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8月11日（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三）夜晚，在上海苏州河北的闸北西唐家弄（今天潼路814弄35支弄）的私家花园徐园内“又一村”的游艺晚会上，法国文化商人放映了“西洋影戏”（当时的上海人流行将电影这个新的艺术形式称为“西洋影戏”），当时共放映《马房失火》等14部短片。这是上海第一次放映电影，也是中国第一次放映电影。影片是穿插在“戏法”、“焰火”、“文虎”等游艺杂耍节目之中放映的。

上海第一家电影院究竟属谁？学术界对此有分歧。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西班牙电影放映商雷玛斯在虹口乍浦路跑冰场内放映电影，后迁至四马路（今福州路）青莲阁茶楼放映，一说认为这是上海第一个电影固定放映点，但不是正式的电影院。

一说是跑马厅对面用芦苇棚搭盖的幻仙戏院。此院的建造晚于青莲阁下没有招牌的电影院。光绪末年，上海泥城桥西路北有一块空地，因租地盖房的纠纷，两姓打官司，结果因未纳足地税，致被判决“该地十年不得盖屋”。后来有人利用这块空地，租借搭一席棚，外围铁皮，专演电光影戏，便是幻仙戏院。但由于当时上海人对电影兴趣不大，所以幻仙戏院开设不久就关了门。但也有人认为幻仙戏院仅是当时空地上临时搭建的一个芦席棚，且时间较短，不能视为正式修建的影院。

另一说是雷玛斯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乍浦路溜冰场建立的虹口活动影戏院。 初建时是一个用铁皮搭建成的有250个木板座椅的简陋房子，又称铁皮房子。1908年12月22日开始正式营业，首映西方影片《龙巢》。因规模较大，存在时间长达90年，且史料记载丰富，学术界大多认为这个后来所谓的“虹口大戏院”是上海首家正式电影院。

而虹口，因20世纪初电影院数量之多居上海全市电影院的三分之一，且早期电影院聚集于此，无疑成为了上海电影院的发祥之地。

中国人第一次尝试拍摄电影，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开设在北京的琉璃厂的丰泰照相馆摄制的。

1907年意大利人阿·劳罗来到中国，先是经营影片放映，后来开始进行拍片活动。1908年3月他在上海拍摄新闻短片《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这是上海最早由外国人拍摄的一部新闻纪录影片。

1909年美籍俄裔电影商人滨杰夫·布拉斯基（BenjamainBrasky）在上海香港路5号，创立亚细亚影戏公司，这是由外国商人在中国投资第一家电影制片公司。亚细亚公司在上海成立后，拍摄过几部短片，在上海拍摄《不幸儿》，在北京拍摄《西太后》，在香港拍摄《偷烧鸭》等，但没能引起观众兴趣，票房甚差。后亚细亚公司产权全部转让给上海南阳人寿保险公司经理美国人依什尔（A.Yiesel）和另一个美国人萨弗（T.H.Suffert）。辛亥革命爆发后公司停业一年，1913年才重新开业，并聘请美化洋行张石川为公司顾问兼导演。依什尔、萨弗、张石川与朋友郑正秋等人合作，拍摄了《黑籍冤魂》（以失败告终）、《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等文明新戏。《难夫难妻》是在“西洋影戏”一统中国影坛的情况下破土发芽的，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现代进步电影的开山之作。其编导郑正秋先生是中国电影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有人誉其为“中国电影之父”。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亚细亚公司关门。由于法德等过忙于应付战争，美国影片趁机垄断了上海电影市场。美国胶片也在1916年运抵上海推销，使得上海一度停顿的摄制影片得以复苏。

张石川与郑正秋、新剧家管海峰等人集资在徐家汇创办幻仙影戏公司。开业摄制的首部电影就是此前亚细亚公司没有拍摄成功的文明戏《黑籍冤魂》，受到上海市民欢迎。《黑籍冤魂》是中国故事片的创始，从短片到长片的过渡性作品，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有其应有的地位。幻仙影戏公司是中国人自己集资创办的第一家在经济上拜托了外国商人的自主影片公司，后终因资金短缺而宣告歇业。

电影从国外传入中国，从无声到有声，从蜡盘发音到片上发音，以及中国自己制作有声电影，上海都位居全国之先。

20世纪初，上海的一些戏院就为放映“有声影戏”大作广告，然而当时放映的“有声影戏”其实只是用唱机配音而已。真正的有声电影技术诞生于美国。1927年，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电影——由美国华纳公司拍摄的、著名歌手阿尔·乔生主演的《爵士歌》在纽约华纳剧院公映，虽然没有完全配音，只是在片中插入了几段道白和歌唱而已，但受到观众鼓掌欢迎，轰动了整个美国。1929年，第一部“百分之百会说话的电影”《纽约之光》正式诞生，宣告默片时代的结束。当时的中国放映市场已被美国电影所垄断，所以美国有声电影也很快成批地运到中国来放映。

1929年前，上海各电影院装备的都是无声片放映机。1929年美国工程师携带着发音机来到上海，装在夏令配克大戏院里，这是上海第一家装置有声放映机设备的影戏院。1929年2月9日夏令配克大戏院首次公映美国影片《飞行将军》，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公开放映有声电影。随后，上海各首轮电影院也紧跟时代潮流，掀起了有声电影放映热潮。

然而事情发展出乎意料，外国有声片在中国的开映虽轰动一时，观众踊跃，但很快在营业上出现衰落迹象。原因很简单，绝大多数中国观众听不懂英语。

由于条件不足，舆论界对中国是否应该摄制有声片展开了激烈争论，影片公司也犹豫不决。1930年，上海天一影片公司开始了最早的尝试，用蜡盘发音的方法，摄称一部试验性短片《钟声》。可惜同年7月因摄影场失火被烧毁。1931年，明星公司开始和法商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合作录音摄制《歌女红牡丹》，该片利用有声条件，在片中穿插了四个京剧剧目的精彩片段，上映后轰动一时。两个月后，友联公司与大中华唱片厂合作拍摄了中国第二部有声片《虞美人》，也颇受观众喜爱。

中国第一部片上发音的影片是由大中国影片公司和暨南影片公司合股摄制的《雨过天青》，但由于内容流于俗套，并且是租用日本机器在日本拍摄的，公映之时正值“九一八”前夕，因而在营业上并不成功。中国第二部片上发音的影片《歌场春色》由天一影片公司摄制，也是第一部在中国本土摄制的片上发声影片，聘用了一批电影和歌舞明星做主演，相当轰动。

从1931年至1963年，是默片和有声片的交替并存时期，默片在总数上仍占多数。直到1963年以后，有声片才取代默片，占主要地位。

（1932~1937）

1931年沈阳“九一八”事变爆发，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严重毁坏了中国众多电影制片公司和电影院，战争使得中国电影工业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也给广大电影工作者带了精神上的极大刺激，大批抗日新闻纪录片涌现。

中国电影界开始发生新的变化，银幕上那些脱离现实的神怪魅影和老套的言情故事，观众已经延误。国难当头，电影面临严峻形势，只有摄制反应现实生活、斗争和大众愿望的影片，才是重获发展的出路。于是中国电影界在1932年出现了一批反映抗日斗争和描写现实生活的故事片，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各制片公司纷纷开始寻求与左翼文化人的合作，拍摄激进的影片，制造市场的卖点，从而为“新兴电影运动”的发生提供了契机，形成了中国电影创作的一个新的转变时期，1932年也成为了中国电影的转变年。

1933年2月9日，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协会委员包括了当时中国电影界一批编剧、导演、演员、摄影、音乐、技术等各方面的人才。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的成立，表明电影界广泛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标志着以广大进步和正直的电影工作者为主体的，左翼文化人士参与的一场“呼应社会转型，促进电影变革和创新”的新兴电影运动全面展开。

张石川、郑正秋等人于1922年成立的明星影片公司，随着负责人思想上的转变，也从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电影企业转变成了新兴电影运动的一个基本阵地。自1932年起，明星影片公司聘请左翼作家当编剧顾问，陆续拍摄了一批中国最早的新兴电影，重要作品有《狂流》、《春蚕》、《铁板红泪录》、《女性的呐喊》、《姊妹花》等。1933年由于各大影片公司都出品了不少优秀新兴电影，创作成果丰硕，这一年被誉为“中国电影年”。各大公司重要作品有联华影业公司《三个摩登女性》（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新兴电影）、《母性之光》、《城市之夜》、《渔光曲》，艺华影业公司《民族生存》、《肉搏》，电影通片公司《桃李劫》、《风云儿女》（影片主题曲为《义勇军进行曲》）、《自由神》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的枪声打响。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正式成立。在其促进下，上海电影界人士于7月30日在明星影片公司召开大会，宣告中国电影工作人协会成立。同时，在中国电影工作人协会下成立中国电影界救亡协会（后改名为中国电影界救亡委员会）。8月4日，上海电影编剧导演人协会成立，号召电影工作者以实际行动为抗日战争服务。

抗战开始，由于上海的摄制场所沦为战区，制片工作只能暂停，电影工作者们积极参加了蓬勃发展的救亡话剧工作，各个救亡演剧队到前线去演出。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成为“孤岛”，大部分电影工作者奔赴内地及其他地区开展工作。“孤岛”随处四面包围之下，但上海的租界不同于东北、华北的沦陷区，日军未能实现对租界的“代管”，这也是“孤岛”电影能生存下来的政治背景。

日军的侵略使中国电影业损失惨重，到1937年下半年，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几乎所有的大制片公司被迫停业，明星影片公司和联华影业公司也从此推出了历史舞台。只剩下新华影片公司一家因分厂地处租界，免于战火，尚能继续拍片。1937年，新华公司老板张善琨投拍大型古装片《貂蝉》，1938年在香港最终完成拍摄，在上海连映70天，创下了战时影片的放映纪录。随后，一些公司也复工，拍摄了少量作品。1939年，张善琨以华成影片公司的名义，出品了电影《木兰从军》，通过借古喻今的含蓄手法，以表演杀敌卫国的主题。《木兰从军》创下了票房新高，是“孤岛”成就突出、影响最大的一部古装影片。

在此后一年时间中，掀起了一股古装片热。由于特殊的政治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投资心态，使得“孤岛”时期的电影生产在总体上体现为一种商业竞争行为。但其末端，又朝相反方向发展，以致造成古装片泛滥，呈现良莠不齐的状况。

1940年是“孤岛”影坛的民间故事年，即古装片泛滥时期，而1941年影坛就出现了“时装片”创作热潮。影评界对古装片泛滥进行认真的批评与引导，还极力敦促电影界加强对现实题材的电影拍摄。其中较为优秀的作品有《生死离别》、《夜半歌声续集》、《新姊妹花》、《家》、《天涯歌女》等。

1941年日军占领整个公共租界，“孤岛”成为沦陷区，“孤岛”电影也为日伪电影所代替。日军非常重视电影的宣传作用，在上海培养电影汉奸，利用电影汉奸在中国电影中灌注殖民主义思想，拍摄“以恋爱为中心”和“大题材的中国电影”方式出现。新华公司老板张善琨首先公开投敌。1942年，新华、华成、新艺、金星等12家公司在日军和汪伪政府的操纵下实行合并，改组为中国联华制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联”），张善琨任经理。日伪利用“中联”、“华影”出品了一些隐晦曲折的“间接国策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博爱》、《万世流芳》、《春江遗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电影也出现了新的阶段性变化，电影生产格局进行了重新调整，上海再度成为中国电影的中心，终于结束了战争时期形成的独特态势。

随着战时到大后方或香港的大部分电影从业人员相继回归上海，加上原来一直留守上海的一部分，上海便再度成为电影从业人员的聚集中心。尽管长春、北平、南京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也有一些制片机制，但由于各种原因，出品数量并不多。而由于国民党官方几乎接收了全部敌伪电影资产，战后最重要的一批电影机构，如官办的中央电影企业公司一厂、二厂，以及民营的昆仑影业公司、文华影片公司、国泰影业公司、大同电影企业公司等，都集中于上海。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的约四年时间里，共生产了约二百部影片（不包括香港），80%以上均是由上海的制片公司出品的，其中优秀的影片，也绝大多数由上海生产。

面对国民党的电影垄断和对电影的加强检查政策，以及美国好莱坞影片的倾销等情况，民族电影的生产和创作环境依然颇为艰难。然而。在民族资本家与爱国进步电影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一大批艺术佳作《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小城之春》、《乌鸦与麻雀》等接踵问世，在艰难中创造了辉煌。

1949年，上海即将解放。中央电影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委任于伶、钟敬之负责接管上海电影方面的工作。同年11月16日，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厂址梵黄渡路（今万航渡路）618号，后迁漕溪北路595号。于伶任厂长，钟敬之任副厂长。

为了解决私营电影公司的剧本荒，在夏衍的指导下，叶以群、陈鲤庭创办上海电影文学研究所，约请作家编写电影剧本，供私营厂拍摄采用，同时也为新建的上海厂提供剧本。

1952年2月1日，上海7家私营影片公司，以长江昆仑联合电影制片厂为基础，组成国营性质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由于伶兼厂长。从此，上海结束了私营电影的历史。

1953年2月2日，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与上海电影制片厂合并，其名仍沿用上海电影制片厂，属文化部和中共上海市委双重领导。这样，上海的电影事业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从此结束了中国民营电影的历史。上海电影制片厂人才云集，规模宏伟，被称为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

20世纪50年代后期，新中国电影事业面临着严峻的局面，电影创作出现明显的停滞。

1961年中共中央对文艺政策及时进行调整，“双百”方针重新得到倡导，电影创作出现转机、理论界自由争鸣。196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上海电影局副局长瞿白音在《电影艺术》第二期，发表《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简称《创新独白》）一文。文章发表后，在全国电影界引起轰动。

这个时期，上海电影步入建国以来辉煌时期的顶峰。故事片产量回升，质量提高。舞台艺术片空前繁荣，科教片达到较高水平，美术片出现经典之作，由万籁鸣导演，根据《西游记》改编的中国第一部彩色动画长片《大闹天宫》，影片问世后，受到国内外观众高度赞扬，并在国内外电影节多次获奖。

这个时期，中国影坛举办了两届“百花奖”，上海电影囊括了第一、第二届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最佳科教片、最佳美术片三项大奖。几乎包揽了故事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最佳配角、最佳作曲等单项奖，是建国以来，上海电影的辉煌时期。

文革期间，上海电影界遭到严重摧残，电影发展停滞不前。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历史开始了一个新时期，电影事业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政治经济改革开放、思想文化多元解放的背景下，上海电影迎来了建国以来的又一个黄金时期。

解放前，中国的电影业基本上集中于上海，而在上海有过制片活动的电影企业，总数约200家。上海的电影制片业，若从资金来源划分，可以分为外商、民营和国民党官办等3种类型，而雄踞上海影坛的当推民营电影企业，占总数的90%以上。但是，在众多的民营企业中，大多数公司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公司甚至一片未拍，即已销声匿迹，而稍具规模、能均衡制片生产的，约十几家。

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起过较大影响和作用的，二三十年代有影坛五虎将之称的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明星）、天一影片公司（简称天一）、联华影业公司（简称联华）、艺华影业公司（简称艺华）、新华影业公司（简称新华）等5家；战后时期主要是昆仑影业公司（简称昆仑）和文华影业公司（简称文华）两家。30年代的电通影片公司和40年代的昆仑影业公司，实质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民办面目出现的电影公司。

新中国成立后，即成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并通过对私营电影制片公司的改造，积极引导，分步到位，1953年2月，上海终于实现了国营与民营电影的并轨，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电影基地。

亚细亚影戏公司1909年由美国人宾杰门·布拉斯基(BenjaminBrasky)创办于上海。曾拍摄短片《西太后》和《不幸儿》，时值辛亥革命的前夜，影片不受群众欢迎。1912年，布拉斯基将公司和部分资财转让于上海南洋人寿保险公司美国人依什尔和萨弗(T．H．Suffert)，但此二人不谙中国国情，遂邀请上海洋行广告部买办张石川担任顾问。1913年，张石川邀请郑正秋、杜俊初经营三等组织新民公司，专事承包亚细亚影戏公司的编、导、演业务，资金和技术则由亚细亚影戏公司提供。当年，由郑正秋编剧并与张石川联合导演的《难夫难妻》，是中国人拍摄的第一部短故事片。与此同时，还拍摄了一部纪录上海民众声讨袁世凯、革命军攻打制造局和吴淞炮台实况的新闻片《上海战争》。之后，郑正秋离开新民公司，在张石川的主持下，仍继续为亚细亚影戏公司拍摄了《活无常》、《五福临门》、《二百五白相城隍庙》、《脚踏车闯祸》、《一夜不安》、《老少易妻》、《死人偷洋钱》等近20部短故事片，内容多属庸俗无聊或滑稽打闹之类，但对电影表现手段的运用，起到了学步与试探的作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胶片来源断绝，亚细亚影戏公司即告歇业，新民公司也随之解体。

1922年3月，由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苹创办于上海贵州路7号亭子间，原大同交易所旧址。

最初拍摄滑稽短片，但营业不佳。1923年，公司决策层决定以“补家庭教育暨学校教育之不及”为制片方针，宣称“明星点点，大放光芒，拨开云雾，启发群盲”的拍摄宗旨，转而投拍正剧长片《孤儿救祖记》，大获成功。遂相继拍摄《玉梨魂》、《最后的良心》、《挂名的夫妻》等以妇女的悲惨命运为题材的故事片。

1930年摄制中国第一部蜡盘配音有声片《歌女红牡丹》。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公司领导人接受新文化工作者的建议，顺应时代的潮流，制订了新的制片方针，建立由洪深、夏衍、郑伯奇等参加的编剧委员会，陆续摄制了《狂流》、《女性的呐喊》、《脂粉市场》、《前程》、《铁板红泪录》等20余部揭示社会矛盾、反映人民呼声的左翼影片。但随着国民党当局对文化控制的加强，夏衍等被迫退出，该公司的电影创作经历了一个低落时期。

1936年春，公司新建的枫林桥总厂完工，同年7月进行改组建立一厂、二厂，提出了“为时代服务”的制片方针，并“立即从事国防电影的摄制”，“尽一点救亡图存的微劳！”从而摄制了《生死同心》、《压岁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优秀影片。

1937年抗战爆发后，生产陷于停顿。翌年，总厂又毁于战火，被迫停业。该公司从成立到结束，历时15年，共拍摄无声故事片142部、有声故事片50部、动画短片13部、短纪录片30余部。曾创办《明星》、《明星特刊》、《明星月报》、《明星半月刊》等杂志和明星影戏学校，是中国电影事业发展史上经营时间最长、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民营影片公司。

天一影片公司于1925年6月，由邵醉翁（仁杰）、邵村人（仁棣）、邵山客（仁牧）、邵逸夫（仁楞）兄弟创办于上海虹口横浜桥。

公司成立之初，拍摄了《立地成佛》、《女侠李飞飞》和《忠孝节义》等5部影片。其后所拍摄影片多取材于民间故事和古典小说，如《梁祝痛史》、《铁扇公主》、《义妖白蛇传》等。

1928年起随着火烧片、武侠片的盛行，曾拍摄《火烧百合台》、《血滴子》等。1931年拍摄的《歌场春色》，是中国最早的两部片上发音的有声片之一。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在左翼电影运动的影响与推动下，于1933年拍摄了《挣扎》、《飞絮》、《飘零》等反映现实的影片。

1934年后，相继拍摄了《王先生》、《花花草草》等片，并在香港成立公司分厂。1937年结束在上海的制片活动，将全部资金、设备转移香港，成立南洋影片公司。

自1925年至1937年。该公司在沪共完成故事片约百部（包括有声片35部），长短纪录片20部。

1930年8月，在罗明佑的策划下，由他主持的华北电影有限公司与黎民伟主持的民新影片公司，和吴性栽主持的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合并，又吸收在上海经营印刷业的黄漪磋参加组成。最初全名为“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1932年后改称联华影业公司。罗明佑任经理。

公司在北平、上海两地分别设立联华演员养成所和联华歌舞班；制定了取法西方资本主义电影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加强了与东北、华北、上海、西南、华南的影院网的联络与管理工作；并进而提出“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制片口号。

1936年8月，联华影业公司由吴性栽组织的银团华安公司接办，黎民伟退出并恢复民新影片公司。吴性栽成立华安总管理处，但对外仍沿用联华的名义，止于1937年7月。

从1930—1937年，先后摄制故事片77部，长戏曲片1部，短故事片多部，以及动画片《狗侦探》、《国人速醒》等2部。

联华的出品，在不同的阶段，是有起伏的。但就其主流来看，能贴近现实生活，反映时代精神，在艺术上注重人物性格刻划，已摆脱了文明戏的影响，更多地着眼于对电影特性的运用与掌握，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在观众中产生了与“明星”、“天一”的影片的不同印象，称“联华”为新派，称“明星”、“天一”为旧派。

公司曾编辑出版的《联华画报》，始为周报，后为半月刊；《联华星期通讯稿》，系周刊，主要介绍联华公司拍摄影片的动态、通讯报导，共出版32期。公司还曾编辑出版《联华年鉴》，1934年和1935年共出版两期。

1932年10月，由严春堂（棠）创办于上海。初名“艺华影片公司”，开始投产影片。

1933年扩大规模，在康瑙脱路（今康定路）金司徒庙附近新建摄影棚。9月，改组为艺华影业有限公司。严春堂任经理。请田汉主持影片创作并领导编剧委员会，阳翰笙、沈端先（夏衍）也参加剧本创作，成为左翼电影运动开辟的一个新阵地，先后完成了具有鲜明的抗日反帝色彩的《民族生存》、《肉搏》、《中国海的怒潮》和《烈焰》等4部影片。

同年11月12日，发生国民党特务组织捣毁艺华公司事件，并散发署名“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的传单。这一事件不仅震动全国，也激起了海外爱国华侨的义愤。

在此以后的两年里，通过田汉、阳翰笙的努力，公司摄制了影片《女人》、《黄金时代》、《生之哀歌》、《逃亡》、《凯歌》等11部，其中进步影片仍占多数。

1935年春，田汉、阳翰笙相继被捕，黄嘉谟、刘呐鸥等被有关方面派进艺华，操纵了创作与制片的大权，并随即进行改组，改变制片方针，提出所谓“意识与兴趣并重，品质与产量均等”的主张。

从1935年下半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止，又摄制了《化身姑娘》（正、续集）、《新婚大血案》、《弹性女儿》、《女财神》、《三O三大劫案》等19部。其中《化身姑娘》被认为是“软性电影”的代表作。

上海沦为“孤岛”后，由严春堂之子严幼祥出面主持，继续摄制影片《凤求凰》、《三笑》等54部。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歇业。

1934年由张善琨创办于上海。起初在斜土路建成一个小摄影场，投拍影片《红羊豪侠传》等3部，获利甚丰。于是增添设备，扩大规模。特约田汉为编剧，进步力量从创作、人才等各方面均予以支持，使之成为摄制国防影片的基地之一。

从1936年起，摄制了故事片《长恨歌》、《狂欢之夜》、《壮志凌云》、《夜半歌声》、《青年进行曲》等11部，和戏曲短片《周瑜归天》、《林冲夜奔》等；并于1937年初，派摄影师赴绥远前线拍摄新闻片《绥远前线新闻》。

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新华”率先恢复拍片，先后摄制了故事片《貂蝉》、《武则天》、《岳飞尽忠报国》、《西施》、《欲魔》、《铁窗红泪》、《江南小侠》等40部和戏曲、曲艺短片《三娘教子》、《宁武关》等2部。其间，又设立华新、华成两家公司，拍摄《木兰从军》、《日出》、《少奶奶的扇子》、《林冲雪夜歼仇记》、《苏武牧羊》、《云裳仙子》、《葛嫩娘》等影片50余部。

1940年底，张善琨将新华影业公司“出盘”于美商中国联合影业公司，但仍保留新华影业公司名义。1942年2月，并入中华联合制片有限公司（简称“中联”）。

公司编辑出版的《新华画报》月刊，1936年6月创刊，以探讨电影艺术理论、宣传国产影片、报道影界动态及本公司拍摄花絮为主。曾发表《中国电影剧本的发展阶段》等文章，开展关于“国防电影”的讨论。1940年终刊。

昆仑影业公司于1946年由夏云瑚、蔡叔厚、任宗德创办于上海。

1947年6月同联华影艺社合并，仍名昆仑影业公司。夏云瑚任总经理兼厂长，孟君谋任副厂长兼厂务主任。原联华影艺社摄制的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和《八年离乱》（《一江春水向东流》上集）也由昆仑发行。

改组后的昆仑公司，继续和发扬了三十年代左翼电影的传统，成为战后进步电影的重要基地。为加强对影片创作的领导，成立了编导委员会，由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陈白尘、沈浮、陈鲤庭、郑君里任委员。阳翰笙、陈白尘先后任主任。

从1947—1949年间，共摄制影片《天亮前后》（《一江春水向东流》下集）、《新闺怨》、《万家灯火》、《关不住的春光》、《丽人行》、《希望在人间》等6部。又在解放前即已投入摄制而完成于解放后和解放后拍摄的影片有《三毛流浪记》、《乌鸦与麻雀》、《武训传》（上、下集）、《我们夫妇之间》等。

1951年9月与长江电影制片厂合并，成立公私合营的长江昆仑联合电影制片厂。1952年1月又并入国营性质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简称“联影”）。

国泰影业公司于1946年7月由柳中亮、柳中浩兄弟创办与上海。柳中亮任懂事长，柳中浩任总经理，李大深任经理、徐欣夫任厂长。田汉、于伶、洪深、张彻、吴天、刘沧浪、包蕾等人参加编写剧本。

1948年1月，柳氏兄弟把资本拆开，国泰影业公司由柳中浩继续经营。三年内共摄制故事片《民族的火花》、《湖上春痕》、《无名氏》、《裙带风》、《龙凤花烛》、《假面女郎》、《忆江南》、《春归何处》、《鸾凤怨》、《夜茫茫》、《十步芳草》、《平步青云》、《残冬》等三十部。

1952年1月1日并入国营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

文华影业公司于1946年8月由吴性栽创办于上海徐家汇三角街30号，是一家制作态度严肃，并能均衡生产的民营电影制片企业。

吴邦藩任经理，陆洁任厂长。文华的创作力量，主要是上海苦干剧团人员。黄佐临、桑弧负责艺术创作，创作骨干有柯灵、陈西禾等，曹禺也参与编导。

1947——1949年，摄制了故事片《不了情》、《假凤虚凰》、《太太万岁》、《夜店》、《艳阳天》、《小城之春》、《表》、《哀乐中年》以及戏曲艺术片《越剧精华》等12部。

“文华”的影片，倾向进步，题材多样，风格各异，注意艺术品位，与“昆仑”的影片，相映成辉。

1949年上海解放后，继续摄制故事片《腐蚀》、《我这一辈子》、《思想问题》、《关连长》、《姐姐妹妹站起来》等。1952年1月，并入国营性质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

胡蝶、徐来、阮玲玉、陈燕燕、王人美、袁美云、叶秋心、黎明晖

上官云珠、张织云、艾霞、黎莉莉、林楚楚、顾兰君、严珊珊、李丽华、梁赛珍等

龚秋霞、周璇、潘迪华等

周空空、邵庄林、刘春山、沈浮、韩兰根、汤杰等

张雨亭、尚冠武、孙瑜、金焰、张慧冲、张慧民、张晴浦、查瑞龙等

但二春、郑小秋、顾宝莲、黎铿、葛佐治、蔡楚生、陈娟娟、胡蓉蓉、凤凰、王龙基等