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全俄市场的形成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开展，俄罗斯文学渐渐丰富起来。司祭长阿瓦库姆（1620或1621-1682）的《行传》和宫廷诗人西密翁·波洛茨基（1628-1680）的创作，显示了宗教文学的新发展。还出现了《戈列-兹洛恰斯基传奇》、《萨瓦·格鲁岑传奇》和《弗罗尔·斯科别耶夫传奇》，及《谢米亚克法庭的故事》和《棘鲈的故事》等反映社会生活、具有民主倾向的世俗传奇故事作品。

17世纪初叶由波兰、瑞典的武装干涉和王朝的更迭等造成的混乱局势，阻碍了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到20年代，有关“混乱时期”的政论著作一度兴盛。17世纪下半叶，由于全俄市场的形成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开展，文学开始突破中世纪的格局，题材和体裁都有所增加，出现了大量描述社会生活、带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世俗故事，或反映对新生活的朦胧憧憬与对旧传统的背叛，如《萨瓦·格鲁德岑的故事》、《弗罗尔·斯科别耶夫的故事》；或揭露和讽刺社会弊端，如《谢米亚克法庭的故事》、《棘鲈的故事》。同时，宗教文学也有了新的特色。分裂派领袖、司祭长阿瓦库姆（1620或1621-1682）的《行传》（1672-1675）讲述他同推行教会改革的尼康大教长之间的冲突，和受迫害、被流放西伯利亚的经过，书中充满反强暴的精神和心理描写，是俄罗斯古代文学中第一部以个人为中心而又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著作，文字朴素生动，受到后世作家的推崇。拥护尼康改革的宫廷诗人西梅翁·波洛茨基（1629-1680），为俄罗斯文学增添了新的体裁──音节体诗和诗剧。

18世纪

彼得一世时期的文学仍然是新旧杂陈，具有过渡性质。沙费罗夫（1669-1739）和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1681-1736）的政论反对守旧，宣传开明君主专制，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动向。30年代在彼得改革的基础上兴起的古典主义，是此后将近半个世纪中俄罗斯文学的基本流派，表现了启蒙主义同中世纪思想原则之间的斗争。

康捷米尔（1708-1744）的讽刺诗着重批评20至30年代社会上的愚昧主义流毒和封建等级观念，到50年代还在广泛传诵。罗蒙诺索夫（1711-1765）写颂诗褒扬开明君主，赞美科学文化造福人类。他使文学体裁和语体规范化，并将音节体诗改为更适合俄语特性的音节和重音并重体诗，对统一的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形成和诗歌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诗人和剧作家苏马罗科夫（1717-1777）也有过很大影响，同时代人认为他的悲剧和罗蒙诺索夫的颂诗标志着俄罗斯新文学的真正开端。古典主义代表作家还有特列佳科夫斯基（1703-1768） 、赫拉斯科夫（1733-1807）。在古典主义文学中，讽刺作品成长较快。50年代，嘲讽性的寓言诗和喜剧先后再现。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讽刺杂志盛行，其中最突出的是诺维科夫 （1744-1818）主编的《雄蜂》（1769-1770） 和《画家》（1772-1773）。前者主要暴露象雄蜂一样过寄生生活的地主，后者侧重抨击上流社会的崇洋媚外风气。此外还有艾明（1735-1770）的《地狱邮报》（1769）和楚尔科夫（1744-1792）的《杂拌儿》（1769）。

70年代末，杰尔查文（1743-1816）的颂诗开始问世。他把讽刺与歌颂、批判与肯定结合起来（《费丽察颂》，1782；《权贵》，1798），又把“鄙俗”的日常生活引进诗中（《兹万卡的生活》，1807），从而多少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模式。冯维辛（约1744-1792）在其优秀喜剧《纨袴少年》（1782）中虽然还遵守“三一律”，却深刻揭露了农奴主的残暴和寄生性，点出农奴制是俄国的万恶之源，向现实主义迈进了一步。

18世纪末叶，在英、德、法等国文学的催化下，感伤主义在俄国勃兴，反映了1773至1775年普加乔夫起义后贵族的忧伤情绪。其倡导人卡拉姆津（1766-1826）打破古典主义的禁忌，将卑贱者的形象引入文学，在《苦命的丽莎》（1792）中写一个农家姑娘和贵族青年相爱，最后见弃自杀。小说着力渲染人物的内心感受，格调新颖，语言清雅流畅，发表后风行一时。

感伤主义诗人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以寓言、歌谣见长。伟大贵族革命家拉季舍夫（1749-1802）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部强烈反对农奴制的力作。他真实地写出了农民的困苦和抗议，并用书中《自由颂》一诗大胆歌颂17世纪英国革命，而抒发作者感受的章节仍保持感伤主义的特点。这部作品没有对当时的文学产生直接影响，其效果到十二月党人革命时才显示出来。

19世纪

受1812年反拿破仑战争胜利引发民族意识高涨和社会动荡的影响，19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变化较快，带有新旧交接的性质。克雷洛夫的寓言和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的喜剧，虽然遵循古典主义的诗艺规范，但所展示的俄罗斯社会冲突、情节、形象和生动语言，已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感伤主义迅速为浪漫主义所取代；茹科夫斯基和巴丘什科夫（1787-1855）等的诗歌脱胎于卡拉姆津，追求内心自由和谐，流露出悲观遁世情调；雷列耶夫（1795-1826）和马尔林斯基（1797-1837）等十二月党人的诗歌和小说更多继承拉季舍夫的传统，洋溢着反对暴政和争取自由的革命思想。

大约自19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1825年贵族革命的失败和专制农奴制统治的强化，俄罗斯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又很快让位给以强调冷静客观地观察和描写生活、要求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为主要特征的现实主义。原来和十二月党人一起同属于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普希金，从这时起先后创作大量现实主义的戏剧、小说和诗歌，他因此被尊为俄罗斯近代文学之父。稍后的莱蒙托夫首先是个浪漫主义诗人，果戈理也起步于浪漫主义并始终保持着浪漫气质，但前者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及后者的剧作和小说都是严峻的现实主义之作；他们分别从心理分析和幽默讽刺两个不同的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巩固了普希金的现实主义艺术。批评家别林斯基主要通过对这三位作家创作的分析评论，为现实主义（当时叫自然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之从此成了半个多世纪里俄罗斯文学的主潮。此后涌现的赫尔岑、冈察洛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都是世界一流的小说、诗歌、戏剧巨匠。当时属于或接近这个主要流派的，还有杜勃留罗波夫和皮萨列夫的评论著作，丘特切夫、柯里佐夫和尼基金的诗歌，以及皮谢姆斯基、格里戈罗维奇、列斯科夫、格·乌斯宾斯基等的小说、特写。

19世纪中后期

俄罗斯文学中，较著名的还有托尔斯泰的浪漫主义诗歌和小说，费特（1820-1892）和德鲁日宁（1824-1864）的唯美派诗歌和小说等，但其成就和影响都远不能与现实主义相比。

19世纪末20世纪初

俄罗斯文学出现了新的转折。与社会从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等客观现实情况相适应，俄罗斯文学形成多个流派同时并存的局面。库普林（1870-1938）和蒲宁（1870-1953）等人的小说创作基本上沿着19世纪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进，同时流露出较多的感伤情调。柯罗连科、绥拉菲莫维奇和高尔基等人的创作试图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以反映新的现实；其中后者的小说《母亲》和剧作《仇敌》因为较好地做到了这种结合，开了后来被定名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先河。此外还出现了不少以否定传统、大胆创新为特点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勃洛克和安德列·别雷（1880-1934）等为代表的象征派诗歌和小说，有迦尔洵（1855-1888）和安德列耶夫等脱胎于现实主义而更接近表现主义的小说和戏剧，以古米廖夫（1886-1921）和阿赫玛托娃为代表的脱胎于象征派的阿克梅派诗歌，以叶赛宁为代表的意象派和以马雅可夫斯基为代表的未来派诗歌等。

20年代下半期，普希金在保持和发扬早期诗作的优点的情况下，完成了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表明他已进一步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1823-1831）是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它第一次在该国文学中展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塑造了当时大多数进步贵族青年的代表奥涅金，他们厌恶上流社会，但又远离人民而无法自拔，结果一事无成。30年代起，散文，特别是小说，逐步取代浪漫主义时期诗歌在文学中的支配地位，普希金加速了这一转化过程。他的小说《驿站长》（1830）写一个卑微的驿站长的不幸遭遇，从此文学界描绘“小人物”蔚为风气。他最后一部小说《上尉的女儿》（1836）取材于普加乔夫暴动，作者继续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并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主题的民主化。他在30年代所写的文论肯定现实主义和人民性，批驳了嚣张的反动文人布尔加林（1789-1859）之流。普希金的多方面的创作活动、现实主义方法和纯净优美的语言，为此后的俄罗斯文学奠定了广阔而坚实的基础。

30年代的莱蒙托夫（1814-1841）继承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传统，在作品中表达了对自由的强烈追求和对贵族社会的愤怒谴责（《诗人之死》，1837;《咏怀》，1838；《童僧》，1839；《恶魔》，1829-1841）。但尼古拉一世的残酷统治，有时使莱蒙托夫的诗作带上一种孤独感和悲观色彩。他的现实主义小说《当代英雄》（1840）的主人公毕巧林才华出众，但对个人事业和生活完全陷于绝望，是“多余的人”奥涅金在30年代的变种。书中深刻的心理分析对后世作家有很大教益。

果戈理（1809-1852）使俄罗斯文学的批判成分显著增强，他如实地揭示了外省地主的猥琐无聊（《米尔戈罗德》，1835）、“小人物”的悲惨境遇和大城市的社会矛盾（“彼得堡故事”）。《钦差大臣》（1836）和《死魂灵》第一部（1842）将锋芒指向整个官僚地主阶级，以辛辣的讽刺鞭挞了专制农奴制俄国的全部腐朽性和反动性。果戈理“从平凡的生活中吸取诗意，用对生活的忠实描绘来震撼心灵”（别林斯基），为俄罗斯文学指明了航向。

40年代，农奴制危机愈益严重，俄国的发展方向成为全国瞩目的中心问题。斯拉夫派代表保守的地主阶级，主张返回彼得改革以前“淳朴的”宗法制社会。西欧派大多是自由主义贵族，希望俄国完全走西方的道路。以别林斯基（1811-1848）和赫尔岑（1812-1870）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则站在广大农民一边，要求用暴力推翻专制农奴制度，向往社会主义。俄罗斯文学　别林斯基根据他对俄罗斯文学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与总结，建立了他的现实主义美学和评论，认为生活是文艺的源泉，果戈理的批判现实主义是方向。他极力反对“纯艺术”论，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但“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内容和形式应该有机地结合。他对典型性作过透彻的阐释，将典型化视为创作中的首要课题。1839至1848年他先后主持《祖国纪事》（1839-1884）和《现代人》（1847-1866）评论栏，大大加强了这两家杂志的战斗力。《给果戈理的一封信》（1847）表达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信念。

由于果戈理的示范和别林斯基的指引，40年代俄罗斯文学同生活的联系比30年代更加广泛深入，批判现实主义取得完全胜利，并具有更明确的社会性和目的性。其主力果戈理派或“自然派”聚集了一大批反专制农奴制的作家，从赫尔岑（《谁之罪？》，1841；《偷东西的喜鹊》，1848）、屠格涅夫（1818-1883;《猎人笔记》，1847-1852）到格里戈罗维奇（1822-1899；《乡村》，1846；《苦命人安东》，1847）。

50年代，尤其是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中被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英、 法大败以后， 反封建的主题在文学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掘。屠格涅夫的 《罗亭》（1856）和《贵族之家》（1859）实际上是贵族知识分子的一阕挽歌。冈察洛夫（1812-1891）的《奥勃洛莫夫》（1859）更无情地道出了“多余的人”蜕化的极限和地主阶级的没落。皮谢姆斯基（1821-1881）的《一千个农奴》（1858）和苏霍沃—柯贝林（1817-1903）的喜剧《克列钦斯基的婚事》（1855），描写贵族的堕落和官场的黑幕。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的《肥缺》（1856）和《大雷雨》（1859）等预示着宗法制必将崩溃。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 把《大雷雨》女主人公、礼教的背叛者卡捷林娜誉为“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为了夺取贵族在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平民知识分子登上政治舞台。运动转入第二阶段，大致从1861至1895年。

1861年农奴制废除前夕，贵族自由派希望保留君主制和地主土地所有制，自上而下地逐步改良；平民知识分子和革命民主派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等则揭穿政府和自由派的骗局，积极发动农民起义。为此双方展开激烈争论。农奴制改革后，其残余势力仍然强大，专制政权对人民的控制也未放松；资本主义加速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又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矛盾。革命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斗争并未结束。社会上这些大变动，为容量最大的体裁即长篇小说在50、60年代的空前繁荣创造了前提，并首先反映在杂志的论战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于50年代中期加入涅克拉索夫（1821-1877）主持的《现代人》编辑部，使这份刊物成为革命民主阵营的讲坛；《现代人》的讽刺副刊《口哨》（1859-1863）、诗人库罗奇金（1831-1875）的讽刺杂志《火星》（1859-1873）、主要由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皮萨列夫（1840-1868）供稿的《俄国言论》（1859-1866），都发挥了战斗作用。与这些刊物相敌对的有自由主义的《祖国纪事》和《读者文库》（1834-1865），以及反动文人卡特科夫（1818-1887）的《俄国导报》（1856-1887）。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是别林斯基的继承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著名美学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中，针对德鲁日宁（1824-1864）、费特（1820-1892）、阿·迈科夫（1821-1897）等人宣扬的“纯艺术”论，提出“美就是生活”的唯物主义论断，要求文学再现生活，说明和评判生活，作“生活的教科书”，发挥积极的社会功能。他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评论通过对作品的深入分析，引导读者正确认识和努力变革现实（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是转变的开始吗？》，1860；杜勃罗留波夫：《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1859；《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1860）。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的熏陶下，平民知识分子作家茁壮成长，他们不能满足于同情“小人物”的命运，象19世纪上半叶的作家那样，而是去着力描述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地位，代表作有尼·乌斯宾斯基（1837-1889）关于农民的特写、列舍特尼科夫（1841-1871）的《波德利普村的人们》（1864）和《矿工》（1866）、波米亚洛夫斯基（1835-1863）的《小市民的幸福》（1861）和《神学校特写》（1862）、斯列普佐夫（1836-1878）的《艰难时代》（1865）等。

涅克拉索夫同平民知识分子站在一边，在50至60年代创作了大量诉说人民苦难的杰出诗歌（《大门前的沉思》，1858；《伏尔加河上》，1860；《货郎》，1861；《严寒，通红的鼻子》，1864；《铁路》，1864），但他相信人民中间蕴藏的力量。1866年《现代人》杂志被查封后一年半，涅克拉索夫又和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谢德林（1826-1889）主办了另一进步刊物，即改组后的《祖国纪事》。

“新人”──战斗的平民知识分子进入文学作品是时代的要求和标志。1860年，屠格涅夫的《前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时代精神。接着， 他又在《父与子》（1862）里进一步塑造了巴扎罗夫的形象。巴扎罗夫信奉唯物主义和民主主义，反对专制农奴制度和自由主义贵族，但他的虚无主义倾向不符合当时先进人物的风貌。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1862-1863）中，“新人”才显出了他们的全部光辉，其中的拉赫美托夫更是俄罗斯文学里第一个职业革命家。作品洋溢着浪漫主义激情，鼓舞了同时代人和后世的斗志。“新人”的出现引起敌对阵营的愤怒，“反虚无主义”小说流行一时，如列斯科夫（1831-1895）的《走投无路》（1864）、皮谢姆斯基的《浑浊的海》（1863）。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在《群魔》（1871-1872）中虽然辛辣地嘲笑了自由派，却把革命民主派歪曲为无政府主义者和阴谋家而加以恶毒攻击。俄罗斯文学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优秀小说充满对弱者的同情和对社会的抗议。《死屋手记》（1861-1862）揭示苦役犯的非人生活，而他60年代发掘最深的基本主题则是资本主义强大攻势在城市造成的种种危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1861）、《罪与罚》（1866）和《白痴》（1868），通过细腻的、鞭辟入里的心理描写，反映了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市民、小官吏、穷学生等的悲惨处境和绝望的挣扎，作品贯穿着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作者又直接违反人道主义原则，把受苦受难当作净化灵魂的一种磨炼，鼓吹奴隶主义和宗教狂热。托尔斯泰（1828-1910）的史诗性巨著《战争与和平》（1866-1869），歌颂俄国人民在1812年反拿破仑战争中的勇敢和爱国主义，谴责上层社会的荒淫无耻，并继续发挥《哥萨克》（1853-1863）的主题思想，肯定进步贵族知识分子苦苦探索正确的人生道路，力求接近人民。书中宏伟的历史场面与个人的复杂内心活动交织在一起，充分显示出托尔斯泰深厚的艺术功力。赫尔岑的大型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1852-1868） 同样以广阔的社会历史为背景，但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记述了他和他的战友对专制农奴制的搏斗和对俄国革命思想的求索。

民粹派掀起“到民间去”运动（见屠格涅夫的《处女地》）后，从70年代中期起，纳乌莫夫（1838-1901）、兹拉托夫拉茨基（1845-1911）、扎索津斯基（1843-1912） 等民粹派作家主要以特写的体裁报道农奴制改革后农民的分化，但又希望利用村社抵制资本主义，建立“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奥西波维奇（原姓诺沃德沃尔斯基，1853-1882）和稍后的斯捷普尼亚克（原姓克拉夫钦斯基，1851-1895）的长篇小说，则描述知识分子的作用与活动，以及他们如何寻求同人民相结合的道路。格·乌斯宾斯基（1843-1902）的特写集《乡村日记》（1877-1880） 、《农民和农民劳动》（1880）和《土地的威力》（1882）虽有民粹主义幻想，但他证明，在资本主义渗透下，富农的产生和村社的解体乃是历史的必然。在采用农民题材的70年代作品中，涅克拉索夫的《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6-1876）居于首位。这部长诗是他一生创作的总结，全面反映了农民改革前后的社会生活，刻画了有反抗性的农民和献身农民革命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

谢德林也在70年代取得丰硕的成果。继《外省散记》（1856）之后，他在《一个城市的历史》（1869-1870）中以极大的悲愤和高度的概括力，运用夸张怪诞的手法，更深入地揭露昏官酷吏和国家制度，批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宣扬的逆来顺受、消极无为的处世哲学。《塔什干的老爷们》（1869-1872）和《金玉良言》（1872-1876）描述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地主的破落、富农与新型商人的得势。《戈洛夫略夫一家》（1875-1880）以家庭纪事的形式和深刻的心理剖析，写出整个地主阶级的空虚灵魂和必然灭亡的命运。书中伪善奸诈的犹大什卡形象，是俄罗斯讽刺文学的最大成就之一。由资本主义势力膨胀所引起的人事代谢，同样再现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来得容易去得快》（1869）、《森林》（1870）、《狼与羊》（1875）和《没有陪嫁的女人》（1878）。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一方面真实而深刻地揭露贵族地主的腐化堕落，指出苦难深重的世界必然要产生叛逆的思想；另一方面却继续反对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宽恕精神。70年代在资本主义冲击下动荡不安、新旧交替的俄国社会，特别是俄国农村， 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1876-1877）中反映得最鲜明。安娜在忠于封建操守和要求个性解放的尖锐矛盾中死去；另一主人公列文企图以他独特的农事改革来抗拒资本主义潮流，失败后皈依宗教。70年代末，托尔斯泰目睹农村破产，在民主主义运动影响下，同贵族阶级一切传统观念决裂，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

1881年民粹派炸死亚历山大二世，政府疯狂反扑，一个持续多年的反动时期从此开始。谢德林苦心经营了16年（1868-1884）的《祖国纪事》被查封，无聊的幽默杂志《蜻蜓》之类畅销各地。革命民粹派蜕化成一个自由主义派别，其作家美化资本主义农村生活，鼓吹“小事论”，提倡点点滴滴的改良。唯美主义重新抬头，颓废派公然露面。甚至在小说家迦尔洵（1855-1888）和诗人纳德松（1862-1887）等民主主义者的创作中，也响起了沉郁忧伤的调子。

但谢德林仍然撑持着革命民主主义的大旗，他的《童话集》（1882-1886） 等猛烈抨击形形色色的反动派和投机分子。列斯科夫捐弃他对“虚无主义”的偏见后，在80年代写出《左撇子》、《巧妙的理发师》、《岗哨》这类显示人民力量的短篇小说和一些讽刺教会的作品。卓越的民粹派作家卡罗宁（1853-1892）矢忠于革命民主主义。马明—西比利亚克（1852-1912）的长篇小说《普里瓦洛夫的百万家私》和《矿巢》（均1884），表现了资本主义对城乡生活的决定性影响和劳资矛盾的加深。柯罗连科（1853-1921）奋力抗拒政治逆流，他的《奇女子》（1880）、《马卡尔的梦》（1883）、《在坏伙伴中》（1885）、《弗洛尔的故事》（1886）和《盲音乐家》（1886）等号召人民为自由和正义而奋斗，在他们心中激发了乐观精神，带有积极浪漫主义情调。从80年代中期起，契诃夫（1860-1904）的创作达到新的深度，写了人民的痛苦 （《哀伤》，1885;《苦恼》和《万卡》，1886）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探索（《没意思的故事》，1889）。为了及时报道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民粹派作家和迦尔洵、柯罗连科、契诃夫等大多采用特写或中短篇小说的体裁。小型散文作品的发达，成为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叶俄罗斯文学的一个特色。

90年代初，俄国社会又呈现活跃的气象，从90年代中期起，更兴起强大的工人运动。新的形势鼓舞了作家的情绪。柯罗连科写出《嬉闹的河》（1892）、《瞬间》（1900），契诃夫创作了《第六病室》（1892）、《醋栗》（1898），发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套中人》，1898），相信新的生活即将到来（《新娘》，1903；剧本《樱桃园》，1903-1904）。托尔斯泰在《复活》（1889-1899）中从宗法制农民的角度，对“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列宁），同时又宣传“道德上的自我完成”、“勿以暴力抗恶”的反动学说。他的历史小说《哈泽—穆拉特》（1904）借古讽今，抨击了沙皇暴政。

90年代还涌现了一批文学新秀：魏列萨耶夫（1867-1945） 、库普林（1870-1938）、布宁（1870-1953）、安德列耶夫（1871-1919）、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20世纪初，他们团结在高尔基（1868-1936）主持的知识出版社周围，积极展开创作活动，同托尔斯泰、柯罗连科一起，有力地打击了俄罗斯诗歌中猖獗一时的颓废派，其中有象征派的巴尔蒙特（1867-1942）、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吉皮乌斯（1869-1945），阿克梅派的古米廖夫（1886-1921）、阿赫马托娃（1889-1966）和未来派的布尔柳克（1882-1967）等人。

90年代中期，俄国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时期，俄罗斯文学也相应地踏上一个新阶段，其主要标志是普列汉诺夫（1856-1918）、列宁和高尔基的有关著作。普列汉诺夫早在19世纪末就为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奠下基础（《没有地址的信》，1899-1900）。他的《艺术与社会生活》（1912-1913）等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的方法论、任务和发展道路。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1905）、1908至1911年间论托尔斯泰的文章、《纪念赫尔岑》（1912）和《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中提出的反映论、文艺的阶级性和党性、“两种文化”的学说、文化遗产的继承批判，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沃罗夫斯基（1871-1923）和卢纳察尔斯基（1875-1933）也为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的建立作过许多工作。高尔基的早期作品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自发抗议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1894；《切尔卡什》，1895；《二十六个和一个》，1899），用浪漫主义的彩笔勾勒了一些热爱自由的英雄形象（《伊则吉尔老婆子》和《鹰之歌》，均1895；《海燕之歌》，1901）。1906年成书的戏剧《敌人》和小说《母亲》宣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业已诞生。以后高尔基又创作了 《童年》、《在人间》（1913-1916）等。

1917年十月革命后直到80年代末，俄国实行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制度，因此其文学又通称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因为俄国是当时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之一，这个阶段俄罗斯文学又是整个苏联文学的一部分。

苏维埃俄国初期，文学界存在许多作家团体，派别之争激烈，创作不多。代表当局主管文艺的卢纳察尔斯基为团结作家队伍做了大量工作。不久，执政的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加强了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提倡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基本创作方法。因此，除高尔基和绥拉菲莫维奇等老作家及富尔曼诺夫（1891-1926）、法捷耶夫和肖洛霍夫等文坛新秀外，马雅可夫斯基、阿·托尔斯泰（1882-1945）、爱伦堡、费定（1892-1977）和列昂诺夫等原起步于各现代主义流派的作家，都很快转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诗歌、小说、戏剧，盛极一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活跃于文坛的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诗人兼戏剧、小说作家西蒙诺夫（1915-1980）以及小说家柯切托夫（1912-1973）、邦达列夫和拉斯普京等的创作，增强了对苏维埃现实中缺点错误的暴露批判，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具有了新的特色。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中不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而产生广泛影响的，有反乌托邦小说作家扎米亚金（1884-1937）、象征派诗人和小说家帕斯捷尔纳克、剧作家和讽刺小说家布尔加科夫、幽默讽刺作家左琴科（1895-1958）、带意识流特色的乡土小说家普拉东诺夫（1899-1951）、古风派小说家索尔仁尼琴以及现实批判派作家特里丰诺夫（1925-1981年）等。

乌克兰文化和信息政策部部长7日在电视直播中表示，将从乌克兰各地图书馆中没收提倡暴力或杀害乌克兰人、歌颂俄罗斯军队、作者受制裁或被列入黑名单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上述书籍将被送往废纸厂处理后用于印刷乌克兰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