诗与寒山拾得之说话》（津田左右吉氏全集第十九卷《支那佛教之研究》收录）；（7）《寒山诗管窥》（入矢义高，京都大学《东方学报》第二十八册）；（8）《寒山诗》（木村英一，《中国学会报》第十三集）；（9）《寒山诗私解》（福岛俊翁，《禅文化》；同时载《福岛俊翁著作集》第五卷）；（10）《寒山诗杂感》（中川口孝，《集刊东洋学》）。张曼涛认为这是自昭和以来，一代日本学术界和宗教界对寒山诗的评价与解释的丰硕成果（97-98）。

但事实上，寒山诗的研究成果远不止于此。日本学者久须本文雄在《寒山拾得》（上）一书中的《解题》中还提到明治以降的其它注释本和论文。如若生国荣的《寒山诗讲义》、释清潭的《寒山诗新释》、渡边海旭的《寒山诗讲话》、竹田益川的《寒山诗》（载《讲座禅》第六卷，筑摩书房出版）、広山秀则的“正中版寒山诗集”（载《大谷学报》四十一卷二号）及松原泰道的“青春漂泊——寒山诗之世界”等（久须本文雄 26）。在众多译注本中又要数1958年岩波书店出版的由日本著名汉学家入矢义高译注的“寒山诗”在汉学界影响力最大。该译注本选诗120余首，1984年收入《中国诗人选集》（第一集第五卷）中。由于它卓越的学术价值，西方寒山诗的诸多语种的版本均奉之为圭臬。②此外，1970年东京筑摩书房出版的入谷仙介、松村昂的《寒山诗》（该书系《禅之语录》系列丛书之13卷）也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该《寒山诗》还是最完整的寒山诗的日本语注释本，共收寒山诗306首，丰干诗2首，拾得诗55首。另据谭汝谦主编的《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介绍，70年代寒山诗的日本语译本还有1977年代田文志的《寒山诗和訳》（谭汝谦297）。

80年代，日本的寒山诗译注本则有昭和六十年（1985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东京株式会社讲谈社出版的久须本文雄的《寒山拾得》上下两册。该书在译注时参照了作者老师、日本知名学者福岛俊翁的《寒山诗私解》和入谷仙介、松村昂二氏所译的《寒山诗》。此外，昭和六十一年（1986年）三月二十日，筑摩书房出版了日本京都学派著名禅学家西谷启治的《寒山诗》译本，该书内容曾被收入昭和四十九年（1974年）二月筑摩书房《世界古典文学全集》第36卷B、由西谷启治和柳田圣山二人所编的《禅家语录Ⅱ》。

在众多笺注和论文中，日本学者普遍认为寒山不过是宗教神话传说中子虚乌有的假想伪托之人，因而对是否有寒山其人一直持怀疑立场。如入矢义高认为：“寒山诗的原型究竟是什么样子？寒山这个人究竟能不能成立？实际上还是个很大的问题”（234）。日本史学家津田左右吉在1944年发表的“寒山诗与寒山拾得之说话”一文中也认为寒山是否真如传说的有其人，是一疑问。他指出寒山诗与传奇化的人物寒山可以看作两码事。他甚至认为丰干、拾得亦非真实的存在（转引自张曼涛 100，108）。日本宗教学者大田悌藏的“寒山诗解说”也认为“有禅僧道翘者，假名寒山、拾得，赋诗述怀，使时俗视彼等为狂士而已” （125）。这样一来，日本学术界对寒山诗是否出自一人之手也持怀疑态度，因此他们对于寒山的生卒年月的考证并不像中国国内学术界那样热衷，但这丝毫没有妨碍日本各界对于寒山和寒山诗的喜好。

除了注释、校译和评论外，寒山和寒山诗也成为日本美术作品和小说创作的热门题材。日本历代画士对寒山及其同伴拾得的形象都极为偏爱。“一头乱发，裂牙痴笑，手执扫帚的两个小疯和尚”（钟玲语）成为日本画界的一个熟悉题材。1977年8月，日本发行了一套雕版印刷的“国宝”邮票，其中50日元的一枚，便是诗人寒山的画像。王晓建认为该邮票的图案为日本16世纪画家长谷川等伯(1539—1610)所绘之《寒山图》，并提到也有人认为此图出自14世纪日本画家可翁(？—1345)的手笔（王晓建 7）。实际上，这二人都是日本绘画史上享有盛名的大家。③此外，日本室町时代水墨画和山水画的最杰出代表、日本名画家雪舟（1420—1506）和日本绘画上影响最大的狩野画派的集大成者狩野元信（1476—1559）都曾以寒山拾得为题材作过画，前者有《寒山拾得图》，后者则绘过《丰干·寒山拾得图》。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镰仓时代，南宋著名山水人物画家梁楷（生卒年不详）和元代著名禅僧画家因陀罗（生卒年不详）等人作品随同禅宗传到日本，导致日本禅风墨绘的形成并发展。这二人在日本画界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并都曾画过寒山拾得像，因陀罗的《禅机图断简寒山拾得图》还获得了“日本国宝”的桂冠。

在文学创作领域，以一部《小说神髓》著称于世的日本近代小说理论的开拓者坪内逍遥（1859—1935）曾以寒山拾得为题创作了舞踊脚本“寒山拾得”。2005年日本早稻田大学为纪念坪内逍遥还上演了该剧。此外，日本近代文学奠基者之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森鸥外（1862—1922）也曾以闾丘胤序为基调，于1916年创作了短篇小说“寒山拾得”，该小说被认为是日本近代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70年代还被两位美国译者迪尔沃斯（D.A.Dilworth）和里默（J.T.Rimer）译为英文“Kanzan Jittoku (Han Shan and Shih?te)”发表在1971年的《日本纪念文集》（Monumenta Nipponica）第二十六期上。④

除了学术界对于寒山的千般喜好之外，日本民间对于寒山的各种传说和一切与“寒山”这个名称有点关联的事物都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与学术界相仿，日本民间对于寒山的宠爱也完全可以用“狂热”来概括。尽管中国苏州的寒山寺和唐人张继（？—约779）与寒山和寒山诗并无丝毫瓜葛。⑤但在日本，人们对于寒山寺和诗人张继那首“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枫桥夜泊》的熟悉程度绝不亚于任何一个中国人。日本游客凡游中国者也大多会去寒山寺拜谒寒山和拾得。在中国的旧历新年，许多日本人亦热衷去寒山寺聆听据说可以除却烦恼和带来好运的“寒山寺钟”。而张继的《枫桥夜泊》更是很早就传到了日本。据清代著名学者俞樾（1821—1907）在“新修寒山寺记”的记述：“吴中寺院不下千百区，而寒山寺以懿孙（张继）一诗，其名独脍炙于中国，抑且传诵于东瀛。余寓吴久，凡日本文墨之士，咸造庐来见，见则往往言及寒山寺。且言：其国三尺之童，无不能诵是诗者”（11）。《枫桥夜泊》仍被编入日本学校教科书中。

在中国正统文学史中基本不入流的寒山诗如何能获得日本各界的持久青睐？有学者认为是因为寒山诗俗语白话的语言风格容易被同属于东亚文化圈的日本读者理解，如明白晓畅的《白氏文集》在日本的流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据孙昌武教授的考证，寒山诗应是在唐德宗建中前后即公元780年左右出现的（《游学集录》91）。尽管在成诗年代上早于白诗，但其传入日本的时间晚于白诗两百余年，因此不可否认寒山诗在日本的流行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先期白诗的质朴与通俗风格在日本的持久影响。此外，有论者认为日本文学传统的宗教色彩浓厚，许多一流的日本诗人和学者本身就是僧人，如12世纪的“歌圣”西行法师（1118—1180）和17世纪的“俳圣”松尾芭蕉（1644－1694）等。“由于日本人有欣赏宗教诗的传统，寒山诗里俯拾皆是的佛教道教色彩使他享誉东瀛”（钟玲 7）。

除了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方面的原因，我们以为下面的几个因素同样不能忽视。首先，镰仓时代（1185-1333）由于贵族统治和平民信仰的双重需要，从中国引入的、与日本旧教没有什么关系、原本在下层僧侣中流传的禅宗开始风靡一时。从禅宗开始发生影响之时，日本就用神秘主义的修行法来训练武士单骑作战，而且禅宗还帮助日本训练了大批的政治家、剑术家和大学生，以求利用禅宗达到相当世俗的目标（本尼迪克特 167）。日本禅宗临济宗的开山鼻祖荣西(1141-1215) 的巨著《兴禅护国论》就体现了这种世俗性的追求。事实上，禅宗对于日本的影响不仅体现于政治上的需要，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禅宗的影响亦是无所不在。日本著名汉学家、佛学家和禅宗史专家铃木大拙（1870－1966）曾经提醒我们：“要理解日本人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他们对于自然的热爱……那么深入研究禅宗的奥秘是必需的……如果了解了禅，我们至少可以比较轻松地就能走进日本人异彩纷呈的精神生活的最深处”（Suzuki 345）。日本的镰仓和室町时代是中日两国以禅宗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尽管寒山诗在此之前（平安时代后期）就已传入日本，但相信这一时期禅宗的风靡使得寒山诗中那部分富含禅机、诗偈不分的禅悟诗和寒山的禅者形象对这时候的贵族、武士、僧侣和大众具有了更大的吸引力，所以寒山诗可以继续在日本朝野上下流传。在对禅者佯狂傲物、不拘世俗、蔑视传统、呵佛骂祖、机锋峻峭、拳打棒喝的性格与白居易晚年狂言绮语诗学观的崇敬中，日本文学对于寒山不羁的性格和不入世浊的寒山诗的接受和推崇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且平安时期日本国人对于白诗的崇拜使得世人尊白居易为“文殊”，而寒山在闾序中亦被称为“文殊”。这种称谓上的巧合相信也为寒山和寒山诗赢得了无数好感。

其次，寒山“三界横眠闲无事,明月清风是我家”的优游态度与日本平安、镰仓、室町时期文学界所重的“不好人之交，不愁身之沉，而哀花开花散，思月出月没。常心澄，不入世浊，自显生灭之理，不尽名利之馀执”的“风雅”文学观不谋而合。寒山诗中的道家风骨和隐士情怀在平安中后期和镰仓时代社会空前动荡的世风下显然有相当的吸引力。日本禅宗曹洞宗的开山祖师道元（1200-1253）的著名的短诗就表达了当时世人的这种人生取向：

多想优游于生死之间

无知与顿悟之道——我们梦游

游走后仅有一事萦怀：

雨声滴答

在Fukakusa幽居时的一个夜晚所聆听到的！ （qtd. in Suzuki342）

再次，日本文化传统中的自然观和“山林情结”也让日本人对寒山诗中所反映的山林幽居和回归自然的生活状态心仪不已。铃木大拙曾分析说：“日本人的热爱自然，我通常以为是和日本本岛中央的富士山不无关系”（qtd. in Suzuki331）。诗人寒山隐居于浙江天台山的寒岩，这种地理环境上的亲近关系以及日本人对于寒山生活态度和寒山诗幽玄意境的喜好自然又为寒山和寒山诗在日本赢得了数个世纪的文学名声和无数的追随者。再加上中日美术界的追捧与交流，寒山热在日本因此一再升温，于是寒山诗自传入日本后便历久不衰。

至于昭和以来日本人对于寒山和寒山诗的兴趣，我们以为除了上述原因外，还跟20世纪初（1900年6月22日）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后引发的“中古学术热”有很大的关联。藏经洞内挖掘出了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日本人一向重视敦煌学的研究，从藏经洞的发现之初就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日本近代著名探险家橘瑞超（1890—1968）在继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arc Stein， 1862—1943）、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之后来到敦煌，用不公正的手段从藏经洞的值守者王圆箓道士那里取走大量的文物和经卷。民国元年（1912年）十月，日本探险家吉川小一郎（1885—1978）等又用白银350两骗买敦煌写经400余卷。在敦煌学和中国中古学术研究方面，日本学术界一直走在世界同行的前面，并取得了诸多骄人的成绩。时至今日，日本学术界仍然视敦煌学为其东洋史学的骄傲。

尽管在藏经洞内并未发现寒山和寒山诗的任何踪迹，但却发掘出土了寒山的灵魂兄弟、唐代通俗诗歌重要开创者王梵志的诗歌共28种写本原卷，这些被埋没一千余年的五言通俗诗终于得以登堂入室重新回归唐代诗坛，并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于通俗诗的兴趣。1933年，日本学者矢吹庆辉的《鸣沙余韵解说》一书出版，首先向日本读者介绍了王梵志和他的诗歌。其后在日本学术界出现了诸如内田泉之助、入矢义高、神田喜一郎、金冈照光等大批王梵志研究专家。而作为梵志诗风的直接继承者，寒山的通俗诗在艺术成就上是梵志诗所无法比肩的。对于同属通俗诗路的梵志、寒山和庞蕴，中国敦煌学家项楚评论说：“寒山诗中有俚俗的一体，这是与王梵志和庞居士诗相近的，寒山诗中稍深微妙的境界却使王梵志诗和庞居士诗显得稚拙了”（“唐代的白话诗派”40）。因此人们在关注梵志诗的同时，自然地也将目光投向了本来就在日本读者中有着数个世纪良好声誉的寒山诗。于是，对于中国中古文学的热情和日本文学传统中长期存在的宗教因素再加之禅道在日本的深远影响，寒山诗在梵志诗被发现后再度点燃了日本各界的热情。我们从昭和以来寒山和寒山诗研究的众多成果便可以轻松得出这样的结论。此外，20世纪以来文化研究的发展消解了文学的雅俗之隔，这也使得一直因其通俗路数而被排拒于文学正典之外的寒山诗重新获得了经典重构的契机。

要之，寒山诗因其质朴的语言风格、幽玄的禅宗境界、不入世浊的隐者情怀、回归自然的生态意识赢得了日本学术界和民间大众的持久喜爱。而20世纪文化研究的发展使得文学的雅俗之隔逐渐消解，文学经典也迎来一个众声鼎沸、雅俗并存的时代。对于通俗文学的重新认识使得寒山诗即使在现当代的日本也获得了巨大的文学名声，并因此成为其文学典范。寒山和寒山诗在日本的经典地位于是得以牢固确立。

① 大庭修在著述中提到元末为躲避战乱，许多从事出版的刻工移居日本，宋元版的覆刻和刊行也因此风行一时。大庭修认为该《寒山诗》刊本是现存外典中最古的翻刻本。参见大庭修 14。

② 关于入矢义高在寒山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孙昌武教授有这样的评价：“对寒山和寒山诗的认识和评价，历来众说纷纭。先生（入矢义高）的精密考订与细致分析直到如今仍为不易之论，无论是观点还是方法，都解难发覆，给人诸多启发”。参见孙昌武《游学集录——孙昌武自选集》 450。

③ 据已故日本美术史权威专家刘晓路教授的专著《日本美术史纲》第84页对可翁的介绍，此《寒山图》似为可翁作品。

④ 森鸥外曾撰文提及他写作此书的原由和诱因是因为他的孩子不能读汉字本的“寒山拾得”，而又十分想了解有关他们的事情，于是他据闾序创作了这个故事。森鸥外还将自己比作没有人来参拜的文殊菩萨——闾序中即称寒山为文殊菩萨。参见Ogai160。

⑤ 寒山寺在苏州城西阊门外5公里外的枫桥镇，建于六朝时期的梁代天监年间（公元502-519 年），距今已近1500年。原名“妙利普明塔院”。传说唐代诗人寒山和拾得曾由天台山来此住持，遂改名为寒山寺。但学者们考证后均倾向于认为寒山寺并非因寒山来此寓居而得名，而且与唐代隐居天台的寒山毫无瓜葛。中国学者周琦认为张继诗中的“寒山寺”实是泛指苏州城外诸山寺院，并认为作于天宝十二年（753年）张继的《枫桥夜泊》、韦应物（737—792年）的《寄恒璨》和刘言史（约742-813年）的《送僧归山》中提到的“寒”皆指节候，三首诗均作于深秋隆冬季节。周琦考证认为在元末前，苏州地方志只称枫桥寺或普明禅院，而不称寒山寺。参见周琦 13。孙昌武则认为“寒山”一语在晚唐本是常用的诗语，但只是普通语词，而不是专有名词。大概确定“寒山”这个名字，创造出隐居寒岩的人物传说，于诗中如此普遍使用“寒山”词语有关系。参见孙昌武，《禅诗与诗情》252。

寒山（约725~830）

寒山子乃唐代首都长安人，出身于官宦人家，多次投考不第，被迫出家，三十岁后隐居于浙东天台山，享年一百多岁。严振非《寒山子身世考》中更以《北史》、《隋书》等大量史料与寒山诗相印证，指出寒山乃为隋皇室后裔杨瓒之子杨温，因遭皇室内的妒忌与排挤及佛教思想影响而遁入空门，隐于天台山寒岩。这位富有神话色彩的唐代诗人，曾经一度被世人冷落，然而随着二十世纪的到来，其诗却越来越多地被世人接受并广泛流传。正如其诗所写：“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二十世纪的寒山诗果然遇到了众多的“明眼人”。

寒山作为中国唐代少有的几位白话诗人之一，二十世纪以来一直受到日本学者的推重。自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起，寒山诗就在日本一版再版，并且有十多位学者对其诗作了大量研究、注释及翻译工作。日本著名小说家森鸥外（1862—1962年）曾根据寒山诗集前闾丘胤的序言，写了名为《寒山拾得》的一篇小说，不少评论家认为是其最好的作品之一。

五四运动时期，中华大地开始大力倡导白话文。胡适在其《白话文学史》（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中将寒山、王梵志、王绩三人并列为唐代的三位白话大诗人。由此，寒山始受到国人的青睐，大陆及台湾学术界纷纷撰文评议寒山，新中国成立后到八、九十年代，寒山研究更呈现出雨后春笋之态势。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寒山诗远涉重洋传入美国，美国被称为疲惫求解脱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将寒山奉为偶像，其诗一时之间风靡欧洲。寒山诗被翻译成英语和法语为众多的读者所接受，在那里，他赢得了比李白、杜甫还要高的声誉。

寒山诗在二十世纪受到了中国及西方众多读者、研究者的关注。随着二十一世纪全球化脚步的逼近，文学及文化的全球化也成为一个重要话题，中国文学史上那些如寒山一样能够被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所接纳的诗人应当引起我们更多的重视。以下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过去百年中的寒山研究概况。

二十世纪以来的寒山子研究，总体上可分为生平研究和作品研究两大部分。关于寒山子生平研究包括对其生活年代、生活经历、以及葬地三个方面的内容。关于寒山子生活年代问题，历来有“贞观说”（公元627—649）、“先天说”（公元712—713）以及“大历说”（公元766—799）三种说法。贞观说以唐代贞观年间台州刺史闾丘胤所作《寒山子诗集序》为始，后经宋释志南《天台山国清禅寺三隐集记》肯定，后人如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宋释本觉《释氏通鉴》、元释熙仲《释氏资鉴》、1979年版的《辞海》等均以此说为准，学者中亦有赞同此说者，其中以严振非《寒山子身世考》、李敬一《寒山子和他的诗》为代表。前者以诗为证，通过历史与寒山诗的相互印证，指出寒山“约生于隋开皇三年（584），卒于唐长安四年（704）（也许是个概数，难以肯定）”。后者通过对寒山诗中所反映社会状况的详尽分析同样支持贞观说。先天说以宋释赞宁所作《宋高僧传》为滥觞。此说仅有元释昙噩，撰于至正二年（公元1366）的《科分六学僧传》和谭正璧所撰，1934年版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表示赞同。

对寒山诗歌所表现的生活及对诗歌内容分类的研究，有以下几种看法。李振杰在《寒山和他的诗》 中将寒山诗内容分为以下几种：表达对战乱时期社会伦理崩溃状况下社会中丑恶现象的讽刺和嘲弄；对山林生活的描写和吟咏；直接宣传佛理；记叙个人生活及身世。李敬一在《寒山子和他的诗》中，把寒山子诗歌内容分为：反映农村生活和农民思想面貌；反映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下层群众的生活状况、揭露社会上不合理的婚姻现象；反映沙门生活，宣扬虚无观念、因果轮回、消极遁世以及描画社会炎凉世态和城镇、乡村不同习俗等几个方面。钱学烈《寒山子与寒山诗》对其诗歌也作了较系统的分类，将其诗歌分为：自叙诗、隐逸诗、风俗诗、道家诗和佛家诗五类，并分别对各类诗歌作了较详尽的解释和说明。项楚《寒山诗校注·前言》中认为寒山诗“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世俗诗与宗教诗，不过，二者并不是绝对地泾渭分明的。”其世俗诗中又包括抒情咏怀诗、讽世劝俗诗、山林隐逸诗等。

通过寒山子诗歌内容的探究，可以使我们看清当时社会的基本面貌，从而进一步认识其诗歌的价值。寒山子的诗歌“有相当多的作品触及现实生活，大谈人生问题，从农业生产、社会道德、到婚姻家庭、子女教育，几乎触及了农村生活的各个角落，这部分诗歌不仅在绮靡软媚的初唐诗风笼罩下面使人感到清新可爱，就是在高亢激昂的盛唐之音回荡的时代里，也掩盖不了它的蓬勃生机和朴爽之美。”寒山诗歌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其对社会现实等各方面的反映表现出来。

除了对寒山诗歌总体上的内容分类研究外，由于寒山诗中表现出驳杂的儒、释、道思想，有人认为其诗从内容上看“似儒非儒，非儒亦儒；似道非道，非道亦道；似僧非僧，非僧亦僧；似俗非俗，非俗亦俗”，因而，对寒山诗歌宗教思想的研究也颇为重要。张立道《浅谈寒山子诗的道家思想》、钱学烈《试论寒山诗中的儒家与道家思想》，这两篇文章对寒山诗所体现的儒、道思想有所论述。然而，寒山思想相对来说受佛教思想影响更大，其诗中体现佛禅思想的诗占一大部分。台湾黄永武指出：“唐人中以诗来写禅理，写得最多，写得境界最精湛的，应该是寒山。” 因而对其诗歌从禅的角度分析也是一个重要切入点。钱学烈在其《寒山子禅悦诗浅析》中，将其佛禅诗分作佛教劝戒诗和禅悦诗两类，而其禅悦诗又分为禅语禅典诗、禅理诗、禅悟诗、禅境诗、禅趣诗几类，并分析各类诗歌具体包含内容及思想特征，系统地对寒山子佛禅诗进行了分类整理工作。另有何西虹的《略论寒山景物诗中的禅意》一文，对寒山景物诗中所体现的禅意之美有所论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寒山诗集提要》中指出，寒山诗“其诗有工语，有率语，有庄语，有谐语”。可见寒山诗歌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是探究其诗的艺术特色。李振杰《寒山和他的诗》中指出，寒山诗“蕴藏着神秘的禅机哲理”、“形式自由、感情朴实”、“语言通俗”、多用“比拟的手法”等几大艺术特点。李敬一《寒山子和他的诗》中则指出，其诗歌“具有民歌那种通俗、质朴、生动、清丽的特色”、“常采用民歌中的比、兴手法”、“尤其注重自然界声音的模拟”、“体制上一般都较为短小……形式和风格是比较多样的”等艺术特点。钟文《诗僧寒山子》将其艺术风格概括为“讥讽时态，毫不容情”、“劝善戒恶，富于哲理”、“俚语俱趣，拙语俱巧（沈德潜《古诗源·例言》），耐人寻味”、“有许多比喻生动的句子”、“叠字的连用”等几方面。

寒山诗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情景交融， “信手拈弄”，“机趣横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九）。程德全在《寒山子诗集跋》（见清宣统二年（1910年）刻本）中指出“以诙谐谩骂之辞，寓其牢愁悲愤之慨，发为诗歌，不名一格，莫可端倪”；王宗沐序《寒山子诗集》（见明台州计谦亨刊刻本）有“如空谷传声，乾坤间一段真韵天籁也。”的评价。项楚在《寒山诗注·前言》中认为“不拘格律，直写胸臆，或俗或雅，涉笔成趣”是寒山诗的总体风格。寒山诗所独有的风格为后代文人所模仿，从而形成独特的“寒山体”。

寒山子诗歌最大的特征就是接近口语。胡适在其《白话文学史》中认为，寒山、拾得是七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三五个白话大诗人”之一，是继王梵志之后“佛教中的白话诗人” 。钱学烈《寒山子与寒山诗版本》指出：“寒山诗十分接近口语，堪称唐代白话诗的典范，在白话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语言面貌，对于了解唐代口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对于研究中古和近代汉语，对于研究汉语发展史，都是极其珍贵的资料。”因而，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寒山诗者也不在少数。钱学烈《寒山诗语法初探（上）》

寒山的生平保留在他的诗篇里。听他自述：“寻思少年日，游猎向平陵……联翩骑白马，喝兔放苍鹰。”（引自钱学烈《寒山诗校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寒山少年时，过着富家子弟的生活。青年时，照例进京参加科举考试，可是，他因为奇怪的原因而落选了——据《唐六典》云：“吏部……以四事择其才，曰身、言、书、判。“唐代选官量才有四个标准，分别是身材丰伟、言词辩正、书法遒美、文理优良。寒山“书判全非弱，嫌身不得官。“书法和文章都不错，可惜爹娘把他的身材生矮小了，或者相貌不够端正，而没有选上官职。这是大唐科举给人落下的一个话柄，当官的个个要相貌堂堂，这是奢侈的、唯美的，也是非人性的、不公平的标准。“个是何措大，时来省南院。年可三十余，曾经四五选。囊里无青蚨，箧中有黄卷。行到食店前，不敢暂回面。“寒山多次落选，最后无颜回乡，滞留京城，成为一个流浪书生。“前度是富儿，今度成贫士。”“浪行朱雀街，踏破皮鞋底。“兄弟责怪他，妻子不理他，在人世间，他求不到前程，又割绝了人情，整个世界都坍塌了，人生陷入绝境。带着一身伤痛记忆，寒山浪游天下，最后选择上山去独居。为什么在大唐盛世做隐者？因为他无法在世俗生活中求得荣耀，在三十岁以后，他是被迫走上一条与一般文人不同的生活道路。这期间，要经历多少心理煎熬和自我超越，才能摆脱世俗的束缚，跳出世俗主流的价值观，独自为自己寻找一个生存的依据？

寒山的诗风和100年前的王梵志一脉相承，也是口语体的白话诗。他生活在大唐盛世，却入山作了隐士。他与李白、杜甫同时代，放到星光灿烂的盛唐诗人堆里，他的诗艺算不上高超，但淹没不了个性的光辉。他生前寂寂无名，身后却声誉日隆，并绵延千年至今不断——白居易、王安石都写过访拟他的诗集的诗篇，苏轼、黄庭坚对他的诗有特殊的兴趣，朱熹、陆游关心过他的诗集的出版与校勘。他没有正式进入哪所寺庙剃度，唐朝苏州城外的一座著名寺庙（寒山寺）却以他的号命名。他的诗歌的最早传播者是道士，唐人的志怪小说就把他编作成仙的道士下凡。到了宋朝他却被佛家公认为文殊菩萨再世。元代他的诗流传到朝鲜和日本。明代他的诗篇收入《唐音统签》的《全唐诗》中，被正统文化认可。清朝皇帝雍正甚至把他与他的好友拾得封为“和合二圣”，居然成了老百姓礼拜的婚姻神和爱神……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嬉皮士运动中他被封为祖师爷。这样一个传奇人物，却连真实姓名也没有留下，只是以号行世——寒山子。

寒山

唐贞观著名高僧：长住天台山客岩幽窟中。与拾得、丰干皆隐栖天台山国清寺，故称“国清三隐”。寒山好峰谤唱偈，没有篇句，即题于石间树上。寒山诗有鲜明的乐府民歌风，通俗易懂，机趣昂然，多作佛门警世语。全唐诗汇编成《寒山子诗阜》一卷，收录诗歌三百余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