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末，高丽王朝经过长年战争和蒙古帝国的入侵已经岌岌可危。洪武二十一年（1388），中国明朝派人来高丽宣告设立铁岭卫。高丽重臣崔莹借此准备与明开战，并派李成桂出兵入侵辽东半岛。李成桂的父亲李子春为地方豪族，任双城总管府千户。1356年，高丽攻其地，李子春投降。1362年，李成桂袭父职，在图们江、鸭绿江方面参与抵御女真族和蒙古残余势力入侵的军事行动。不久，他调京任职，后到南方抵御倭寇。1380年、1385年大破倭寇，威名日盛，参与军机中枢。

在威化岛，李成桂以江水泛滥渡江困难、粮食不足为由，再次要求禑王撤军。但是，撤军要求再次被拒绝，李成桂于五月二十二日自行决定开始撤退。这就是威化岛回军事件。李成桂发动兵变，推翻了高丽禑王的统治，崔莹被处死，禑王被流放到黄骊府。王禑之子王昌被立为王，其后李成桂又借口禑、昌父子本非王氏，以“废假立真”为名，另立王瑶为王。

洪武二十五年（1392），李成桂清除了高丽宫廷反对派首领郑梦周。在流放王瑶到原州后，受群臣推戴，于七月十七日即位于寿昌宫，建立朝鲜王朝，确立了对明朝事大的基本国策，结束了高丽王朝近500年的历史。推行科田法，奖励农业。李成桂还通过招抚、武力征服朝鲜半岛东北的女真部落，进一步加强了对该地区的管辖，使其疆域达到图们江。倭寇在李成桂当政期间基本不敢再骚扰朝鲜。李成桂去世后，倭患再度兴起。

主词条：第一次王子之乱、第二次王子之乱、朝鲜太宗

自从李成桂开创了朝鲜王朝之后，与明朝政府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宗藩关系，并且在前期一系列比较开明的政策之下，社会呈现出勃勃生机。尽管也发生过多次内乱，大部分情况下政治状态尚算稳定。所以朝鲜王朝的前期被公认是朝鲜王朝的发展期，尤其是世宗大王的统治时期被认为是朝鲜王朝的黄金时期。但是，在世宗、世祖、成宗等几位贤君之后，后世朝鲜的国君大多昏怠而缺乏治国之术，则伴随着的便是党争的愈演愈烈与民生的困苦。这为后期朝鲜的吏治与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随着朝鲜新王位的产生和巩固，王位继承人开始成为朝鲜的一个问题。李成桂的五子李芳远在帮助李成桂登基中贡献是最大的。但在郑道传等重臣的游说下，洪武二十五年（1392）李成桂立八子李芳硕为世子。

洪武三十一年（1398）八月二十六日，31岁的王子靖安君李芳远发动军事政变，率兵冲入王宫景福宫，直趋东宫资善堂，将其异母弟弟、年仅十七岁的世子李芳硕乱刀斩杀，另一异母弟弟、年仅十八岁的抚安君李芳蕃亦同时被杀。得手之后，李芳远率军又杀入了开国一等功臣、封号奉化伯郑道传家中。五十六岁的权臣郑道传此时正与其好友、世子的岳父沈孝生交谈，被乱兵砍死。史称“戊寅靖社”。

恐于王子互相残杀，李成桂决定立即引退并将王位让给二子李芳果，就是朝鲜定宗。定宗即位后便迁都回开京。建文二年（1400），朝鲜王朝再次发生变乱。为了争夺王位，开国功臣之一的朴苞与李芳干策动变乱，矛头直指掌权者李芳远。李芳远掌握下的定宗大王，唯李芳远马首是瞻，李芳远权势的滋长，刺激了李芳干的野心。李芳干不顾势力的悬殊，决心与五弟决一雌雄。李芳干趁兄弟狩猎之机，动员私兵加害李芳远，但是异谋早已为李芳远的鹰犬所侦知。李芳干无奈只好提前起兵，上王与定宗一再下谕劝阻无效。李芳远侧李叔蕃、李芳干侧孟宗、李成奇在开城竹善巷一带爆发巷战，李叔蕃射死李成奇，李芳干军奔散。李芳干势穷北奔，最后解甲卧地就戮被擒，流放兔山郡。

晚年的李成桂连夜出奔，躲回老家咸兴。此后，频繁派往咸兴的问安使接连在李成桂手下丧命，但是这阻吓不了凶悍的李芳远。两年，李成桂后被掳回汉阳，父子二人终于狭路相逢，李成桂被幽禁在昌德宫中，度过他生命最后的六年。朴苞之乱后，李芳远成为世子，十一月受禅为王，尊定宗大王为仁文恭睿上王。

朝鲜太宗开始发布法令巩固其王权统治。对内，太宗一改高丽王朝“君臣佞佛”的传统，崇尚儒学，学习儒家经典。在政治上更是仿造明朝的体制，实行所谓“六曹直启制”。太宗的第一条措施就是解散王子和贵族的私兵，将兵权收归中央。私兵制度的废除有效预防了可能的反叛，并增加了国家军队中的士兵人数。太宗的第二条措施是修改土地税法，普查人口。随着新发现土地的增加，国家收入翻了一番。

太宗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一方面太宗为夺王位杀死诸多异己和亲属，另一方面太宗治国有方，使人民生活得到提高，国防得到加强，为其王位继承者朝鲜世宗的统治打下良好基础。

主词条：朝鲜世宗、己亥东征、朝鲜世祖、朝鲜成宗

永乐十六年（1418）八月，世宗在其父太宗退位前两个月登基。永乐十七年（1419）五月，世宗在太宗的建议和指导下己亥东征清除对马岛的倭寇。正统八年（1443），《癸亥条约》签订。对马岛大名被授权每年与朝鲜进行50船的贸易，向朝鲜朝廷进贡并负责防止倭寇对朝鲜海港的侵扰。

在北部边疆，世宗建立了“四郡六镇”用于防卫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宣德八年（1433），世宗派金宗瑞出兵攻打明朝建州女真诸部巩固朝鲜北方疆域。

在世宗统治期间，朝鲜的科技、文化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世宗最为人纪念的贡献是创造谚文。由于世宗的功绩，世宗被尊称为“世宗大王”。但是当世宗去世后，训民正音并没有得到全面推广，上到官员的公文，下到老百姓间的契约依旧用的是汉文。

景泰元年（1450），世宗长子，朝鲜文宗即位。文宗基本上继续了世宗的政策，不过即位仅两年就因病去世。文宗年仅十二岁的儿子朝鲜端宗即位。端宗的叔父首阳大君李瑈在景泰四年（1453）发动癸酉靖难，杀死辅助端宗的重臣皇甫仁和金宗瑞等人，掌握了实权。景泰六年（1455）闰六月十一日乙卯，首阳大君受禅于景福宫勤政殿，是为世祖大王。后来成三问、朴彭年等六位大臣密谋使端宗复位，事败被处以极刑，史称“死六臣事件”。事后端宗也被赐死。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世祖加强了王位的统治，使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得到近一步的加强。世祖下令绘制朝鲜详图，以加强对边远地区的控制。对各个地区的所有军人和后备役人员实行人口统计，并强化了要求全体国民携带号牌（身份牌）的国民登记法。朝鲜王朝的基本法典《经国大典》亦在世祖时期开始编纂，被誉为“国家的立国磐石”。

成化四年（1468）九月七日，世祖传位于睿宗，次日在明政殿去世。但体弱多病的朝鲜睿宗即位不到两年就因病去世。成化五年（1469）睿宗的侄子朝鲜成宗即位。成宗统治期间，国家经济文化繁荣发展。成宗重用士林派参政，设立弘文馆，并成立由儒学家组成的智囊团为治理国家献言献策，完善了包括司宪府、司谏院和弘文馆的朝鲜三司制度。成宗时期是续世宗后朝鲜王朝又一个文化发展黄金时期，大量书籍在这一时期发表问世。

成宗在位年间，除东北女真时有侵扰外，朝鲜内外均无大的忧患。而朝廷当中，已经俨然分成了勋旧势力和新进的士林势力两大派别。朝鲜王朝由此开始走向文恬武嬉、兵备废弛、党争加剧的时代。弘治七年（1494）十二月二十四日，成宗去世于昌德宫之大造殿。

15世纪末，朝鲜王朝政治腐败，党争不绝。在燕山君统治期间，朝鲜发生了戊午士祸和甲子士祸，大批知识分子被屠杀。燕山君的生母废妃尹氏因被指控出于妒嫉毒害成宗妃子而被成宗赐毒酒而死。在得知此事后，燕山君杀死了指控尹氏的严、郑两贵人和支持赐死尹氏的官员及其家眷。对世祖篡位有偏词的士林派学者也遭到燕山君杀害。燕山君还搜掠千名美女为其作乐，把成均馆当成花天酒地的地方。由于有民众使用谚文书写传单痛斥燕山君，燕山君还下令禁止谚文的使用。正德元年（1506）中宗反正后，燕山君遭成希颜、朴元宗等朝臣废黜，被流放乔桐岛，两个月后病死，得年三十一岁。因以暴君身分被废，因而无庙号、尊号、谥号、陵名等。

继位的朝鲜中宗是个平庸之人，只是因所处的历史时期而被推上王位。不过在中宗时期，中宗的大臣士林派首领赵光祖开展了许多大规模的改革。赵光祖建立了乡约以加强地方的管理，并通过土地改革降低贫富差距。赵光祖还通过发行简易本的儒学书籍在大众中传播儒家思想，并致力于精简国家机构。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由于赵光祖的严厉监督，在这一时期朝鲜的官员无人敢收受贿赂或滥用职权。赵光祖的激进改革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但遭到帮助中宗登上王位的勋旧派的强烈反对，并密谋陷害赵光祖。正德十四年（1519），赵光祖被赐死，史称“己卯士祸”。在随后的五十年中，朝鲜朝廷斗争不断。

主词条：四色党争、壬辰倭乱、丙子虏乱

朝鲜王朝的中期是朝鲜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吏治昏暗，宫廷内部各党派之间的权利斗争愈发惨烈，屡次发生政变与农民起义。而自16世纪末至17世纪上半叶，日本挑起的壬辰倭乱与满洲贵族的两次入侵更是多次给予国家与社会以灭绝性打击。

士林派在燕山君、中宗和朝鲜明宗统治期间势力一直被削弱。朝鲜宣祖统治时期，士林派重新掌权，但很快分裂成为东人党和西人党两派。东人党又分裂为南人党与北人党。西人党又分为老论派和少论派。随着权力在这些朋党的更迭，随之而来的是血腥的清剿和相互不断的报复。

万历十七年（1589）的己丑狱事就是其中一例。东人党的郑汝立有个抗击倭寇的组织，成员们进行军事训练。这个组织宣扬没有阶级的社会，因此其性质和目的受到人们的质疑。西人党的首领郑澈负责调查此事。郑澈指控郑汝立密谋造反，并借此事清剿与郑汝立团体有任何牵连的东人党。最终有千名东人党被处死或流放。

壬辰倭乱时期，当时掌握日本政权的丰臣秀吉蓄谋以朝鲜为踏板入侵中国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和万历二十五年（1597），丰臣秀吉带领装备有葡萄牙火枪鸟铳的军队入侵朝鲜。朝鲜宫廷中的党派纷争、对日本军事能力的低估以及外交调解的失利使得朝鲜迎战准备不足。装备有西方武器的日本军队，随后开城、平壤相继失陷。仅两个月零两天，朝鲜“浃旬之间，三都失守，八方瓦解”。几个月内就占领南部朝鲜半岛。

不过李舜臣领导的朝鲜水师在海上有效地摧毁日本军舰。朝鲜民间的游击组织对入侵的日本军队抵御也遏制了日军的攻势。日本对朝鲜的大举入侵，大大地震动了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明朝出兵援助朝鲜击退日军。事后朝鲜与日本断交，直到万历三十七年（1609）才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

倭乱为朝鲜王朝的历史写下沉重的一页，战争严重破坏了朝鲜社会，战后耕地缩减到战前一道的水平（四五十万结），人口锐减到战前的六分之一，十万人口被日本掠夺。壬辰战后，朝鲜户口锐减，因而人民负担大幅度加大，为加固国防的而征收“三手米”（炮手、射手、杀手），以及增加其它维持国家所需的各种捐税。门户党争即使在倭乱中也不曾停止（结果李舜臣遭罢免），战后更加愈演愈烈，士大夫除此之外别无建树。社会结构开始出现变化，拥有战功的平民开始步入两班行列，两班失势初现端倪。同时，朝鲜王室第一次被外国欺凌，威信空前低落，社会各种裂痕在倭乱后一并显露，朝鲜王朝五百余年国祚实际上从此时开始衰亡。

壬辰倭乱使朝鲜国力锐减。此时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正在中国东北统一女真族。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公布对明的“七大恨”后，开始攻打明。努尔哈赤和明都想联合朝鲜，使光海君处在进退两难之地。光海君打算中立。但由于明帮朝鲜击退了倭寇，朝鲜的大臣们大多数都支持帮助明打女真。万历四十七年（1619），朝鲜就曾在萨尔浒之战中派兵支援明。天启三年（1623），仁祖反正，光海君被废。天启四年（1624），爆发李适之乱，叛乱被平定后，仁祖仍需在汉阳部署重兵以维护首都稳定，从而导致防卫北部边疆的军力不足。

天启七年（1627），努尔哈赤的侄子阿敏带领3万女真部队入侵朝鲜。双方最后议和订立“兄弟国的盟约”。朝鲜派遣王子李觉赴后金为人质。后金、朝鲜互不侵犯对方的领土。丁卯胡乱之后，后金和朝鲜的兄弟关系并不和睦。后金军一退，朝鲜马上向明朝“疏奏被兵情节”。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朝鲜大臣认为明朝助朝鲜击退倭寇，朝鲜理当与明朝交好抗击后金。因此朝鲜拒绝废除明朝年号，并依旧保持宗藩关系。这最终导致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攻打朝鲜，迫使朝鲜成为清朝的藩属国。

仁祖之后的朝鲜孝宗，曾试图联合中国南方反清势力讨伐清朝，但无果。朝鲜虽然公家文书使用清朝年号，但在特定场合（如祭祀、墓碑及与明朝相关场合）却在使用“崇祯后纪元”，甚至持续到20世纪初。

在经历了前期的辉煌与中期的衰落之后，朝鲜王朝的后期可以视作一个滞止期与消亡期。这一阶段颇有一些朝鲜君主试图施展政治手段以恢复国家的力量，不过都没有起到实质性的功效。而闭关锁国的政策也使得朝鲜越发闭塞。而后来则不断受到西方殖民者的骚扰，最后更是由刚刚开化的邻居——日本，用洋炮轰开了朝鲜的国门，此后朝鲜便陷入了受列强支配的境地。

主词条：实学、势道政治、大院君改革

在倭和后金入侵朝鲜之后的200年里，朝鲜半岛一直没有外部战争发生。实学在朝鲜开始兴起。早期的朝鲜实学者主张一系列包括科举、税收、科技和农业技术的改革，旨在复兴被日本与女真损毁的国家。

朝鲜肃宗在位时，党争激烈，发生过3次“换局”事件，包括庚申换局（1680）、己巳换局（1689）、甲戌换局（1694）。朝鲜英祖为消除党派之间的消耗性斗争，并达到均衡，实行了“荡平政策”。朝鲜英祖和朝鲜正祖统治时期，朝鲜开始出现复兴。正祖统治时期开展了更为开放的社会改革政策，得到实学者的广泛支持。朝鲜的社会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长足发展。

嘉庆五年（1800），英正时代结束后，继位者多半年幼加上无嗣，而安东金氏、丰壤赵氏等外戚势力逐渐崛起，权倾朝野，家族内曾有三位女性成为王后，并有多人曾出任领议政，称为“势道政治”，王权旁落。直到同治二年（1863），朝鲜高宗即位，其父兴宣大院君摄政时逐渐削弱外戚势力，王权在朝政上的影响力才又有效巩固。

主词条：舍门将军号事件、丙寅洋扰、辛未洋扰

1860年代中期，兴宣大院君的统治闭关锁国，迫害国内外的基督教徒。最终导致同治五年（1866）8月法国派舰队攻打江华岛，法国战败，史称“丙寅洋扰”。兴宣大院君摄政初期的大部分精力主要是修复景福宫。同治七年（1868），美国商船“舍门将军号”在平壤靠岸，试图与朝鲜开展商贸外交，但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部份船员被杀害。同治十年（1871），美国派兵到江华岛，要求朝鲜就“舍门将军号事件”道歉，但遭到朝鲜拒绝。外交斡旋发展成为武装冲突。美国的进攻导致朝鲜的伤亡，但外交上仍是无果，最后撤兵，史称“辛未洋扰”。

主词条：江华条约、甲午战争、甲午更张、乙未事变、俄馆播迁

同治十二年（1873），兴宣大院君引退，高宗名义上正式掌权，但实权实际被高宗王后闵妃掌握。朝鲜宫中的高官都是闵妃的亲属。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光绪二年（1876）依靠西方先进武器迫使朝鲜签订了《江华岛条约》。日本取得了自由勘测朝鲜海口、领事裁判权、贸易等权利。光绪八年（1882），大院君利用壬午军乱掌权，后遭清军干涉，大院君则被带到中国幽禁3年。光绪十年（1884），朝鲜发生甲申政变，亲日开化派金玉均等夺权，袁世凯率清军平乱，闵妃重掌政权。

列强的入侵和朝鲜腐败统治使民众不满。光绪二十年（1894）春，全琫准在全罗北道发起东学党起义，提出“辅国安民，斥倭斥洋，尽灭权贵”。高宗恐慌，向清告急。清派出3000军队与起义军达成停火。日本得知清派兵到朝鲜后，派出8000军队占领了景福宫，并成立亲日政府。此次事件最终升级成为甲午战争。随后，朝鲜政府在日本的策动下单方面宣布与清朝脱离藩属关系，并实行“甲午更张”。开国五百三年（1894）十二月，高宗将自己的称号由主上殿下改为大君主陛下，王大妃殿下称王太后陛下，妻子闵妃由王妃殿下称王后陛下，王世子邸下称王太子殿下，王世子嫔邸下称王太子妃殿下，将王室成员的头衔一并升格。4月17日，中国战败，《马关条约》签署，朝鲜不再是清朝的藩属国。战争之后，胜方日本所支持的大院君派得势。明成皇后失势后转而推行亲俄路线，试图借助沙俄的力量重建势力，因而引来了日本人的报复。在开国五百四年（1895）10月8日的乙未事变中，为清除亲俄势力，在日本驻朝公使的策划下，日本浪人袭击景福宫，残忍杀害了高宗的王后闵妃（明成皇后）。随后，日本逼迫高宗下“断发令”，强迫朝鲜人改变习俗，易服断发，导致民怨沸腾。如惊弓之鸟的高宗感到王宫待不下去了，就在亲俄势力主导下，于建阳元年（1896）2月潜逃出宫，躲进俄国驻朝公使馆待了一年。

主词条：光武改革、大韩帝国、日韩合并

建阳二年（1897），高宗在朝鲜国内外支持独立的政治压力下，从朝鲜驻俄国公使馆回到德寿宫登基称帝，宣布大韩帝国成立，年号光武，并开展了光武改革。

光武九年（1905），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沙俄，双方签署了《朴次茅斯和约》，日俄战争结束。11月17日，日本与朝鲜签订《乙巳条约》，日本成为朝鲜的保护国。伊藤博文是日本在朝鲜的第一任统监。高宗为朝鲜王朝的命运忧心如焚，他一直悄悄进行着抗争。光武十一年（1907），他趁第二次万国和平会议在荷兰海牙举行之机，派李相卨、李儁、李玮钟三人为密使前往海牙，向西方陈述本国悲惨处境，呼吁西方列强干预。但未得到列强理睬，西方反而按照日本的要求拒绝密使与会。三人悲愤至极，李准更含恨病逝于海牙，长眠异邦。高宗此举惹恼了伊藤博文，他气急败坏地决定立即赶高宗下台。7月，高宗被逼退位，太子李坧继位，即后来的纯宗。隆熙三年（1909），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朝鲜民族主义者安重根刺杀身亡。隆熙四年（1910），《日韩合并条约》签订。

1910年8月李坧的称号从“皇帝”被降为“李王”，仍健在的父亲高宗李熙则从“太皇帝”降为“李太王”，他们家族每年从日本那里支取一笔生活费用，表面上继续维持帝王生活，但没有任何权力，活动范围也被限制。明治天皇去世后，特别是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政府每月支付的生活费减少到了几十日元，活动范围被进一步限制。1919年1月21日高宗逝世。1926年，52岁的朝鲜纯宗李坧因病去世，其弟，末代皇太子英亲王李垠成为新一代李王。日本政府逼迫韩国王族与日本贵族通婚，其中高宗幼女德惠翁主被迫嫁给日本伯爵宗武志，本来就患有精神疾病的翁主，经历了各种磨难后病情进一步恶化，直到1961年回国后才开始好转。

1945年，日本战败，朝鲜光复，但在美苏两国的干预下，朝鲜半岛分裂成南北两部分。1946年，日本政府废除王公族制度，次年，韩国王室成员被开除皇籍，剥夺日本国籍，身在日本的李垠等旧王室成员希望回国，但时任韩国总统李承晚对朝鲜王室持敌视态度，生怕王室的支持者拥戴他们推翻自己，便百般阻挠。1954年韩国制定《旧王室财产处置法》，王室财产划归国有，留在韩国的王室成员被赶出王宫，本来就所剩无几的财产被搜刮得几乎一干二净，王室成员每月发放生活费，而对李垠一文不付，纯宗遗孀尹大妃（纯贞孝皇后）甚至一度流落街头。

1960年，李承晚倒台。1961年，朴正熙通过政变上台，善待旧王室，王室成员的生活得以改观，长期流亡国外的王室成员终于回到了阔别数十年的故土。1970年，李垠逝世，韩国政府为其举办国葬。他的儿子李玖、侄孙李源（义亲王李堈之孙）先后成为李氏家族的首领。

朝鲜历代都把全国分为八道，俗称朝鲜八道。道之下设州、府、郡、县。其中，庆尚、全罗、忠清、黄海、京畿五道再分左右两道。宁安道（咸镜道）分南北两道。平安道分东西两道。江原道分岭东、岭西两部。

除了行政划分以外，古代朝鲜还按传统习惯将全国划为六个大区：关北（咸镜道、平安道）；关西（黄海道，平安道南部，以及江原道西部）；关东（江原道太白山以东的部分，又称岭东）；畿湖（京畿道全部和忠清道的一部）；湖南（忠清道一部分加上全罗道）；岭南（庆尚道）。

朝鲜高宗时期，曾实行过两次行政改革，一道把朝鲜八道分为23府，但后来又再改成13道，即把平安、庆尚、咸镜、全罗、忠清五道划分为南北两道，成为十三道。

在日据时代，朝鲜全境归朝鲜总督府管理，朝鲜总督府将汉城府废为京城，汉城府辖区降为京畿道的一个郡，一直到日本投降。其时朝鲜行政区为13道，218个郡，2202个县、28498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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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词条：朝鲜古代官制、两班

朝鲜王朝的政治结构采用中央集权制。李成桂建国之后，即命儒臣郑道传等讲究历代之典，按“仪章法制，拟定东、西（文、武）两班官制。十日后，官制颁布，确认了前朝仿唐制而行的门下府、中枢院和三司宰臣“合坐”都评议使司总揽国政的中枢机构组织模式。朝鲜王朝早期效仿明太祖直接管理六部的方法，实行六曹直启制，六曹直接对国王负责，世宗后改行议政府署事制，六曹归议政府管辖。

成化五年（1469）完成的《经国大典》确立了新的政治制度。以后虽然官职的名称存废有一定的变动，但是整个朝鲜王朝时期的官职制度总体上都遵循了《经国大典》的规定。朝鲜王朝的职官体系由来可以分为两大组成部分：一是高丽王朝旧制，二是明清官制的影响。

正德五年（1510）后，朝鲜为了防备倭寇和女真而设立备边司，壬辰倭乱后，备边司权限大增，包揽了军国机务，成为朝鲜王朝后期事实上的国政运营中枢，造成了“事无巨细，无不归重，政府徒拥虚号，六曹皆失其职”的局面。同治四年（1865）废除备边司，恢复旧规。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在日本的干涉下，朝鲜废除议政府、六曹的官制，仿照近代国家的内阁组织，新订官制，改六曹为八部、捕盗厅改为警务厅，以及废除科举考试等等，此即“甲午更张”。

朝鲜王朝的官职和官衔称为两班，等级由正一品到从九品，共计九品十八级。其中，正三品分正三品堂上和正三品堂下。正一品至正三品堂上称为堂上官。正三品堂下到正七品称为堂下官或参上官。正七品以下为参下官。甲午更张以后，修改职官制度，敕任官为正一品至从二品，奏任官为正三品至从六品，判任官为正七品至从九品。武将制度，大将为一品，副将、参将从二品，正领、副领、参领、正尉从三品，副尉、参尉从六品，正校、副校、参校另外决定。

在朝鲜国王下面，有辅佐机关——议政府，其首领为“领议政”，俗称“领相”。领议政之下为左右议政，俗称“左相”和“右相”，与领议政同为正一品。再下为从一品左右赞成、正二品左右参赞。再下有正四品舍人、正五品检详、正八品司录。

议政府之下有六曹（吏、户、礼、兵、刑、工），相当于同时期明朝的六部。其长官称判书（正二品），相当于中国的六部尚书；副职称为参判（从二品），相当于中国的侍郎，往下有六曹参议（或参知，正三品堂上）、正郎（正五品）、佐郎（正六品），其中吏、兵曹的佐郎与正郎合称铨郎，享有特殊地位。监察谏议机构为司宪府和司谏院，合称两司，长官为大司宪（从二品）和大司谏（正三品堂上），下设有司宪府执义（从三品）、司宪府掌令（正四品）、司宪府持平（正五品）、司宪府监察（正六品）、司谏院司谏（从三品）、司谏院献纳（正五品）、司谏院正言（正六品）。此外还有承政院，下设都承旨、左右承旨、左右副承旨、同副承旨（均为正三品堂上），为国王起草旨意。

宗亲、忠勋衙门有宗亲府、忠勋府、仪宾府、敦宁府等。国学为成均馆（相当于中国的国子监）。其他机构有奎章阁、经筵厅、弘文馆、艺文馆等。史馆称春秋馆。内廷供奉机构有内医院、尚衣院、司仆寺、内资寺、内赡寺、礼宾寺、济用监、内侍府等。此外还有宗庙署、社稷署、长兴库、义盈库、冰库、平市署、图画署、惠民署、造纸署、瓦署、归厚署、典狱署、典牲署、掌苑署、司圃署、养贤库等衙门。

西班属衙门有五卫都总府（中卫：义兴卫、左卫：龙骧卫、右卫：虎贲卫、前卫：忠佐卫、后卫：忠武卫）、五军营（训炼都监、御营厅、禁卫营、总戎厅、守御厅）、内三厅（内禁卫、兼司仆、羽林卫）、扈卫厅、捕盗厅、镇抚营、管理营、龙虎营、总理营、世子翊卫司、世孙卫従司。长官称都总管（正二品）；训练都监：都提调（正一品）、提调（正二品）、训练大将（从二品）；御营厅：都提调（正一品）、提调（正二品）、御营大将（从二品）；禁卫营：都提调（正一品）、提调（正二品）、禁卫大将（从二品）；总戎使（从二品）；守御使（正二品）；内禁卫将（从二品）；兼司仆将（从二品）；羽林卫将（从二品）；扈卫大将（正一品）；捕盗大将（从二品）；镇抚使（从二品）；管理使（正二品）；禁军别将（从二品）；总理使（正二品）。兵曹下有义禁府，处理谋危社稷的人。

主词条：朝鲜八道

地方行政分八道，朝鲜八道辖境自永乐十五年（1417）以后基本稳定，仅局部有所变迁。道下为大都护府、牧、都护府、郡、县。

汉城府判尹为正二品，下设左右尹（从二品）。四都（开城府、江华府、水原府、广州府）长官称留守，水原府和广州府留守为正二品、开城府和江华府留守为从二品。汉城府判尹、左尹、右尹和四都留守属东班京官职。东班外官职为从二品诸道观察使、从二品府尹、正三品堂下大都护府使、正三品堂下牧使、从三品都护府使、从四品郡守、从五品都事、从五品判官、从五品县令、从六品察访、从六品县监、从六品教授、从九品训导、从九品审药、从九品检律、从九品驿丞、从九品渡丞。中央外派官职有道观察黜陟使、都巡安使、按廉使。

《大明律》于高丽末期传入朝鲜半岛后，虽引起了朝鲜王朝统治者的高度关注，但从洪武二十五年至景泰六年，《大明律》一直与唐律、元律混同使用，造成了朝鲜王朝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的混乱局面。朝鲜世祖即位后，对法律制度进行了改革，明确了“用律用《大明律》”的用律思想，确立了《大明律》在朝鲜王朝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历代沿袭不替。专一使用《大明律》是朝鲜王朝之意愿，非中国之强令。长期专一和自觉自愿地使用《大明律》，为嘉靖时期形成的中朝政治一体化奠定了法律基础。

明朝灭亡以后，《大明律》在朝鲜的地位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并通过礼讼较为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大明律》地位的动摇和当时朝鲜国内国际的形势，及在此情势下思想与文化取向的转变有关。南人集团为了取得执政权以革新政治，首先就要取得话语权，礼讼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在甲寅礼讼之后，南人及之后的西人少论派为了推行更加务实的路线，必须突破之前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羁绊，其方法就是降低“时王之制”即《大明律》等明朝制度的地位，并对朱子学做出修订或新解，而这两者又是密切相关的。

朝鲜王朝实行文人治军和兵将分离制度，无定将、无定卒，类似轮流服役的预备役军队，而非常备军。西班外官职包括兵马节度使、兵马防御使、水军统御使、水军防御使、水军中军、（下三道：全罗道、庆尚道、忠清道）三道水军统御使、三道水军统制使（均为从二品）；兵马节制使、水军节度使、巡营中军、镇营将（均为正三品堂上）；兵马佥节制使、水军佥节制使、兵马虞侯（均为从三品）；水军虞侯（正四品）；兵马同佥节制使、兵马万户、水军同佥节制使、水军万户（均为从四品）、兵马评事（正六品）、兵马节制都尉、监牧官（均为从六品）、别将、权管别将（从九品）。

朝鲜建国前期，军备充足，规模最大时有军队近15万人（15世纪后期）。军事制度以五卫制为主，军队分为五卫：义兴卫（中卫）、龙骧卫（左卫）、虎贲卫（右卫）、忠佐卫（前卫）和忠武卫（后卫）。在中央设兵曹和五卫都总府统一掌管军政和军令。平时，五卫轮流承担宫禁警卫任务；战时，五卫赴前线作战。五卫制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所属人员平时为农民，战时为士兵，士兵所需衣食兵器等物资全部自给自足，国家没有养兵的财政负担。

朝鲜太宗即位之后，通过废除私兵制和两次中枢改革，既实现了中枢机构军、政权力的分离，又瓦解了功臣“合坐”操纵国政的格局。世宗大王即位后发动己亥东征。永乐十六年（1418）5月，忠清道、全罗道传来警报，倭船数十艘集结海岸，袭击朝鲜兵船。同月之内，黄海道海面也有倭寇出没，入寇海州等地，事实证明，朝鲜的和平手段付诸流水，倭寇依旧猖獗。王室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到达无法容忍的地步。己亥东征是朝鲜王朝仅有的主动向日本发动的军事反击。壬辰倭乱时，国内承平日久，武备松弛，“人不知兵”。丙子虏乱时期，朝鲜君臣求和之切，军队毫无斗志，各路勤王军队也被清军击败。朝鲜中期已经到了军备废弛的地步。为了提高军力，朝鲜君臣购得戚继光《纪效新书》，成立训练都监，训练都监成为朝鲜王朝后期三百年最重要的军队建制，开启了朝鲜军队职业化的道路。

近代以来，朝鲜王朝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通过改革建立了近代化的军制。建阳元年（1896），朝鲜高宗派闵泳焕为特使，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仪式，期间与俄国达成秘密协议，其中规定由俄国派遣军事教官训练朝鲜军队。光武三年（1899），高宗李熙开设“元帅府”，自任陆海军大元帅，皇太子任元帅，设在皇宫内，分为军务、检查、记录、会计四局。光武五年（1901）3月，高宗皇帝以敕令第7号的形式颁布《沿海炮台设置件》，强化海防，并购买了日本军舰“扬武”号。光武七年（1903）3月15日，高宗李熙下达诏敕，以征兵制代替募兵制，大力扩军。同年7月29日，军部大臣尹雄烈奏请创设海军。

李氏朝鲜时期国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农业税收。税收以贡米为主，杂以少量地方土特产，很少征收货币地租。因此农业成为经济的关键。在土地问题上，确立了高丽末期开始的科田法，废除了贵族占有大片土地的现象，并解放了大批奴婢。世祖在成化二年（1466）制定了职田制，田地只授予在职官员，在其去职后由国家收回，以提高国家的税收，防止两班贵族对土地的兼并。随着开垦荒地和农具的改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

17世纪后，私营的手工业场取代了官营的工场，刺激了为出售而生产货物的手工业发展。商业活动的增加还促进了商业性农业的兴起，而商业性农业的兴起又促使农村生活开始性发生变化。

朝鲜的宫廷用度、百官俸禄都来自田税米谷，此外一切恒常及临时使用之物，如丝绸、药材、马匹、衣料、纸张、菜蔬等等均责之于土贡。英祖之前的几代国王对此制度进行改革，采取切合实际的政策，允许边远地区将贡物折成米，然后用米纳税，交到附近的港口，称之为贡价米。在山区允许缴纳土产来代替粮食。贡价米发到各个衙门手中，由其自行采办所需物资，或者交人承包采购。承包者即为“贡人”，后来发展成朝鲜商人的主力。

18世纪，朝鲜的国内和国际商业活动量迅速增加，通过经由行会组织扩大的垄断和批发销售，出现了资本积累。许多从事贸易的商人集中在汉城。政府核准的商店即领有执照的贡物供应商与街巷小店主之间的传统分野，被融合到一种垄断和批发体制的结构之中。临时商店的设立原来是为了满足人民在特殊场合（如科举考试、国王出巡和其它全国性大事等）的需求，但是这些店铺在这种场合过去后，仍继续向普通百姓供应食品和杂货。这些店铺是由小店主在临时搭起的棚屋里经营的，他们不管怎样都依赖批发商。手工匠往往成为个体生产者。有些人甚至发展成工厂厂主，取得了销售自己产品的垄断特许权。在一些情况下，仅仅做经营某些商品的批发商比从事物品生产更有得可图。

到英祖时期，朝鲜和清朝、日本之间的贸易额迅速增长。其中除了中朝边市贸易的牛、马、盐、铁之外，最重要的是对清朝的人参贸易。人参贸易又称为八包贸易，每包人参为10斤，朝鲜允许到中国的使团——所谓“燕行”人员——每人携带八包。后来因朝鲜边民越境采参伤害中国地方官员，朝鲜政府停止人参出口，使团按每斤人参25两白银计算，可以携带2000两白银去中国购买商品。后来为了防止白银过度外流，又折合成价值2000两白银的朝鲜货物，如皮毛、纸张、海产干货等杂物。

从朝鲜输送到清朝的商品包括马匹；貂、水獭、青鼠、豹等毛皮；海参、鲍鱼、虾、鱼、海带等海产干货；金、银、铜、豆锡、生铁、钢铁等金属；白纸、壮纸、桑皮纸等纸张；人参、胡椒、白矾、干姜等药材；丹木、槐花等染料；梨、苹果、柿、栗等干鲜果品。从清朝输入朝鲜的有牛、羊、骡、驴等牲畜；剪刀、镊子、针、床炉、釜、皮箱、马鞍、雨伞、木箸、算盘、梳子、纽扣、烟袋、眼镜、瓷器、毛绵纸、斗方纸、火石、火镰、笔、墨、砚、铜壶、锡壶、指南针等日用杂货；各种金属制品如铲、犁、铧、锯等工具；金、银、铜制钱等通货；棉花、棉纱、生丝等纺织原料；各种棉布；各种锦缎绫绸；各种男女成衣、帽子、鞋袜；各种染料；各种食品；各种药材；各种书籍；乃至于进口珠宝玉石、漆器牙雕、家具古董、钗环首饰、自鸣钟、自鸣琴等西洋玩好、猫狗鹦鹉等珍禽异兽。

朝鲜商人的这种商业垄断和批发活动造成了对银和铜的更大需求，促进了采矿业的发展。倭乱之前在政府严格控制下的矿山交给了私人经营。此外汉城在18世纪作为工商业城市已有了长足进展，19世纪后贸易更胜往年。老百姓对诸如刀、文具、烟竹、衣帽、餐具、农具等手工艺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对妇女戴装饰性假发的限制实际上也消失了。

朝鲜王宫内的科研机构制造了正方案、圭表等天文仪器，以及仰釜日晷、悬珠日晷、天平日晷、定南日晷、自击漏、玉漏等精密仪器。宫廷历法机构编写了《七政算内篇》、《七政算外篇》、《诸家历象集》等书籍。18世纪初，实学派还将西方的地转说引入朝鲜。

世宗时代，编纂了八卷本《地理册》，按照一定的体系详细叙述了朝鲜各州郡的历史变迁、名称由来、山川、部曲、城池、官坊、烽燧、桥梁、津渡、驿站、按姓氏分类的居民构成、牧场、土产、手工业种类、土地的肥瘠、田结数、租税、供纳、运输、四季气候、风俗和路程，相当于一部地理方面的百科全书。与此同时编纂了各地的地方志，此后又编写了《东国舆地胜览》、《东国舆地备考》等地理书籍。地图方面，先后编纂了《八道州郡图》、《八道山川图》、《八道图》、以及按照比例尺绘制的《大东舆地图》。

医学方面，朝鲜王朝宫廷和民间编纂了许多著名的医学书籍，许浚通过参考大量中国古医书于1596年编纂了一部《东医宝鉴》。还有《医方类聚》、《乡药集成方》、《本国经验方》等。

17世纪的实学家还深入研究研究西洋算学，洪大容编写了《筹解应用》，把古代算术发展到包括代数学和几何学在内的现代数学。

朝鲜王朝时期实用的发明创造活动同样非常活跃。农业书籍《农家集成》、《农事直说》、《农桑辑要》、《四时纂要》、《课农小抄》等重要书籍。制造并改进了雨量计、水文计等科学仪器。

高丽时期发展了铜活字印刷技术和排版术并得到广泛应用，1403年在汉城设置了铸字所。

朝鲜王朝建立后，将高丽时传自中国的朱子学（程朱理学）定为正统的统治思想。此后五百余年间，朱子学对朝鲜社会生活各方面有广泛和深远的影响。15世纪末至16世纪，是朱子学的全盛期。在总结以往朱子学成果的基础上，朝鲜产生了朱子学集大成的体系，其代表人物是李滉与李珥。16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期，朱子学趋于没落，一些朱子学学者趋于脱离，实际的清谈空论，其代表人物有金长生、宋时烈等人。

朝鲜王朝的儒学始终以朱子学为正宗，而朱子学则以性理学为其核心。所谓性理学就是有关性命与理气的学问，它成为统治理念，也成为教育理念和解释人的理论依据，不断得到深入发展。在朝鲜王朝历史中，朱子学思想始终代表了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因此在朝鲜朱子学全盛时期，中小地主阶层的政治思想基础也相当稳固。他们在朝廷公办的教育机构和自己私设的书堂受到儒教思想教育，通过科举成为官僚。朱子学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准则，符合封建王朝的利益，因而成为了它的精神武器。

朱子学在朝鲜是高度合一的封闭型文化体系，它包罗了自然、社会、政治、伦理、宗教于一体的“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图式。这种文化系统是社会政治系统未经分化的“政教合一”的体系，也是近代朝鲜出现所谓文化“二元”对立和冲突的根本原因。朝鲜王朝初期，因导入程朱学，其理念成为精神上的支柱，随之政治上也非常活跃。但到了后期失去了朱子学原本精神，脱不了末端的执著褊狭性，结果很难达到政治上的发展。在这种一元文化体系中，道德、精神与王权政治紧紧凑在一起而产生了所谓的“执著褊狭性”或“斥邪论”特点。换言之，初期因排佛而形成的“斥邪论”，伴随朱子学的发展而形成“执著褊狭性”，此乃近代朝鲜在文化交流方式上出现极端化现象的主要的历史文化根源。

朝鲜采用儒教思想治理国家，忠、孝被认为是最大的美德。在官方的许可下，一些引退的士大夫和有学问的大学者在家乡建立了书院，并在全国得到推广。书院享受免税的待遇，并有自己的田产。但是到王朝末期，书院已经成了儒生发泄对政权不满的地方，因此很多书院被下令关闭。17世纪以后，朝鲜王朝社会逐渐衰落，教育陷入停滞，官方教育的主要内容——儒学中的朱熹性理学派脱离了实际生活，陷于空谈。这时出现了实学派的思想。

新出现的实学派学者认为，人民的生活状况比士大夫所极为珍视的合法性和礼制问题更加重要，“若农民民不聊生，任何国家都无法生存，而即令没有君主，人民却能照样兴旺发达。”这就是构成实学基础的新潮思想。肃宗时期的学者柳馨远在他的《磻溪随录》中提出了下列措建立利益能由大家公平分享的土地制度等措施。但他的建议没有为官方所接受。

官府系统则一心进行内部争权斗争，同时各派在对新儒教礼制的不同解释上发生冲突。到英祖、正祖朝，朝鲜出现了柳得恭、李德懋、洪良浩、朴趾源、朴齐家、洪大容、丁若镛等实学大家，摆脱了已经变成僵死教条的朱子学说的束缚，主张向当时的中国学习利物厚生的学问。朝鲜出现了最初的民族意识、民本意识、改革意识和人道主义思想。除了提出理论之外，实学派在农业、医学、数学、筑城学、工程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也通过当时的中国吸收西洋的先进思想，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在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世宗李祹的积极推动下，学者郑麟趾、成三问、申叔舟、崔恒等人深入研究了中国的音韵学，并在借鉴周边多种民族文字基础上，于15世纪创立了朝鲜民族文字。这是一种采用方块字字形的拼音文字，能准确记录朝鲜语全部发音，也能粗略记录其他民族语言的发音。

正统八年（1443），终于完成了符合朝鲜语音特点的文字标记体系，命名为“训民正音”。世宗亲自撰写序言，在序里阐明了创制新文字的目的，还对每个新创制出的字母作以概括性的说明并列举实例。然后由集贤殿的学者们对新文字加以更加详尽的说明，列举更多实例，编纂成《训民正音》一书，并刊行于世。

朝鲜实学以实学思想表现出的特色大体分经世致用派、利用厚生派、实事求是派。经世致用学派指以李瀷为思想主流的星湖学派；利用厚生学派指以燕行使为队伍的北学派；实事求是学派指金正喜等后期的学斋实学派。其中在朝鲜诸实学流派中，就启蒙、指向近代的意义讲，北学派思想最具先觉者之特色。以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等为代表的北学派，通过出访清朝，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他们冲破了朝鲜排清自大的狭隘民族主义，对儒家传统的尊华攘夷的华夷观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华夷一也”、“北学中国”的进步主张及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利用厚生的具体措施。

朝鲜的文学、绘画、诗歌、音乐、舞蹈也非常兴盛。朝鲜王朝时期，出现了金时习、郑澈、林悌、朴仁老等著名诗人，出现了《热河日记》《壬辰录》《金鳌新话》《谢氏南征记》《九云梦》等小说和文学作品。在十七世纪，还出现了《春香传》《洪吉童传》《沈清传》等用朝鲜文字写成的小说。通俗诗歌和小说的兴起，促使人民注意社会的种种弊端，鼓励人民参加社会改革。

另外，朝鲜使臣来中国的时候，将其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称为《燕行录》，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总数为最多，计二十三种，几占全数的三分之二。其中，康熙一朝就达十三种，乾隆朝占九种，从而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诸多宝贵的史料。

朝鲜宫廷音乐机构创作了朝会雅乐、会礼雅乐、祭礼雅乐，以及《定大业》、《保太平》、《发祥》、《凤来仪》等朝乐大曲，以及《凤凰吟》、《满殿春》、《与民乐》等曲目。

此外，在著名的高丽青瓷的基础上，朝鲜王朝时期还开发出独具特色的朝鲜白瓷。朝鲜王朝在螺钿、漆器、金属、玉石、竹工、木工、牙角、刺绣、砂器等工艺方面也留下了很多具有独特色彩的宝贵遗产。

在与政治有关的宗教政策方面，由于高丽末年时朱元璋曾批评高丽因为尊释轻儒，会导致亡国，所以朝鲜立国后除了世祖和燕山君等几位国王在位时外，历代国王通常采取崇儒废佛的政策，在国内拆毁佛教寺院。即使是崇佛的燕山君，他在朝时亦受到大臣的废佛压力。废佛时，寺院的土地予以没收，并对僧侣征收重税。

在正祖时期，天主教开始传入朝鲜。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用朝鲜政府对西洋天文历法和天文仪器感兴趣的机会，同来京的朝鲜使臣交往，传教士的博学多闻、教堂的庄严崇高、基督教教义表述的新奇观念，也随著这些交往传给了朝鲜使臣。乾隆四十九年（1784），朝鲜使臣李承薰在北京天主教南堂领洗为天主教徒，教名伯多禄。他回国之后开始了秘密传教活动，朝鲜的天主教徒组织的地下教会、信徒迅速增加。但是朝鲜的教会属于自发性质，没有经过教会任命的神职人员，教徒为教徒受洗，不符合天主教教义。但朝鲜严格禁止西洋人入境，所以北京教区主教决定派遣相貌与朝鲜人相同的中国传教士进入朝鲜。乾隆五十六年（1791）12月23日，周文谟教士历尽艰辛，潜入朝鲜国境，随即开始了传教活动，入教信徒有两班显贵，也有卑贱的士卒。朝鲜政府将天主教视为邪教，不断逮捕处决教徒，在得知有中国传教士潜入之后，更是加紧了搜捕，逮捕、拷打教徒。为了保护广大朝鲜教徒的安全，周文谟决定向朝鲜政府自首，于嘉庆六年（1801）4月19日在汉城被处决。此案被称作“辛酉邪狱”，众多教徒和进步思想家如李承薰、丁若镛等人被处刑和流放。

朝鲜初期对付女真的政策，是怀柔与武力并举。一方面，朝鲜接纳归化的女真人，授予官职，开放贸易，进行民族同化，不断扩大在北部朝鲜对女真部落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又不放弃使用武力扩展北部疆土。随着世宗大王女真侵犯的日益频繁，宣德七年（1432），世宗大王对女真采取强硬政策，派遣金宗瑞在图们江边设立钟城、会宁、富宁、庆原、庆兴、稳城六个城塞，强行将女真人的居住地纳入统治，并移民此地，充实北方边境。

明朝和朝鲜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开国的，但在之前的高丽时期，明朝与高丽关系紧张，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后，两国关系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直到明成祖朱棣即位，明朝与朝鲜的关系才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朝贡贸易一年三次，分别是皇帝的生日“圣节”、太子的生日“千秋节”，以及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一的“正旦节”（1531年将正朝进贺移至冬至）。一年三贡成为明朝藩属国中的绝对特例，一直存在于整个明朝统治时期。永乐朝，朝鲜进贡的次数明显增加。除了三个定期朝贡外，朝鲜王朝还以谢恩使、奏请使、进香陈慰使、进贺使、进献使、押送使等名义进入中国朝贡。在这些贡献中，最为特别的就是进献处女和宦官（火者）。明成祖为牵制朝鲜，积极招抚图们江流域的女真人，因此与朝鲜在女真人的管辖权问题上产生了矛盾冲突。朝鲜太宗为控制女真人，封锁了与女真人进行贸易的场所，由此引发了女真人对朝鲜的军事报复。这时期的女真部，同时到明朝廷与朝鲜进贡，接受两国的官职。面对朝鲜对今咸镜北道地区女真人居住地的领土要求，明成祖表示：“朝鲜之地，亦朕度内，朕何争焉。”将这片地区让给朝鲜。

建州卫女真自永乐二十一年（1432）从凤州迁居佟佳江（婆猪江，今浑江）畔之后，地近朝鲜的闾延、江界。因与朝鲜的磨擦、误解增多，朝鲜先后几次对建州卫女真用兵。成化年间，明廷出兵攻打建州女真，朝鲜国王李瑈出兵助剿，斩获甚多。

明万历年间，日本侵略朝鲜（壬辰倭乱），明朝派大兵援朝抗日，最后打败了日本侵略军，保护了朝鲜，被朝鲜颂为“再造之恩”。萨尔浒之战的时候，朝鲜派军来华，助明朝作战。结果，明军战败，朝鲜军队主帅姜弘立等被俘。后金希望朝鲜能够归附，与之共同对抗明朝，为朝鲜拒绝。而且，明将毛文龙占据朝鲜西部的皮岛，在朝鲜支持下，不断渡海袭击后金。后金攻克辽沈后，大量辽民又逃入朝鲜。皇太极继位后，决定征讨朝鲜，使其归服。由于是在军事威胁下缔结的宗藩关系，所以朝鲜与清的关系，远不如与明的关系友好。

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开始攻打明朝。想要联合朝鲜。但朝鲜的大臣们大多数都支持帮助明朝攻打后金。天启七年（1627），后金军侵入了朝鲜，史称“丁卯之役”。双方订立了兄弟国的盟约，但是朝鲜依旧保持与明朝的关系。后金与朝鲜的矛盾也不断激化，皇太极改国号大清并称帝，朝鲜朝野哗然，朝鲜仁祖拒不见清使，不接受其国书。至崇祯九年（1636）十二月，皇太极亲率大军渡江，长驱直入，史称“丙子之役”。仁祖逃至南汉山城，固守待援，被清兵包围。朝鲜援兵几次来解围，都被击溃。无奈之下，仁祖在内外援绝的情况下出降，向皇太极行三拜九叩头礼，朝鲜成为清朝的藩属国。朝鲜向清朝派遣的使节，与向明朝派遣的使节大同小异，只是在对清的定例使行中没有千秋使，取而代之的是岁币使。

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并在此后的二十年里统一全国。清统治者为了缓和与朝鲜的关系，摄政王多尔衮和顺治皇帝相继送还了在清朝做人质的朝鲜王子，还继承了明朝把朝鲜列为第一属国的对外政策。为了减轻彼此的负担，从顺治二年（1645）起，合并每年4次的冬至使、正朝使、圣节使及岁币使为一行，称之为“三节兼年贡使”、“冬至使”或“节行”。清朝还两次邀请朝鲜军队与八旗军队结联合北上讨伐沙皇俄国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的军队，史称“罗禅征伐”。

但是，朝鲜内部反清意识仍然浓厚，朝鲜的一切官方文书均书写清朝年号（与日本的外交文书不书写年号，仅使用干支纪年），而两班士大夫私下继续使用崇祯年号。朝鲜孝宗倡导“北伐论”，朝鲜肃宗建造“大报坛”，朝鲜英祖大量编修明史、宋史等中国史书。朝鲜还认为清朝迟早要败归老巢宁古塔，在败归途中由于受到蒙古的攻击，会转入朝鲜境内，经由朝鲜平安道和咸镜道，转向宁古塔，故朝鲜对此做出积极的防备。18世纪后期，正祖李祘表面上仍强调尊明大义，但实际上已认识到清朝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和朝鲜的相对落后。他对清朝的先进文化和技术抱持着开放、接纳的态度。得益于正祖对清朝文物制度和先进技术的开放态度，“北学运动”在朝鲜蓬勃兴起，“北学派”代表人物有朴齐家、朴趾源、洪良浩等。

朝鲜近代开港之际，清朝促成朝鲜与美国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其后又出兵平息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加强对朝鲜的控制。表面上，朝鲜高宗李熙仍然依赖清朝，暗地里却将目光投向了沙俄，希望借沙俄平衡各国在朝鲜的势力，引发朝俄密约事件。为此，李鸿章授意袁世凯加强对李熙的控制。然而袁世凯的一些高压和过激手段引起朝鲜王室反感。光绪二十年（1894），朝鲜爆发甲午农民战争，王室无力镇压，再次向清朝求援。在清军入朝后，日本也派兵入朝，并拒不撤军。其后日军突袭朝鲜王宫，挟持李熙。随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第二年，清朝战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清朝势力完全退出朝鲜，中朝宗藩关系正式终结。光武三年（1899），清政府与大韩帝国缔结《中韩通商条约》，基本实现从传统宗藩关系向近代邦交关系的转型。

朝鲜被倭寇骚扰历史由来以久。在高丽王朝末年已经有之。太祖大王开国以来，国内政局较高丽末年为稳定，李氏朝廷得以通过各种手段试图消除倭寇的危害。首先，采取外交手段。太祖李成桂先后与日本大内氏和足利氏进行外交交涉。其二，通过通过武力。一方面朝鲜加强海岸的防御力量，武力抗击倭寇的入侵﹔另一方面，李成桂一度发兵攻打倭寇的巢穴。这也只是治标之策。第三，使用招抚、怀柔手段，收留向化的倭人，授予官职予以笼络。第四，允许一定范围内与倭人贸易，允许倭人在朝鲜近海捕捞，试图缓和倭患。

在朝鲜王朝与日本诸多势力之间，对马岛豪族宗氏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宗氏是日本的对马守护，也是朝鲜的“对马岛主”。历代以来割据朝鲜海峡上的对马岛，积极与朝鲜半岛开展贸易活动。宗氏在室町、江户时代一直作为日本对朝鲜外交的桥梁。但是，朝鲜与对马的融洽关系却因宗贞茂的死亡而一度中止。宗贞茂死后，实权落入倭寇魁首早田左卫门大郎手中。永乐十七年（1419），当时对马岛粮食歉收，为解决生计问题，对马岛的倭寇袭击了忠清道庇仁（今韩国忠清南道舒川郡）和黄海道海州（今朝鲜黄海南道海州市）一带海岸。为还以颜色，当时已退位为上王的朝鲜太宗李芳远，让自己的儿子——刚刚即位的世宗大王李裪——下旨征讨作为倭寇跳板的对马岛。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永乐十七年（1419）6月，世宗大王任命李从茂为水军司令，统率227艘战舰、1.7万大军进攻对马岛。经过一番交战后，宗贞盛害怕朝鲜军队久留对马岛，于是投降请求停战，并声称7月时海面上将会出现风暴。朝鲜军队于7月3日退回巨济岛。最后，不胜其扰的宗贞盛奉书乞和，这场战争实际持续了不到一个月就结束了。宣德三年（1428），朝鲜设立“通信使”。正统八年（1443），朝鲜与对马岛主缔结《癸亥约条（癸亥条约）》，规定对马岛每年向朝鲜派“岁遣船”50艘，朝鲜每年“岁赐米豆”200石等，确立了贸易关系。

万历二十年（1592），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明朝派兵援助。在明朝援助下战胜了日本侵略军。事后与日本断交，至万历三十七年（1609）才正式恢复外交关系，通过岁遣船和通信使往来。近代以来，光绪元年（1875），日本发动“云扬号事件”。但清朝不愿为朝鲜“炮击日舰”负责，忙于应付沙俄，列强急于打开朝鲜大门，朝鲜被孤立。光绪二年（1876）日本迫使朝鲜签订了《江华岛条约》。日本取得一系列经济权益。光绪二十年（1894）为了与中国争夺朝鲜的宗主权爆发了甲午战争。由于清军战败，翌年签署《马关条约》，朝鲜停止和清朝的藩属关系。为遏制日本，明成皇后试图拉拢俄国成为日本的绊脚石。光绪二十一年（1895），明成皇后在景福宫玉壶楼被日本右翼暗杀并焚尸，史称“乙未事变”。日本驻朝鲜全权公使三浦梧楼被认为是乙未事变的主导者。虽然日本政府在国际舆论压力下被迫宣布处罚肇事者，并将“不干涉朝鲜”方针通告各国，但朝鲜贵族纷纷逃入俄、美等国使馆以求保护，朝鲜国王也逃入沙俄使馆。

在甲午战争后，日本打败了清政府，但因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在朝鲜统治阶层中威信扫地，反而使朝鲜统治者倒向了在此事件中有突出表现的沙俄。为消除沙俄对朝鲜的影响，最终达到完全霸占朝鲜的目的，日本卧薪尝胆近十年，最终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占领朝鲜全境。光武九年（1905），伊藤博文强迫朝鲜签订《乙巳保护条约》。按照条约，朝鲜在军事上接受“保护”，外交归日本外务省掌管，国王和内阁都成了伊藤的傀儡。在这以后的3年间，伊藤博文俨然成了朝鲜的太上皇。朝鲜的法令和高官的任免，都操于伊藤之手。日军以重兵讨伐缺乏武器和组织不严密的朝鲜志士掀起的义兵运动，义兵运动在牺牲数万人后失败。光武十一年（1907），伊藤博文借口海牙密使事件废黜高宗。隆熙三年（1909），安重根在哈尔滨车站击毙了来访的伊藤博文。隆熙四年（1910），《日韩合并条约》签署，朝鲜王朝灭亡。

参见：朝鲜王朝身份制度

由于历史缘故，朝鲜半岛深受佛教和儒学的影响。朝鲜族重视“长幼尊卑”，孝顺父母、尊师重道和孝敬长辈是为人的原则。晚辈对长辈说话时必须使用敬语，对自己年龄稍大的也应如此，以示有礼。

1392年李成桂建国以后，沿用高丽时期衣冠制度，同时采用明朝礼制，初步制定百官冠服制度。根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朝鲜王朝王服、王世子服和百官服主要形成于朝鲜世宗时期，王妃服主要在朝鲜成宗时期成为定制。除国王冕服和王妃服直接由明朝赐服外，百官服是通过参考《通典》《文献通考》等中国古典文献和唐、宋、明时期制度制定完成。清朝兴起以后，朝鲜王朝虽臣服于清，但是在服饰制度方面依旧使用明朝时期旧制。

朝鲜王朝文武官冠服制度借鉴了明朝的《洪武礼制》，吸取了明朝冠服法律制度中用梁冠的梁数。官袍补子纹样等方式对文武官的官级、官职进行区分。在冠服禁令及冠服礼律方面，《经国大典》刑典的禁制条以及朝鲜国王下达的服色禁令，对上至朝臣、下至百姓冠服服色的使用进行严格限制，同时还颁布了奢侈禁令及礼律，对贵金属、宝石类配饰，以及绫罗纱缎等高级服饰面料的使用阶层进行严格界定，还规定各阶层人群衣服升数、下裳褶数等要求。

主词条：朝鲜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